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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第一次海禁與朱元璋的禁海令

金德章

　　關於定海歷史上的第一次海禁，定海志書中均有記載。例如，清光緒《定海廳志》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巳，征南將軍湯和克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己丑，征南副將軍廖永忠會合討國珍。十二月丁未，國珍降，浙東平；戊午，湯和廖永忠自明州海道取福州。」又云：「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征閩師還，次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湯和為賊所襲，失二指揮。初，蘭秀山賊葉希戴、王子賢等相忿鬥，既而合力拒官軍。三月，希戴等駕船二百餘艘，突入府港攻城；駙馬都尉王恭力戰，獲其巨魁。賊潰走，吳禎次昌國剿平之。」又曰：「洪武十九年，起遣昌國縣海島居民。時，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湯和經略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
　　在民國的《定海縣志》中，此次海禁也有記載，內容更為詳盡。其文曰：「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命湯和經略海上，起遣昌國民盡入內地。二十年，昌國廢置中中、中左二所。」又云：「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征閩師還，次昌國；島民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湯和為所襲，失二指揮。初，蘭秀山賊葉希戴、王子賢等相忿鬥，既而合力拒官軍。三月，希戴等駕船二百餘艘，突入府港攻城；駙馬都尉王恭力戰，獲其巨魁；賊潰走，昌國副使吳禎剿平之。十九年，湯和經略海上。時，秀、岱、蘭、劍、金塘五山頑民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人，歲為邊患。和遂奏請，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二十年六月，廢昌國縣，徙衛於象山縣南天門山，以此地置中中、中左二所隸象山，二十五年改隸定海。」
　　上文所述，乃是定海志書中記載的第一次海禁的情況。其實，此次海禁並不僅僅限於定海，而是涉及浙南玉環、洞頭等地。據有關史料披露，明洪武十九年（1386），因湯和向朱元璋奏稱舟山「頑民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人，歲為邊患」，而撤廢昌國縣，並下令全部島民撤遷到寧波鎮海、天台等地。另據《舟山市志》記載：「此次遷徙，遣舟山四十六島居民三萬餘人入內地」。後因紫微島民王國祚上南京向明太祖面奏移民危害，這才准於在舟山本島留下了島民547戶。
　　洞頭。「明洪武十八年，朝廷因倭寇擾邊，遷海中居民以虛其地，洞頭列島居民被迫內遷，諸島荒廢。」依此論之，洞頭徙遷的時間要比舟山還要早一年。而在玉環島，「明洪武二十年，朝廷命徙海島居民於內地，並勒石厲禁，居者死，耕者斷足，港南遂被遷棄，就近止於港北者為數甚眾。」依此看來，玉環遷徙的禁令，除「居者死，耕者斷足」外，還有「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等嚴厲懲罰，其禁令比定海更為殘酷。據《玉環縣誌》載：「此次徙遷，合舟山、南田、岱秀諸島11.5萬餘戶。」以此可見，此次海禁的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災害之深，史無前例。
　　若從表象上看，此次大徙遷的起因，源於洪武元年二月，舟山秀山島之葉希戴和王子賢率民軍突襲昌國，殺了明軍兩指揮，致使信國公湯和惱羞成怒，向朱元璋謊報軍情，以「清野之策而墟其地」，下令浙江眾多海島的居民被迫內遷。浙江沿海島嶼從此成為一片荒蕪之地，東海岸的島民史也為之中斷。
　　現今思之，實在是令人痛心而憤慨！
　　關於朱元璋的禁海令，從史料上審視，是明太祖的一項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始，在整個洪武年間，每過兩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記載。《明太祖實錄》和《國榷》等史料記載：「洪武三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下令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廣東廣州三市舶司。」這些都是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中國各王朝負責海外貿易的官方機構。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下令嚴禁瀕海居民私通海外諸國。洪武十七年二月，他又命湯和巡視浙江及福建沿海諸城，並下令「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
　　為什麼朱元璋要這麼做呢？他的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出台禁海令的內因與外因又是什麼？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當今的人們，往往以為朱元璋的禁海令因不明真相誤聽湯和的一面之詞所致，或等同於中國自我封閉一貫的閉關鎖國政策。其實，禁海令的背後還有許多罕為人知的原因。
　　近日，浙江《聯誼報》刊登了朱永軍先生的一篇文章，對此提出了不同解讀，頗有見地。
　　朱永軍先生在〈朱元璋禁海令背後〉一文中說：「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啟下，又體現了全球歷史巨變時期，中國海洋政策的走向。僅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夠的，僅僅從內部的視角對它進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歷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兩個階段，劃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
　　朱永軍先生認為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軍事政策，並不完全是政治或經濟政策。元朝末年，義軍四起，朱元璋最終獨佔鰲頭，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開國之時，當初參加造反的各種勢力並沒有全部歸順臣服，張士誠、方國珍兩支武裝力量逃往海島或鄰近的海國，成為朱元璋登基後的一大威脅。然而，對於明朝政府來說，當時最主要的威脅來自逃亡蒙古的元朝殘餘勢力。明朝將重點軍事力量放在北部邊疆，防衛和追剿並重，而東南海疆的反抗勢力威脅在其次。輕重緩急的選擇，使得朱元璋對於東南海岸線上的敵對勢力，只採取防守的政策。這便是朱元璋出台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
　　但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朱元璋作出「片板不許入海」禁海令的起因，只是防止沿海居民與不願歸順的「逆賊」相通相濟，是一種臨時性的軍事政策，捎帶影響到海洋貿易，也只是暫時性的只進不出。外國來華的貿易，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朱元璋在位時期，朝貢貿易已經開始，但有來無往。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北伐，並鎮守北京，其糧草和物資大多依靠海運，可見海上航運也未受禁海令的影響。朱元璋之後，明朝沒有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其後代尊崇祖制的觀念所致。但這一尊崇祖制的延續，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當人們說永樂皇帝朱棣派鄭和大規模出使西洋屬於違反祖制的時候，其實已經說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已很快形同虛設了。
　　以此可見，與其說朱元璋在對外交往，尤其是與海洋國家打交道中有一種自大的狂妄心理，不如說他更多的是對海洋的深深恐懼。
　　朱元璋出身田野，後來一步登天，登上大位。儘管他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但其小農意識卻還是牢不可破。他的言行表明，雖然穿上了龍袍，可他仍然不過是一個「小農」，一個帝國深宮裡的小農。長久在內陸生活的人，初見浩翰的海洋都會有一種眩暈感。而對一個企圖控制他人的統治者來說，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裡太不可測了，如果在此之前，他還對自己擁有的力量信心十足，現在他卻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個人而言，還有一些現實的因素，更加深了他這種對海洋的恐懼和沮喪的感覺。
　　元代末年，朱元璋削平群雄，方國珍部雖然多數投降了他，但還有部分則揚帆海上，繼續與他為敵。對陸地上的負隅頑抗者，朱元璋可以窮追猛打除惡務盡，可是面對海洋，他卻只能望洋興嘆，海洋讓他既惱怒又恐懼。因在明朝之前，元朝大軍遠征日本，因突起的颶風幾乎讓元軍全軍覆沒，這使朱元璋印象深刻。
　　他一再告誡子孫不要對海外用兵。海洋既然無法掌控，怎麼辦呢？朱元璋的唯一辦法，一方面加強海防，另一方面關起門來，自顧自地經營他的「一畝三分地」。在他眼裡，只有這樣，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朱元璋的禁海令對定海及東海島嶼的居民造成了嚴重災害，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蒙受了巨大損失，也使我國作為海洋大國的重要地位和歷史進程受到了重創。正如司馬光所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應該牢牢記住這慘痛的教訓。

（金德章／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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