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台灣人，血脈相連，文化相通，自古以來一家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浙、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上萬年的人文交流史，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十四、清代：從秋瑾祖輩在台為官始，秋家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少女秋瑾探親寶島，伯祖父秋曰覲為保一方平安英勇獻身的故事在她心中激起陣陣漣漪。

一、秋瑾（1875—1907年），是我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女革命家，是首位為中國民主革命而獻身的巾幗英雄，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秋瑾的光輝業績如日月經天，婦孺皆知，對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女界的影響甚為深遠。然而，秋瑾和她的親屬與台灣曾經有過一段親密接觸史，且鮮為人知。今將相關內容集納於下，以表達對秋瑾及其赴台親屬的緬懷之情。
　　童年時代的秋瑾，曾經赴台灣探親，其祖輩為家國分憂、英勇獻身的故事喚起她為正義事業英勇奮鬥的情志。
　　在秋瑾十一歲那年，收到父親秋壽南從台北寄來的家書，要她們母女前去台灣相聚。這一喜訊，讓愛動少靜的秋瑾興奮不已，這是多好的機會，出去看看仙境蓬萊及外面的精彩世界。
　　1886年是秋壽南由福建赴台灣出任巡撫文案的第二個年頭，因忙於公務，眷念家人，遂委託在紹興的親戚何祿安護送秋瑾母女前往台北團聚。
　　秋瑾母女一行五人，取道上海前往寶島台灣。在上海，因未遇赴台之便船，一耽擱就是數月。後來，有幸搭上一艘去台灣的糧船方能成行。在茫茫的海上，風大浪高，船顛簸著前行，又巧遇颱風，旅途之艱辛自不用細說。秋瑾母女在海上顛簸數日後，方平安抵達台灣基隆碼頭。
　　在台北，秋瑾一家團聚的歡愉，一掃幾天來旅途的勞累及驚恐。白天，雖看不到古籍描述「蓬萊仙境」的萬千氣象，但台北特有的風土人情使秋瑾大開眼界，長了見識。夜幕降臨，一家圍坐一起。秋瑾向父親說說紹興的新聞逸事，彙報自己的學習心得，展示近來寫的詩詞、文章。秋壽南對女兒學習上的長進十分欣慰，尤其是對秋瑾「過目成誦」的聰明才智分外賞識，他高興地對妻子說：「阿瑾若是個男兒，考(科舉)起來不怕不中。」秋壽南此番既是讚揚又感惋惜的話語，在秋瑾幼小心靈裡埋下了學女傑、為女界爭口氣的決心。秋瑾十歲能詩，其詩云：「古今爭傳女狀頭，誰說紅顏不封侯？」又云：「莫重男兒薄女兒，始信英雄亦有雌。」因此，花木蘭、梁紅玉、李清照等都是她心儀的偶像。
　　在台北的這些日子裡，秋瑾前去探望在鹿港任同知的爺爺秋嘉禾，聆聽他講述伯祖父秋曰覲在台任內勤政愛民、為抗擊倭寇和保地方之平安英勇獻身的故事。秋瑾深深地為祖輩的剛正不阿、英豪之氣所感動，立下為正義事業而英勇奮鬥的雄心壯志。
　　白駒過隙，在台北一晃三個月過去，秋瑾她們打算返回家鄉。一天，適逢一艘去廈門的商船，秋瑾母女戀戀不捨地告別台灣，別離親人，搭船至廈門，隨後回到了紹興。然而，這一段切身的經歷讓秋瑾終身難忘。
　　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峽兩岸開放探親以來，浙台兩地的民間交流日趨活躍。一次，秋瑾侄孫秋經武從台灣旅遊回來相告，他說，在台灣秋瑾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尤其是在紀念館、紀念堂等場所，大都有秋瑾革命業績的展示，在中山紀念館內，秋瑾的位置是格外地醒目，佔有相當的分量。當人們得知秋經武是秋瑾的親侄孫時，大家熱情地圍上來問這問那，還有人邀請他到家裡作客，這充分表達了台灣同胞對秋瑾烈士的懷念與崇敬之情。

二、秋嘉禾(1831—1894年)，係秋瑾的祖父，字露軒，別號誨老人。1862年（同治一年）考取舉人，進入官場。1878年8月，任福建雲霄同知。1881年（光緒七年）9月，轉任台灣鹿港同知，任期長達十個春秋，然而，其業績卻鮮為人知。有道是「雁過留聲，人過留影」，而秋嘉禾在鹿港之「影」，確係難得其詳。經過一番尋覓，終於在相關文史資料堆裡找到些蛛絲馬跡。
　　秋嘉禾鹿港同知一職，係知府的副職，為正五品，負責掌管鹿港「鹽、糧、捕盜、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軍籍、撫綏民夷」等事務。早年的鹿港，係台灣地區重要的商埠，時人有「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台北萬華）」之謂，其商船的壓倉石鋪滿了鹿港街頭巷尾的路面，由此足見當年鹿港商貿業之盛況。
　　據載，自清代實現國家統一以來，台灣與浙閩粵的商貿往來十分熱絡，諸如台灣鹿港與福建泉州是法定對開商埠；鹿港與紹興、寧波、溫州的商船往來更趨頻繁。從今天仍保持完好的鹿港「八景十二勝」中，包含著諸多浙江元素，秋嘉禾的「影」依稀可見：如鹿港勝景之一的「十宜樓」，所謂十宜乃指琴、棋、書、畫、詩、酒、花、月、煙、茶十項文人雅事，有流傳的詩句云：「衢彎九曲狂風阻，樓號十宜雅士臨」，道出鹿港昔日的文風情致。十宜樓又稱「跑馬樓」，此種屋式正是江南浙江「走馬樓」的翻版。又如十宜樓附近的「甕牆」，首推距離民俗文物館約百米的謝宅，其牆中嵌有一百二十只酒甕（紹興稱酒甕為酒罈），獨步全台。據傳，以空酒罈壘砌的牆體，不但是美觀大方，而且是冬暖夏涼。在酒都紹興，除有多處堆砌的「罈牆」外，還有成堆的「罈山」，成為紹興獨特的景觀。早年鹿港，有如此眾多的空酒罈，足見當年黃酒銷售量之大，也反映出鹿港人的富足。據紹興酒史記載，清康熙年間，紹興黃酒輸出量大增。所以說，當年鹿港的酒很有可能是海運來的紹興罈裝酒；關於鹿港紹興酒的來龍去脈，與這位剛出娘胎就能聞到酒香、當年在鹿港任第一把手的秋嘉禾來說，肯定難脫其中之關係。
　　當年的鹿港是漢族與居住山地的原住民雜居之處。尤其在山地清一色是原住民同胞的居住處。因此，「撫番」對於當時鹿港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然而，對原鄉紹興出生於台灣居住於山地的秋嘉禾來說，似乎是「輕車熟路」。在近兩年的「撫番」工作頗有建樹，有〈鹿子港熟番打鹿詩〉為證：「山環海口水中流，番女番婆夜蕩舟；打得鹿來歸去好，歌喧絕頂月當頭。」由此，不難想見當年居住山地的原住民同胞在此生活的悠閒景況。那麼，此打鹿詩與秋嘉禾有何關聯？原來此詩出自一位名叫黃逢昶的旅台遊客，這是他在光緒八年遊歷鹿港時所親眼見到的一幕，詩收入黃逢昶《台灣雜記》一書。光緒八年（1882年），正好是秋嘉禾到鹿港任職的第二個年頭，能在如此短的時日裡作出如此好之成績，那麼在以後的八年中，其業績或許不會相去甚遠。
　　1890年12月6日，秋嘉禾離台灣鹿港改任廈門海防廳同知。據1891年4月5日《申報》報導：「廈門同知秋司馬嘉禾於去年冬捧檄履新，除暴安良，政聲卓著。」又云，「秋司馬政尚寬平，時於癉惡之中，導人為善，頌聲載道，幾於有口皆碑」。8日的《申報》報導稱：「秋司馬政尚寬平，民皆載德，而與西員往來酬酢，尤為不卑不亢。」秋嘉禾在廈門僅四個月的任期中，就有如此之「惠政」；他與「西員」（外國人）打交道，更是「不卑不亢」，拿揑得如此有分寸，足見秋司馬在駕馭內外事務上的強勢，以及十年「同知」生涯「遊刃有餘」的想像空間。
　　據說，在台灣鹿港有一條以美食遠近聞名的「嘉禾路」，此「嘉禾」與本文的秋嘉禾有否必然的聯繫？有意者尚可作深一步考究。

三是秋曰覲(？—1862年)為秋瑾的伯祖父，字雁臣，浙江紹興人，清咸豐辛亥恩科副榜。入官場後，官至台灣府淡水廳同知（正五品）。曾任噶瑪蘭通判、彰化縣知縣。在秋曰覲擔任彰化知縣任上，該地區常有會黨滋事，械鬥不息，而日本海盜亦乘機進行侵擾滋事活動，當地百姓的生產、生活受到嚴重的困擾。秋知縣為保一方平安，曾多次親率兵勇對日本海盜進行反侵擾的鬥爭，將其趕下海去。與此同時，秋曰覲對八卦會黨的滋事活動進行打擊，「擒其首誅之，並揮數千金，計遣彰化各勇，地方乃安」。為此，彰化民眾稱秋知縣是「威武素著」，「以武健為治」，深得轄區內百姓的擁戴。
　　1857年（咸豐七年），秋曰覲以台灣噶瑪蘭廳(今宜蘭)通判代理淡水廳撫民同知一職。淡水廳撫民同知又稱淡水同知，為清治時期重要的地方官員，官職品等為正五品，專司負責北台灣之內政，為駐守淡水廳地方父母官。當時的淡水廳管轄區域實為今台灣基隆至新竹一帶，故有對北台灣的實際管轄權。
　　1862年（同治一年）4月，彰化八卦會戴春潮捲土重來，再次滋事擾民。4月9日，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親自率兵勇赴彰化進剿。同時，特檄召之淡水同知秋曰覲前來協助剿滅會黨。15日，秋曰覲與北路協副將林德成、守備游紹芳，以及練勇頭目林奠國、林日成赴大墩(今台中)。17日，當清剿官兵與數千八卦會黨成員激烈交戰時，未料林日成臨陣倒戈，擊殺官軍。林奠國退回彰化阿罩霧，官兵勢孤，撤入竹圍群中，遂被包圍。次日，秋曰覲欲突圍而出，與敵力戰，因敵眾我寡，不幸陣亡。據連橫《台灣通史》載，當秋曰覲生命受到威脅時，十五歲的隨從小黃挺身而出，用身軀護住主人，並大呼道：「殺我，毋傷我主人！」由此可見，秋曰覲的人格魅力及良好的官兵關係。結果仍身受數刀而陣亡。秋曰覲的事蹟呈報朝廷後，賜「世襲雲騎尉」。誥授朝儀大夫，例晉中憲大夫。
　　秋曰覲不但為官清亷，作戰勇敢，而且在台灣詩界頗具影響。其詩〈花魂〉、〈花氣〉、〈花顏〉、〈花影〉四首，至今仍在台灣民間傳詠。如新竹林占梅潛園吟社一次有同詠者四十多人。秋曰覲七律詩如下：
　　〈花魂〉詩云：「花容一霎黯然收，憑弔芳魂到九幽。無影無形春寂寞，是空是色悵夷猶。佩環月下憐卿瘦，風雨宵深惹爾愁。賴有一枝香在手，眾香卻被此勾留。」（得「幽」字）
　　〈花氣〉詩云：「又惹探花仔細評，別於香外送將迎。春風拂拭人如醉，芳味氤氳蝶有情。襲我不禁行得得，投懷只合喚卿卿。使君意氣原非俗，仙吏仙葩一樣清。」（得「清」字）
　　〈花顏〉詩云：「十分顏色到花前，不是天然不算妍。豔冶迷他千里草，風流擬比六郎蓮。和來粉黛都成玉，奪到胭脂盡欲仙。寄語後庭誰得似，一時愁煞眾嬋娟。」（得「妍」字）
　　〈花影〉詩云：「分得春光千萬枝，顧形借影美人知。亭台高下和煙宿，籬落橫斜帶月移。幽境行將蜂蝶誤，名流銷盡色香時。年來頓悟繁華夢，重疊階前有所思。」（得「移」字）
　　秋曰覲的詩，讀來琅琅上口，且意境深遠。上述詩篇，分別為連橫的《台灣詩乘》和王松的《台陽詩話》所收錄。

四是秋壽南(1850—1901年)係秋瑾的父親，原名官謙，字研孫，號益山、星侯，曾在台灣、福建、江西等地為官。
　　秋壽南肄業於杭州紫陽書院，受業於宿儒朱端甫。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取舉人，後入官場。1885年，秋壽南在福建提督門幕府任內，以「勞積保舉」至台灣任知縣。秋壽南初到台地，卻有人捷足先登，占了他的知縣寶座。後經台灣巡撫邵友濂（浙江餘姚人）之聘，改任台灣巡撫文案。在任職期間，秋壽南駕馭工作的能力和業績，深得巡撫邵友濓的賞識與肯定。
　　數年後，秋壽南由台灣調任廈門海防廳同知。1894年，邵友濓調任湖南巡撫，秋壽南亦赴湘候補。1901年11月，秋壽南病逝於桂陽知州任上。

五是秋燦芝（1901—1967年），係秋瑾之女，原名王燦芝，號小俠，出生在湖南湘潭由義巷。自懂事始，拜師學藝，時刻不忘為母秋瑾報仇。1928年赴美留學，在紐約大學航空專科研習飛機製造和航空學兩年，系統地學習了飛機工程、航空教育、駕駛學、氣象學、機械用品、無線電等課程。1930年5月，秋燦芝學成回國，先在航空署教育科任職。不久，調入航空學校任教官。
　　1932年，秋燦芝與黃公柱結婚。1935年生一女，名王焱華。1951年秋，秋燦芝隻身南下香港，寄居在一個朋友家中，為撰寫《秋瑾革命傳》做準備。1953年1月，秋燦芝由香港去了台灣。
　　在台灣，經數月刻苦疾書，於同年9月11日《秋瑾革命傳》一書告成，英文名為《偉大的犧牲》，署名秋燦芝。她在〈自序〉中寫道：「今天又是六月六日天貺節了，在民(國)前五年的這一天，正是鑑湖女俠秋瑾成仁取義的日子，她在輝煌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最燦爛光榮的一頁，直到現在，她還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真是雖死猶生！」「關於她的革命事蹟，記載雖多，惜乎皆略而不詳，居恆引以為恨，及至抗戰勝利後，作者在杭州覓得前紹興府查辦秋瑾的全部檔案，凡數百件，後經裱成手卷三十六個，每個長達十餘丈，最短者亦七八丈都展閱一遍，對於當時革命的情形，至是得以盡悉矣。那時就擬根據這一部檔案，還參考其他有關書籍，來編一部較為詳實點的傳記，只以事與願違，為生計所廹，終日粟祿而未果。」〈自序〉最後寫道：赴台灣後，為編寫《秋瑾革命傳》，「當此燠暑蒸人，惠風不至，作者身處炎威之中，浸潤在熱浪之下，揮汗如雨，口渴如焚，猶寫作不輟者，此無他，實因先烈犧牲的精神感人之深，遂使煩暑亦為之頓消也。」該書先由台北興台書局出版，後又由三民書局出版。由於台灣人民對該書的需求量巨大，三民書局不斷再版，共出至第四版。該書共17回，約12.4萬字，在書尾，她寫了10首詩，抒發了對其母秋瑾的深深思念和敬佩之情。其最末一首詩云：「遊子他鄉感不禁，流亡海外少知音。客窗編就英雄傳，寫到傷心淚滿襟。」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秋燦芝的心境。
　　秋燦芝晚年，做些文字翻譯工作，收入低微，生活清苦。1967年，秋燦芝在台北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十五、清代：一代儒將俞明震，為「抗日保台」打響第一槍；吳彭年為阻止日軍南侵，在八卦山戰鬥中英勇獻身；摩那•莫那魯道的「霧社起義」，令日寇聞風喪膽。
　　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竟然將寶島台灣割讓給日本。割台惡耗傳到台灣，全省震驚，激起包括居住山地的原住民同胞在內的所有台灣人的極大憤慨，反割讓浪潮迅速席捲全島。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抗日保台」悲壯詩史中，俞明震、吳彭年等在台浙籍人士與台灣同胞一道奮勇當先，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其一，俞明震為一代儒將魯迅的先生，為了「抗日保台」打響第一槍，為中華兒女抗日鬥爭翻開新的篇章。
　　1895年5月，日本侵略軍在炮艦的掩護下，於台北基隆澳底強行登島。時任台灣布政使的俞明震親臨一線，與當地軍民一道同入侵者展開激烈的炮戰，為「抗日保台」之戰打響了第一槍。台灣史稱，「乙未抗戰」。俞明震等抗日精英，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敢於同船堅炮利的日軍英勇搏殺，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的大無畏精神，可歌可泣。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號觚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出身於紹興斗門俞氏，為名門望族。從曾祖父俞世琦始，寄籍順天宛平。其父俞文葆，曾出任湖南興甯、東安知縣，住湖南善化縣（今屬長沙市沙縣）。子俞啟威，原名黃敬，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兼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天津市委書記。孫俞正聲中共上海市委原書記、全國政協主席。侄子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政府國防部長，與蔣經國是兒女親家。俞明震曾任江南水師學堂總辦（校長），親率魯迅、俞大純等赴日本留學。魯迅稱俞明震為「恪士師」。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風煙驟起，孤懸海外的寶島台灣局勢隨之吃緊。台灣不僅因為它本身的美麗富饒，還因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使日本垂涎三尺。當時，清駐台文官，大都「流連詩酒，不恤軍事」；武將，有志者不受重用，平庸者「各自為政，爭功奪利」；士卒「不知教練，炮械不諳養護」。台灣巡撫唐景崧深知事態之嚴重，即奏請朝廷調時任刑部主事的俞明震前來台灣協辦防務。1895年4月，俞明震奉調赴台灣出任布政使，負責全台營務。
　　俞明震來台灣上任沒多久，中日甲午戰爭即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根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廷除高額賠款外，還將寶島台灣等地割讓日本。消息傳來，台灣民眾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三天，台北市民鳴鑼罷市，紛紛湧向台灣省巡撫衙門，示威抗議，怒斥清廷賣國行徑，痛罵李鴻章之流是賊臣，應殺之以謝天下。許多有識士紳、民眾悲憤激昂，致電清廷，慷慨陳詞：「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丘逢甲血書「抗倭守土，願與台地共存亡！」並代表全台紳民三次上書，請求朝廷「廢約再戰」；俞明震、唐景崧等人，曾38次上書請戰。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其日記中寫道：「得到台灣門人俞明震、丘逢甲電，字字血淚，使我無面目立於人世矣！」然而，清廷對此是麻木不仁，復電：「凡在台大清官兵，分批撤回內地」云云。
　　為了抗日及自保，在無援、無奈的情況下，丘逢甲、陳季同、林朝棟等人提議，建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任命丘逢甲為義軍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俞明震為內務大臣等，以帶領台灣軍民抵禦入侵者。這個「民主國」還明白宣示，「仍感念清朝歷代皇帝的舊恩，奉清廷正朔，遙做中國大陸的屏障」云云。
　　當甲午戰爭的炮聲尚在祖國大陸上空迴響，日本海軍艦隊即刻集結南下，先下澎湖，緊接著擺開陣勢要攻取台灣本島。據俞明震《台灣八日記》載：1895年5月28日，日本戰艦29艘遊弋於台北海面。經多次試探，日軍試圖先從距基隆五十里的澳底登陸。俞明震不愧為一員儒將，面對兇殘的日本侵略者親赴前線督戰，並與守土軍民一起同日本精銳師團展開空前激烈的炮戰，這為寶島人民「反割讓，保台灣」的戰鬥開了第一槍，成為中國人民抗戰詩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意義不容低估。但由於守軍兵力不足，武器落後，又缺乏訓練，致使日軍精銳主力近衛師團第一旅團有機可乘，屢屢得手。
　　俞明震不顧個人安危，堅守在前沿陣地。在炮戰間隙，登陸與反登陸的戰鬥更加驚心動魄，慘烈無比，在血與肉的拼搏中，有兵勇竟然臨陣脫逃，使局勢萬分危急。俞明震衝鋒在前，果斷地指揮親兵手刃逃兵，才穩住陣腳。殘酷的戰鬥使守軍死傷慘重，俞明震也被日本炮彈擊傷頭部，血流滿面。但俞明震強忍傷痛，繼續指揮作戰，其愛國耿耿忠心、烈烈氣概激勵著台灣軍民，一時傳為佳話。
　　澳底一戰，守土軍民死傷慘重，光官兵戰死者多達二百餘人，俞明震因流血過多身體不支亦被抬下火線，轉至獅球嶺陣地。不多久，基隆及獅球嶺炮臺相繼失守，台北城危在旦夕。俞明震帶著傷痛及虛弱的身體面見唐景崧，力勸退守新竹，依靠劉永福、林朝棟的力量爭取東山再起。然而，此時的唐景崧對守台已失去了鬥志和信心，根本聽不進俞明震的意見。至傍晚，當守軍退入台北城時，見撫署起火，各局、所不見人影，連俞明震的住所亦遭人洗劫，局勢十分兇險危急。
　　6月4日，台北不幸發生「兵變」，這使本來十分艱苦的「抗日保台」之戰雪上加霜。也就在這一天，唐景崧化妝逃至虎尾，乘船回大陸。此時，俞明震飽受失地的苦痛和肉體上痛處的煎熬，已精疲力竭的他只好帶上歷次電奏朝廷的草本，燒毀了與各地往來的密電後，含恨離台，內渡廈門養傷。正如丘逢甲一詩歎息道：「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至此，台灣抗日的領導責任落在了丘逢甲、劉永福等人肩上。
　　俞明震回內地後，仍心繫台灣同胞的安危。他靜下心來補寫了1895年5月28日之後的戰事日記，即《台灣八日記》，記載了中、日兩軍數日間的戰況，以及6月4日「台北兵變」之情形。與此同時，俞明震還將他與唐景崧向朝廷請戰的38件文書附錄於《台灣八日記》之後，這為後人研究台灣近代史提供十分難得而珍貴的歷史資料。

其二，吳彭年為阻止日軍南侵，在彰化「八卦山戰鬥」中英勇獻身，亦讓侵台日軍付出了慘重代價。
　　吳彭年（？—1895年），字季籛，浙江餘姚人，清末駐台清軍將領，陣亡於乙未戰爭，民族英雄。年十八，為諸生。工詩文，賦氣豪邁，欲追傅介子、班定遠之志。曾流寓廣州。1894年（光緒二十年）任縣丞，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1895年春，至台北。清軍總兵劉永福聞其才，聘為幕僚。吳彭年在擔任記室（相當主簿）時，批答文件，大多出於其手。暇時賦詩作歌，與士大夫唱和，多慷慨悲壯之語。
　　日軍攻佔台北和新竹，一路實行焦土政策，罪行累累，罄竹難書。七八月間，日軍向台中、彰化進軍，台灣軍民抗戰進入了艱苦的中部保衛戰。其中著名的戰鬥有尖筆山、大甲溪、八卦山和彰化等地的爭奪戰。七月，吳彭年奉劉永福軍令率黑旗軍七星隊700人進駐彰化八卦山陣地，阻擊日軍南犯。彰化四周地勢平坦，無險可依，唯有城東的八卦山是彰化城的制高點和天然屏障，形勢險要，距城東僅一公里。當時，彰化守軍有黑旗軍、義軍等共七個營。八月，劉永福又派來黑旗軍五個營來援，總兵力達3600人。14日，吳彭年率部擊敗來犯日軍，遂與義軍徐驤等率部駐大甲溪一帶。
　　為阻擊日軍南侵，吳彭年率部伏於大甲溪南岸竹林。22日，日軍乘筏偷渡大甲溪，當其中一部剛至河心時，吳彭年率部奮起阻擊。日軍急忙回渡，又遭伏於大甲溪北岸的徐驤義軍猛擊。日軍腹背受敵，傷亡慘重。翌日，日軍大隊再犯大甲溪，因眾寡懸殊，吳彭年和義軍接連失利，主動放棄大甲溪而退往彰化，大甲溪失守。26日，台中失守。27日凌晨，日軍近衛師團一萬多人分三路進犯彰化。右路兩個大隊由陸軍少將川村率領；左路兩個聯隊由陸軍少將山根率領；中路三個大隊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八卦山守軍同日本侵略軍展開驚心動魄的爭奪戰，激戰八個多小時，敵不得進。
　　入夜，日軍左路從大竹莊附近山谷僻徑悄悄爬上八卦山。28日晨，守軍發現敵寇滿布山谷，並接近八卦山東側高地。敵精銳師團千餘人，用快槍快炮發動猛攻。抗日軍民英勇戰鬥，拼死相搏。八卦山上炮火連天，硝煙彌漫，殺聲震天。義軍首領吳湯興等中彈陣亡，黑旗軍衝鋒隊七星隊百餘人相繼死難。是時，吳彭年大戰於大肚溪，遙望八卦山已被日寇佔領，急率全軍回救。在戰鬥中，吳彭年身先士卒，與徐驤殘部兵合一處，奪下八卦山制高點，殲敵無數，並擊斃山根信成少將。日軍稍作整修後，以更猛烈的炮火向八卦山制高點襲來。在激烈的爭奪戰中，吳彭年身負重傷，待裹紮好傷口後，繼續指揮戰鬥，直至彈盡糧絕，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正如史學家連橫在《台灣通史》中稱讚道：「如吳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雲漢而光日月。」「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嗚呼，壯哉！」徐驤率20多人拼命突出重圍，退往台南，八卦山陷入敵手。
　　台灣人民為不忘當年在彰化八卦山保衛戰中英勇捐軀的先烈，建有「八卦山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以示對堅守八卦山勇士們的紀念與緬懷。

其三，摩那•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起義」，令日寇寢食難安、聞風喪膽。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各族人民、尤其是居住山地的原住民同胞的抗日峰火此落彼起，令日本殖民者寢食難安，先後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豪，居住山地的原住民同胞摩那．莫那魯道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主導霧社抗日起義首領摩那．莫那魯道，係居住山地的原住民泰雅馬赫坡社的頭目，生於1882年，幼時在部落長大，聰明伶俐，學得一身山田耕作與獸獵技能。及長，體軀高大，體魄強健，善謀能為，曾因「出草」（獵首）成功，獲得刺青（文身）的武勇標記，深得族人愛戴。其父魯道魯黑，前長馬赫坡社頭目，其祖先為古代越人後裔，祖籍是浙江紹興。所以，紹興應該是莫那魯道的原鄉。
　　壯年時期的莫那魯道，經歷了「人止關之役」、「生計大封鎖」、「霧社番膺懲事件」、「和解埋石」、「繳械歸順」，以至於「平地觀光」、「日本內地見學旅行」，到「順者撫之，逆者剿之」的撫綏誘騙等。正如莫那魯道從日本內地旅行歸來的名言：「日本人像濁水溪的石頭一樣多，也像霧社森林的樹葉一樣繁，但泰雅族人抗日的意志讎像奇萊山一樣的雄壯。」因此，摩那．莫那魯道誓言：誓死保衛泰雅人的家園，奮力驅逐日本軍國主義的肆虐與蹂躪。
　　1930年10月27日，秋高氣爽，台灣中部的平靜山地霧社爆發了一起規模浩大、組織嚴密、震驚中外的起義，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霧社起義。摩那．莫那魯道巧妙地利用日本殖民當局「神社祭日」舉辦運動會的時機，聯合霧社群六部落的族人舉行起義。義民襲擊日本員警派出所13處，殺死日本人134名，奪取槍支180支、彈藥23,000發和大批糧食，破壞郵電通訊設施，引起台灣社會的巨大震動。
　　霧社起義爆發後，日本殖民當局驚恐萬狀，傾巢出動。先後調來台中駐屯軍、台北與台南步兵、基隆重砲兵隊、花蓮港憲兵隊和屏東飛行隊，共一千多人，加上各地日警五千多人，對人口僅二千多人的霧社進行掃蕩。當天晚上，飛機在霧社上空狂轟濫炸。第二天上午，高井員警一隊到達埔里，但在湄溪一帶遭到起義軍伏擊，不能前進。台南員警大隊沿著濁水溪緩慢前進，直到30日進佔霧社村莊。進村後，日寇開始燒殺搶掠。然後用山炮猛轟半天，把村莊夷為平地。更為狠毒的是，日本強盜竟對霧社山區施放毒氣彈，許多起義戰士中毒身亡。山林谷地毒氣熏天，屍橫遍野。以摩那．莫那魯道為首的起義戰士，面對兇殘的敵人毫不畏懼，他們用竹槍、大刀和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少量槍枝，與數十倍於自己的、擁有先進裝備的強敵血戰一個多月，共殺敵四千多人。在激戰中，不少居住山地的原住民婦女為了激勵丈夫和兒子勇往直前，不惜懸樑自盡。在敵人大炮、毒氣的襲擊下，起義者抱定戰死的決心，拒絕了敵人的誘降。至12月8日，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的泰雅勇士，與自己的親人們一起，唱著古老的靈歌，飲酒訣別。所有人都從容洗淨面龐，整好衣衫，走進養育自己的叢林，在被祖先奉為神靈的樹上，引頸自縊。泰雅人的英烈們，就是用此種極為悲壯的方式，書寫了霧社起義最為慘烈的一頁。
　　霧社起義四年後，一位獵人在密林深處岩洞中發現了莫那魯道這位抗日英雄的遺骸，雖已化作累累白骨，但懷中卻還緊緊摟著一支鏽跡斑斑的步槍。日本人聞訊後，隨即把遺骸運回。先在公眾場合暴屍展覽，後又運到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當作研究標本，真是慘無人道，其用心何等卑劣。直到台灣光復，人們才打聽到莫那魯道遺骸下落。這位泰雅人抗日首領，才得以魂歸故里。今在莫那魯道英雄們殉難地霧社櫻台興築「抗日紀念碑」，以慰忠魂，供後人憑弔。
　　霧社起義向世人宣告，即使台灣已淪陷三十餘年，但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它激勵著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它使台灣人民不畏強暴、敢於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精神傳遍世界。莫那魯道和勇士們的英名載入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史冊，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敬仰與懷念。

（何有基／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