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台灣人，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習俗相同，自古以來一家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浙、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萬年人文交流史，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十六、近代：魯迅一生雖未登台灣島，然而魯迅不朽的作品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始在島內傳播，掀起數次「魯迅熱」。
　　魯迅生於越地（浙江紹興），長在越地，自幼飽受越文化薰陶，越文化時刻影響著魯迅的為人為文。因此，魯迅的文學作品彌漫著濃郁的越文化氣息，散發著中華優秀文化的光輝。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魯迅作品在島內廣泛傳播，先後在二十、四十及八十年代掀起學習「魯迅熱」。其中，八十年代的「魯迅熱」因魯迅孫子周令飛為愛情走台灣而引起，大概情形為大家所知曉，不用贅述，今著重介紹台灣二十、四十年代的「魯迅熱」。

二十年代台灣首度「魯迅熱」
　　上世紀20年代，台灣尚處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過著屈辱的二等公民生活。在痛苦中掙扎的台灣同胞，企盼著「出頭天」和民族的解放。日益覺醒中的台灣同胞，深知要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除了用「鐵拳外」，更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強大精神武器。
　　值此之際，祖國大陸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蓬勃展開，給了台灣人民極大的鼓舞與啟示。他們從思想觀念到政治運動實踐，從白話文推廣到新文學閱讀與模仿，從語言革新到新精神的鍛造，都對尋求民族解放的台灣產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推動下，台灣新文化運動隨之而起。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和主將的魯迅，對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隨著魯迅文學作品在台灣的廣泛傳播，島內掀起了第一次學習魯迅的熱潮。
　　在台灣，以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張我軍等一批台籍有志青年的推動下，使魯迅一代五四作家的作品引入台灣，一批推介魯迅及其作品的文章見於報端刊首，激發起台灣廣大讀者的學習熱情，並產生一種濃烈得難以割捨的「魯迅情結」。正如魯迅研究專家陶德宗所說：「『魯迅情結』在20世紀的台灣文學作家中是一種廣泛、強烈和堅韌的存在。」
　　1923年，《台灣民報》發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文，首次將魯迅及其作品介紹到台灣島內。之後，《台灣民報》、《台灣文藝》、《南音》等新聞媒體掀起刊載魯迅作品的熱潮。據方美芬編，吳興文、秦賢次補編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關係略年表〉記載，台灣報刊介紹魯迅作品如下：1925年1月，魯迅〈鴨的喜劇〉（《台灣民報》，3期，第1頁）；4月，〈故鄉〉（《台灣民報》，3期，第10—11頁）；4月，蔡孝乾的〈中國新文化概觀〉（《台灣民報》，3期，第12—17頁），正式介紹中國新文學。在小說之章，言及魯迅的〈孔乙己〉；5月，〈犧牲膜〉（《台灣民報》，3期，第13頁）；同月，〈狂人日記〉（《台灣民報》，3期，第15—16頁）；6月，魯迅譯〈狹的籠〉（愛羅先珂原著）（《台灣民報》，第69—73頁）；11月，《阿Q正傳》（《台灣民報》，3期，第81—85、87—88、91頁）；1929年12月，魯迅〈雜感〉（《台灣民報》，第292頁）；1930年4月，魯迅〈高老夫子〉（《台灣新民報》，第307—309頁）；1932年3月，魯迅譯〈池邊〉（愛羅先珂原作）（《南音》，1期，第5頁）；9月，〈魯迅自敘傳略〉〈〉（《南音》，1期，第11頁）；1934年12月，增田涉〈魯迅傳〉1—4（《台灣文藝》，2期）；1935年2月，郭沬若〈魯迅傳中的誤謬〉（《台灣文藝》，2期，第1—4頁）；3月，增田涉（日文）〈魯迅傳〉（《台灣文藝》，2期，第3頁）。
　　隨著魯迅作品在台灣地區的廣泛傳播，不但給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帶去了精神食糧，而且影響著台灣一代代文學工作者。
　　一直以來，魯迅對台灣同胞的不幸遭遇寄與深切地同情，還把翻身解放的希望繫於台灣有朝氣、有文化的年輕一代。魯迅對台灣來大陸求學的青年學子給予深切地關愛，與他們交朋友，一起探討台灣的命運與前途；而台灣的愛國青年則把魯迅看作自己的精神知己和導師，這是魯迅和台灣青年交往的思想和感情基礎。張我軍是第一位與魯迅親密接觸的台灣青年。1926年8月，張我軍離台北赴北京求學，寄希望在此地找到台灣需要的精神食糧。一天，張我軍抱著崇敬的心情來到魯迅寓所拜訪，並贈送魯迅《台灣民報》四本。事後，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一夜張我軍來，並贈《台灣民報》四本」。這是魯迅首次結識的台灣青年，印象極為深刻。對於張我軍這個在思想上渴求獲得新知的台灣青年，這次與魯迅見面讓他終身難忘。之後，張我軍又多次拜訪魯迅，相談甚歡。1927年，在廣州的台灣青年張秀哲、張深切多次造訪魯迅。魯迅在百忙中，為張秀哲譯作《國際勞動問題》寫過序。張秀哲回憶文章〈「勿忘台灣」落花夢〉和張深切回憶錄〈里程碑〉裡，他們深情地回憶與魯迅交往的思想感受及仰慕之情。
　　賴和有「台灣的魯迅」之譽，與魯迅不但有「從醫學走向文學」的相似經歷，而且他們共有「為人生」的執著和嫉惡如仇的襟懷，並在其文學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儘管日本侵略者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分外嚴酷，但它始終未能擋住魯迅對台灣的影響。由於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拯救台灣的現實需要，台灣青年對魯迅的學習和追隨總是自覺、主動與積極的。1928年，楊逵第一次接觸到魯迅的作品，尤其是鮮活的魯迅精神，讓他受用一輩子。二十年代，尚處於成長期的龍瑛宗，深受魯迅的影響。至九十年代，他在寫給杜潘芳格的信中說道：「我個人的意見：台灣的作家中有人寫文章寫得比魯迅出色，然而，比魯迅更加深刻的體會著文學精神的人是沒有的。魯迅依舊是我們老師。」
　　1936年10月19日，當魯迅逝世的消息傳到台灣，台灣同胞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楊逵在自己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上推出「魯迅紀念號」，刊發由他提議王詩琅執筆的〈悼魯迅〉，以及黃得時〈大文豪魯迅逝世——回顧其生涯與作品〉等紀念文章。〈悼魯迅〉一文寫道：「不久以前，我們喪失了高爾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魯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臟性喘息病去世的消息。從事文學的我們在短短三個月中失去了兩位敬愛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文中所表達的正是楊逵等一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悲涼心聲。台灣同胞還以追悼會形式表達對魯迅的敬重與懷念之情。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集會等活動會受到種種限制，諸如會議的主題、規模以及報告詞（悼詞）等都要經殖民當局的認可。否則，以「非法集會」予以取締。經台灣「魯粉」們的努力，「魯迅追思會」在一天晚間舉行，原定三千人的大會，結果來了五千多人，過道、樓梯口都站滿了人，仍有人向會場趕來。天下著大雨，後到的人們只能撐著傘站在廣場上「聽」追思會，其景其情分外地感人。
　　1937年，抗日戰爭在祖國大陸全面爆發。日本殖民當局加緊對台灣同胞的控制與迫害，並祭起「皇民化運動」的黑旗，企圖削弱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培植軍國主義的「順民」。但是，殖民當局的卑劣伎倆絲毫不能動搖台灣同胞學習與接受魯迅的熱情，台灣文學青年紛紛拿起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武器，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人們巧妙地以公開、「合法」的形式，或以隱蔽「地下」的方式，同殖民當局周旋。有人繼續在《台灣文學》雜誌上發表祖國大陸作家的作品；多數台灣作家堅持中文寫作；有人還冒險創作反戰小說等。吳濁流被稱作「記錄歷史的人」，他逆「皇民化運動」而行，創作反戰作品〈亞細亞的孤兒〉這一代表作，讓「魯迅熱」在台灣繼續延燒。

四十年代台灣二度「魯迅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災難深重的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歷經半世紀殖民統治和奴化教育的台灣，六百萬台灣同胞的多數人，不會國語，不懂中文，全島的書店、書攤無中文書出售，人們的心靈慘遭摧殘。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的陳儀堅定地指出：恢復中華傳統文化，肅清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流毒，推動「心靈工程」建設，乃是治理台灣之首要任務。為此，他提倡以「魯迅為榜樣」，宣揚「魯迅精神」，喚醒民族意識，推廣「普通話」，自辦書店，從大陸引進魯迅著作等中文書籍，以解島內「書荒」之急。
　　正如許壽裳詩云：「難得陳公政見高，教從心理餉同胞。隻身孤篋飛蓬島，故土新臨氣自豪。」以許壽裳為首的台灣編譯館一班人，遵照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台進行思想、文化建設的安排，大膽、響亮地提出：編纂「新中、小學教科書，以魯迅為榜樣，站在大眾的立場，宣導科學、民主，不能復古倒退」的教育方針及編輯原則。省編譯館特邀語言學家、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出任主任委員，主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有人驚歎，今台灣同胞國語講得如此之地道，就有許壽裳、魏建功等人的功勞。
　　與此同時，許壽裳親自著書立說、上臺講演，為台灣「魯迅熱」推波助瀾。在此期間，許壽裳先後編著了《中國名人傳》、《台灣需要一個新五四運動》、《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亡友魯迅印象記》、《我所認識的魯迅》，以及《怎樣學習國語國文》、《中國的文字學》、《中國文法講話》等。當時，有台灣師範學院邀請許壽裳去演講，他講的是「魯迅的人格及其思想」；台灣各報外勤記者聯誼會邀請許壽裳去演講，他講的也是魯迅；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新文藝系列講座，講題由許壽裳擬定，主講者也由許壽裳約請，內容則大多是有關魯迅的。因此，許氏的友人戲稱道：許壽裳「彷彿是為了介紹魯迅先生而到台灣去似的。」許壽裳還組織進步師生舉辦「中國現代文學講座」，其中李何林主講「中國新文化發展概略」；台靜農主講「新舊文學之演變」；李霽野主講「西洋文學的介紹」；錢歌川主講「現代散文」；雷石榆主講「現代詩歌」；黃得時主講「現代小說」；冼群主講「現代戲劇」。演講地設在台北福星學校，每次兩個小時，講者認真，聽眾踴躍，學習氣氛濃厚。
　　在此寬鬆的氣氛下，曾遭受長期壓抑和打擊的台灣文壇，迸發出「學習魯迅、接受魯迅」新熱潮。1945年10月，台灣光復慶典的當天，《前鋒》雜誌刊出〈學習魯迅先生〉的文章。接著楊逵翻譯的《阿Q正傳》；王禹農翻譯的〈狂人日記〉、〈孔乙己〉、〈頭髮的故事〉、〈藥〉；藍明谷翻譯的〈故鄉〉；許壽裳的〈魯迅的思想與生活〉、〈魯迅和青年〉、〈魯迅的德行〉、〈魯迅的精神〉等文章相繼刊發。1946年秋，適逢魯迅逝世十周年，把「魯迅熱」推向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台灣各類報刊發表紀念魯迅的文章超過三十篇。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台灣《中華日報》、《和平日報》、《台灣新生報》、《台灣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以魯迅為題的評論文章達十八篇。楊逵在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一首詩寫道：「吶喊又吶喊，真理的叫喚；針對惡勢力，前進的呼聲！敢罵又敢打，青年的壯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熱腸……」1947年1月，楊逵在其編著的《阿Q正傳》中日文對照本，題寫了〈魯迅先生〉一文，文章評述說：「1936年10月19日上午5點30分，魯迅先生結束了56年的生涯，據說先生是經常受迫害的人物之一。他作為被壓迫階級的朋友，經常過著不顧犧牲的戰鬥生活，有時候比起寫作卻更忙於逃命。說他逃命似乎有些膽怯，但筆與大炮戰鬥，作家與軍警戰鬥，不得不更多是採取逃跑的遊擊戰術。在先生這種不屈不撓的鬥爭生活鼓舞下，受迫害者的意識加強了，組織也更加鞏固了……《阿Q正傳》是魯迅的代表作，是對應該詛咒的反動勢力和保守主義宣告死刑。懇求細讀，只要不拋棄這種反動勢力和保守主義，我們就一步也前進不了」。1947年1月，魯迅的《狂人日記》被列入「現代國語文學叢書」第一輯。與此同時，包括《阿Q正傳》在內的「中國文藝叢書」第一輯問世。
　　1949年5月，台灣當局的一紙「戒嚴令」讓魯迅的作品不論小說、雜文、詩歌等統統列入禁書，不許出版及流通。這一來，使「魯迅熱」被迫轉入地下。然而，魯迅對台灣的影響不是一個「禁令」所阻擋得了的。一位台灣鄉土文學作家在回憶當年閱讀魯迅作品的情形時說：「魯迅的書在台灣買不到，也沒人公開看他的書。東海大學圖書館有魯迅的書，但不借給學生，藏在地下室。我在該大學教現代文學和創作，才有資格借到魯迅的書。我家住在台北，東海大學在台中，魯迅的書就是在台中、臺北之間奔馳的火車上看的。書的封面包著《中央日報》，有人走過，我就把書闔上，閉上眼作瞌睡狀。《中央日報》掩蓋下的魯迅卻在『吶喊』。」還有一位「敢於直面慘澹人生」的魯迅式作家陳氏。早在念小學時，就閱讀了魯迅小說集《吶喊》，其中《阿Q正傳》等篇對他影響很深。這位作家冒險閱讀三十年代的「禁書」，如魯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在靈魂深處激起共鳴，練就了以「魯迅式」注視生活，干預生活的勇氣和特點。用理智、冷靜、客觀地去凝視現實社會。有一年，他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魯迅節座談會」上說：「魯迅作品雖描寫中國的落後與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關懷和熱愛，使我從小就認識到中國內地是自己的祖國，我不會像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嘲笑她的落後、貧窮，雖然魯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諷刺，但比諷刺好幾百倍的，是他對人民的感情和愛護。因此，我從小就篤定這國家是我的，我要愛護她。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他影響著一個隔著海峽、隔著政治，偷偷地閱讀他著作的一個人。」
　　總之，自上世紀20年代至今，魯迅在台灣的傳播百年矣！這對台灣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的影響都是正面的、持久的、刻骨銘心的。

（何有基／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