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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筆下的張煌言舟山抗清

金 濤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史學家,他曾以一代大師的精湛文筆,詳盡地記載了舟山抗清鬥爭的歷史。要瞭解舟山的歷史,特別是瞭解舟山抗清鬥爭,對他的著作不可不讀。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紹衣,號謝山,寧波鄞縣人(今鄞州),自署鮚埼亭長,雙韭山民,學者稱謝山先生。
  在全祖望的著作中,有《鮚埼亭集》三十八卷,其中墓誌十七卷,傳狀四卷;《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其中墓誌五卷,傳狀四卷。內外編共八十八卷,墓誌、傳狀多達三十卷。此外,在《續甬上耆舊詩集》中,全祖望為詩人所作小傳,同樣屬於人物傳記體裁。在人物傳記中,表彰「故國忠義」,則是全祖望行文的主旋律。
  在他的人物傳記中,就有明末著名的民族英雄張煌言。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寧波鄞縣人。清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與錢肅樂等倡議,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1646年與張名振等扈從魯王朱以海入駐定海,曾發兵四入長江、三下閩海,兩遇海難,被稱為「怒海雄獅」、「海上蘇武」、「義幟縱橫二十年」。1664年,張煌言散軍海上,避居懸山,因叛徒出賣被俘,在杭州英勇就義。
  對於這樣一位同鄉先輩的「故國忠義」,全祖望非常敬仰,並予高度評價。他為張煌言撰寫了〈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詳述了張煌言的抗清事蹟,並深有感慨地說:「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為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誇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據撫淮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究。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荊、益之憑藉,所以得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死,則天也。」
  關於張煌言抗清之久、艱苦之甚,有號稱「浙東學派一代宗師」的黃宗羲認為,張煌言與文天祥相比,絲毫不亞於文天祥。黃宗羲曰:「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征北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戊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其實,文天祥與張煌言有許多相似處。一是意志堅強,不為困境而轉變自己的政治主張。二是俱有氣貫長虹的詩文,留香後世。然而,就抗爭的處境、時間與所涉及的地域而言,張煌言則遠遠超過文天祥。
  全祖望認為,張煌言之所以成為天地間的「偉人」,是因為有著勇往直前、理直氣壯的「正氣」在支撐著他。全祖望說:「天地間偉人,當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為金湯,以鮫人蜑戶為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線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與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為時在之所不能囿耶!」
  當時的情境是,以山海為城作抵禦,以漁人、流民為依靠,戰局的動盪,風浪的擊打,使魯王小朝廷的君臣們處於風雨飄零之中。但只要復明尚存一絲希望,境遇儘管窮困,但仍正氣浩然,其勢不減當初。爾時,身歷其境的黃宗羲是這樣記述的:「上自浙閩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於水,清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茲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這就是說,亡命海上的魯王,船即是朝廷的宮殿,此時已沒有一塊陸地可以據守。稍大一點的是魯王住的船,頂層就是大臣們議事的朝房,小一點的船就是黃宗羲等大臣們住的,船艙只有周身那麼大,上上下下只能像穿洞穴時那樣彎著身子。睡覺時須兩人側著身子才行,蓋上蓋子,與躺在棺材裡沒啥兩樣。西墜的太陽,呼嘯的狂浪,荒蕪人煙的小島,不時露頭的礁石,船隻散佈在海面上,如同隨風飄零的敗絮。這就是「衣冠聚談」的君臣們所面臨的景象,處境十分悲涼。
  但儘管如此,張煌言「其氣自壯」的信念仍躍然紙上,他在詩作〈灑血〉中說:「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黃冠;此意誰非屈?何人肯血寬?」他在〈放歌〉中云:「予之浩氣兮,予之精魂兮,變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祀,垂節義於千齡兮,夫何分孰為國祚兮,孰為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乎正氣兮,或無愧於先生。」前一首是說,如果文天祥不是走抗元鬥爭之路,在柴市就義,而是出家當道士,也無可厚議。然而,像文天祥這樣的一代英傑,豈肯遁世,以「故里一黃冠」而自慰呢?這是不可能的。後一首是在杭州獄中寫在牆上的詩,表示自己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相比,並不感到愧心。他以為,自己為國獻身,忠孝節義,正氣浩然,終將與日月同輝,為後世傳為美談。全祖望認為,張煌言的浩然正氣,絕對不會因為失敗而泯滅。「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身死心不死」。正如吳鐘巒所言:「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全祖望歌頌的正是張煌言體現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全祖望在〈張公神道碑銘〉中,還記述了張煌言的另外幾件事。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廷派人來招撫張煌言,張煌言斷然拒絕。他在覆清朝安撫使書中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在覆浙督趙廷臣書中,他再次表白:「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作為「明室孤臣」,他痛恨「新朝佐命」統治之殘酷;為了「匡扶宗社」和「保捍桑梓」,他義無反顧,堅持抗清鬥爭,不惜一切,至死靡他。張煌言被捕後,浙江提督張傑「以客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曰:『某不肖,有辜負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全祖望的如實記載,看似平淡無奇,可作為大明忠臣和抗清英雄的張煌言,如此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殉國的情景,卻是歷歷在目,不能不敬佩他激情洶湧,大筆如椽,激起讀者的強烈悲憤和敬仰。

(金濤/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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