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是清代著名史學家，他曾以一代大師的精湛文筆，詳盡地記載了舟山抗清鬥爭的歷史。要瞭解舟山的歷史，特別是瞭解舟山抗清鬥爭，對他的著作不可不讀。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紹衣，號謝山，寧波鄞縣人（今鄞州），自署鮚埼亭長，雙韭山民，學者稱謝山先生。
　　在全祖望的著作中，有《鮚埼亭集》三十八卷，其中墓誌十七卷，傳狀四卷；《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其中墓誌五卷，傳狀四卷。內外編共八十八卷，墓誌、傳狀多達三十卷。此外，在《續甬上耆舊詩集》中，全祖望為詩人所作小傳，同樣屬於人物傳記體裁。在人物傳記中，表彰「故國忠義」，則是全祖望行文的主旋律。
　　在他的人物傳記中，就有明末著名的民族英雄張煌言。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寧波鄞縣人。清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與錢肅樂等倡議，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1646年與張名振等扈從魯王朱以海入駐定海，曾發兵四入長江、三下閩海，兩遇海難，被稱為「怒海雄獅」、「海上蘇武」、「義幟縱橫二十年」。1664年，張煌言散軍海上，避居懸山，因叛徒出賣被俘，在杭州英勇就義。
　　對於這樣一位同鄉先輩的「故國忠義」，全祖望非常敬仰，並予高度評價。他為張煌言撰寫了〈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詳述了張煌言的抗清事蹟，並深有感慨地說：「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為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誇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據撫淮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究。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荊、益之憑藉，所以得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死，則天也。」
　　關於張煌言抗清之久、艱苦之甚，有號稱「浙東學派一代宗師」的黃宗羲認為，張煌言與文天祥相比，絲毫不亞於文天祥。黃宗羲曰：「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征北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戊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其實，文天祥與張煌言有許多相似處。一是意志堅強，不為困境而轉變自己的政治主張。二是俱有氣貫長虹的詩文，留香後世。然而，就抗爭的處境、時間與所涉及的地域而言，張煌言則遠遠超過文天祥。
　　全祖望認為，張煌言之所以成為天地間的「偉人」，是因為有著勇往直前、理直氣壯的「正氣」在支撐著他。全祖望說：「天地間偉人，當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為金湯，以鮫人蜑戶為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線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與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為時在之所不能囿耶！」
　　當時的情境是，以山海為城作抵禦，以漁人、流民為依靠，戰局的動盪，風浪的擊打，使魯王小朝廷的君臣們處於風雨飄零之中。但只要復明尚存一絲希望，境遇儘管窮困，但仍正氣浩然，其勢不減當初。爾時，身歷其境的黃宗羲是這樣記述的：「上自浙閩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於水，清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茲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這就是說，亡命海上的魯王，船即是朝廷的宮殿，此時已沒有一塊陸地可以據守。稍大一點的是魯王住的船，頂層就是大臣們議事的朝房，小一點的船就是黃宗羲等大臣們住的，船艙只有周身那麼大，上上下下只能像穿洞穴時那樣彎著身子。睡覺時須兩人側著身子才行，蓋上蓋子，與躺在棺材裡沒啥兩樣。西墜的太陽，呼嘯的狂浪，荒蕪人煙的小島，不時露頭的礁石，船隻散佈在海面上，如同隨風飄零的敗絮。這就是「衣冠聚談」的君臣們所面臨的景象，處境十分悲涼。
　　但儘管如此，張煌言「其氣自壯」的信念仍躍然紙上，他在詩作〈灑血〉中說：「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黃冠；此意誰非屈？何人肯血寬？」他在〈放歌〉中云：「予之浩氣兮，予之精魂兮，變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祀，垂節義於千齡兮，夫何分孰為國祚兮，孰為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乎正氣兮，或無愧於先生。」前一首是說，如果文天祥不是走抗元鬥爭之路，在柴市就義，而是出家當道士，也無可厚議。然而，像文天祥這樣的一代英傑，豈肯遁世，以「故里一黃冠」而自慰呢？這是不可能的。後一首是在杭州獄中寫在牆上的詩，表示自己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相比，並不感到愧心。他以為，自己為國獻身，忠孝節義，正氣浩然，終將與日月同輝，為後世傳為美談。全祖望認為，張煌言的浩然正氣，絕對不會因為失敗而泯滅。「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身死心不死」。正如吳鐘巒所言：「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全祖望歌頌的正是張煌言體現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全祖望在〈張公神道碑銘〉中，還記述了張煌言的另外幾件事。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廷派人來招撫張煌言，張煌言斷然拒絕。他在覆清朝安撫使書中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在覆浙督趙廷臣書中，他再次表白：「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作為「明室孤臣」，他痛恨「新朝佐命」統治之殘酷；為了「匡扶宗社」和「保捍桑梓」，他義無反顧，堅持抗清鬥爭，不惜一切，至死靡他。張煌言被捕後，浙江提督張傑「以客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曰：『某不肖，有辜負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全祖望的如實記載，看似平淡無奇，可作為大明忠臣和抗清英雄的張煌言，如此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殉國的情景，卻是歷歷在目，不能不敬佩他激情洶湧，大筆如椽，激起讀者的強烈悲憤和敬仰。

（金濤／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