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臺灣人，血脈相連，文化相通，自古以來一家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中國歷史長河裡，浙、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上萬年的人文交流史，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十二、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為建設寶島嘔心瀝血，離任時數千人「攀轅」相送；蔣知府編就第一部《臺灣府志》，自此臺灣步入有史時代
　　西元一六八四年五月（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正式宣佈：臺灣「設一府三縣。臺灣府下設三縣：分原萬年州為臺灣、鳳山二縣，改舊天興州為諸羅縣。臺灣府治則設在東安坊（今台南市），以臺灣縣為附郭。澎湖設巡檢，置台廈兵備道（兼轄廈門）及總兵，隸福建省。」與此同時，規定「臺灣、澎湖設兵防守。設總兵官一員，水師副將一員，參將二員，兵八千，分為水陸八營，駐防臺灣。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分為二營。每營各設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官。」自此，向世人宣告：臺灣隸屬清政府中央政權的管控之下。
　　台廈兵備道道員，是臺灣品秩最高的文官（正四品），除了治理臺灣之外，也分管廈門。按照清制，道員的職權主要是糾舉下屬有無失職。但慮及臺灣地位特殊，道員又授予密奏、兵備歲科二試、督造水師戰船之權。
　　知府，係僅次道員的臺灣高官，官價「從四品」，職權在於掌一府之政務，包括向下屬宣佈國家政令，徵收所屬府縣賦稅，考核下屬官吏及其審決訟案、稽察奸宄等。知府之下有同知、通判。知府衙門的內部組織機構主要由府堂、經歷司、司獄司等組成。臺灣是中國的門戶，海疆之重地，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經多方推薦、考察，時能守台者「非集公不可」。集公何許人也？他是浙江紹興人蔣毓英。
　　蔣毓英（？—1707年），字集公，出生浙江紹興諸暨店口七里村（古稱蕺里村），祖籍錦州府。是清代首任臺灣知府，也是首部《臺灣府志》的編纂者。1679年（康熙十八年），蔣毓英出任福建泉州知府。任上，各項工作「遊刃有餘」，皇上特賜「一品服」予以褒獎。1684年，蔣毓英奉命由泉州府調任臺灣府，出任清治時期臺灣第一任知府。
　　臺灣回歸，百廢待興。蔣毓英上任後，慮及臺灣府情況之特殊，隨即深入民間調查研究，並提出一整套治理台灣的方案，使府治運作漸入佳境。
　　第一件事，劃定疆域，分級管理，充分發揮各級主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臺灣府的建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遵照清廷在台設立一府三縣之規定，新設臺灣縣居中，所以又稱「中路」，縣境東到大山，西到大海，南到二層行溪的北支界鳳山縣，北到現在的鹽水鎮與諸羅縣為界。臺灣縣除管理本轄區之外，澎湖亦歸屬其管轄；鳳山縣在府治南方，稱為「南路」，縣界北以二層行溪與臺灣縣為鄰，南到現在的恒春貓鼻頭，東界山，西臨海，東北界諸羅縣；諸羅縣又稱「北路」，東繫大山，西抵大海，南與臺灣、鳳山二縣交鄰，北到大雞籠（今基隆市），宜蘭、花蓮、台東也劃歸諸羅縣管轄。
　　當年，新任縣令有沈朝聘、陳瑸、季麒光等三人，依據府治相關規劃要求，結合所在轄區的實際情況，各展其才，皆取得良好政績。尤其是地廣人稀，境內大多為高山族同胞居住區的諸羅縣，政績更為亮麗。該縣縣令季麒光，在「安撫土番（高山族）、創立義學、賑恤窮黎……」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這裡除了季縣令本人的智商及努力外，或許還有浙江鄞縣人沈光文的協助。沈光文來台數十年，曾協助鄭成功趕走荷蘭殖民者，收復了臺灣。更為出色的是沈氏為中華文化紮根臺灣不遺餘力，業績斐然。沈光文當年定居諸羅目加溜灣，年七十有餘，與季麒光關係熱絡，皆為臺灣詩社的重要成員。
　　據記載，季縣令對沈光文十分敬重，毎月都會帶上禮物上門探視，問寒問暖，請教治政之道。沈光文乃是出了名的臺灣通，對諸羅縣的情況了如指掌，在高山族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季麒光初來諸羅時，人生地不熟，但有了沈光文這位高人的指點，辦事十分順利。
　　第二件事，引進農業勞力，復耕復種，促進臺灣農業經濟的復甦與發展。
　　回歸之初，為確保臺灣社會安寧，有大批鄭氏軍民需轉移到內地安置。一時間，臺灣漢族人口銳減，一些已開發的土地重新荒蕪。施琅在《壤地初闢疏》稱：一年內，從臺灣遷往大陸的人口「近有其半」。這是說從明鄭時期十多萬漢族人口中，遷居內地的高達5萬多人，以致臺灣出現「人去業荒」的景象。為此，蔣毓英通過各種管道及各類獎勵措施，在他任上頭年裡，即「招來大陸勞工計3550人」，各縣紛紛仿效。隨著大陸勞工來台，不但止住了土地拋荒，而且提高了臺灣人口的增長率。如1684—1782年間，全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為1.276％，福建為0.817％，臺灣則為2.655％。之後，隨著閩、粵移民的大量湧入，為臺灣土地開發提供了最為重要的生產力，土地開發有「一日千里之勢」。
　　第三件事，廣泛採用「輕租薄稅」政策，對現有耕地實行「相土定賦」措施，減輕雜役，促進海島農業經濟恢復與發展。
　　蔣毓英深諳「為政之道，首重利民」的道理。因此，他在「輕租薄稅」政策上向「利民」傾斜，儘量減輕農民負擔。就以當時臺灣地租上說，遠較大陸各省為低，一般只占收成10％左右。農民除耕種地主土地之外，還可以私墾土地，收穫大都歸己，使耕者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蔣知府對耕耘的土地，依據耕地土質肥瘦、水源遠近等要素，把土地分成若干等級，再來核定賦稅之輕重，儘量減輕耕者的負擔。對那些拋荒的土地，蔣毓英鼓勵當地農民或流民認耕復種，並按認耕之多寡，給於免稅或其他獎勵。由於採取了上述多種靈活舉措，使臺灣的農業經濟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恢復，農民得了實惠，政府的稅收亦略有增長。如清初，臺灣一府三縣的正供雜稅，年收入為8.8萬多兩，軍政支出僅3.7萬兩，歲有盈餘。
　　第四件事，積極推動兩岸（地）商貿往來，使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商業中心格局初步形成。
　　清初，中國東南沿海不寧，清政府在福建強推「遷界禁海」政策，使浙、閩與臺灣的百姓苦不堪言，經濟停滯不前。1683年，臺灣平定「海禁」得以解除，允許商民出海貿易，漁民出海捕魚。1684年，蔣毓英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以府城台南（今台南市）為商業中心，開展對祖國大陸及日本、南洋的貿易活動。此時，台南既是臺灣的行政中心，也是商業中心，又是臺灣最早文化發祥地。它的周圍也是臺灣最早開發與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人們從臺灣南北把糖、米、龍眼乾、薑黃、樟腦、硫磺、煤等產品集中到這裡，又把它輸往大陸；大陸的綢緞、絲線、紡葛、絹布、羅紗、棉花、藥材、煙、酒、茶、木材、石料、磚瓦、瓷器、紙張，還有雜貨也從這裡輸往臺灣各地。隨著商業的繁榮，並在台南商業中心的引領下，彰化鹿港鎮（又稱鹿子港）逐漸成為臺灣中部的貨物集散中心。艋舺（今臺北萬華，為古時萬舟雲集之地）也逐漸成為臺北盆地貨物的集散中心。由此，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三大商業中心格局初步形成。與此相對應的商埠不斷擴大，如臺灣與大陸的商貿已達福建的漳州、泉州、廈門、福州；浙江的寧波、紹興、溫州；廣東的汕頭、湛江；還有上海、蘇州、天津、煙臺、牛莊（營口）以及遠至關東等地。與此同時，臺灣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地發展，台船每歲出入數千，貿易地區伸展到日本、呂宋諸國。
　　第五件事，加強與高山族同胞的聯繫與溝通，努力維護其權益，盡快融入現代社會。
　　隨著祖國大陸漢族人口不斷遷居臺灣，使臺灣社會的民族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從原來清一色的高山一族，而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多民族社會。經過漫長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高山族中被漢化深者稱「熟番」，未漢化的稱「生番」。蔣毓英承明鄭之後，在各番社（主要是熟番區）設置土官，由高山族耆老公舉，再經官府認可產生，並由政府發給戳記，以約束「番眾」。各社又置通事，以疏通政府與原住民間的關係，傳達政令。
　　後來，由於擴耕開荒，一些原住民的獵場被侵佔，引起漢、番間的矛盾。經過調解協商，雙方處得和解，漢人得到了耕地；先住民在得到補償的同時，還輸入犂耙鋤斧鐮刀等先進生產工具，並教以耕作方法和引水灌溉等生產技術，使農業增產增收。蔣毓英是位儒學大家，親捐俸祿，創辦義學，讓高山族孩童接受中華文化教育，背誦儒家經典，行文知禮，作字有法，參加科舉考試；提倡孝悌，規範民風民俗。通過上述的「撫番」政策，致使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出現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遵漢人禮儀的現象。由此，臺灣高山族融入民族大家庭的步子日益增大。
　　第六件事，重視寶島文化建設，改建孔廟，編纂首部「臺灣府志」，臺灣自此步入有史時代。
　　台南孔子廟是建於明鄭時期的1665年，為臺灣首座孔廟，它的建立標誌著儒學正式在臺灣紮根。建廟之初，僅有大成殿，用來祭祀孔子。1685年，在蔣毓英主持下對孔廟進行改建，增設明倫堂，作講學之用，為全台之首學。孔廟又稱「先師廟」，俗稱「文廟」。它不僅是紀念孔子的重要場所，也是臺灣第一所高等學府，成為臺灣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西元1685年年底，恰逢清政府通令全國纂修地方誌，以備「一統志」的采輯彙編。於是，蔣毓英與諸羅縣令季麒光、鳳山縣令楊芳聲等合修《臺灣府志》。有道是方志為「博物之書」，「一方之全史」，其難度是不難想像的。首部《臺灣府志》（後人稱《蔣志》）初稿於第二年完成，幾經修改，遂呈送台廈道，此即後來康熙《福建通志》輔刻本的主要依據。僅一年時間，完成臺灣首部府志的編纂，效力可謂奇高。筆者並不懷疑蔣知府的領導組織能力，而是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他是蔣毓英的同鄉沈光文。沈光文時年七十又五，住諸羅目加溜灣，與該縣縣令季麒光是詩友，關係甚為親密。據說，季氏每月都會帶禮物上門探訪沈光文。季麒光是蔣毓英最得力的修志幹將，而沈光文是編纂臺灣地方誌最有發言權的重量級人物。至於沈、蔣有否被引見？沈光文的《臺灣賦》是否成為《臺灣府志》的藍本等，至今仍是個迷。然而，有隙去細察蔣毓英的《臺灣府志》，沈氏《臺灣賦》的影子隨處可見。難道這是巧合，還是沈、蔣「心有靈犀一點通」？《臺灣府志》成文後，未能及時刊刻，至1689年在蔣毓英調往大陸之後，由其眷屬在內地刊行。
　　《蔣志》為綱目體，全書分：建制、山川、疆域、城池、祀典、戶役、田賦、學校、兵防、公署、職官、名宦、人物、方技、仙釋、遷寓、列女、土風、物產、卹政、古績、雜記、外島24卷。該志書的刊行，為後人瞭解當時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及民俗風情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為探討兩岸（地）史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依據。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在臺灣文化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篇章。
　　蔣毓英在臺灣只短短的四五年，但在當地老百姓心中卻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687年，蔣毓英任滿將升任湖廣郵鹺道。消息一經傳開，讓「台人士惶惶若失，涉大洋反復懇求大吏告留，大吏特疏奏請予留一年。去之日，攀轅走數十里，送者至數千人，……」由此，蔣毓英與臺灣同胞間的「魚水之情」可見一斑。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稱蔣毓英為「一代良吏也」。時至今日，在台南仍有一方刻著「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古跡留存，足見蔣毓英在台影響之久遠矣！

十三、清代：郁永河入台涉險探硫穴，開啟兩岸（地）共同採礦之先河；以親歷寫就《裨海紀遊》，玉成滄浪纂寫臺灣遊記第一人。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關於郁永河的籍貫，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如連雅堂作「仁和」，清道光十三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作「錢塘」。此外，還有武陵、武林之說。方豪（浙江紹興人）認為武陵是武林之誤。而武林、錢塘、仁和均為杭州的舊稱。其生卒年，無明確記載。然郁氏於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赴台則無庸置疑。他說：「余以斑白之年，高堂有母，寧遂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方豪依此推測郁永河赴台時，「至少也是五十以上，將近六十，或甚至是已過六十的人」；費海璣則明白地指出：「郁氏撰裨海紀遊的時候年齡是五十三……」，此說亦缺證據。
　　但從上述推論中，可得出郁氏出生大概時間為清崇德末年或順治初年，約在1644年前後。郁永河為清代著名探險家、旅遊家、地理學家。郁氏性喜遠遊，不避險阻，自謂「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1697年的臺灣之行，正是此種精神的具體體現。郁永河自福州出發，南下經廈門，渡臺灣海峽，由台南至臺北，從淡水河坐船進入臺北盆地，到大屯山麓北投一帶採辦硫磺的經過。郁氏撰寫的《裨海紀遊》，又名《採礦日記》，是一部有關臺灣最重要的行役記，對當時臺灣情況，特別是原住民高山族的生活和風俗習慣，都作了極有價值的記錄。

　　第一、郁永河備嘗艱辛深入臺地探硫穴，兩岸（地）同胞協作在台採礦由此開啟。
1、臺灣行之緣起。
　　早在1691年，郁永河離浙入閩，出任福建同知王仲千的幕僚。在此期間，他遊遍八閩（即八府）大地，唯有當時新歸屬福建的臺灣府尚未涉足，頗感惋惜。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冬，榕城火藥庫失火，五十餘萬斤火藥毀於一旦。按清制規定，損失的火藥需由地方當局補償。但福建不產製造火藥的硫磺，聽說臺灣淡水、北投一帶產硫，於是火藥庫主管王仲千急需派人入臺地採集硫磺，然應者寥寥。而此時的郁永河感嘆説：「臺灣已入（中國）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於是，乘機自告奮勇承擔赴台採硫的重任，以了臺灣行之心願。
2、勇闖「黑水溝」。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春，郁永河與助手王雲森等人結伴由福州馬尾港乘船至廈門，接著換乘海船橫渡海峽。郁永河一行途經金門，勇闖波濤洶湧的「黑水溝」，至澎湖。臺灣海道，唯「黑水溝」為最險。自北流南約百里，尚不知源出何處？郁永河〈渡黑水溝〉詩云：「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黑水溝之險可見一斑。據傳，當年浙江紹興一帶的越人，從寧波出海之後，即憑藉由北南流「黑水溝」之海流，再經澎湖走臺灣的。澎湖有六十四島澳，在煙波縹緲間彼此相望。澳有大小，居民有眾寡，然皆以海為田，以魚為糧。自唐代浙江人施肩吾率族人來開發澎湖已有八百餘年，海島有了很大變化，居民人口大幅增長，光在島駐軍達二千多人。住民臨水為室，潮至，入人室中，即官署不免。郁永河在澎湖稍作休整，船繼續往東南行駛。舟船的勞累自不細述，作為在錢塘江畔長大的郁永河，深知錢塘潮的脾性，而對海浪的瞭解且十分膚淺。郁永河曾多次暈船、嘔吐，苦不堪言。然而，其心境十分坦然，對寶島臺灣充滿著浪漫的憧憬，有〈舟中夜坐〉詩為證：「東望扶桑好問津，珠宮璿室俯為鄰。波濤靜息魚龍夜，參鬥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還從明鏡渡纖塵。閑吟抱膝檣烏下，薄露冷然已濕茵。」據當時清政府的規定，福建廈門與臺灣鹿耳門為對渡正口，船繼續向鹿耳門進發。在此航線上，有各種往來於閩、台商船及漁船，白帆點點，一路不為寂莫。
3、府城台南「備戰」。
　　鹿耳門，為臺灣府城（今台南）門戶，航道迂迴曲折，又多淺灘，一般海船不便進入。郁永河換小舟，登府城台南。臺灣府城，位於清初設置的臺灣縣，轄區為今台南市的南部與高雄市北部的部分區域。府城是台島最早的城市，也是最大的城市，一直是臺灣知府所在地。郁永河為北上採硫，開始在台南招募採礦工人，購買糧食、布匹、器材及運輸船舶等應用物資。儘管當地官員如參軍尹複、鳳山尉戚嘉燦皆為浙江同鄉，曾多次勸告說：「雞籠、淡水一帶水土險惡，榛莽未闢，不用說你這個文弱書生，就是健壯的兵丁、僕役都害怕前去。還是派手下人去，你就在府城坐鎮指揮為好。」郁永河婉言謝道：「這次採硫關係重大，要用幾百勞力，如果不親自督陣，出了事會給地方帶來麻煩。既受人之托，怎能臨事畏葸不前？」尹、戚等同鄉見勸不動，只好以丸散藥及解毒辟癘諸方相贈，道「珍重」再三。經二個來月的準備，郁永河率領五十多名員工於農曆四月初七，從台南出發前往屬臺北淡水廳（今新竹）掌管的北投硫礦產地。
4、南北千里之行。
　　從台南至臺北，有旱路、水路各一條。郁永河為觀賞一路景物，則帶著工人乘坐牛車走旱路；助手王雲森等則帶著相關物資乘船沿海岸線北上走水路。康熙三十六年是臺灣回歸第十四個年頭，臺灣南部變化較大，而北部的原始景觀改變仍然有限。一路上，郁永河飽覽沿途的自然風光，以及目睹散落在山川間高山族聚落的奇特風貌。那條由台南通往臺北的「牛車路」，彎曲不平，時連時斷，讓旅人吃盡了苦頭。郁永河一行，先後渡過九十六條大小溪水，以及數不清的深溝巨壑，就算是走在沿海平原上，那高及頭頂的野草也讓人寸步難行。牛車行駛其中，如同在溝底行走，芒草割得臉疼，又有蚊蟲叮咬，長途的旅行令人疲勞困頓至極。在行至新竹的竹塹社和桃園的南崁社時，郁永河沒有見到任何人煙和開發的跡象，卻遇到了成群的麋、鹿等動物。在南崁社更是披荊斬棘，衣服鞋子全都劃破，傷痕累累。從南崁社翻過一座小山，又沿著海岸前行，終於到達淡水河口西南的八里。從八里沿著淡水河乘獨木舟進入臺北盆地，渡過水道狹窄的關渡後，水面突然寬闊，出現一處大湖。原來，這裡在三年前剛剛歷經著名的「康熙大地震」，盆地西北半部在地震中陷落成為大湖。湖面浩渺無涯，原居住這裡的山胞早已遷走，湖面淺處，依稀還能看到一些樹梢。經過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郁永河一行終於來到北投硫磺礦區。然而，在這裡面對的環境是一片未被開拓的原生態景象。
5、歷險探「硫穴」。
　　郁永河在關渡（舊稱「甘答門」）附近，尋得一處原高山族泰雅人廢棄茅棚二十餘間，稍作整修後住了下來。為查清硫礦狀況，郁永河乘坐泰雅人駕駛的「莽葛」（獨木舟），並在他們的引導下，走了數公里，方抵達硫磺谷（今陽明山地質景觀區）。谷中彌漫著濃烈的硫磺氣味，令人心悸。周圍草木不生，地熱如灸。而越是靠近礦穴，就越能感受到裡面噴發而出的硫磺毒氣。《裨海紀遊》寫道：「蓋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穴中毒陷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即沸泉所出源也。」郁永河冒險探硫穴的行動，正是他「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思想指導下的生動體現。
6、有志者事竟成。
　　五月，在郁永河到達臺北採礦駐地的第三天，王雲森水路一行才遲遲前來會齊。原本走水路，可以提前來到目的地的。然而，走水程遇上了颱風，不但船隻貨物受損，而且耽擱了不少時日。隨著煉硫設備的到達，郁永河開始埋鍋砌灶，採礦煉硫。由於人手不足，郁永河就近邀來泰雅人淡水總社所轄二十三個分社的土官，用酒和糖果款待，並贈給每人布一丈，請他們幫忙收集硫土。據事先約定，泰雅人每交一筐硫土，換得布七尺。數日後，泰雅人紛紛將採挖來的硫土，用莽葛運送到煉硫基地。郁永河對每位送交一筐硫土（約二百七、八十斤）的人，贈以棉布七尺，多送多贈。對此種物物交換的方式，泰雅人非常歡迎，礦土源源不斷地向工地送來。
　　郁永河讓工匠將硫土搗碎、曬乾，隨後放入大鍋加油熬煉，煉硫工作進展順利。由於水土不服，工匠、僕役等生病的日漸增多，王雲森又染上痢疾，郁永河只得讓他們乘船返回台南。最後，只剩下他自己和個別工匠視事。郁永河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義無反顧的精神，在當地泰雅人的協助下，繼續煉硫。到了十月中旬，郁永河終於完成了煉硫的任務，並由淡水乘船直接返回福州，圓滿地交了差事。

　　第二、郁永河以切身經歷寫就《裨海紀遊》，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為後人探究兩岸（地）史開啟便捷之門。
　　郁永河撰寫的《裨海紀遊》，是我國最好的大遊記之一，可與《徐霞客遊記》相媲美。徐霞客是我國歷史上少數訪問少數民族的旅行家之一，而郁永河亦具有同樣的特色。就郁永河對臺灣高山族的瞭解，顯得更為深入，更加真切，更具詩意。臺灣史學家詹素娟在《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一文說：「《裨海紀遊》當中佔有比重相當大的部分，是陳述臺灣平埔族群（即高山族被漢化的那部分）的論述。」因此，「《裨海紀遊》是記載或研究臺灣的工作者必定會加以引用的文獻。」郁氏的《裨海紀遊》共三卷，並附有〈鄭氏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宇內形勢〉各一卷。這部著作不是單純地記述採硫之經過，而是對臺灣的歷史變遷，山川形勢，氣候特徵，物產及民俗風情都作了翔實生動的描繪與記錄。與此同時，這部著作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通往各地的航線，以及歐洲、東南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地理情況都有記述。由此足見，此書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
1、《裨海紀游》對當年的「棄台」論者進行無情的批判與鞭撻。
　　清康熙年間，隨著臺灣的回歸，國家實現了完全統一。然而，清廷內部對臺灣的「棄」與「留」仍有兩種對立的觀點。棄台論者認為，臺灣乃「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還有人竟然荒唐地提出，要把地出租給荷蘭等殖民者；而留台論者則認為，臺灣是我國東南的屏障，祖國的寶島，棄之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讓自己的同胞遭「外人」欺凌而不顧，其行為是何等地「冷血」與「不智」。郁永河針對棄台論者的奇談怪論，以他在台所見所聞據理批駁道：「茲地自鄭氏佔據至今，民間積貯有年矣。王師克台，倒戈歸誠，不煩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三邑丁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慮不敷，甯有餘蓄？蓋皆散在民間矣。」郁永河還說，臺灣「植蔗為糖，歲產二三十萬，商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財賦五六十萬。自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間，總計不下千萬。入多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去無回者，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台土宜稼，收穫倍增，治田千畝，給數萬人，日食有餘。為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匱。」郁永河疾呼道：「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最後，郁永河歷數外國殖民者覬覦臺灣的種種事實，指出放棄臺灣無異「自懷藩籬，以資寇巢」。這種敏銳的戰略目光，足以顯示出郁永河卓越的政治遠見，其所持的地理觀和海防、憂患意識至今可警醒世人。
2、郁永河對高山族同胞的處境與現狀寄與深切地同情和理解。
　　在〈裨海紀遊〉中，郁永河對高山族同胞的生活習俗、外貌特徵乃至婚姻制度各種細節都作了詳細記載。不是為獵奇，而是藉以寄託對同胞現狀的理解與關切。郁氏認為，臺灣今天的落後面貌是暫時的，是可以改變的，關鍵是要加強教育與引導。郁永河說：只要「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啟發樂生之心，潛消頑憝之性，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文中舉例說：「古稱荊蠻斷髮文身之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為人文淵藪。」由此，郁永河對臺灣的前途充滿著期望。另外，郁永河對臺灣的「土官制度」與滇廣作了比對，他說：臺灣高山族「社有大小，戶口有眾寡，皆推一二人為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不是滇廣土官，征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說明臺灣的土官制優於內地。郁氏目睹山胞遭受某些「通事」、社商的欺壓，忿忿不平，稱這些人為「社棍」，是惡勢力「幫兇」。郁氏對臺灣先住民遭受荷蘭殖民者的掠奪與盤剝，更有切膚之痛。所以，郁永河感慨地說：「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

　　第三、郁永河的篇篇〈土番竹枝詞〉，真切地記錄臺灣高山族的風土人情。
　　郁永河在不到一年的臺地苦旅中，讓他終身難忘的一路「荒煙蠻雨」之外，沿途遇到土番（高山族）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治台之初，在對台土地的開拓，大都集中在嘉南平原南部和高雄平原的北部，而西部沿海平原和北部盆地則主要居住著高山族的部落。這些住民，有的居於平地，有的則住在大山之中，並有著各自大小不等的部落，被稱為「番社」。居住平地的土番（又稱熟番），需向轄區官府繳納賦稅、服徭役；而居於山中的土番（又稱生番），只需服徭役。郁永河在旅途中，詳細地記錄了沿途所見24個番社的名稱，如鳳山縣共有11社，分別為：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8個平地番社，以及茄洛堂、浪嶠、卑馬南3個山中番社。而北部的諸羅縣則有近280個番社，光是參加這次採硫活動的番社有23個之多。這裡所指的淡水土番，是指古代越人東渡時最早來台定居的泰雅人。郁永河在撰寫的24首〈土番竹枝詞〉中，每首詞都包含著一個個鮮活高山族同胞的故事，一幅幅臺灣原住民最為真實的畫面。今擇其中一二，並作簡要地解讀：
1、〈土番竹枝詞〉云：「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這首詞是說高山族泰雅人「衣裳」的故事。
　　約在六千年前，浙江紹興一帶的越族先民首次東渡來台，登陸於今臺北一個叫「艋舺」的地方。歷經千百年的繁衍與生息，今散居在臺北山地泰雅人聚落區內。泰雅人，是高山族中運動能力最強的一個族群，至今居住地橫跨北臺灣八個縣境，從海拔2000米到數十米都是他們的居住處。在郁永河來臺北淡水開採硫礦時，他們分居於臺北盆地及西海岸平原。因臺灣氣候要比浙江暖和等諸多因素，造成泰雅人重裝飾而輕衣衫的特性。平時，其衣衫簡單，勞動時竟以三尺黑（烏）布圍住下體。郁永河來台採硫正值盛夏時分，泰雅男女划著獨木舟送來硫礦石，「烏青三尺是圍闌」的裝束正合時宜。其實，泰雅人是高山族中傳承越人紡織技能最為成熟的一個族群，素有「紡織能手」之譽。該族產出的工藝品——珠衣（又稱貝衣），即古書〈禹貢〉篇所說的「織貝」。貝衣以麻布為襯底，用成千上萬顆貝珠織成一件衣裳，俗稱「貝珠衣」。這種貝珠衣正是當年臺灣進貢大陸王朝的「貢品」。據說，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保存了一件泰雅族人的珠衣，「它共使用了貝珠8萬多顆，令人歎為觀止。」泰雅人逢年過節穿衣服十分講究，要加上許多裝飾品。有冠飾、額飾、耳飾、頸飾、胸飾、腕飾、腰飾、腿飾等。其飾物既為美觀，又為表示身份地位。由此可見，郁永河見到的泰雅人之服式是勞動場面上的服裝，而其節假日之盛裝，郁氏是無緣一飽眼福。
2、〈土番竹枝詞〉云：「夫攜弓矢婦鋤耰（耰：為古代的一種農具，作翻土、蓋土之用），無褐無衣不解愁。番罽（罽：即氊子）一圍聊蔽體，雨來還有鹿皮兜。」又云：「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群輩，共罄平原十日殤。」這兩首竹枝詞是說泰雅人「男獵女耕」簡樸的傳統生活及釀酒趣事。
　　郁永河來臺北開採硫礦時，泰雅人過著「夫攜弓矢婦鋤耰」自給自足的傳統漁獵農耕生活。打獵是泰雅男子的重要工作，是取得食物的重要途徑，而捕魚作為獲取食物的補充來源。打獵不讓婦女參與，而十歲以上的男孩就要隨父兄參加圍獵活動，學習打獵技術，直到他們捕到第一頭野獸，才被公認為獵人。由此，泰雅人打獵除了取得獵物供應生活所需之外，很明顯還有一種對男孩進行「實兵演習」的作用。泰雅婦女從事的農業大都是山田燒墾，也就是古代的「刀耕火種」。她們選擇適當的坡地，除去樹木雜草，曬乾後加以焚燒。接著，用「耰」翻地、平整後，即可種植，不必施肥。幾年後，地力用盡，則暫作休耕，另闢新地，以後再來。則一休一耕，成了自然形成的「輪作制」。
　　隨著獵物的減少，打獵的重要性逐漸讓位給農業，今天泰雅人的生產勞動就逐步改變為「男耕女織」或「共同耕作」的方式。在農業勞動中，男子擔任粗重的農活，婦女承擔細巧的活兒。在宜蘭縣南澳一帶的泰雅人，還有種植水稻的傳統。於是農耕事改由男子承擔，家庭分工也變成了「男耕女織」。泰雅人以粟、番薯、芋頭為主食，獸肉、溪魚、野菜為副食。一年打下來的糧食，除留足全家口糧外，餘皆安排釀酒用糧。釀酒是古越人的傳統手藝，他們來台後就把酒文化傳播到寶島。因此，釀酒對於泰雅婦女而言是「小菜一碟」，輕車熟路。郁永河〈土番竹枝詞〉對此有十分形象的描述，其詞云：「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床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嘗。」泰雅人每逢祭日、婚嫁、迎賓客及生老病死等重要場合都離不開酒。泰雅人飲酒之前，皆先敬祖靈。好的食物，先給老人和小孩，保持著古越人「尊老愛幼」的傳統習俗。
3、〈土番竹枝詞〉云：「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鞟，蛇神牛鬼共猙獰。」又云：「胸背斕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此竹枝詞說的是舊俗「文身」的故事。
　　「斷髮文身」是古代越人的外部特徵，更是一種傳統的習俗。越人來台儘管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其後裔泰雅人對此舊俗是代代相傳。文身亦稱「雕青」、「雕題」，故臺灣高山族在我國歷史上有「雕題族」之謂。文身，對於泰雅人而言，既是一種外表特徵，也是成年的一個標誌。成人禮，大都在結婚前舉行。男子文身，用針在肩背、胸膛、手臂、兩腋刺花。而女子則用針刺面頰、兩腮。文身，還有顯示男子的勇武與健美。在臺灣高山族中，「各族群有自己的傳統文身花紋，不能隨便亂刺，如泰雅人和賽夏人，以刺於額、頰部為特徵。酋長與一般氏族成員之間，文身花紋也有區別，如人形花紋最尊貴，只有酋長才能刺。」隨著時間的推移，文身的習俗日漸淡出了生活。今日臺灣青年的文身，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文身」了。
4、〈土番竹枝詞〉云：「男兒待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又云：「女兒才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室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自擇可人兒。」「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既得歡心才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上述竹枝詞主要描述泰雅男女青年婚姻禮俗的故事。
　　當時的泰雅社會，是父系制，雖重男而不輕女。男女婚前可以自由戀愛，但不能有「越規」的行為。泰雅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齡段必須離開父母，男孩子進「男子會所」，過集體生活；而女孩子則單獨住在由「阿母構築」的居室裡。此時，男青年會聚集在女青年的住房樓下，他們唱起動聽的情歌，或吹起悠揚的鼻笛，以博得女子的歡心。如其中一男子的鼻笛聲獲得女子認可，「既得歡心才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一對男女青年相會在繡樓下，相互交換「鑿齒」，以締結「秦晉之好」。鑿齒，是古越人的又一種習俗。包括泰雅人在內的臺灣高山族同胞大都傳承了這一習俗，如泰雅、賽夏、鄒、布農等族群十分盛行。拔牙年齡一般在八九歲到十二三歲之間，最晚十六歲以前。拔牙，據說是為了「美觀」，認為把門牙旁的犬齒鑿下來，談笑時從其空隙處能隱約看到紅舌可增加美感，顯得更加可愛。後來，男女青年把鑿下來的「犬齒」作為信物，互相贈送，表示終身忠於對方。結婚還得雙方家長的同意，由男方請媒人向女家求婚，結婚聘禮用貝幣、珠衣珠裙、布匹等。送聘禮那天，由媒人主持，雙方家長舉行有趣的「水誓」。媒人手持一瓢水向神祈禱，雙方主婚人用食指浸入水中表示不會後悔。至次日，迎親，歡宴賓客，婚禮即成。
5、〈土番竹枝詞〉云：「莽葛元來是小舠，刳將獨木似浮瓢；明月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這首竹枝詞，說的是泰雅人月夜海邊捕魚的故事。
　　明月之夜，詞人郁永河目睹泰雅人在臺北淡水河上，划著獨木舟，唱著悅耳的歌，拉起圍網進行夜捕的歡樂場景。作者有感而發，得「莽葛」竹枝詞一首。「莽葛」，即獨木舟，其形似刀。它是早年泰雅人的捕魚及水運工具。今臺北龍山寺所在地萬華，古稱「艋舺」，曾經是千百艘獨木舟齊集的熱鬧碼頭。後來，隨著大陸漢人的不斷遷入，泰雅人逐步向山地及大山深處轉移，與大海漸離漸遠。為此，獨木舟、漁事等淡出人們的生活，漸漸為大家所遺忘。所以，獨木舟之類的名詞很少在臺灣地區顯現，而在詩詞中，莽葛、艋舺之稱謂更是難覓蹤跡。郁永河這首「莽葛」竹枝詞，確實使人眼前一亮，珍貴無比，至少有以下三點啟示：其一，為古代越人駕馭獨木舟橫渡海峽找到了實物證據——莽葛，其登陸地點為今臺北稱「艋舺」的地方。與此同時，越人把船文化，即造船工具石錛及造船術一起傳播到臺灣。其二，越人入台後，即高山族泰雅人開始在臺灣西海岸河谷盆地及丘陵地帶落腳，獨木舟在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駕起獨木舟在海邊、河湖濕地裡捕魚，河谷盆地裡種植莊稼，上山打獵和採摘瓜果等，過著漁獵農耕生活。其三，獨木舟淡出泰雅人生活的主要原因是該族群生活環境的改變，從沿江平地轉向丘陵山地，並由漁獵逐漸向農耕生活過度。
　　郁永河，連橫《臺灣通史》有傳。

（何有基／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