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台灣人，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習俗相同，自古以來一家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浙、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萬年人文交流史，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十八、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在台北中山堂向世人宣告：「自即日起，台灣重入中國版圖。」與此同時，以陳儀為首的台灣公署一班人與台胞一起全力投入「新台灣」建設。
　　陳儀，曾用名陳毅，字公俠，後改公洽，自號退素、退素老人。1883年5月3日（清光緒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紹興東浦鎮南村。陳儀係早期光復會會員、國民黨中央執委、民國二級上將。陳儀自幼好學，涉足經史典籍，尤其愛讀《史記》，好論前人成敗得失。早在上世紀30年代，陳儀曾經希望把中國建成一個：「入共境，田野闢，道路平，學校、工廠多，山林蔥翠，河川通暢，衣服、屋宇皆整潔；及至旅舍，招待親切，賓入如歸……」的理想王國。還立下誓言：「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自保，而利於立國之寶也。」篤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陳儀一生的信條和追求。陳儀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研習軍事、政治，數十年如一日，堪稱「文武雙全」。在陳儀一生中，多次到過台灣，與寶島結下不解之緣。
　　1933年冬，年滿五十的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主閩長達七年之久。期間，他首次訪問在日本鐵蹄下的台灣，曾與台灣同胞促膝談心，問寒問暖。
　　福建與台灣一衣帶水，遙遙相望。當時的台灣，為日本侵略者所竊據，台灣同胞過著屈辱的二等公民生活，苦不堪言。使兩岸及閩台間的交流交往亦受到種種限制。但是，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和友誼是侵略者所無法阻隔的。兩地間走親訪友、經商貿易往來仍持續不斷。為此，這位坐鎮閩地的地方長官陳儀，只能從兩地有限的交往中，尚能獲得台灣一鱗半爪的情形。出於對祖國寶島屈辱史的瞭解，以及對台灣同胞悲慘遭遇的深切同情，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上一直想親眼看看台灣和生活在那裡的同胞。
　　盤踞台灣的日本侵略者對福建早已垂涎三尺，虎視眈眈。他們時而祭起「親善」的橄欖枝；時而磨刀霍霍，大有吞併閩地之勢。1935年2月間，陳儀接到蔣介石的密電，電文稱：「據台灣可靠探報，日本近期陰謀佔領福建。」情報還詳盡地闡述此次日軍行動所動用的兵力、武器及進攻路線等。面對如此緊急軍情，陳儀除了加強福建各地防線的戒備外，更想親臨台灣，憑藉其留學日本時的舊關係，一探日本近期對福建的真實圖謀。事亦湊巧，機會出現了。
　　1935年10月，是日本侵佔台灣第40個年頭。日本駐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辦一個產業「展覽會」，以展示其侵台「政績」。總督府居然通過福州領事向福建省政府發來觀展「請柬」。陳儀接柬後，立刻轉報南京行政院裁示。經院務會商議後復電稱：「以考察的名義，作為地方性外交，不代表中央慶祝」。遵照行政院的旨意，陳儀即組團赴台，並自任團長，其主要成員有：李澤一（顧問，有名的「日本通」）、沈銘訓（號仲九，顧問，陳儀智囊，浙江紹興人）、林知淵（省府委員）等一行十二人。
　　10月21日下午3點，福建省代表團一行於福州馬尾港登逸仙號軍艦，橫渡海峽前往台灣。22日上午8時，陳儀一行到達基隆港上岸。陳儀是甲午戰爭後，中國要員乘中國艦艇前往台灣的第一人。因此，陳儀到達這一天，各地趕赴基隆一睹其風采的台灣同胞不下十萬餘人。由此，不難看出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兄弟情誼。當天午後，陳儀訪問了「總督」中川，獲得日本駐台軍部「不與福建地方政府敵對」的承諾。其實，這個「承諾」是一張空頭支票，為日軍以後的侵略行徑撕得粉碎。
　　在以後的幾天裡，陳儀一行著重對台灣社情民意的瞭解。他們草草參觀了台北展覽會各場館後，接著考察了日月潭水電站、嘉南大圳水利工程，拜謁台南神社（孔廟），參觀高雄港口設備，以及礦山、糖廠、大學、氣象台等，並與當地的台灣同胞促膝談心，瞭解其苦情。至28日下午4時，陳儀等由基隆登逸仙艦返回福州。
　　當代表團返回閩地後，陳儀編印《台灣考察報告》一書，並提出「福建經濟學台灣」的口號。然國人對此，大都以「親日派」斥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陳儀以民族大義為重，積極組織福建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拒不接受日本的誘降，並對福建這個抗敵最前沿的省份實行有效的領導，利用時機打擊日本侵略者，下令處決臨陣逃跑的金門縣縣長，收復被日軍佔領的一些地方。由此，足見陳儀與「親日派」、「投降派」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如著名文學家郁達夫所言：「許多人以為陳儀是親日派，遲早會將福建斷送，其實我知道他是會抵抗到不惜身殉的。」
　　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民政府正式發佈對日《宣戰公告》，公告稱：「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據此，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自在廢止之列。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署了著名的《開羅宣言》。它向世界宣告：「三大盟國此次作戰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侵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即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此時在重慶的陳儀，閱悉此消息後興奮不已，認為被日本割據佔領半個世紀的台灣有望歸還中國，急切盼望這揚眉吐氣的日子早日到來。
　　隨著《開羅宣言》的發佈，中國政府開始籌畫戰後收復東北四省和內蒙古及台灣、澎湖列島的各項準備工作。1944年3月，在中央設計局內設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簡稱「台調會」），作為研究收復台灣工作的職能機構，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肩負起準備接收台灣這一光榮的歷史使命。陳儀能夠獲此重任，因為他是國民黨高層中少有的「日本通」與「台灣通」，也是他多年來日思夜想的期待。
　　4月17日，台調會正式成立。5月，其會成員由初建時六人，擴大到三十五人。陳儀還有意吸納積極從事復台工作的一批台籍人士，其中包括黃朝琴、李友邦、宋斐如、謝南光、游彌堅、丘念台、連震東、劉啟光等。在陳儀的部署和主導下，台調會全力以赴收集有關台灣方方面面的資料，尤其是對日本統治下台灣的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方面作了頗為艱苦細緻的調查，其調查報告長達四十餘萬字。在調查的基礎上，經反復研討，出台了「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並獲得政府高層的接納。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有蘇聯參加）簽署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其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須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8月14日，日本政府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15日，日本天皇發表投降「詔書」，正式向世界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於8月27日正式任命陳儀為首任台灣行政長官。9月7日，南京政府特派陳儀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全權負責台灣的接收工作。
　　10月24日，躊躇滿志的陳儀由上海虹橋機場飛抵台北，開始接受和建設「新台灣」之旅。在台北松山機場，陳儀一行受到熱烈歡迎。六十二歲的陳儀神采奕奕，在一片歡呼聲中走下飛機，頻頻向中外歡迎人員致禮答謝，他說：「本人此次奉命來台灣，非為做官，而是為台灣服務而來，一方面為人民謀福利，一方面為國家求建設。」他還表示，在台灣這塊曾經遭受過不幸的土地上，要修明政治，剷除貪污及一切弊政。他希望台灣各界能密切配合，共同建設新台灣。
　　25日上午10時，莊嚴的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隆重舉行。深懷八年抗日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陣亡將士之夙願和五十年間反抗殖民統治台灣義士之情愫的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受理日本投降，向日本前駐台灣「總督」、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吉利宣讀投降書。安藤吉利在文本上簽字，並加蓋私章。至此，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竊據的台灣、澎湖列島等正式交還中國，使闊別了半個世紀的台灣重新回到了祖國懷抱。受降儀式結束後，陳儀通過電台鄭重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當天下午3時，陳儀出席了台灣各界在公會堂舉行的慶祝台灣光復大會，並致詞祝賀。飽受日本殖民統治蹂躪之苦的六百萬台灣同胞，群情歡騰，奔相走告。台北市民穿上新裝，家家懸燈結彩，祭告祖先，耍獅舞龍，遍於全市，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出席過上午受降典禮的台灣省人民代表林獻堂（後擔任省參議員）說：「我等由今天上午十時，日代表安藤吉利簽降完畢止，經已光復解放，此後同胞務須同心努力來建設理想之新台灣。」他的這席話道出了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精英共同建設新台灣的心聲。第二天，台灣學生及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了環城大遊行，人們沉浸在歡樂之中。
　　然而，當時的台灣，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佈的資料顯示：日據時期，台灣米的最高生產量達1,760萬石，1945年僅產880萬石；甘蔗面積由16.7萬甲減至4.3萬甲，蔗糖由最高年產140萬噸減至32萬噸；電力由32萬千瓦減至4萬千瓦；原煤由285萬噸減至77萬噸；化肥以前曾輸入40萬噸，1945年無法輸入；水利工程破壞甚多，不能灌溉的耕地面積達239,281甲；水泥、紙張、紡織、食鹽、電解等因工廠損毀，原料缺乏，或全無出產，或出產甚少。以往曾被誇耀為「不沉航空母艦」的台灣，今已是「百孔千瘡的破艦」。陳儀面對挑戰，壯志雄心，積極施展「宏圖大略」，他說：「我作為把舵人，決不能讓這條船沉下去。」
　　為了不負祖國人民的重託和台灣同胞的厚望，陳儀率領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及其所屬公司一班人，積極投入了紛繁的接管接收以及人員遣返工作。省屬機關於當年11月1日接收完畢，地方機關於12月30日前亦順利接收完畢。又經過數月的努力，至1946年4月1日，除了需要留用的工礦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三千六百餘人外，十六萬三千餘戰俘和近三十一萬日僑的遣送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另外，被日本強征服役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戰場參戰的約二十萬遣送回來「義勇軍」的安置工作，難度相當之大。這些人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皇民化」、「武士道」毒害甚深，回鄉後覺得抬不起頭來，不安心務農，有些人還抱有嚴重的抵觸情緒。陳儀要求各地政府組織辦理安置工作，以骨肉同胞一視同仁的態度關愛他們，祛除他們的消沉或抵觸心理。由於台灣的經濟尚未恢復，尋找工作十分困難。為此，這群特殊的「失業者」中，不少人遊蕩於街頭，他們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蠱惑和煽動，尋隙肇事發洩不滿，為日後台灣的動盪埋下了隱患。
　　陳儀篤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自台灣回歸的那天起，就抱有把它建成「實行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宏願。陳儀治台方略核心是：對台灣進行「政治、心理、經濟三大建設」。為此，以陳儀為首的公署一班人，對原台灣的財政體制進行調整，簡化稅種，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對日本統治台灣的法令，凡不合中國立國精神的分別廢止，以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採取諸多舉措，恢復農、工、商等各業，力謀台灣經濟儘早恢復發展；要求全體公務人員潔身自愛，樹立廉潔的政風，為人民謀福利。陳儀明確指出：一要增加台胞受教育及服務的機會；二要建立民意機構，給台灣同胞以參政的機會；三要創造台胞的就業機會，減少失業，增加收入，以提高台胞的生活水準。在此基礎上，陳儀制訂了頗具前瞻性的「台灣五年經濟建設計畫」。由此，陳儀的治台方案是理性的，是切合台灣實際情況的。
　　由於台灣長期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及奴化、同化、皇民化教育的毒害，恢復和增強台灣同胞對祖國的認同和熱愛，傳承中華文化，是一項艱巨繁重的浩大工程。陳儀敏銳地認識到：「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為此，陳儀採取了多種舉措，積極推行之。
　　為了讓「心理建設」工程能順利展開，陳儀在台灣民眾中首先推廣「國語」（普通話）運動。一方面，他鼓勵台灣同胞在日常生活中恢復使用全省通行的閩南話，不再使用日語，也希望接收人員學習閩南話，以便於交流。同時，在機關、學校、廣播、文藝演出等各方面提倡使用國語。一時間，台胞學習國語蔚然成風。難怪有人說，今天台胞普通話講得如此地道，亦有陳儀一班人當年推廣國語的一份功勞。
　　語言只是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種載體，要傳承華夏文化，促使祖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之精華在台灣人民中傳播和根植，必須進行語言及文字方面的重新建設。陳儀認為，台灣「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語言方案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關係，多不適用。因此，台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於台灣人的。」陳儀還有一個宏願，翻譯世界名著五百部。他認為「中國現在的好書太少了。必須如以前翻譯佛經一樣，將西洋名著翻譯五六百部過來，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學生，有該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讀。」關於譯書的費用，他認為：「這項工作的費用，相較於軍事費一般行政費，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對於促進學術，幫助很大。在中國，都是一種偉大工作，可與《大藏經》媲美了。」「這樣的工作，為台灣，為全國都有意義。」這是一項相當浩繁的工程，陳儀把這付擔子交給了與其同庚同鄉、著名教育家許壽裳。不久，許壽裳等一批富有學術聲望和開拓精神的大陸精英在陳儀的盛情邀請下奔赴台灣，襄助台灣的文化建設。
　　1946年7月8日，台灣省編譯館宣告成立，陳儀委任許壽裳為館長。據同年8月「台灣省編譯館職員表」顯示：編譯館職員共36人，其中：館長1人（浙籍）；編纂7人（浙籍6人）；編審9人（浙籍6人）；幹事4人（浙籍3人）；助理幹事2人（浙籍1人）；助理員3人；會計員1人（浙籍）；股員1人（浙籍）；書記8人（浙籍6人）。心理建設工程要從娃娃抓起，因此，陳儀對許壽裳提出編寫中小學教科書「以魯迅為榜樣，站在大眾的立場，提倡科學與民主，不能復古倒退」的編輯方針給以高度評價和支持。他告訴許壽裳，「編輯各種教科書，應注意三大要點：一要進化的；二要有互助精神的；三要為大眾的。」陳儀還指出：「新教科書應以中小學的文史課程列為重點，以期一代又一代的台灣青少年能夠學習和熟識中國歷史和燦爛文化，促使他們熱愛祖國。」在重視中、小學教育的同時，陳儀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更為關切。
　　陳儀在接收原「台灣帝國大學」的基礎上，隨即成立「台灣大學」，並從浙江大學等名校聘請羅宗洛（浙江黃岩人，植物生理學家、教育家，是我國現代植物生理學奠基人之一）、蘇步青（浙江溫州平陽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數學家、教育家，中國微積分幾何學派創始人，譽為東方國度上燦爛的數學名星）、陳建功（浙江紹興人，是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與華羅庚、蘇步青並稱為「現代中國數學三大家」。歷任台灣大學代理校長、杭州大學副校長）、蔡幫華等教授充實台大的師資力量。其中。羅宗洛教授出任台大首任校長，蘇步青教授被任命為台大的理學院代理院長、陳建功為台大代理校長。與此同時，陳儀還推動建立師範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農學院等專科院校，大力培養本省的專業人才。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台灣社會逐漸步入軌道，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績，深得蔣介石盛讚和肯定。
　　1946年10月21日，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飛抵台北，出席「慶祝台灣光復一周年紀念會」。在台考察隨訪一週後，於27日將返回南京。行前，蔣介石在台北記者招待會上發表「巡視台灣的感想」。他說：「看到台復員工作已經完成百分之八十，甚為欣慰。尤其交通與水電事業，皆可說已恢復到戰前日本時代的標準。因此，一般經濟事業迅速恢復，人民都能安居樂業，以台灣的交通經濟以及人民生活情形，與內地尤其是東北、華北比較，其優裕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他接著說：「去年外人對台灣的觀察以為台灣經濟經過這樣重大的轟炸與毀損程度，我們政府無能，決不能恢復以前日據時代的原狀，甚至公開批評我們政府接收六個月以後交通水電等事業就要中斷，無法維持。但今日事實證明，我們在這一年之中復員期間，恢復交通和水利等重要工作，並不借助於外人，而各種事業，不但沒有中斷，反而日有進步，足見國人具有建設能力，此一事實誠值得我們重視。」最後他預測道：「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三五年之後，台灣必然會成為一個模範的省份。」
　　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次年的2月28日，台灣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使建設「新台灣」的計畫付之東流，陳儀也因此事件而下臺。

（何有基／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