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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7日，是已故中華集郵聯合會副會長、新光郵票會創始人、中國集郵界先驅張包子俊先生誕辰120周年。提到張包先生的大名，在中國集郵界可以說知者如雲。我集郵的歷史也有50多年了，是上小學時幫鄰居徐金英姑母寫信，每次她獎賞我一枚其女兒回信的信銷票開始的，一直幫她寫了10年時間120多封信。1995年我在《浙江青年報》當編務室主任，看到我們報紙上發表了集郵家林衡夫先生的集郵文章。當時林衡夫已是浙江乃至全國的著名集郵家，可他在文章中稱張包子俊為恩師，這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我想去採訪他時，才知張包老已於1994年仙逝。後來，我陸續收藏了一些他的簽名封、信劄、題詞、資料等，並進行研究，從中瞭解到他集郵的漫長經歷和一些感人往事。
出生在名門之家
杭州自古文化繁華，歷代人才輩出。1902年2月7日，張包子俊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嚴衙弄2號一個名門之家，他的祖籍是安徽省「文房四寶之鄉」歙縣。民國初期高祖率領家人，從黃山腳下遷居到西子湖畔的浙江杭縣安家落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杭州嚴衙弄置下一座深宅大院。因此，家中生活還頗富足。
張包子俊的父親叫張焯如，畢業於浙江武備學堂。他思想進步，年輕時就追隨孫中山，並加入了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他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南京的戰鬥，勝利後在浙江都督府擔任陸軍少將。
張包子俊家還在杭州西湖之濱，開辦了在當時屬於較高檔的清泰第二旅館。1916年8月16日，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受時任浙江省督軍兼省長呂公望之邀，與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戴季陶從上海乘車來到杭州，就下榻於張包子俊家的清泰第二旅館。孫中山一行在杭共住5天時間，他為當時的浙江軍政界和省議會人員作了3次演講，還遊覽了西湖、觀看了錢江大潮、憑弔了民族英雄秋瑾陵墓，其活動內容豐富，社會影響也較大。
近水樓臺先得月，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住在張包子俊家開辦的清泰第二旅館，便讓16歲的張包子俊有幸見到孫先生和其夫人，他倆鼓勵張包子俊努力學習文化知識，積極從事集郵等有益的文化活動。
看到張包子俊這名字，很多人都會感到有點奇怪。其實「張包」是個兼姓，並不像「歐陽」、「諸葛」、「司馬」等81個複姓那樣讓世人所知，而是由他們家族自定，稱得上是獨家的。張包子俊的祖上本姓「包」，因他的「先世」是過繼給一家姓張的，便改為姓張。因此，張焯如最初給兒子取名叫「張善元」，後又改為「張子俊」。1927年，在《北京郵票交換會會志》的會員名單上，第53號便印著「張子俊」的名字。改姓的起因是這一年，張焯如在一封舊書信裡，無意中發現一件高曾祖母的遺囑，上面提到張包兩家因近親結婚，人丁不旺。先是包女嫁給張家但無子孫，後包氏之子過繼給張家，包氏也無後人，故命後人應以「張包」為姓氏，可以兼顧兩家之香火。
看到高曾祖母的遺囑後，張焯如便召開了家族會議，決定採用「張包」兼姓，並報內政部批准後，把兒子「張子俊」改成了「張包子俊」，其女兒也改成了張包平之。後來在他們兄妹和妹夫之間，就有張包子俊、張包平之、鐘韻玉、王紀澤4個人成為中國的集郵大家，他們的家庭也成了中國有名的「集郵之家」。
從9歲就開始集郵
張包子俊畢業於浙江法政專科學校，早年曾在浙江省政府、青島市政府、浙江外海水上公安局某處任過職，但是他人生最長的經歷和最有成就的事業就是集郵。
張包子俊從9歲就開始集郵，他隨父親去上海第一次購到大量的外郵袋票後，非常興奮，雄心勃勃，想把世界各國和地區的郵票都收集起來。因此，他購買了地圖和郵票圖鑒作參考。經過幾年時間努力，他就收集到3大厚冊郵票，其中歐洲、美洲各一冊，其他洲一冊。
1929年，杭州舉辦盛大的西湖博覽會，6月6日開幕，10月10日閉幕。當時，展場內設臨時郵局，出售免資明信片，還為集郵者提供紀念郵戳加蓋業務。當時發行兩套新郵票，張包子俊就購買和銷售達五六百套之多。
1932年飛機首航新疆，張包子俊事先委託烏魯木齊郵局代發首航封，得到了最初貼用普通郵票的首航封和後來貼用木戳加蓋改作航空郵票的實寄封，成為我國較早記錄航空郵票史和新疆郵票史的珍貴資料。
張包子俊還選擇重點集蘇聯和日本郵票，因為這兩個國家郵票價格比較便宜，郵商供應的品種也較多。十多年後，他集全了1921—1937年的蘇聯郵票。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仇家恨使張包子俊毅然放棄了收集日本郵票，不顧自己遭到很大損失，仍堅持收集蘇聯郵票。為了收集蘇聯早期契略斯金探險郵票，他跑遍了當時上海5家郵票商店。其中上海的俄國籍郵商羅門幫助他補充了許多蘇聯郵票，他終於集齊了1921年至1948年的蘇聯郵票，組成一本《蘇聯郵票集》。1950年，張包子俊為了表達對中蘇友誼的美好祝願，將這部郵集通過民主建國會捐獻給浙江中蘇友好協會。
1955年，張包子俊得知浙江博物館藏品中沒有偽滿洲國郵票，就將自己收集的《偽滿洲國郵票全集》捐獻給博物館。這兩次捐獻都沒有舉行捐獻儀式或受到嘉獎，但他認為郵集捐獻給需要的單位，是最好的去處。
隨著對集郵深入的理解，張包子俊逐漸把收集與研究的重點轉向中國郵票，清代、民國、偽政權郵票、各類封片戳和集郵書刊等均廣為收集。日寇侵華時，他的郵票和資料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避難上海業郵時期，又出售了一些。
張包子俊出身名門，但淡泊名利、平易近人，他郵學淵博、郵識精湛，熱情待人、寓學於郵、寓教於郵。他曾經多次在集郵活動和講學中向郵友們介紹過：「我集郵原是遣興而發，不想成名成家。」他對郵票，既不重金搜求，亦不居為奇貨。他不只因為自己集到郵票而高興，更因大家都集到郵票而快樂。他集郵的範圍很廣，最初對各種郵品都感興趣，且喜探索研究，所以在集郵活動中不乏創見，後來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集郵要搞專題。在我國早期票方面，他尤有精湛的研究，論著散見於各郵刊。他對普通票的細分，並不遜於後來鐘笑爐的周到，對某些偽票的鑒別，也有獨特的本領。早年，我國集郵界尚未注重郵戳和實寄封，他就大力提倡製作首日封和首航封，只要有機會，他還熱心為郵友代辦。因此，受到集郵界郵學界人們的普遍尊敬與愛戴。
創辦新光郵票研究會
除了個人集郵，張包子俊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1925年冬，他在杭州發起籌辦新光郵票研究會。那是大約在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幾位同學在自己家裡組織「新光俱樂部」(簡稱「新光社」)，分為音樂組、體育組、集郵組、文藝研究組。張包子俊、潘光震、鄭汝純、李弗如是集郵組的成員，專門開展集郵活動。
1925年冬天，新光俱樂部因音樂組負責人許洪儒先生參加其他音樂組織不來了，體育組和文藝研究組也有人提出解散，最後把乒乓球、籃球、鋼絲琴、風琴等體育和音樂器材及圖書都分了，就這樣瀕臨解散。張包子俊則拿了新光俱樂部所用的圖章和紀念簿回了家，幾天以後他來到新光俱樂部創始人之一潘光震家中，兩人玩不了音樂，就談起郵票。交談中他便產生了把新光俱樂部改組成一個「新光郵票研究會」的想法。
張包子俊先與幾位集郵愛好者商談後，便去拜訪杭州青年會的幹事李弗如，交談之後他倆一拍即合。因為杭州青年會裡也有集郵組，總幹事是美國人狄耐爾，幹事是陳念祖。李弗如願意拿出一部分精力來支援新建一個組織，於是張包子俊與李弗如、淩能夏、潘光震、鄭汝純、陳念祖等人，正式發起籌備成立「新光郵票研究會」。會址就在他家：杭州嚴衙弄二號。張包子俊非常高興，他把原來「新光社」的社章刪去一些無關的部分內容，並去刻字社雕刻了一枚「新光郵票研究會」的圖章，並開了一個正式成立會議。會上提出新光郵票研究會的辦會宗旨是：「廣集同志共研郵識，引導初進藉倡斯風，俾收攻錯之益，不涉營利之途」，重視研究郵學、學習郵史、提升郵識，宣導高尚的郵德郵風，弘揚文明的集郵文化，普及集郵活動，提高集郵水準。
張包子俊雖然是新光郵票研究會的籌畫者，毫無疑問是第一創始人，但他為人謙虛低調，而且愛惜人才、推賢讓賢。因此在1928年當會員們公推他為首任新光郵票研究會會長時，他卻讓賢舉薦蘇州的集郵名家柴冠群為會長，自己則擔任副會長。從1928至1945年，他先後任新光郵票研究會副會長、會長、主席理事，受到了會員們的尊敬。新光郵票研究會成立後不久，為發揮作用、擴大影響、吸收新人，他們便舉辦了一個郵票展覽，展出了大約有四五十框郵票，其中有中國清代最早發行的大龍郵票、也有民國發行的帆船，還有當時德國最風行的多套郵票，有一套郵票價格從100馬克到50萬馬克，最初3天吸引了近千人來觀看。這次郵展最大的收穫就是吸收了10多位新會員，其中有後來成為張包子俊妹夫的集郵家鐘韻玉，還有與他親密無間的集郵家居洽群先生等好郵友。
通過舉辦這次郵展，張包子俊、鄭汝純、李弗如、潘光震等新光郵票研究會的主要成員覺得需要創辦一本會刊，傳達新光郵票研究會的資訊和推進工作，於是經他們協商決定出版一本名為《郵票新聲》的會刊，並由張包子俊擔任主編。1926年1月15日，第一期《郵票新聲》正式出版發行，印行數為400冊。一年後名稱迭更，後確定為《新光郵票雜誌》（附英文版），至1950年的25年中，共出版16卷及叢書2冊共400餘萬字，其中很多文章已成為我國早期郵學之精華。張包子俊也發表了〈集郵分類談〉、〈新疆郵傳志〉、〈珠江號之郵章〉、〈中華加蓋票之非常品〉、〈集郵常識〉、〈如何防止偽造郵票入手〉、〈臺灣郵訊二三事〉等許多文章，為社會大眾傳播集郵知識作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在40年後的1990年，他還和林衡夫主持編輯出版《新光郵刊薈萃》）。因此，他也被譽為「大眾集郵的啟蒙者」。
隨後，「新光」郵刊被總部設在比利時的萬國郵刊聯盟批准為會員，在上海、華南、華北、山海關、昆明、長春、廣州等地設立通訊處或分會，在紐西蘭、美國、菲律賓、比利時、法國、泰國等國設立國外通訊處。因此，新光郵票研究會成為我國早期郵會中人數最多、分佈最廣、郵票研究成果最顯著、影響最大的集郵組織。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包子俊大量藏品被日寇燒毀。他不願為敵寇服務，為維持新光郵票會的組織活動，1938年2月，他將該會從杭州遷至上海，從而保證了該會的繼續發展，成為20世紀40年代具有重要影響的中國三大集郵社團之一，會員達1,300多名。為了把新光郵票研究會繼續辦下去，也為了自己的集郵和全家人的生存，在抗戰期間張包子俊也曾做過郵商。最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在青島市政府任職時，就曾租用青島郵政信箱第55號，進行通信買賣郵票，按他自己所說「其實也不過是大一點的交換而已，買賣的門檻還不夠精」(見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郵刊》第三卷第7期上，張包子俊寫的〈郵老師〉一文)。那時，他只是個業餘郵商。
真正下海幹郵商則是在上海，1937年張包子俊在上海開辦了「奧倫多郵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滄州路206號，後遷到上海愛文義路福田邨71號。該公司主營中國郵票，由他和妹夫鐘韻玉主管，外國郵票由柳至川負責，其妹妹張包平之協助。1940年底，張包子俊，鐘韻玉及徐秉鴻還曾開辦過「上海郵人服務社」。社址在上海慕爾鳴路220弄3號，門市部便在奧倫多郵票公司，函購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維村1號A。
1942年6月，柳至川脫離奧倫多郵票公司，另立「東方郵票公司」。奧倫多郵票公司便由張包子俊與鐘韻玉2人一直經營到1945年抗戰勝利。1945年冬，奧倫多郵票公司從上海遷到杭州，地址在杭州仁和路41號，由張包子俊一人經營。妹夫鐘韻玉則曾在上海經營「上海郵人服務社」。對此，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郵話》第35期上，發表了張包子俊寫的《上海郵市動態》一文，其中寫道：「余於事變後來滬，見獵心喜，試為販郵之業，合作者有張承惠、柳至川、鐘韻玉諸君，陣容堪為一時之鉅……不料12月8日東亞事變，余等首蒙打擊，……不料十二月八日東亞事變，張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韻玉今亦自立門戶……」
1946年底，張包子俊正式結束了奧倫多郵票公司。在杭州經營「清泰第二旅館」。他在經營奧倫多郵票公司期間，曾於1942年1月創刊《郵話》，到1946年5月停刊時，共出刊33期。這段時間的郵商生涯，解決了他們全家的生存困難，也豐富了他的集郵知識。
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成立後，張包子俊連續擔任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副會長。1982年，他又發起成立杭州集郵協會，被推選為會長，同時擔任浙江省集郵協會名譽會長。他主編的《「文革」郵資封片》郵集，1983年在北京舉辦的中華全國集郵展覽中獲得榮譽獎。
幾十年間，張包子俊積極開展國際集郵文化交流、增進國際間文化友好交流。1986年，他率領中國集郵代表團赴印度參加「印中友好集郵展覽」。他還廣結郵友，與歐洲、美洲、亞洲的不少集郵家建立了廣泛聯繫，並遠赴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訪郵會友，為傳播中國集郵文化，增加國際友好合作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他十分關心國家的統一大業，多次撰寫〈海峽共明月，郵壇係一家〉的文章，並題詞「兩岸郵聲，嚶氣相求」，寄託對祖國統一的深情。
張包子俊一生積極為普及大眾集郵文化、提高我國民眾集郵文化素質嘔心瀝血。特別是在晚年為推動中國集郵活動的發展，不顧高齡和體病，經常奔走在工礦、機關、學校、漁港、鄉村的集郵組織中，為集郵愛好者進行集郵講學活動。他還十分關心青少年和殘疾人的身心健康，並多次參加他們舉辦的集郵活動，為中國集郵事業做出傑出貢獻。1994年6月13日19點50分，為中國集郵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張包子俊先生，在杭州因病逝世。
張包老逝世後，他的四妹、中國著名女集郵家張包平之含淚寫下感人的悼詞：「天上彩雲飛，大地郵花豔，郵誼連四海，郵史永流芳。」為紀念張包老逝世一周年，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集郵家協會名譽會長陳至立揮毫為其題詞：「集郵愛國，情留人間。」他的高徒林衡夫也為其整理出《張包子俊集郵文選》一書，由杭州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中華集郵聯合會、浙江省暨杭州市集郵協會、上海市集郵協會，都舉辦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江蘇一位老集郵家揮毫寫詩讚頌：「拼將心血寫春秋，創立新光賦壯酬。道德文章揚四海，一生貢獻在於郵。」這首詩既是對張包老深情的緬懷，也是對他
為中國集郵事業獻身一生的確切評價。
（徐忠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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