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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第一次海禁與朱元璋的禁海令

金德章

  關於定海歷史上的第一次海禁,定海志書中均有記載。例如,清光緒《定海廳志》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巳,征南將軍湯和克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己丑,征南副將軍廖永忠會合討國珍。十二月丁未,國珍降,浙東平;戊午,湯和廖永忠自明州海道取福州。」又云:「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征閩師還,次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湯和為賊所襲,失二指揮。初,蘭秀山賊葉希戴、王子賢等相忿鬥,既而合力拒官軍。三月,希戴等駕船二百餘艘,突入府港攻城;駙馬都尉王恭力戰,獲其巨魁。賊潰走,吳禎次昌國剿平之。」又曰:「洪武十九年,起遣昌國縣海島居民。時,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湯和經略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
  在民國的《定海縣志》中,此次海禁也有記載,內容更為詳盡。其文曰:「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命湯和經略海上,起遣昌國民盡入內地。二十年,昌國廢置中中、中左二所。」又云:「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征閩師還,次昌國;島民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湯和為所襲,失二指揮。初,蘭秀山賊葉希戴、王子賢等相忿鬥,既而合力拒官軍。三月,希戴等駕船二百餘艘,突入府港攻城;駙馬都尉王恭力戰,獲其巨魁;賊潰走,昌國副使吳禎剿平之。十九年,湯和經略海上。時,秀、岱、蘭、劍、金塘五山頑民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人,歲為邊患。和遂奏請,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二十年六月,廢昌國縣,徙衛於象山縣南天門山,以此地置中中、中左二所隸象山,二十五年改隸定海。」
  上文所述,乃是定海志書中記載的第一次海禁的情況。其實,此次海禁並不僅僅限於定海,而是涉及浙南玉環、洞頭等地。據有關史料披露,明洪武十九年(1386),因湯和向朱元璋奏稱舟山「頑民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人,歲為邊患」,而撤廢昌國縣,並下令全部島民撤遷到寧波鎮海、天台等地。另據《舟山市志》記載:「此次遷徙,遣舟山四十六島居民三萬餘人入內地」。後因紫微島民王國祚上南京向明太祖面奏移民危害,這才准於在舟山本島留下了島民547戶。
  洞頭。「明洪武十八年,朝廷因倭寇擾邊,遷海中居民以虛其地,洞頭列島居民被迫內遷,諸島荒廢。」依此論之,洞頭徙遷的時間要比舟山還要早一年。而在玉環島,「明洪武二十年,朝廷命徙海島居民於內地,並勒石厲禁,居者死,耕者斷足,港南遂被遷棄,就近止於港北者為數甚眾。」依此看來,玉環遷徙的禁令,除「居者死,耕者斷足」外,還有「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等嚴厲懲罰,其禁令比定海更為殘酷。據《玉環縣誌》載:「此次徙遷,合舟山、南田、岱秀諸島11.5萬餘戶。」以此可見,此次海禁的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災害之深,史無前例。
  若從表象上看,此次大徙遷的起因,源於洪武元年二月,舟山秀山島之葉希戴和王子賢率民軍突襲昌國,殺了明軍兩指揮,致使信國公湯和惱羞成怒,向朱元璋謊報軍情,以「清野之策而墟其地」,下令浙江眾多海島的居民被迫內遷。浙江沿海島嶼從此成為一片荒蕪之地,東海岸的島民史也為之中斷。
  現今思之,實在是令人痛心而憤慨!
  關於朱元璋的禁海令,從史料上審視,是明太祖的一項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始,在整個洪武年間,每過兩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記載。《明太祖實錄》和《國榷》等史料記載:「洪武三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下令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廣東廣州三市舶司。」這些都是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中國各王朝負責海外貿易的官方機構。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下令嚴禁瀕海居民私通海外諸國。洪武十七年二月,他又命湯和巡視浙江及福建沿海諸城,並下令「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
  為什麼朱元璋要這麼做呢?他的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出台禁海令的內因與外因又是什麼?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當今的人們,往往以為朱元璋的禁海令因不明真相誤聽湯和的一面之詞所致,或等同於中國自我封閉一貫的閉關鎖國政策。其實,禁海令的背後還有許多罕為人知的原因。
  近日,浙江《聯誼報》刊登了朱永軍先生的一篇文章,對此提出了不同解讀,頗有見地。
  朱永軍先生在〈朱元璋禁海令背後〉一文中說:「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啟下,又體現了全球歷史巨變時期,中國海洋政策的走向。僅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夠的,僅僅從內部的視角對它進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歷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兩個階段,劃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
  朱永軍先生認為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軍事政策,並不完全是政治或經濟政策。元朝末年,義軍四起,朱元璋最終獨佔鰲頭,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開國之時,當初參加造反的各種勢力並沒有全部歸順臣服,張士誠、方國珍兩支武裝力量逃往海島或鄰近的海國,成為朱元璋登基後的一大威脅。然而,對於明朝政府來說,當時最主要的威脅來自逃亡蒙古的元朝殘餘勢力。明朝將重點軍事力量放在北部邊疆,防衛和追剿並重,而東南海疆的反抗勢力威脅在其次。輕重緩急的選擇,使得朱元璋對於東南海岸線上的敵對勢力,只採取防守的政策。這便是朱元璋出台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
  但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朱元璋作出「片板不許入海」禁海令的起因,只是防止沿海居民與不願歸順的「逆賊」相通相濟,是一種臨時性的軍事政策,捎帶影響到海洋貿易,也只是暫時性的只進不出。外國來華的貿易,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朱元璋在位時期,朝貢貿易已經開始,但有來無往。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北伐,並鎮守北京,其糧草和物資大多依靠海運,可見海上航運也未受禁海令的影響。朱元璋之後,明朝沒有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其後代尊崇祖制的觀念所致。但這一尊崇祖制的延續,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當人們說永樂皇帝朱棣派鄭和大規模出使西洋屬於違反祖制的時候,其實已經說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已很快形同虛設了。
  以此可見,與其說朱元璋在對外交往,尤其是與海洋國家打交道中有一種自大的狂妄心理,不如說他更多的是對海洋的深深恐懼。
  朱元璋出身田野,後來一步登天,登上大位。儘管他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但其小農意識卻還是牢不可破。他的言行表明,雖然穿上了龍袍,可他仍然不過是一個「小農」,一個帝國深宮裡的小農。長久在內陸生活的人,初見浩翰的海洋都會有一種眩暈感。而對一個企圖控制他人的統治者來說,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裡太不可測了,如果在此之前,他還對自己擁有的力量信心十足,現在他卻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個人而言,還有一些現實的因素,更加深了他這種對海洋的恐懼和沮喪的感覺。
  元代末年,朱元璋削平群雄,方國珍部雖然多數投降了他,但還有部分則揚帆海上,繼續與他為敵。對陸地上的負隅頑抗者,朱元璋可以窮追猛打除惡務盡,可是面對海洋,他卻只能望洋興嘆,海洋讓他既惱怒又恐懼。因在明朝之前,元朝大軍遠征日本,因突起的颶風幾乎讓元軍全軍覆沒,這使朱元璋印象深刻。
  他一再告誡子孫不要對海外用兵。海洋既然無法掌控,怎麼辦呢?朱元璋的唯一辦法,一方面加強海防,另一方面關起門來,自顧自地經營他的「一畝三分地」。在他眼裡,只有這樣,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朱元璋的禁海令對定海及東海島嶼的居民造成了嚴重災害,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蒙受了巨大損失,也使我國作為海洋大國的重要地位和歷史進程受到了重創。正如司馬光所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應該牢牢記住這慘痛的教訓。

(金德章/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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