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與台灣(十七)-李邦友、嚴秀峰的抗日伴侶
何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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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台灣人,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習俗相同,自古以來一家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浙、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萬年人文交流史,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十七、抗戰時期:台籍李友邦將軍率「台灣義勇隊」在浙閩前線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李友邦與浙籍女青年嚴秀峰是一對名揚兩岸的「抗日情侶」。
抗日戰爭期間,在浙江境內活躍著一支會閩南話和日語的神秘隊伍,時稱「台灣義勇隊」,讓日本侵略軍寢食難安,談「義勇隊」色變。義勇隊隊長為大名鼎鼎、頗具傳奇色彩的台籍將領李友邦。
據記載,在祖國大陸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中,有五萬多名台灣愛國志士回大陸投身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將軍及其創建的台灣義勇隊。由此充分證明,在中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鬥爭中,台灣同胞並未缺席,而且表現得機智頑強、英勇善戰。尤其是李友邦將軍的義勇丹心,照耀著海峽兩岸。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1906年4月10日出生在台北縣(今新北市)蘆洲鄉李氏望族之家。同族祖父李樹華,曾在清廷為官。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李樹華不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日本的「喪權辱國」之舉,毅然解甲歸田。李樹華支持和同情丘逢甲、俞明震等人的「抗日保台」鬥爭,反對和抵制日本殖民當局的「皇民化」運動,並將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傳承子孫。
李友邦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從小就對日本殖民統治不滿。小學時,一次他與日本同學發生爭吵,被罵「清國奴」,李友邦反駁說,「如果這是在大陸,早就把你打跑了」。孰料此話被日本的老師聽到了,當即給了他一個耳光,李友邦心中的悲憤之情更甚。1918年,李友邦考入台北師範學校。在校期間,16歲的李友邦加入由台灣社會活動家蔣渭水等人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參加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宣傳活動。1922年,李友邦和三弟李友烈等偷襲了台北日本員警派出所。1924年4月,李友邦與林木順、林添進等同學襲擊了台北新起員警派出所(今台北長沙派出所),轟動台灣島。為躲避日本殖民當局的通緝,李友邦從高雄搭船連夜逃離台灣,渡海來到祖國大陸,開始傳奇般革命生涯。
在大陸,李友邦開始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後輾轉數月來到廣州。在那裡,李友邦有幸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演講,並在其革命思想的指引下,於1924年7月入讀廣東警衛軍講武堂,並加入了國民黨。同年11月,進入黃埔軍校二期。由於李友邦質資優秀,又出生在台灣,受到了孫中山多方的眷顧及關注。那時,李友邦只會閩南話與日語,不會講國語。一次,孫中山演講,因聽不懂講話,李友邦竟打起瞌睡來。孫中山走到李友邦跟前,拍拍他肩膀輕聲地問:「你是不是不舒服?」當得知李友邦為台籍革命青年聽不懂國語,孫中山就讓時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作為他的國語老師。這麼一來,李友邦得以經常出入廖仲愷家,時達半年多,與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結為友伴。在廖仲愷家中,收藏有大量社會上難得一見的世界名著,讓李友邦大開眼界,增加了知識。同時,作為國民黨左派一面旗幟的廖仲愷,他極力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成了李友邦最初接受到的革命思想啟蒙。至年底,孫中山支持李友邦組建「台灣獨立革命黨」支部。1925年9月,李友邦被派往由國民黨兩廣省委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領導兩地台胞的反日工作。北伐期間,李友邦受有關方面派遣,秘密攜鉅款北上而立功。1926年,李友邦冒險潛回台灣,宣傳大陸革命形勢,激勵台灣同胞的抗日鬥志,還動員了王萬得等一批熱血青年回大陸參加革命活動。
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遭解散,李友邦來到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擔任日語教師。在校期間,因不滿國民黨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宣傳愛國救國,同情熱血青年,李友邦被逮捕關進杭州陸軍監獄。據浙江館藏檔案顯示,李友邦於1932年因「危害民國」罪獲判刑四年,浙江軍人監獄的收押時間為1932年2月22日。在獄中,李友邦遭到殘酷刑訊,右腳被打斷,頭部受重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坐了五年牢的李友邦獲得釋放。
在「七七事變」前夕,日本當局曾迫令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同胞返回台灣,這些從日本統治魔爪下逃來大陸的台胞多數表示誓不撤返。褔建晉江、石獅等地台胞不僅堅持留在祖國大陸,還在當地成立「抗日復土同盟會」,積極投入抗日愛國活動,購買救國公債,踴躍參加獻金運動。李友邦出獄後,看到台灣同胞高漲的抗日熱情深受鼓舞,決定要把大家組織起來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他重訂了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章,第一條即明文規定:「本黨宗旨團結台灣各族,驅除日帝在台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李友邦在分析國內外形勢後指出:「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欲致力於台灣革命成功,必先求取中國抗戰的勝利。」儘管那時日本侵佔台灣已經四十多年,但在許多台灣同胞心中,大陸仍然是他們的祖國。為此,李友邦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響亮口號,號召全國各地台胞為「抗日救國」而努力奮鬥。據統計,1937年居住在祖國大陸的台胞總數達13,735人,其主要分佈在華南、華東沿海一帶。如當年的福建崇安,就有台胞五百多人。
1938年秋,李友邦決定把浙江金華作為籌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的基地。據他的設想:其一,成立台灣義勇隊籌備委員會。並訂立〈台灣義勇隊組織計畫草案〉,其宗旨:甲、參加祖國抗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以求中華民族之自由解放。乙、發展台灣革命運動,爭取台灣之獨立與自由,俾得重返祖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丙、聯合遠東被壓迫民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強盜,保障東亞永久和平;其二,擬就了〈台灣義勇隊隊歌〉,由賀綠汀譜曲。歌詞曰:「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是台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把日寇驅出祖國,要把他在台灣的鐐鎖打碎。為正義抗戰,保衛祖國,解放台灣,把日本帝國主義整個摧毀。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是台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其三,以台灣獨立革命黨的名義召開一場招待會,向金華各界報告台灣革命情勢以及號召台灣同胞組織義勇隊參加祖國抗戰的意義。由此,成立台灣義勇隊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
1938年底,李友邦在做通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工作後,以「台灣獨立革命黨」負責人身份,拿著黃紹竑主席的介紹信來閩拜會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要求把閩北崇安(今武夷山)「台民墾殖所」勞動的台胞帶回浙江。此時的陳儀,正在為這批「台民」的去向犯愁呢!所以,這次李友邦的到來,對於陳儀來說等於替他卸了個大包袱,便順水推舟,滿口答應。
1939年初,李友邦把從崇安帶回的第一批台胞三十人,在金華原酒坊巷18號成立了「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其中,少年團只有六名成員,李友邦兼任團長。與此同時,李友邦寫了篇〈記台灣義勇隊〉文章,發表在《東南日報》上;華雲遊的〈六位小台胞〉一文,介紹了台灣少年團的情況。李友邦十分看重台灣少年團的成立,認為孩子是中國也是寶島台灣未來的希望,在抗戰勝利後,他們必將擔負起重建祖國及台灣的重大責任。不多久,李友邦派人去福建接回第二批台胞,台灣義勇隊一下擴大至三百多人。這支由台胞組成的抗日隊伍,在李友邦的領導下,以浙江金華為主要活動基地,活躍在浙閩抗日第一線,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對敵政治思想工作。因義勇隊成員大都會說一口流利的日語,還懂得日文的翻譯。為此,他們利用這些便利條件,深入敵偽組織,獲取多種情報與內部資料;將繳獲日軍有價值的檔案資料翻譯成中文,供我抗日隊伍對敵作戰決策時的依據或參考;利用語言優勢,義勇隊協助浙江守軍對日本戰俘進行審訊和思想教育,使其中部分日本戰俘轉化為反戰的力量,為瓦解日軍作貢獻。
第二、醫療救助工作。在抗戰期間,浙閩抗日軍民遇到「醫務人才、醫療設施」嚴重短缺問題,而義勇隊不但有醫務專業人才,而且還能自製醫療器材、自採自種草藥,以解缺醫少藥的困境。1939年9月12日,義勇隊在浙江金華成立首個「台灣醫院」。醫院除了進行戰地醫療服務外,也提供一些社會服務,為當地老百姓看病。據金華市台誼會老會長邵梓回憶說:「我曾陪母親到『台灣醫院』看病,台灣醫生很好的,特別是服務態度好,大家都相信他們。當時,在醫院門口停著許多黃包車在等生意,這肯定是看病的人多的緣故。」台灣醫院還組織巡迴醫療隊,至各鄉村及作戰前線巡迴醫療。有時,醫療隊員日行七八十里,為同志服務而不辭辛勞,其奉獻精神傳揚各地。後來,因求診者日趨增多,原有之規模很難應對,遂於同年11月,在衢州縣增設第二台灣醫院;1940年2月,第三台灣醫院於蘭溪縣成立:又二年,在福建建陽縣設立台灣第四醫院。台灣醫院醫術高超,且收費低廉,在金華等地名聲大振。其實,所謂「台灣醫院」即台灣義勇隊,他們是一付班子兩塊牌子。所以,隨著台灣醫院名聲的鵲起,台灣義勇隊美名遠揚。
第三、創辦《台灣先鋒》刊物,從事抗日宣傳。1940年4月15日《台灣先鋒》(月刊)創刊號首發,該刊是李友邦宣傳抗日救國主張的主要理論陣地。在《台灣先鋒》創刊號上,除了「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發刊辭外,李友邦加發了〈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文章;國民黨上層人物如陳立夫、于右任、孫科、居正等題了詞,勤以勉勵;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李濟深、邵力子等在《台灣先鋒》上發表支持台灣抗戰收復、回歸祖國的文章;陳誠、馮玉祥的文章還直接對李友邦和台灣義勇隊的事業表示欽佩;時任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黃紹竑作為一省之首長為刊物題了發刊詞,使《台灣先鋒》刊物名聲遠播。
第四、台灣義勇隊在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同時,還積極開展生產報國活動。如建立樟腦製造廠,組建藥品生產合作社,種植藥材等,努力支援抗日前線。
台灣義勇隊所做的工作,頗得社會各界的好評。1940年3月28日,國民黨中央社報導了台灣義勇隊的相關情況;中共《新華日報》也報導了台灣義勇隊、台灣獨立革命黨和台灣革命總同盟組成「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的情況。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見台灣義勇隊名聲日隆,正式批准其成立,並委任李友邦為「台灣義勇隊」隊長兼「台灣少年團」團長,晉階為陸軍少將。
在抗日戰鬥風火歲月裡,李友邦在浙江結織了杭州姑娘嚴秀峰,兩人因對抗日的熱情、對民族國家理念的認同,相知相識,並於1941年結為夫妻。嚴秀峰為浙江杭州人,出生在一個富庶殷實的家庭裡。十七歲那年,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她看到國家面臨淪喪的慘狀,激發出一份強烈的愛國使命感。她以「木蘭從軍」自比,向父親表達了參加抗戰的心願。然而,父親怎捨得這個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戰場?嚴秀峰並未因父親的拒絕而氣餒,經數月來的說服與懇求,終於得到了其父親的同意。父親說:「難得你有這份愛國心,『忠孝不能兩全』,但暫時不能讓你母親知道,徒增她身心憂傷。」嚴秀峰本想以隨表哥讀書為名瞞過母親,沒想到還是被發現了。在她出發那天,慈母痛哭挽留,嚴秀峰從強烈的內心掙扎中走出了家門,走向抗日戰場。
嚴秀峰離杭州來到了金華,與表哥一起參加了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總團第一支隊,她的主要工作是對當地婦女進行宣傳教育,以調動大家的抗戰熱情。1939年3月,浙江富陽東洲陷入敵手。一天的夜晚,嚴秀峰與兩位女戰友趁夜色來到日軍據點探聽敵情。那天,夜黑風大,她們半蹲著跑步前進,因為都是女孩子,一旦被日本鬼子發現,身上都帶著毒藥,隨時準備犧牲。到了營地一看,發現駐軍很少。她們趕緊返回報告了這一情況,支隊領導立即組織力量,拔掉了這個釘子,收復了失地。嚴秀峰轉戰浙江各地,在這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李友邦,從此譜寫出一段戰地情緣,倆人成為遠近聞名的「烽火俠侶」,共同度過了抗戰最為艱難的歲月。
這對「抗日俠侶」與台灣義勇隊一起,經數年對敵鬥爭的歷練,使這支隊伍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大家踴躍參軍,許多人不光自己報名,還帶著子女來參加義勇隊、少年團。此時的台灣義勇隊,從數十人擴大到數百人,義勇隊亦由此擴編為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為中將總隊長。
1942年,台灣義勇隊奉命遷往福建龍岩,指揮部設在今龍岩市中山東路24號。在龍岩期間,李友邦組織台灣少年團到漳州、泉州等地進行抗日演出活動,還吸收了新成員。這年夏天,台灣義勇隊策劃並參加在淪陷區廈門發動三次突襲活動。6月17日,對日軍所設「興亞院」投擲數百枚炸彈,並散發了反日傳單。6月30日,義勇隊突擊虎頭山日海軍油庫,彈落處隨之火起,致日軍慘遭重大損失。7月1日,對廈門偽市政府成立三周年會場投下數十枚手榴彈,斃傷敵偽數十人,給敵偽軍以沉重打擊。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上,就戰後台灣歸屬等問題達成協議,發佈著名的《開羅宣言》。《開羅宣言》宣告:「日本應將所竊取中國領土,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這為中國收復台灣奠定了國際法之依據。對此,包括李友邦及其所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在內的中國軍民深受鼓舞,抗日熱情更為高漲。蔣介石回國後,加緊籌畫台灣的收復工作。1944年春,以行政院秘書長兼全國總動員會議主任陳儀為主任委員的台灣調查委員會(簡稱「台調會」)成立,作為負責收復台灣工作的職能機構。李友邦聞此消息後,高興萬分,即致函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請求率隊協助解放台灣。為充實「台調會」力量,9月25日當局批准:「台調會」委員名額由初建時六人增到三十五人,如李友邦、黃朝琴、丘念台、宋斐如、謝南光、游彌堅、連震東、劉啟光等台籍人士吸收為委員。此時的台灣義勇隊,已擴編為台灣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為中將總隊長。下設四個支隊,工作層面遍及前線與後方,敵後與淪陷區(台灣)四大領域。台灣義勇隊是中國抗戰力量中一支讓敵人聞之心驚膽戰的隊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巨大喜悅中。不過,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的興奮有更深一層的義意,因為他們即將回到故鄉台灣,把他們在祖國大陸所學的經驗帶回去,重建一個富強康樂的家園。
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遣台灣義勇隊上校副總隊長張士德,攜帶國旗一面,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上將的飛機,先行抵達台灣。第二天,這面象徵收復台灣的第一面國旗,在台北賓館冉冉升起,迎風飄揚,在場的中國人無不為之動容,揚眉吐氣。由於中國政府尚未正式接管台灣,台灣處於無政府狀態,當時駐台16萬日軍又未繳械,隨時有發生變故的可能。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乃以抵台的台灣義勇隊先遣部隊為基礎,專門組織了一個治安服務隊,負責維護台灣的社會秩序,保管物資與台胞們的財產安全。同年12月,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由廈門起程返回台灣。他們在廈門南普陀寺的石頭上刻上了「復疆」兩個氣勢雄渾的大字,表達了李友邦及台灣義勇隊多年來為之奮鬥的心聲。
李友邦回到台灣後,獲悉兩個弟弟都因反日愛國而遭到日本殖民者的殺害。化悲痛為力量,李友邦繼續為追求建設一個「新三民主義」台灣省而廢寢忘食。他呼籲和勉勵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青年團結起來,積極投身於戰後家園的建設和民族的復興……。
至1951年11月30日,誰也想不到這位民族英雄、抗日將領李友邦不幸在台北被害,血灑台灣寶島。
李友邦將軍的「後事堪哀」,但他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為兩岸同胞所讚頌,任何詆毀李將軍崇高形象的污言穢語,絲毫無損於烈士的燦爛光輝。正如李友邦夫人嚴秀峰所言:「一個生命的真正價值在於對真理的堅持,儘管李友邦已經過世,他的精神永遠不死!」
(何有基/紹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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