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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學與人生

竺柏岳

  文學藝術起源於人類生活原始階段。由於勞動過程中筋力的張弛和工具運用的配合,發出勞動的呼聲,於是有了音樂的節奏,舞蹈的節拍和詩歌的韻律,誠如漢代《淮南子‧道應訓》所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文藝家在艱難生活的歷練中有所感悟,才寫出切身體驗的作品,以告慰世人,例如著名的《詩經‧東山》裡一位戰士寫出久役將歸故鄉的心情:“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製彼裳衣,勿士行枚。”詩人在說,我從出征去東山,長月累月不回還。今我東山啟程,小雨紛紛下不停,我快離東山歸,念著西方使我悲。縫件普通新衣裳,不綁裹腿再打仗。詩中充滿對家鄉和親人的懷念。
  魯迅先生說到為什麼寫小說,說是:“必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我怎樣做起小說來》)魯迅受到老友錢玄同的約稿,欣然執筆寫出新文學史上開山之作《狂人日記》,從此一發不可收,將胸中多年累積的對社會的感受傾瀉而出,結集為《吶喊》《彷徨》,從而成為新文學史上開山祖師。
  可是,近日讀到一則奇聞《都是文學惹的禍》《《作家報》2013.7.13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該文說:冬天裡,在一棟居民雜屋間門口地上,一女子身邊放著幾件衣服和被子。一群老人圍著她問何以睡在這裡。經媒體記者了解,才知此女子是作家,多年不工作,離婚後她把房子賣了,無依無靠的她去找唯一的親人姐姐,姐姐卻拒之門外,她只好露宿在姐姐所住小區雜物間門口。鄰居們給她送衣物,又找她姐姐訊情。姐姐責備她不做事,又把父母的房子賣得20萬元揮霍一空,連飯都沒有吃還寫什麼小說?面對鏡頭,女作家衣衫襤褸頭髮散亂,表示會去找工。人們望著她遠去的背影,無不思考:寫作與生活的關係該如何擺正?
  人生在世,應謀得衣食住行,否則,何以生存?這需有一份職業貢獻社會,然後才可以搞創作。事實上,許多作家也有並不順心的經歷,但大都順利闖蕩過關。當然,也有讓人惋惜之事湧現,例如陝北出生的路遙,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用21天廢寢忘食,寫成十三萬字小說《人生》,害了一場大病。1981年發表後,得到巨大反響,改拍電影放映,轟動全國。其後,他寫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每天伏案十五六小時,只留下20分鐘散步,有時忘記吃飯,終於用四個月寫成21萬字。然而,給他帶來的是病魔纏身,又長期不善於與妻子進行情感溝通,終於,下放陝北的北京籍知青妻子在醫院路遙床前辦離婚手續後回歸北京,不幾天路遙離世,享年四十二歲,讓世人為他扼腕嘆息。路遙之死引出一個話題,即怎樣正確處理創作與家庭及日常生活的關係,才能保證作家的健康與作品的豐收以及家庭的和睦。
  行文至此,筆者忽然想到詩人海子脆異的人生軌跡。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出生於貧苦農家,系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父母把希望寄託在長子身上,供他讀小學,直至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後,他領到第一份薪水90元,就給家寄去60元,另一次是1988年底,海子帶母親到北京遊玩,臨走時給母親三百元,母親用這筆錢購置一台黑白電視機。1989年春天,他的北大同學建議他和他們一道去海南辦報紙。他給家裡信中說:“爸爸,媽媽,我要發財了,我的很多詩要發表了!”然而不久,1989年 3月26日,海子居然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帶給父母及三位弟弟極大傷害。
  據海子的友人駱一禾描述,海子死前換了一身乾淨衣服,只吃了兩隻橘子,身上只有兩角錢,提包裡帶著《聖經》《康德拉小說選》《瓦爾登湖》《孤筏重洋》,這四本書都是他最喜愛的書。那麼,這位寫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名句的詩人何以走此絕路?有人考證說是由於生活的極度貧困,戀愛的數度失敗、個人性格缺陷以及現實與理想的殘酷反差等等,照醫生的說法是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然而,一死驚天下,出版社出版社他的書,書店賣他的書,許多人開始讀他的詩,甚至在某超市裡,一位母親牽著上小學的女兒的手,女兒嘴裡冒出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綜觀海子的詩,其社會現實內涵甚為稀薄,多觀海子的詩,其社會現實內涵甚為稀薄,多繫玄想不實。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此話可印證於路遙的急躁求成,海子的離群自閒。酷似海子性格者無疑是新文學史上的詩人朱湘(1904-1933)。他1919年考入清華,不久發表詩歌,與聞一多、梁實秋組織清華文學社,其後卻被清華開除,又與徐志摩不合,脫離《晨報》副刊活動。1927年赴美留學,回國後曾在幾所大學執教。但由於長期與各所校方不合而造成生活窘困,精神頹傷苦悶,離群自閉,1933年12月 5日在由上海開入南京的船上,絕望地投江自盡,終年29歲。奇特的性格促使詩人21歲時作出一首《葬我》,共三節,每節四行,如首節:“葬我在荷花池內,耳邊水蚓拖聲,在綠荷葉的燈上,螢火蟲時暗時明。”該詩是詩人哀婉的夢囈。以“葬我”作為主題,顯出詩人對待死亡的寧靜,以消解詩人生活的一切煩躁。小小年齡已開始尋找自己的歸宿,何其悲哀,為最後的決擇埋下了觸發劑。
  上述幾位文學家走過的彎路,只能成為前車之鑑。今天,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如春風吹拂無數中華兒女的心腑。文學創作不是一般性的簡單勞動,而是一種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的精神行為,作家必須提高自己的德智體素養和對社會的感悟力,從而訴諸文學世界,創作出動其情出真力,能激勵人們的優秀作品,正如世界文學獎創造者諾貝爾所說:“我的理想為人類過上更幸福的生活而發揮自己的作用。”因而他要“獎給文學領域裡創作了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諾貝爾文學獎名著鑒賞辭典》湖南文藝出版社)
  朋友們,努力投身到民族復興偉大事業中去,與民同心同德,奉獻出優秀的作品!

(竺柏岳∕嵊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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