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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杭州上泗地區的教育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昔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為此，我們特別訪問了曾在泗鄉從事小學教育長達三十六年之久的汪長標老師，請他談談這些年來的親身經歷以及所見所聞。從汪老師的經歷中，或許可窺探泗鄉教育事業這些年來所走過的道路。
在上泗中學讀初中
汪老師（下稱「汪」）說，我1945年10月8日生於上泗（泗鄉又稱上泗）轉塘的雙流後畈村，到了1953年，8歲那年我進入吉慶小學讀書。雙流鄉有吉慶小學與雙流小學二所，吉慶小學比雙流小學規模要小些，只有初小二個班，60名學生，二個老師。
在吉慶小學讀了四年書就轉到凌家橋小學去了，凌家橋小學是一座完小，所謂「完小」，也就是小學階段一至六年級齊全。
凌家橋小學畢業後，汪進入上泗中學讀書。到了1962年，家裡實在窮得不行，父母雖然只有二個孩子，但是母親眼睛失明，全家靠父親一人挑大樑，竭盡全力，也只能供汪老師一個人讀到初中畢業為止，他的弟弟沒有讀過書。
回鄉參加農業勞動
1962年，初中畢業後，汪老師只好回雙流村參加農業勞動。
當年汪年輕力壯，渾身是勁，在生產隊可說是個好把手。記得那年「雙搶」時，公社幹部都要參加農業勞動，凌家橋的公社幹部李妙林、張得才這些人到雙流村來插秧。在長長的稻田裡，汪老師早就插到盡頭了，他們仍然在田頭上摸索。社員們見了汪插得筆直的秧苗，與公社幹部插的秧相比，不由哈哈大笑。可以說，那些公社幹部對汪老師佩服得五體投地。
不過，種田還不算最辛苦，最吃力的活要算是到杭州城裡去拉糞肥了。當年雙流田地的肥力全靠人獸糞尿，好在轉塘離杭州城區不遠。於是，隊長常派年輕力壯社員的差，到鼓樓那邊的街坊去拉肥，用的是鋼絲人力車。被派到的人往往在凌晨三、四點鐘就要出發，肥桶放在鋼絲車上，趕到鼓樓十三彎巷還只有早上六、七點鐘。
大清早，居民會將馬桶的糞便倒在一個大缸裡，拉肥的社員將糞肥裝回村子。從城區六和塔到雙流村要走幾十里路，過七、八個嶺，滿滿二桶肥料，每桶少說也有三百多斤，走一段休息一段，直到傍晚時分，才將糞肥運到村子。
當民辦老師
汪老師是初中畢業生，會打算盤，能說會道，在村裡算得上是個知識份子了。社員們推舉汪當象山大隊的會計。不過，只當了二、三年的會計。到了1970年，雙流大隊與象山大隊合併，成為一個生產大隊。雙流大隊已經有一名會計了，這樣，一個大隊出了二名會計，於是，汪老師只好再次回到生產隊。說來湊巧，此時雙流小學正缺少一名教師，汪在大隊裡人緣好，帳目清，能說會道。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推薦汪到雙流小學當民辦老師。
剛進校，汪老師就成為低年級的班主任。雙流小學原設在一個廟堂裡，後來，廟宇拆掉了，改成一座平房作為校舍。汪進校時，已經在廟宇舊址上蓋了新校舍。汪老師1970年開始當教師時，正值文革時期，教的是全國統一課本，汪教語文，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漢字下面還有拼音字母；接下來的課文，內容是毛主席語錄，還有「老三篇」以及語文基本知識的課程，師生們對於偉大領袖的經典著作，個個都學得非常認真。
1970年以後，文革高潮已經過去，學生對老師還算尊重，因此，作為一名小學教師，儘管只是「民辦老師」，汪老師的心情仍然是很愉快的。當年，雙流小學有九名教師，三百多個學生，還有一個工友負責為師生燒中飯，兼做勤雜工。
第三排左起六樹通老師七為汪長標（1983） |
一般來說，師生早晚飯在家裡吃，至於說中餐，大家各自帶飯盒，從家裡拿來大米或菜，食堂有個大鍋臺，洗淨後放在裡面蒸。當然住在學校附近的老師大多回家吃飯。中午時分，師生們到食堂自取飯盒，在教室或辦公室進餐。
汪老師指著一張舊照片，說道：「師生們後面的那座平房就是新蓋好的校舍。」那時的雙流小學是一排粉牆黑瓦的平房，教室前有一條走廊，廊的盡頭上方掛著一個鋼管，後改為銅鈴。到了時間，有位老師拿著一根棍子敲鈴，師生們應聲上、下課。
學校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以外，還有開門辦學，所謂「開門辦學」也就是師生參加體力勞動。學校在象山（今浙江人民醫院下方）有二畝土地，外面掛著「學農基地」的牌子。每週勞動課時，師生要參加「學農」勞動，高段學生抬肥桶，低段學生拔草或採茶葉。
雙流小學負責人
文革結束後，學校充實了幾位「落實政策」的老教師，全校已經有十幾個教師了，學生達到四、五百個人了。可是那位校長對教師依然改不了「文革習性」，不僅頤指氣使，而且，說話氣勢洶洶，動不動訓人。今非昔比，國家大方針變了，大家多少有點受不了。
三排左二為樹通老師/四為汪長標（1986） |
教育局經過調查，叫汪老師擔任雙流小學負責人。雖說汪是學校領導了，還兼任教導主任，每週依然有十幾節課，與汪老師搭班的教師叫倪樹通，教算術，汪則負責語文課。
倪老師畢業于金華的師範院校，「落實政策」後，調到學校教書。他做事非常認真，很受學生的喜愛。多年以來，我們兩個人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當年，學校有七個班，六個小學班，一個「戴帽初中班」（註）。
跳出「農門」
汪老師在雙流小學教了一段時間（六年左右），因為是民辦老師，也就是「農業戶口」，工資是比照同等生產隊勞動力拿工分的，每年拿三千多工分，正勞力有四千多工分，十個工分約值六毛錢左右。由此，每到「雙夏」，也要與社員一起參加農業勞動，每年少說有二個月時間。只是歲月不饒人，父母年歲已高，我有三個小孩，吃口重，家裡常年是「倒掛戶」，也就是做的工分不夠支付生產隊發的口糧。他心裡想，當民辦老師實在不會「出山」了，不如進廠當工人好，有居民身份、有固定收入、有糧食供應，生活有保障多了。
那年，杭二泥（杭州市第二水泥廠）剛好在轉塘地區招工。全家人合計了一下，還是去應徵當工人去：這樣，戶口就可以遷出去了，變農民身份為「城市居民戶口」。於是，我就報名到「杭二泥」當工人。
不過，汪老師在水泥廠只幹了三、四個月普工（普通工人），廠裡領導見汪老師在做力氣活，不無同情地說：「水泥廠多是些粗活，粉塵大、空氣不好，你原來是個老師，現在做這個工作，委曲了，還是回去當老師好？」
汪面有難色地說：「我只是個民辦老師，收入低，家裡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難於糊口。水泥廠雖說辛苦點，不過，國家工資，旱澇保收、有勞保，比起原來當民辦老師還是要好過多了。」那位領導是個好人，他理解汪的窘境以後，說道：「這樣吧！水泥廠的工作的確不適合你這樣一個做老師的人，我們將你的妻子調到水泥廠來，轉為正式工，有居民戶口身份，你還是回去當老師吧！嫂子是女同志，比較好安排。我們將她放在廠裡化驗室，科室人員總比你每天在露天裡當小工好。」
在那位領導的安排下，汪老師又將戶籍遷回雙流村，成為農民戶口。汪師母則調進了「杭二泥」，雖說廠裡有明文規定，化驗員須「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師母只有小學文憑，仍然成了水泥廠名副其實的化驗員。
那些年，水泥廠的經濟效益相當好，逢年過節，廠裡就會發食品，尤其是到了春節前，廠裡發的帶魚、黃魚等年貨，市場上不好買，可是水泥廠發的給職工的水產品，居然可以吃到正月裡。
在中村小學教書
師母戶口轉到水泥廠以後，汪又回到了學校繼續當老師。此時，上級來了檔，民辦老師要參加考試，合格後，才能繼續從事教學，不合格者就要「回家」。聽到這個消息，那些當「民辦老師」的人，聽了很不好受，大家憂心忡忡。
不久，上級果然有檔下來，轉塘地區的民辦老師全部集中到凌家橋，利用週末，進行補習（有十一門功課），全部考及格，就可以拿教師上崗證書。
記得那年在凌家橋的學習班上，像我這樣四、五十歲的民辦教師來得不算少，大家七上八下的，不知考試以後，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可是，只過了二年時間，上級又有了新檔，民辦老師到了一定的教齡，可以直接轉成「正式教師」了。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後期，汪被評為小學高級教師。那些年，汪在中村小學教書，離家（雙流村）遠一點，於是，他買了輛摩托車，放學後，騎車回家。在中村小學那幾年，擔任學校的總務主任，汪老師有幾十年的教齡，又當過大隊會計，對於這個職務可說得心應手。
在轉塘小學退休
1998年，汪老師被上級調到了轉塘小學，繼續擔任食堂主任。
當時轉塘地區的四所學校（轉塘、凌家橋、回龍、中村）的食堂統歸轉塘小學管理。每天中午，廚師將菜飯做好，放在保暖箱內，由汽車分送到各個學校。時至2004年，年齡到了，汪在轉塘小學的位置上退休。
註：戴帽學校，泛指在原建制不變情況下增設高一級教育班級的學校。如增設初中班的小學，增設大專班的中專學校，增設本科班的師範學校。二十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為了解決中學和高等師範學校的不足，教育部採取「戴帽子」(小學招初中班，中專招大專班，專科招本科班)措施。此類學校通稱戴帽學校。教育部又對增設初中班的小學名稱、領導關係和校長、教師待遇作了規定。由於招生數量較大，許多小學增設初中班。從此「戴帽學校」一詞開始流行（網路）。
（廬上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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