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忱，名志強，別字永貞、永成，號戈仲。浙江湖州織里鄉（現織里鎮老街）人。早年加入光復會，與秋瑾、王金發共謀起義，推翻滿清。後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浙滬起義為陳英士得力助手。1913年袁世凱復辟，姚勇忱率先發出反袁通電，積極參加「二次革命」。1915年與王金發同時被捕，就義於杭州。1917年，民國政府追賜姚勇忱為辛亥革命烈士。蔡元培先生親筆題寫墓碑，柳亞子先生揮淚寫悼詩……

織溪秀水　　少年壯志
　　古城湖州府延伸東北三十里，有一個小集鎮織里，是周圍十里八鄉的商貿中心。沿街面從西到東一條長約二華里的小市河，被稱為織溪。溪水清澈明淨，古橋橫架，舟楫往來穿梭。織溪北岸，廊棚水閣，兩面店鋪櫛比，商貿繁榮。清光緒六年（1880），姚勇忱出生在這個當時被稱為織里村的鄉村集鎮上。
　　清末民初，織里街有顧、鄭、姚等著姓大族。勇忱祖父姚壽康在清末曾是蘇州府候補道台，織里街上開有綢緞莊、醬酒店，老宅三開間四進深，三樓三底房屋，還在江蘇同里鎮花溪橋畔經營榨油坊，家境殷富。姚壽康於光緒三十年（1904）故世，生有四子四女。勇忱父親姚慎言排行老七，為烏程縣秀才，母親嚴氏，出身鄰鄉驥村大戶人家。慎言夫婦生有二子二女，勇忱居長，定忱為幼。
　　勇忱自幼身體虛弱，患有肺病，常常咳喘不止，因而又成了「口吃」。八歲上鄉村私塾，私塾設在對岸秦家，出門走過一條橫跨織溪的小木橋便到了。受祖輩的影響，勇忱讀書很用功，經史子集涉獵較廣，從小打下了深厚的國文功底。時常傾聽父輩朋友談論時事，耳濡目睹了清廷的黑暗統治。
　　天有不測風雲。1898年，胞弟定忱出生不久，父母先後亡故，祖父姚壽康已年邁體病。撫養弟弟的重任，一下落到了少年姚勇忱身上。憑著父母留下的家底，勇忱一邊讀書，一邊帶著幼弟，嘗盡了生活的艱辛。1902年，勇忱娶妻林氏，夫妻十分恩愛。次年生下一個男孩子，取名長齡。
　　1904年，姚勇忱惜別嬌妻小弟和幼子，到杭州蠶學館學習理化。蠶學館是一所中等蠶桑專業學校，以「改進技術，推廣蠶桑」為宗旨，1898年由杭州知府林啟創立。1904年10月，美國傳教士韓明德在故里湖州海島霸地130畝建造教堂，並在海島四周掛上「此美國教會地界，閒人不准入內」的木牌，引起了湖州人民的強烈憤慨，湖州中學堂學生與各界人士紛紛抗議，官府卻幫著洋人而壓迫民眾。消息傳到杭城，姚勇忱看透了清政府的黑暗、腐敗、兇殘與無能，常常在學校裡長吁短歎，憤憤不平。此時，他不滿足於一般科學知識的學習，而更利用較多時間關注時事。當時的中國在西方國家列
強壓迫之下，政府腐朽，國力虛弱，經濟落後，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社會矛盾尖銳。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響，青年姚勇忱用大量時間閱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反滿書刊，得知有80萬無辜百姓死於清軍的屠刀之下。讀到激動之處，「常常痛哭流涕，聞者無不為之感動」。姚勇忱由此萌生了救國救民於水火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感。他經常與同學們探討拯救中國的出路，常常去西湖白雲庵、城隍山四景園等處聽革命黨人演講，閱讀進步書刊，參加革命黨人開展的活動，結識了褚慧僧、顧乃斌、呂公望、韓肇其等人，與他們「暗相接納，陰通消息」，並參加了光復會組織，開始了革命生涯。

結識女俠　　投身革命
　　1905年，姚勇忱離開了杭州蠶學館，去日本弘文書院進修，在那裡結識了同盟會諸公。同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徐錫麟在紹興創辦大通師範學堂，培養革命人才。學堂以開展軍體教學為名，購買了大批槍枝彈藥，秘密設擬編制，開展軍事訓練，圖謀起義。姚勇忱以光復會成員身份，回國參與了籌辦大通師範學堂事宜。12月15日，姚勇忱在上海參加「哄鬧公堂案」，在法租界潮州會館數千人的集會上，他發表了抗議演講。
　　1906年春，湖州南潯紳士張弁群為提倡婦女教育，開創文明之風，在南潯鎮創辦了「潯溪女校」，聘才女徐自華為女校校長。這時，鑒湖女俠秋瑾從日本回國，經蔡元培、褚輔成介紹，到潯溪女校任教，擔任日語、理科、衛生等課程。兩位女性，才華橫溢，同校共事，志趣相投，吟詩填詞，成為至交。秋瑾畢竟是革命家，徐自華受其影響，秘密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秋瑾在徐自華的支持下，大力宣傳男女平等，反對婦女纏足，不受封建禮教束縛等民主革命思想，於是引起軒然大波，當地的封建衛道之士，編造種種理由驅逐秋瑾。秋瑾被迫辭職，徐自華也憤然辭去了潯溪女校校長的職務。
　　秋瑾離開南潯後，當年秋天來到上海虹口祥慶里建立革命機關，辦《中國女報》，提倡男女平等，宣傳婦女解放，民主革命。這時，剛在杭州蠶學館畢業的姚勇忱經革命派同仁介紹，在祥慶里與秋瑾相識，擔任了《中國女報》編輯，積極參與「聯絡各省同志」的革命活動。因姚勇忱熟諳化學知識，會製造炸彈，深得秋瑾等人器重。據徐雙韻《記秋瑾》文：「秋瑾離開潯溪女校後，轉到上海，與同志陳伯平、張劍崖、姚勇忱去了虹口祥慶里，以『銳進學社』為名，聯絡敖嘉熊、呂熊祥等運動長江一帶會黨，又與蔣樂山、沈鹿山、張恭、周華昌等運動浙江會黨，以利起義」。同時，姚勇忱又與陳伯平等人在虹口厚德里，創辦了「蠡城學社」，宣傳民主思想，開展革命活動。
　　虹口祥慶里是一幢舊式石庫門房子，二進深，內有一口小天井。姚勇忱白天與革命黨人外出開展活動，晚上潛心研製炸彈，常常通宵達旦，徹夜不眠。一次，試驗不慎引起爆炸，一聲巨響，震破了靜謐的寒夜，姚勇忱自己未受傷，秋瑾手上受了點輕傷，陳伯平傷了眼睛。巨大的爆炸聲驚醒了街坊鄰居，第二天人們議論紛紛，很快引起了清政府上海鷹犬們的警覺，不時派人調查。為安全計，秋瑾決定迅速轉移。
　　1906年9月6日，在吳淞口外的一艘輪船上，姚勇忱與秋瑾、陳其美、寧調元、陳伯平等幾位同志一起造謁孫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計。此後數月，秋瑾、姚勇忱、陳其美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了，與褚輔成等人「應惟策應，往來頻繁，並以嘉興南湖中一小渚為據點，剪燭中宵，深籌密策，首義始事」。

大通脫險　　悲壯悼秋
　　面對嚴酷的現實，秋瑾認為，要推翻滿清政府，必須要有一支屬於革命黨自己的武裝，她決定回紹興，秘密建立武裝力量。
　　1907年初，光復會成員徐錫麟為謀「皖浙同時發動」舉義，擬赴安慶巡警學堂任職，由秋瑾接管大通師範學堂。秋瑾邀姚勇忱至大通學堂任國文教員，勇忱欣然答應，很快來到紹興，成為秋瑾的得力助手。當時王金發在大通學堂擔任體育教師，兩人認識後志趣相投，成為知已。姚勇忱在大通學堂「思想前進，積極反清」，還代替秋瑾主持全校進步學生的組織發展工作。先後發展了朱贊卿、張佐、俞奮等學員加入了同盟會。姚勇忱與同盟會新會員進行談話，他在介紹孫中山時說：「廣東人孫文是救中國的一個偉人，他的主張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1907年7月，徐錫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動被清政府覺察，原與秋瑾約定皖浙兩省同時舉義被迫提前。7月6日，徐錫麟趁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之際，槍殺了安徽巡撫恩銘，隨即被清兵包圍，因寡不敵眾而被捕。徐錫麟入獄後面對清廷審訊官，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慘遭剖腹挖心淩遲處死的酷刑，英勇就義。孫中山親自寫挽聯：丹心一點祭餘肉，白骨三年死後香。
　　7月上旬，秋瑾聯絡金華蘭溪等地會黨，組織光復軍，準備舉事。清政府因秋瑾與徐錫麟有聯繫，7月15日發兵包圍了紹興大通學堂。秋瑾率領全校師生，進行激烈的武裝抵抗，失敗被捕。此時，王金發與姚勇忱恰在校外辦事，姚勇忱被秋瑾派往錢莊提取200元公款。大通學堂有位工人迅速趕到錢莊，勸他立即逃離紹興，此時學堂方向人聲鼎沸，槍聲大作。姚勇忱稍稍思索了一下，覺得現在回學堂也無力回天，就跑到河邊，漁船上的一位老大伯幫助他脫離險地，回到了故鄉湖州暫避。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秋瑾被捕後，雖然遭到嚴刑逼供，但無片言供詞，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這時徐自華寓居杭州，聞訊後悲傷欲絕，當即撰寫了〈祭秋女士文〉，抒發悼念之情。1908年2月，徐自華冒死與秋瑾胞兄秋譽章秘密把秋瑾的靈柩運到杭州，並與秋瑾好友桐城女書法家吳芝瑛、姚勇忱等商量，按照秋瑾遺願，在西湖西冷橋畔購置墓地(即今風雨亭北側），建造了秋墓，一代女俠，給後人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千古絕唱。秋瑾犧牲後，姚勇忱與褚輔成、楊廉等數十人在西湖風林寺秘密追悼，並組織「秋社」，隱集志士，以圖再起。

朝廷要犯　　反清戰士
　　丁未事件之後，王金發、姚勇忱被列為要犯，遭清政府通緝。1908年春，姚勇忱重返上海，根據尹銳志回憶：「嗣餘與維俊抵滬，同志王金發、姚勇忱等數十人，亦從各方先後來集。」此時，陳英士為了推進國內革命鬥爭，已從日本返回上海。姚勇忱即跟隨陳英士參加了各種形式的革命活動，幫助創辦《民聲叢報》，呼籲民眾反清。陳英士為開創河南的革命風氣，籌款在洛陽創辦理化講習所，暗中宣傳革命。受陳英士之委託，姚勇忱、俞寰臣等人欣然前往洛陽。在洛陽理化講習所，姚勇忱親自擔任理化教員，利用各種方式向學員灌輸革命思想。一年後返回上海，生了一場大病，病況嚴重，幾乎喪生。病癒後，他幫助竺紹康編輯《中國公報》，宣傳革命思想，反對滿清政府。在積極輔助《民立報》的同時，姚勇忱還加入了進步文人創辦的團體「南社」，以「劫灰」（秋瑾有「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詩句）的筆名發表作品，和陳去病、柳亞子等文人結成反清文學陣營。
　　姚勇忱懷著科技救國的初心和抱負就讀杭州蠶學館，在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編寫蠶桑著作。1908年，上海新學會社刊印了姚志強（姚勇忱）《實驗養蠶法》《蠶病防治法》兩本專著，現藏於本省圖書館。
　　反清鬥爭風起雲湧，反清志士前仆後繼。1908年8月，在安慶的同盟會員、新軍炮兵管帶熊成基繼徐錫麟之後，又發動了推翻滿清的起義。陳英士、王金發、姚勇忱等前往參加，因為長江輪船航期延誤，他們到達安慶時，熊成基起義已失敗，只得無功而返。1909年，姚勇忱回到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報》《民聲叢報》等報刊，被稱為民初著名報人之一。同年夏，陳英士為推進浙江的鬥爭，在上海天寶客棧召開了浙江十一個府屬黨代表會議，姚勇忱作為湖州府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1910年，姚勇忱、胡士俊、盛鐘彥等人在陳英士的同盟會駐滬機關部—馬霍路德福里一號跟俄國人學製「刹拉景」無煙炸彈，為發動起義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1911年3月，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同盟會成員黃興、趙聲在廣東發動起義，史稱黃花崗之役（亦稱「辛亥革命廣州起義」）。應黃興、趙聲的邀請，陳士英率領姚勇忱、徐珍、盛清等三十餘人赴粵助戰。孫中山與黃興、趙聲等人曾於1910年檳榔山議定廣州起義的計畫，會後由黃興、趙聲在香港組成統籌部，派人至新軍、巡防營和會黨中活動，並向海外華僑募集經費。各地同盟會紛紛派員趕來參加廣州起義，黃興他們選拔八百人組成先鋒隊（敢死隊），在廣州陸續設立秘密機關三十餘處，計畫佔領廣州後，即分兵大舉北伐。因事前走漏消息，清兩廣總督張鳴歧加強了防範，不得不改變起義計畫。1911年4月27日，在兵力尚未集中而不得不發的情況下，黃興率敢死隊攻入兩廣總督衙門，分路與大隊清軍展開激烈巷戰。起義軍奮戰一晝夜，終因傷亡過重，被迫退卻，七十二位烈士悲壯殉國。後來廣州人民將烈士遺體葬於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廣州起義總指揮趙聲未獲提前起義的消息，於4月28日晨率眾趕到廣州時，起義已經失敗。姚勇忱等人從粵返滬。
　　黃花崗戰役之後，全國革命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各地的革命者紛紛要求抓緊發動起義。這時，同盟會總部仍設在東京，遠離國內鬥爭，指揮非常不便，於是有了建立中部同盟會之舉。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發動的多次起義在華南邊遠地區進行，都失敗了。1910年孫中山先生在北美，黃興在南洋，東京本部無人主持。譚人鳳、宋教仁、趙聲等在日本商議，認為起義應該在長江流域地帶發動，準備組建中部同盟會，1911年這個設想付諸行動。7月31日，在上海閘北路湖州會館舉行中部同盟會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湖州人有陳英士、楊譜笙、姚勇忱三人。會議選出總務幹事五人：庶務陳英士、財務潘祖彝，文事宋教仁、交通譚人鳳、會計楊譜笙。姚勇忱不僅是中部同盟會的發起者，而且還是實際工作的重要領導者之一，8月25日，由九人參加的幹事會就有姚勇忱在內。這次會議不僅討論籌款、辦報、承認江寧分會等事宜，還決議「同人各出赴所事，走駐守、權司經濟、文書、採輸槍械種種之職務」。姚勇忱分工聯繫浙江的新軍和負責製造炸彈，在中部同盟會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這一作用也奠定了他在革命派中的重要地位。中部總會成立後，宋教仁、譚人鳳、范鴻仙等人分赴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活動，陳英士負責上海，姚勇忱負責浙江聯繫。武昌起義前後，中部同盟會為長江流域各省起義做了大量組織領導工作。

滬浙起義　　英士助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短短兩個月中，有鄂、湘、陝、贛、晉、滇、黔、蘇、浙、桂、皖、粵、閩、川等省先後宣佈獨立，清政府迅速解體。在這期間，陳英士為了進一步發展革命形勢，決計採取「蘇、杭先動，滬上應之」的行動計畫。受陳英士委派，姚勇忱風塵僕僕，兩次赴杭州聯絡。第一次是在武昌起義後不久，當時杭州的軍界和非軍界的革命派都有了起義的思想準備，但「又懼設備未周，未敢冒然發難」。姚勇忱來到杭州後，對行動計畫作了細緻安排，並對與上海方面的行動進行了初步的協調。第二次到杭州是十月下旬，由褚輔成、黃鳳之約集了呂公望、傅其永、童保暄、徐樂堯、王萼等在西湖白雲庵、劉公祠等處開會，第二天又聚在吳山挹芳園繼續商量。會議擬定了大體計畫，並議決杭州發動必須要有浙東的同志參加，「甯台兩屬由姚勇忱返滬後通知」。11月2日，在上海《神州日報》社召開關於杭州光復的軍事會議，姚勇忱作為滬軍方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確定了支援杭州光復武器彈藥的數量、種類，還對何人押運、起程時間等也作了周密安排。11月4日，杭州發動起義，次日光復，可見姚勇忱對杭州光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姚勇忱在辛亥革命高潮時期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協助陳英士組織領導了上海起義。據周南陔在〈上海光復時的巡防營和吳淞炮臺〉一文中記載：「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組織上的電話，要我立刻就去總部，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趕到馬霍路（今黃陂路），有英士、姚勇忱和其他兩人在座。陳英士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姜統領已與光復會秘密接頭，準備首先反正，......姚勇忱從中插話說，運動新軍是從下而上，巡防營是老軍隊，服從性很大，因此要從上而下。第二天晚上，我將接洽經過回報進益裡，陳英士不在那裡，姚勇忱對我說，上海要首先發動，不能等候南京，城防營固然重要，可是海軍的情
形很不好，要用吳淞炮臺的力量來對付海軍。」這些資料足以證明，姚勇忱不僅參與而且還領導了上海起義。第一，姚勇忱坐鎮進益裡機關部，是作為陳英士的副手，直接指揮領導上海起義的重要人物；第二，在運動清軍巡防營反正上有重大貢獻，其策略方針也大體正確。而清軍巡防營反正是上海起義的重要條件。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義爆發，因消息走漏，起義於上午九時提前進行。義軍兵分兩路，一路由陳英士率領，順利光復了位於南市的上海縣城。一路由李燮和率軍順利光復了位於北部的閘北與吳淞。兩路起義勝利會師後，於下午四時在九畝地召開了數千人的誓師大會，以攻打決定上海起義成敗的硬骨頭——清廷全國最大的軍火工廠江南製造局。誓師會上，陳英士登上主席臺，朗讀了上海軍政府的《獨立宣言》，宣告上海獨立。會後，陳英士親自率領二百餘名敢死隊員，向江南製造局挺進。因清軍奮力阻擊，戰事呈膠著狀態。為避免漢族同胞互相殘殺，陳英士挺身而出，單槍匹馬進入製造局與總辦張士珩談判，豈料張士珩頑固至極，非但拒絕和平反正，還把陳英士用鐵索捆綁囚禁。主帥被囚，全軍激憤，起義軍團團包圍了江南製造局。上海京劇藝人潘月樵施展飛牆走壁的絕技，翻上高牆，放火焚燒牆內木料，一時間製造局火光衝沖天，起義軍從北、西、南三面攻入，張士珩登上小艇倉皇逃往租界。陳英士獲救，中國東南重鎮上海全部光復。王金發、姚勇忱、戴季陶等人力排異議，推陳英士為滬軍都督。11月6日下午，在上海小東門海防廳召開的滬軍都督推選大會上，陳英士被公推為上海有史以來首任民選的滬軍都督。

教仁慘案　　討袁先鋒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改元為中華民國。2月12日，隆裕太后宣佈清帝溥儀遜位，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設陸軍、海軍、司法、財政、外交、內務、教育、實業、交通等九個部門。同時根據孫中山的建議，成立了臨時參議院。姚勇忱被選為臨時參議院議員，參與國事。但是，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得不到有力支持，一方面全國好多省回應革命起來反正，投向革命的一邊。而求勝心切的革命軍寄希望於袁世凱，認為這是一條推翻滿清統治的捷徑，因此許多人期望袁世凱在京城反叛清廷，一舉推翻滿清王朝，實行南北方統一；另一方面，在革命的上層領導人中間，黃興、宋教仁、汪精衛等人的和議主張占了上風，迫使孫中山放棄了堅持北伐的主張。同時，還迫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拒絕承認其為合法政府，拒絕貸款。列強一再申明，只有袁世凱當總統，他們才承認，才肯貸款。袁世凱也向南京臨時政府虛偽地宣佈：他承認共和制度，保證「永不使君王政體再行於中國」。為了革命的長遠利益，中山先生向參議院遞交了辭呈。2月18日，孫中山派蔡元培、宋教仁為迎袁代表，赴京去請袁大總統。可是袁世凱根本無心南下，以種種理由拖延，甚至導演北京兵變，以北方秩序未復，他必須留京為託辭，不肯來南京就職。孫中山被迫再次遷就退讓，3月11日公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了防備袁世凱撕毀協議，破壞共和，孫中山在提出辭職的同時，附加了三項條件：1、中央政府仍設在南京；2、等袁世凱到南京就任後，自己才辭職；3、袁世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的各項條文。孫中山在1912年4月1日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後，立即推翻《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解散以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的第一屆內閣，專橫獨斷，一心圓他的皇帝夢。南京臨時政府北遷以後，革命形勢發生了驟然變化，但姚勇忱仍然堅持實行政黨政治的理想。1912年5月，為了加強同盟會的勢力，姚勇忱與戴季陶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駐滬機關部（兼理同盟會上海支部），姚勇忱出任機關部部長，呂天民為副部長，褚民誼任總務長。6月，當唐紹儀內閣下臺，袁世凱試圖通過「混合內閣」或「超然內閣」實施專制統治時，姚勇忱仍然堅持實行政黨政治主張，他在給國務院、參議院的電報中說：「今同人公決，主張組織完全政黨內閣。無論何黨，惟須得國民多數之信用」。1912年8月，姚勇忱隨孫中山、黃興的「北京之行」後，同盟會內部的妥協氣氛進一步上升。「北京之行」大約在1912年冬季或1913年初，姚勇忱僅是陪同，附和而已。
　　1913年宋教仁慘案發生，舉國震驚。宋教仁是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袁世凱所謂「新舊協力合作」、「朝野合作」的虛假氣氛下，幻想通過改組同盟會，建立第一大黨，組建責任內閣，分取袁世凱的權力。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會修改了綱領，改組為國民黨。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占全部議席的百分之四十五，成為議會的第一大黨。此時的宋教仁，即以未來內閣總理的身份，奔走於湖北、湖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處發表演說，抨擊時政，苦心編織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花環。但宋教仁忽視了北洋軍閥手中握有的重兵。在民主空氣日益高漲之際，袁世凱豈能容忍其發展，決心用鐵血手段消滅革命勢力，以維護他的專制統治。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由上海啟程到北京，剛進上海火車站，就遭到袁世凱派出的兇手開槍射擊，傷勢嚴重，於22日死亡，年僅32歲。為混淆黑白，袁世凱倒打一耙，其黨羽散佈流言，說宋教仁係死於黨派內訌，全國輿論大嘩。陳英士在上海全力開展偵破，他憑著對上海警界、幫會界、新聞界、電報局的透徹瞭解與平時的密切聯繫，只用了三天時間就破了此案，逮捕了兇手武士英及指使人應桂馨。於是順藤摸瓜，根據京滬間的密電往來，查明指使應桂馨的是北洋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而洪述祖的指使者正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他背後的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密謀暗殺辛亥革命元勳宋教仁的罪行大白於天下。這時，姚勇忱認清了袁世凱的真實面目，已無法容忍了。他以國會議員的身份，首先發電討伐袁世凱，「文辭激烈，大義凜然」。3月25日，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回國，與黃興、陳英士、戴季陶等人商討宋教仁被刺後的對策。中山先生認為袁世凱謀殺辛亥元勳，破壞民國，已罪不可赦，並承認自己錯認了袁世凱，指出應趁人心激奮之時，立即武力討袁，以除後患，史稱「二次革命」。由於未能達成共識，耽誤了時機，讓袁世凱有了充分時間準備對付革命的武力，「二次革命」因而失敗。

誤中奸計　　血灑杭城
　　「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悲觀失望，意氣消沉。姚勇忱亦逃亡到日本。1914年5月，孫中山先生啟動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的工作。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正式成立。姚勇忱參加了中華革命黨，不久返回上海從事反袁活動。姚勇忱的舉動已引起袁世凱的憤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後來發現的保存於北京陸軍部處決王金發時的「批令」中，就有「迭次飭之暗殺犯姚勇忱亦與朝夕聚處，陳其美亦常通信計議亂事」的文字。
　　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條」事起。袁世凱陰謀稱帝，亟想得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5月25日，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公使在北京簽署《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從而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活動。此時，王金發欲往杭州，以購地建房，「奉母終養」為名，暗中招集舊部，繼續開展反袁鬥爭。姚勇忱以赴杭治療肺病為由與他同行。他們原先的好友、同志、光復會會員朱瑞，此時已任浙江軍政府都督，成為袁世凱在浙江的鷹犬。朱瑞派人到上海誘騙王金發、姚勇忱兩人去杭州，說可以為他們申訴免予通緝。王金發和朱瑞是嵊縣同鄉，王抱有希望說服朱瑞共同反袁的幻想。對於朱瑞的邀請，王金發、姚勇忱不知是計，欣然赴杭，隨即被朱瑞所捕，關押於百歲坊巷陸軍監獄。姚勇忱侄子姚瑞雲1985年回憶說：王金發、姚勇忱被捕後，其胞弟姚定忱（19歲）帶了姚勇忱之子長齡（12歲）前去探監時，姚勇忱告訴了全部事實經過。當時，王、姚兩人來杭是為第二次武裝暴動做準備，朱瑞為討好袁世凱，向袁告發，袁世凱復電處決。朱瑞於是設「假戲」，擺下了鴻門宴，發出請貼邀王、姚赴百歲坊巷朱瑞公館宴會。當時，姚勇忱曾勸王說：「朱瑞不懷好意，必須小心提防，不去為妙」。烈性剛強的王金發不聽勸告：「我對朱瑞過去有情，他決不至於忘恩負義，毋須擔憂」。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了袁世凱發來的逮捕命令電報，兩人恍然大悟，但已中計，悔之晚矣。兩人進了百歲坊巷陸軍監獄後，即被分開關押。1915年6月2日下午4時，王金發、姚勇忱被押赴刑場，兩人神態自若，高喊「袁世凱禍國殃民，賣國求榮，打倒袁世凱」等口號，一聲槍響，王金發英勇就義。原來姚勇忱這次是去法場陪綁，隨後又被押回監獄。朱瑞對其進行威脅利誘，要姚承認他們確是在策劃第二次暴動。姚勇忱寧死不屈，寧願與王金發一起赴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姚勇忱犧牲前曾對人說：「朱瑞如此對待同志，所謂利慾薰心，不虞身後為人唾棄耶！」
　　青山垂淚，杭城悲咽。1915年7月2日下午，辛亥革命先驅、傑出的反袁勇士—姚勇忱被害於杭州百歲坊巷陸軍監獄，英年35歲。其弟姚定忱護送遺體回吳興縣織里鎮老家，臨時安葬在街背後的高家墳堂。

辛亥烈士　　功垂千秋
　　1916年3月22日，做了83天「洪憲皇帝」的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討伐聲中一命嗚呼。黎元洪繼任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追認王金發、姚勇忱為辛亥革命烈士。胞弟姚定忱著書記述：「迨袁死，黎元洪任大總統，追賜勇忱為辛亥革命烈士並給卹金八千元，骸葬於龍井山麓」。1917年，「兩人靈柩先後從家鄉嵊縣及吳興織里遷至杭州。」陵墓建在杭州臥龍橋茅家埠頭口，王、姚兩人合穴，（後遷至龍井山麓）。蔡元培先生親筆題寫墓碑，褚輔成先生親撰墓誌銘，南社創始人陳去病撰寫〈王逸、姚勇忱合傳〉文章。柳亞子先生與姚勇忱曾經情投意合，友誼深重，揮淚寫下了五言律詩〈哭勇忱〉二首：

　　（一）
　　十年知名姓，重逢及此長。笑談方款洽，羅網已彌綸。
　　口吃憐同病，名高竟殺身。昭蘇如有日，廟祀在湖濱。

　　（二）
　　桃梗去不復，箜篌怨渡河。十年剩皮骨，一夕死風波。
　　亦有南冠士，重悲北道羅。茫茫仇與呂，微命又如何？

　　戰亂年代，英烈家屬飄泊游離。姚勇忱犧牲後，其子姚長齡由王金發母親徐珍梅收養，讀書至醫專畢業，抗日戰爭時失散，下落不明。姚勇忱胞弟姚定忱，1932年曾任浙江金華縣縣長。據姚勇忱堂侄姚覺先生回憶，1931年姚定忱找到南京總統府，通過衛隊長關係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聽說是姚勇忱家人，親自接見並作了安排。姚定忱於1981年12月13日故世，其子姚瑞雲也已亡故，尚有兩個女兒，一人在金華，一人在杭州，早已退休。
　　1953年，因建造解放軍杭州療養院，姚勇忱、王金發英烈遺骨被遷至小龍井山坳普通公墓（墓穴與供桌今天尚存）。王金發遺骸於20世紀80年代移至家鄉嵊縣，建造了烈士墓。
　　「一代佳人姚戈仲，可憐生死殉田橫。」2006年之前，姚勇忱墓尚在西湖龍井山的荒草叢中，有其侄孫姚亮等每年去祭奠。
　　2006年，侄孫姚亮等烈士親屬向杭州市政府遞交了〈請求妥善安置辛亥革命烈士姚勇忱墓〉的報告，介紹姚勇忱烈士生平事蹟、其墓現狀等情況。之後奔波在各個相關部門間，運作、協商此事。7月中旬由浙江省文物局批准，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具體經辦，在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園建造姚勇忱烈士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2006年冬至節，姚勇忱烈士的遺骨遷入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園西北角的小坡之上，與徐錫麟、陶成章等昔日戰友為鄰；整個墓台略呈正方形，全部由嶄平的長條青石板鋪就，面積約六十平米；墓體居中圈砌，徑逾三米；墓碑也是一方大青石，高約兩米；周圍翠竹掩映、靜謐莊嚴；烈士長眠於此。近年，筆者與織里朋友曾兩次去杭州拜謁姚墓。
　　姚勇忱英烈在故鄉塑立雕像的事，從提出到落成前後經歷了十餘年。2004年，《人文織里》專集出版，其中筆者撰寫記述〈辛亥英傑姚勇忱〉的長文，向桑梓父老介紹辛亥英烈的事蹟；湖州文史研究者方一戈撰寫〈青磷碧血蔚國光——寫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英傑姚勇忱就義九十六周年之際〉，發表在民革《團結報》、《聯誼報》等媒體上。多位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提出建議，希望能在故鄉為姚勇忱烈士樹立雕像，緬懷先烈功勳，教育後人。
　　2011年6月，英烈親屬向湖州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懇請政府為湖州籍辛亥英烈姚勇忱樹立雕像的建議〉，得到時任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同志批復，各相關部門協商、專家論證後，由市方志辦、織里鎮政府，正式告知英烈親屬：家鄉人民不會忘記烈士的功績，織里鎮即將興建一座利濟文化公園，擬在那裡建造雕像。
　　2014年，利濟文化公園建造已具規模，織里鎮的相關部門，在公園西北面，選定立像位置；分管領導邀請中國美院雕塑系諸宏君老師團隊，進行設計。並進行製作單位的招投標工作。
　　「生死付常，河山無恙」。2019年初冬，雕像在織里利濟文化公園安置矗立，姚勇忱依然是風塵僕僕，手執禮帽，堅毅的目光永遠注視前方。
　　英烈雕像身後，是－堵巨大花崗岩浮雕紀念牆。由四幅畫卷組成，展示了姚勇忱壯麗而短暫的一生。紀念牆背面有「姚君行述」和多幅姚勇忱陪同孫中山等視察浙江的珍貴照片。故鄉人民崇敬先賢，姚勇忱英烈魂兮歸來。

一、嘉興煙雨樓

1912年12月，孫中山前來浙江視察，途經嘉興，在南湖煙雨樓前的獅子峰與各界代表合影。（前排席地而座，左五右四者為姚勇忱）

二、鐵道協會

孫中山在杭州與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浙江分會同仁合影（孫中山右邊第一人為姚勇忱）

三、國民黨浙江支部歡迎會

1912年12月9日，孫中山在杭州出席國民黨浙江支部組織的歡迎會，發表演講，高度讚揚浙江革命黨人的功績，並闡述了民生主義四大綱領。圖為會後的合影。（中坐四人，最左者為姚勇忱，左二陳其美，左三孫中山）

四、籌備會人員合影 孫中山在杭州與歡迎會籌備職員合影（孫中山左邊第二人，為姚勇忱）

五、巡問江浙—法政學堂 中華民國元年雙十節，孫大總統偕姚勇忱、王文典、武問梅等巡行江浙，存問民眾，浙江各法團在都督署，開歡迎大會。（孫中山左邊第一人為姚勇忱）

六、秋社憑弔

1912年12月10日，孫中山在杭州西冷橋憑弔秋瑾烈士墓後，與眾人合影。（孫中山身後第二排右後方者為姚勇忱）

七、之江學院

1912年12月11日孫中山與之江學堂全體師生約 200 人在賽佛倫堂前合影（孫中山右邊第二人為姚勇忱）

八、孫中山在杭州吳山遊覽時與同行者合影

（第一排左二者為姚勇忱）

（徐世堯／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