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間，舟山及定海是倭患最嚴重的地區。明朝總督胡宗憲奉命在舟山剿倭，為了平息倭寇，他招降海盜王王直。王直接受胡宗憲的招撫，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定海觀山受降於明朝。為了紀念此歷史事件，嘉靖四十年（1561），都督盧鏜在定海觀山建一亭，名曰受降亭。

壹、定海抗倭史略及受降亭的由來
　　據民國《定海縣誌》載：「洪武初，倭寇雖時見內侵，然出沒洋島，來去不時，猶未登據地方，其患尚淺。」又云：「自嘉靖十九年，海賊李光頭、許棟、汪直（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與倭合，乃始結巢於郭巨雙嶼港，分艅剽劫，勢遂蔓延。」
　　由此可見，明朝之倭患，始於嘉靖十九年。至嘉靖四十年，總制胡宗憲上奏朝廷說「賊悉蕩平」，舟山的抗倭鬥爭曠日持久達20餘年。其間，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在定海受降於胡宗憲，則是舟山抗倭史上具有決定意義和關鍵性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
　　綜觀舟山的抗倭史，有幾個時間節點，值得一敘。
　　一、明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執巡視浙閩，委任福建都指揮盧鏜等，一舉剿滅了雙嶼港據守的賊酋李光頭等，毀其所建營房與戰艦，雙嶼港賊巢始平。該年六月，金鄉衛指揮吳川擒獲倭匪許棟等，唯王直率徐惟學、葉宗滿、謝和等逃遁入海，收其餘黨，復肆猖獗。又因王直以「不附己」為由，殺了廣東賊首陳思盼，海上之寇，非受他的節制者不得自存，王直由此橫行海上，聲名大振。但王直自以為「以殺思盼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而朝庭「弗許」。
　　二、嘉靖三十一年。因王直「求互市不得」，怨而生怒，並於三十一年春，復引倭匪犯定海關未遂。後移泊並佔據金塘烈港。第二年閏三月，都御史王忬分四路兵馬進剿之。一路由參將俞大猷率兵從烈表門進攻，以當其前。一路由參將湯克寬從西堠門進攻，以防其逸。別遣張四維 ( 張可大 ) 屯龍山，黎秀屯郭巨，遙為聲援。至期，四鼓縱火燒賊營，賊驚走爭舟，溺死者無數。唯王直獨率精銳突圍出，逃至嵊泗馬跡島洋面，官兵緊追於此，適遇巨風而「船多覆」, 王直「遂遁去也」。當時，尚有王直的殘餘，攻松門勿克，移舟至舟山岑港，均被把總劉恩追殺之無遺。唯有王直逃到日本，佔據日本薩摩州之松浦津，自立為王，號徽王。他不僅號令三十六島浪人，並自造巨艦，據說可容二千餘人。此時的他，以徐海、葉宗滿、毛烈等為將帥，以陳東、謝和、方廷助等為謀士，並有眾多倭人率屬從之，聲勢浩大，氣焰十分囂張。
　　三、嘉靖三十三年。王直餘黨蕭顯等，先是敗歸崇明南沙，修船待遁。後南遁時，在普陀洛伽山洋面，遭明軍攔擊。明軍連戰皆捷，賊只得捨舟上了普陀山。此時，參將俞大猷等率明軍從西北、東北及中路等多路進剿，四面俱進，乃大勝。但賊寇仍環守浹口，又值他島賊至，精悍異常，鼓噪四合，官兵腹背受敵，死傷慘重，以見戰鬥之慘烈。而後，參將盧鏜於石墩洋斬首二百餘人，「賊始退。」
　　四、嘉靖三十四年。總制胡宗憲以王直逃至海外，潛形匿跡，難以成擒，乃使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以商舶互市為名，欲「誘而出之」。但王直十分狡猾，一邊「稽留蔣洲」作人質，一邊遣徐海等賊寇入侵舟山海域。該年六月，明軍擊賊於霍山洋，八月，參將盧鏜擊賊於金塘。九月，倭寇聚集餘黨，據舟山謝浦。直至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參將盧鏜等會兵進攻謝浦，倭賊才移屯於邵嶴。此時，王直派遣其子王滶與生員陳可願等，到達定海關，表示願意為朝廷效力。
　　綜觀當時形勢，一是與抗倭鬥爭近 20 年之久，百姓慘遭其害，苦不堪言；而且戰鬥激烈，明軍傷亡較大。二是王直聲勢浩大，位居倭寇之首，並長期在海上「南面稱孤」，剿之不易。若能招降王直，即可「失其首則眾鳥散」，有利於儘快結束這場曠日持久的抗倭鬥爭。因此，總制胡宗憲決定用剿、撫並舉之策。他一面令戚繼光、俞大猷、盧鏜等痛擊倭寇，致使徐海兵敗，投海自盡。陳東、辛五郎等被明軍擒獲，斬於嘉興。同時，他又派人與王直溝通，答應請封都官號，允許通商互市。而王直原為海商，只要明朝廷能信守諾言，免其罪並開放海禁，他就願意罷兵息戰，歸降朝廷，這也是他多年來的願望和訴求。因此，王直於嘉靖三十六年，率兵從日本五島至定海關向總制胡宗憲投誠。而後，盧鏜建亭而紀念之。這就是胡宗憲誘降王直及受降亭的由來。
　　當然，胡宗憲誘降王直後，接下來還有場重要戰役，即岑港戰役。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總制胡宗憲，統率抗倭名將戚繼光、張可大、俞大猷、盧鏜等，水陸並進，合力圍剿，終於全殲倭匪於岑港及柯梅山一帶。直至嘉靖四十年九月，舟山的抗倭鬥爭才完勝收兵。

貳、受降亭的方志記載及重建意義和設想
　　定海的受降亭，原址在何處？是原有此亭並在亭內受降？還是後來為紀念而建？這是我們在此課題研究中遇到的首要問題。為此，我們查閱了有關方志及其記載。
其一：明天啟《舟山志》：「受降亭，在翁山上，道隆觀後。有塔名文筆。嘉靖四十年（1561），盧都督鏜建。今廢。」
其二：清康熙《定海縣誌》：「受降亭，在觀山，受降王直建。總制胡宗憲，總兵盧鏜皆有詩紀之。」
其三、清光緒《定海廳志》：「三十六年，王直定海關胡宗憲誘擒之。」又云：「受降亭，在觀山嘉靖時受王直降建。」
　　此後，還附錄古詩兩首：一為明總制胡宗憲的詩 :「千年海浪噴長鯨，萬里潮聲雜鼓聲；聖主拊髀思猛士，元戎詎意屬書生。身經百戰心猶在，田獲三狐志幸成；報國好圖治安策，舟山今作受降城。」二為都督盧鏜的和詩：「手提長劍斬妖鯨，八面威風四海聲；白髮尚能酬壯志，丹心應不負平生。群蠻俯伏歸王化，萬姓歡歌慶有成；禍本已除環海靜，此城端擬漢三城。」
　　由此可見，定海的受降亭，原址在觀山。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受降時尚無此亭。四年後，即嘉靖四十年，都督盧鏜為紀念胡宗憲誘降王直而建之，這個史實已經很清楚了。
　　若說此亭重建的意義：我們認為王直是倭寇中最大的海盜王，他的受降，致使舟山軍民深受鼓舞。而王直投降後，餘下的若干小股倭匪或海盜，也都如鳥散。正如志書記載：「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滅，兩浙倭漸平。」因此，王直受降，不僅是舟山抗倭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定海軍民抗倭鬥爭中的階段性成果和勝利，並為日後全殲倭寇，奠定了重要基礎。因此，在當前形勢下，啟動利用抗倭史跡受降亭，則有彰顯愛國主義精神和弘揚正氣的積極意義。
　　具體設想：一是亭。受降亭原建於明朝，此亭結構與形態，應該類似明朝的古建築，亭的上額有受降亭三字（請書法家題寫），亭柱上應有受降亭的碑文（題目為「重建受降亭記」）。若是為了增添人文色彩，亭中也可設一屏風。屏風前壁為大型彩畫〈王直受降圖〉，屏風前立碑。屏風後壁有胡宗憲和盧鏜的二首詩。若亭內面積較大，可在亭內立碑。碑前塑胡宗憲及盧鏜、戚繼光等三人塑像，下跪王直手舉受降狀。若亭內面積更大，可用一屏風，把亭一隔為二。前面部分，在屏風板上畫一張大型油彩壁畫作背景（內容為王直受降於胡宗憲時的場景），在屏風前塑胡宗憲等三人及王直遞受降狀的塑像，屏風後壁為受降亭的二首古詩並立碑，上刻〈重建受降亭記〉。
　　二是亭址。最好的是原址重建。若原址重建有困難，按文保法有關規定，也可移址重建。
　　以上所議，僅是我們的初步設想，供有關部門在重建受降亭時參考。

三、餘論
　　綜上所述，總制胡宗憲誘降王直是舟山抗倭史上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重建抗倭史蹟受降亭具有弘揚正氣的積極意義。但因當時的歷史背景十分複雜，胡宗憲和王直的身份又很特殊。因此，當前我國學術界對此有各種議論，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招降與誘降。從筆者查閱的《定海廳志》記載：「三十六年，王直定海關胡宗憲誘擒之。」又曰：「受降亭，在觀山嘉靖時，受王直降建。」以此論之，胡宗憲是誘降王直。但從其他史料獲悉，胡宗憲和王直同為徽州人。胡宗憲與他的幕僚徐文長，先將關押的王直父母及妻兒釋放，後遣使至日本與王直溝通，並承諾受降後請封都官號，允許通商互市。而王直也是真投降。否則，他不會傾巢而出，率三千餘人千里迢迢從日本五島到定海來投誠。而當王直招降後，胡宗憲也曾厚撫於他，可見胡宗憲開始是真心招降，並非誘降。後因王直在杭州露面，被杭州巡撫王本固所殺，這是胡宗憲未曾料到的。而在三司集議時，斥責王直，神人共怒，殺之有理，胡宗憲也只能違心改口，說是「誘降」。
　　二、王直是海商還是倭寇？現今，有一種觀點認為王直是能力很強的海商。他之所以成為海盜，是因明朝閉關鎖國之策與禁海之故，乃是「逼上梁山」。若在當今時代，他一定是一個很偉大的企業家。另一種觀點認為王直就是海盜，就是倭寇。為王直翻案，就是為倭寇翻案，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三、胡宗憲是抗倭英雄還是嚴嵩的奸黨。當年，胡宗憲在舟山抗倭時，重用了俞大猷、盧鏜、戚繼光等抗倭名將，戰功顯赫。但他與嚴嵩義子趙文華等關係密切。因此，當嚴嵩罷官時，他被視為嚴嵩的奸黨而被抓入獄，並於嘉靖四十四年在獄中自殺身亡。直至隆慶六年，朝廷才為他平反，追諡襄懋。
　　因此，我們在研究胡宗憲誘降王直這個歷史事件時，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作客觀的分析，並對重建定海抗倭史蹟受降亭，也要持十分慎重的態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和非議。參考文獻：明天啟《舟山志》、清康熙《定海縣誌》、清光緒《定海廳志》等。

（金濤／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