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愛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愛你，絕不學癡情的鳥兒，為綠蔭重複單調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來清涼的慰藉；也不止像險峰，增加你的高度，襯托你的威儀，甚至。」舒婷之詩作〈致橡樹〉
　　浩瀚大自然造就了芸芸眾生，芸芸人類改造著浩瀚大自然。於是也就有了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結伴前行。
　　男性把愛獻給女性，女性把愛獻給了男性。於是有的男性與女性之間愛的火花被點燃，便結為夫妻相愛一生。
　　無論是大自然與人類，還是男性與女性，他們的和諧相處、相守一生，都需要愛情相依，特別是無微不至的愛、真心真意的愛、共同愛好的愛……。哪怕在大自然因自然規律要給人類一些風霜雨雪嚴峻考驗面前，哪怕是在夫妻間出現艱難困苦甚至是生離死別的現實面前，靠什麼來維繫他們的初心，那還是愛，無微不至的愛、真心真意的愛、共同愛好的愛，因為愛是可以化解一切的靈丹妙藥。我今天就來寫一對浙江的藝術大家愛的故事吧。

追求藝術夢想遠赴法國留學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1904年4月6日，常書鴻出生在浙江杭縣（現為杭州）。美麗的西子湖畔與奔騰的錢塘江，讓他從小就看到了大自然與人類共造的美麗風光，也讓他兒時就受到了美和藝術的薰陶。
　　常書鴻是滿族人，原籍河北省頭田佐。老姓：伊爾根覺羅氏。別名：廷芳、鴻。因祖父少峰從熱河派到浙江杭縣駐防，並被大清授予世襲雲騎尉（正五品官）的待遇，他便在杭縣安了家。一家人本來衣食無憂，然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末代皇帝溥儀等被趕出故宮，所有八旗子弟的皇餉很快都被取消了。常家是有20多口人的一大家子，天天要吃要穿消費大，要養活一家人真不容易。
　　生活的來源沒了，家人們被迫自謀生計。常書鴻的三叔會繪畫，便經常畫一些中國風的彩色賀年卡、聖誕卡與復活節的畫片，拿到西湖邊、孩兒巷和一些市場去賣，還能為家裡掙回些錢糊口。由於卡片的銷量不錯，一個人忙不過來，三叔便經常教常書鴻等家人幫他填顏色、摹寫畫稿等，望著一張張紅紅綠綠的卡片，便啟發了小書鴻對繪畫最初的興趣。
　　終於到了上學的年齡，8歲的小書鴻進入杭州一家書院讀書。少年時代的常書鴻雖然鍾情於藝術，但生活畢竟是現實的，高小畢業後，信奉實業救國的父親覺得畫畫還不是最好的謀生手段，便讓他進入浙江甲種工業學校（現浙江大學）學習。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學習與繪畫有關的染織專業，並參加了由畫家豐子愷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1923年，常書鴻畢業留校任美術教員。
　　為了追求心中的美術夢，1927年夏天，常書鴻在好友、曾拍過電影《十字街頭》著名電影導演沈西苓父親沈茲九的資助下，乘坐「達達尼號」郵輪，經過半個多月的海上旅行，好不容易抵達他嚮往最浪漫的藝術天堂——法蘭西共和國，學習油畫藝術。
　　一路顛簸到巴黎後不久，富有藝術天賦的常書鴻就獲得了公費留學的名額，進入里昂中法大學學習。同年秋，他又考入了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經過他的勤奮努力，一年後就由預科升入本科，又因在素描考試中獲得第一名，提前升入油畫班。1932年夏天，他以油畫〈G夫人像〉又獲得全校畢業生作品第一名的成績，順利畢業於里昂國立美術學校。1933年，他又以油畫〈浴後梳妝〉、〈浴女〉，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學習，師從法蘭西藝術學院院士、當代著名新現實主義大師勞朗斯。不久，他靠作品〈梳妝〉，成為第一個以中法大學學生身份得到這個獎學金的中國人。
　　在法留學期間，常書鴻積極參加了畫展等很多藝術活動。1933年，他的油畫〈湖畔〉參加里昂春季沙龍獲銀獎；1934年，〈病婦〉獲里昂春季沙龍金獎，被法國國家收藏；〈沙娜像〉被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收藏；〈裸婦〉參加里昂1935年春季沙龍獲金獎，被里昂美術博物館收藏。據此，他被選為巴黎美術家協會會員，是首位進入巴黎美術家協會的中國藝術家。
　　身在巴黎時期的常書鴻，藝術創作和生活都稱心如意，他還在寓所處，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1935年以畫馬著稱的美術大師徐悲鴻和第一任妻子蔣碧薇女士，到巴黎舉辦「中國繪畫展覽」時，還曾登門造訪過他。

一套《敦煌圖錄》讓他心靈震撼
　　法國巴黎是個時尚之都，有燈紅酒綠的香榭麗舍大街，有氣勢雄偉的凱旋門，有高入雲天的埃菲爾鐵塔，常書鴻經常會去走走看看，尋找藝術創作的靈感。
　　1935年的一天下午，常書鴻從世界四大博物館之首羅浮宮參觀出來，轉到附近塞納河畔的一個舊書攤。在美術圖片部，他不經意發現了一部由6本小冊子裝訂成的《敦煌圖錄》。這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907年到中國甘肅敦煌石窟考察時，精心拍攝來編印成書的。
　　翻閱著厚厚的《敦煌圖錄》，常書鴻愛不釋手。一個新奇瑰麗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徐徐打開。從北魏到大唐，一幅幅佛教藝術畫圖，以其熱情奔放的風格，氣勢恢弘的氣魄，細緻描繪的筆觸，讓他感到光彩奪目，心靈感受被重重地震撼著。這樣的感覺只有他第一次進入羅浮宮時，對西方繪畫精品中的人物驚歎不已。而這套圖錄讓他第一次認識到，中國西部竟也有羅浮宮般輝煌的藝術寶庫。他站在舊書攤前一直看到天色已晚，好心的攤主告訴他：在附近的吉美博物館，還有許多敦煌彩色的絹畫資料。
　　第二天一大早，常書鴻就趕到吉美博物館。進去一看，那裡果然展覽著伯希和從敦煌騙盜來的大量唐代大幅絹畫。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紀敦煌的佛教信徒們捐獻給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經》，早於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佛羅倫斯畫派祖先喬托700年，早於油畫創始者、文藝復興時期佛拉蒙學派的大師梵愛克800年，早於法國學院派祖師波森1000年。因此，伯希和後來也被有些文化學者稱為盜竊中國敦煌藝術品的大盜。當時藝術界有一句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原因之一就是敦煌的藝術品被盜走的數量巨大。
　　常書鴻很快意識到，以遠古的西洋文藝發展的早期歷史與敦煌石窟藝術相比，無論在時代上或在藝術表現技術上，敦煌藝術更顯出先進水準。當他在法國看到伯希和盜騙來這許許多多敦煌莫高窟的國寶時，他生氣了、發怒了：這些盜賊們憑什麼把中國的藝術品盜騙來，竟然還公開在博物館展出！昔日看上去巴黎那些金碧輝煌的藝術館、博物館中竟然有很多展品是從中國等地盜來的，在他的眼裡失色了，巴黎也失色了，他不再留戀。
　　面對祖國如此古老輝煌的藝術寶庫，常書鴻有一段發自內心的表白：「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藝術活動中心）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我要回到祖國的藝術寶庫中去
　　「我再不能待在法國了，我要回到中國的藝術寶庫中，去保護、研究她！」常書鴻深藏在心底對中國的愛、對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愛、對敦煌那個他還沒有見過藝術寶庫的愛，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就像熔成一團火一般在他的心中燃燒，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堅決要承擔起一個中華兒女保護國寶的責任。
　　「您要回國，我們母女怎麼辦？」在巴黎學雕塑的首任妻子陳芝秀，還有一年才能完成學業。另有個不到5歲的女兒常沙娜，由誰來帶？當時常書鴻的畫在法國常有獲獎的、被收藏的，登門買畫者不少且價格不菲，一家人處在幸福富足之中，他要回到動盪的祖國去不僅凶多吉少，而且一個溫暖幸福之家也將出現重大變故。
　　愛的力量是無限的，回到祖國敦煌是大愛，也是常書鴻新的夢想，什麼力量也擋不住。1936年間，常書鴻告別了藝術之都巴黎，毅然坐國際列車經俄羅斯回國。然而，令他氣憤的是，在列車進入中國東北滿州里時，幾個日寇背著槍走上來，強行搜查了他們的行李，他和幾個中國同行與日寇進行交涉才放行。因國內正遇時局不穩，回到北平後一時還是去不了敦煌，他只好先留在北平國立藝專當教授，後歷任國立藝專校務委員、造型部主任。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盧溝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當天，常書鴻照例和幾個學生去北海公園畫畫，遠處忽然聽到了隆隆的炮聲，北平城內大亂。不久，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奉命南遷，他和學校的同仁、畫界的朋友們決定一起南逃。他帶著從巴黎回國的妻子、女兒，先後逃到了武漢、長沙、貴陽、直到四川重慶。在長沙和貴陽都遭受了日機轟炸，他的全部財產和作品化為灰燼。這期間他代過北平國立藝專的校長，後來在陪都重慶當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美術教育委員會委員、秘書長。
　　1942年，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終於讓常書鴻找到了去敦煌的機會。由於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禮佛圖〉被人劈成無數碎片，然後分別包裝偷運出國。很快社會輿論對於國寶失竊的討論聲震全國，由此敦煌石窟歷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壞的話題也被提及。據此，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積極推動對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護，同年9月經其提議，國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被推選為籌委會副主任。
　　經過6年的坎坷風雨和漫長等待，常書鴻才實現了去敦煌的夢想。1942年冬，他離開重慶趕赴蘭州，並在那裡招兵買馬，聚集了5個人。1943年2月，他們一行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一樣，向著心中的藝術聖地敦煌出發。走了一個多月，他們總算到達了有「風城」之稱的安西。他們這幾個初次出邊塞的旅客，告別安西後，雇了十幾匹駱駝，走入真正的荒涼沙漠之地。經過三天兩夜飽受困乏和饑渴的行程之後，終於到達了敦煌的莫高窟。
　　常書鴻在到達敦煌的當天，不顧一路的顛簸勞累，就像去看一位老朋友般，急忙對敦煌莫高窟做一次詳細考察。莫高窟地處敦煌城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的崖壁上，前臨宕泉，東向祁連山支脈三危山，南北全長1680米。它始建於前秦宣昭帝苻堅時期，後歷經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西夏、元朝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
　　據唐朝《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一書的記載，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僧人樂尊路經此山，忽見金光閃耀，如現萬佛，於是便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稱為「莫高窟」。另有一說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無量，莫者，不可能、沒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說沒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為了。北魏、西魏和北周時，統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貴族們的支援，發展較快。
　　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盛，在武則天時期就有洞窟千餘個。安史之亂後，敦煌先後由吐蕃和歸義軍佔領，但造像活動未受太大影響。到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漸趨衰落，僅以重修前朝窟室為主，新建極少。
　　元代以後敦煌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廢。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閉嘉峪關，使敦煌成為邊塞遊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設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衛，並從甘肅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衛為敦煌縣，敦煌經濟開始恢復。莫高窟開始被人們注意。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發現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藏經洞文物發現後不久，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國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險家文物盜賊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從貪財而無知的王圓籙道士手中，拐騙盜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於英、法、俄、日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在名震世界的藏經洞前，常書鴻百感交集。1900年，這一洞中發現三萬餘件敦煌文物，但卻被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文物盜賊劫走了近萬件。洞窟僅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畫，寶藏被劫掠已經過去40多年了，而這樣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窟前還放牧牛羊，洞窟被當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們就在那裡做飯燒水，並隨意砍伐樹木。常書鴻晚年常對兒子常嘉煌說：「那時我眼前滿目瘡痍的敦煌，和在巴黎圖錄中看到的敦煌截然不同，很失望，但是我想只有保護，如果這些壁畫都不保護，連這些畫作也存不下來了。」
　　常書鴻的敦煌生活就這樣開始了：沒有好的房子，他們就住進一座破廟裡；第一頓飯用的筷子是剛從河灘紅柳樹上折來的樹枝，吃的是鹽和醋拌麵；第一個夜晚遇到的，就是一夜呼嘯不止的風沙。第二天，他開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積沙，和民工一道自製「拉沙排」，打著赤腳，清除積沙。接著，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好不容易修造了一條長達960米的圍牆，敦煌石窟保護工作從此拉開了序幕，讓當地官員覺得他們這是比造長城還難的事。
　　生活雖艱辛，但洞窟編號、內容調查、美術臨摹卻都在緊張進行著，當時沒有人力，缺乏經費，他們要自己搭腳手架，修簡易棧道。進洞子要連爬帶跳，從危欄斷橋上匍匐前進。有一次，常書鴻和另兩個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層第196窟，立在地上的蜈蚣梯子被風吹倒了，他們被困在洞中，上不著頂下不著地。他本想從崖頭爬上山頂，但站立不穩，差一點摔下去。手中的記錄卡片飄飄蕩蕩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飛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繩子來，從山頂吊下去，才一個一個地把他們都拉到了山頂。曾經，有個著名雕塑家到洞窟裡臨摹塑像，結果不小心摔死了，這有多危險！
　　莫高窟四周是荒漠、戈壁，離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條件的苦也許還好克服，但遠離社會的孤獨感和隔絕感都成了他們心中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一位同事發高燒，大家準備了一輛牛車要送他進城醫治，牛車要走六小時才能到城裡。臨行前，這個年輕人哭著對常書鴻說：「我死了之後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請你們好好把我葬在泥土裡……。」後來這個年輕人治好了病，便辭職回家了。那種恐懼一直在偷偷滋長著，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會染上什麼病？大家也許都逃不出葬無所歸的命運。
　　平時，大家都吃得很差。著名畫家張大千先後多次去敦煌寫生繪畫，就住在常書鴻隔壁院裡，美食家做飯時香味經常飄過來，惹得常書鴻很饞。而張大千但凡有好吃的，總會端過來給他分享。1943年，張大千離開莫高窟時，半開玩笑地對常書鴻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裡無窮無盡地研究、保管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啊！」情況的確如此。
　　張大千離開敦煌前，曾親手交給常書鴻一個紙卷，囑咐等他離開後再看。等常書鴻目送他一行走遠後，打開紙卷一看，原來是張大千親繪的一幅「蘑菇地圖」——莫高窟每當雨水過後，彎彎曲曲在樹林水渠邊隱蔽處都會長蘑菇。在日後生活中，還真解決了飲食中的一些問題。常書鴻為此曾寫道：「敦煌苦，孤燈草菇伴長夜。」
　　常書鴻的前妻陳芝秀是他的浙江同鄉，出生於諸暨一富裕人家。當年常書鴻去法國留學後不久，她也到了法國，並在巴黎生了個女兒。為了紀念他們在塞納河的時光，他們根據諧音為她取了名字，這便是他的第一個女兒常沙娜。
　　為了心中的敦煌之夢，常書鴻到敦煌後，又極力說服陳芝秀同他一起過去。但那樣的生活，對出生於江南富裕家庭、又曾多年在法國過著優越生活的陳芝秀無疑是個巨大挑戰。其實陳芝秀也是個悲劇人物，常書鴻先於她們一年回國，後來一路的戰爭和逃難，給他們的感情造成更大的裂痕。逃亡時，陳芝秀母女在貴陽遭到日本飛機轟炸，從廢墟中死裡逃生，陳芝秀自此信了天主教。在敦煌，常書鴻專心工作，沒有顧及身邊的妻子心裡發生的變化。1944年的秋天，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然而，正當他們幹得起勁的時候，想不到的事情又發生了。
　　在一個料峭春日，陳芝秀說要去蘭州看病，常書鴻因為忙於工作，托他們的浙江同鄉總務處長趙忠清陪往。但數日沒有音訊，這時常書鴻弟子、畫家董希文拿出了自己從傳信喇嘛手裡買下的陳芝秀脅迫趙忠清出走親筆信。常書鴻看後如五雷轟頂，憤怒至極，立即持槍策馬連夜追去，次日一早到安西找遍車站、旅店，不見蹤影，聽人說，幾天前有一男一女開車去玉門方向。常書鴻又奔向玉門，深夜不幸摔倒在地，但那匹棗紅馬一直在昏迷的常書鴻身邊才沒有被野狼傷害，直到天亮被油礦勘探隊隊員發現，立即報告孫建初：「發現一位戴眼鏡的人倒在戈壁」，孫建初是常書鴻好友，被稱為中國石油之父、是中國傑出的石油地質學家，玉門油田奠基人。1937年參加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設置的「甘肅油礦籌備處」，前往勘察玉門油田的地質狀況。他馬上想到戴眼鏡的可能是常所長，立即與眾人將常書鴻抬進帳篷裡搶救餵水，守護了三天三夜直到他醒來。常書鴻起來後又要上馬，孫建初問：「你去哪裡？」常書鴻說：「我一定要追上這兩個傢伙殺了他們然後自殺！」孫建初說：「您愛的是敦煌，根本不值得為這種人丟性命。」常書鴻聽了老朋友的勸告，回到敦煌看到了陳芝秀在報紙上刊登的與常書鴻的離婚啟示。不過，後來陳芝秀的日子過得很苦，還是靠女兒常沙娜的接濟走完人生，她和常書鴻之間的恩怨也平靜地一筆勾銷。
　　那個1945年春天真是禍不單行，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因民國政局不穩，財力緊張，教育部宣佈解散。對於任何困難常書鴻都能克服，而對於這個消息，他們實在是無法理解。然而，常書鴻決定領導著大家繼續幹下去。

終於遇上了酷愛敦煌莫高窟的知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軍國主義戰敗投降。這本來應該是舉國同慶歡欣鼓舞的日子，但對常書鴻來說，又遇到了新的難題。跟他在一起幹活的一些職工希望儘快回到過去的敵佔區與親屬團聚，有的無心再待在這個邊陲荒涼之地，大多想儘早離開大沙漠，因此接踵而來的就是一個散夥「復員」的狂潮，到後來研究所僅剩下竇占彪和范華兩位工友。幾年的艱苦歲月，這些洞窟中流下了常書鴻辛勤的心血和汗水，而這些藝術珍品也在艱苦環境中給了他歡樂和欣慰。對莫高窟產生感情的常書鴻思前想後默默發誓：「我絕不能離開，不管任何艱難險阻，我與敦煌莫高窟終身相伴。」
　　1945年冬天，常書鴻告別工作了3年的敦煌，帶上一雙兒女，到重慶奔走呼籲。經過近一年的四處奔走，常書鴻最終說服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批准恢復敦煌藝術研究所，並撥發卡車一輛、物資若干，並在一家飯店裡開始招聘一些新員工。1946年5月的一天，看到招聘資訊的姑娘李承仙拿著幾張油畫作品，敲開了常書鴻在飯店的房門。當年李承仙才22歲，身穿黑條紋的旗袍，頭紮著兩條髮辮，臉上還流露著學生味。
　　而已歷經風霜的常書鴻先看了看李承仙畫，覺得畫得還不錯。但看她太年輕且是個女孩子，便直率地告訴她：「敦煌雖好，但滿目沙漠，荒無人煙，生活艱苦，古代只有軍隊和被流放的犯人才去。且路途遙遠，路上要走幾個月時間，你要考慮清楚再去。」沒想到李承仙態度堅決地說：「我前幾年就想去敦煌了，這些難題我不怕。」
　　李承仙原籍江西省臨川縣，1924年出生於上海。出身於一個大鹽商家庭，據說李家的生意做得很大，稱鹽的秤砣兩個人才能抬起來。她父親叫李宏惠，是位反清革命家，且是孫中山創立同盟會時的第七位簽名者。當時擔任《南洋商報》總編的李宏惠，負責同盟會的南洋籌款，後來籌了一筆款項和武器送到日本橫濱，據說孫中山一般不出門迎客，這是唯一一次親自到橫濱港迎接。據李承仙兄弟回憶，李宏惠有一次在中山艦和孫中山討論什麼事情，旁邊有個軍官插嘴，他說：「區區校官，不要參與國家大事。」那個人「諾諾而退」。軍人回去後，在日記上寫道：「我若當政，誓殺李宏惠。那個青年軍人就是蔣介石。」
　　李宏惠的堂兄李瑞清是一位著名書畫家，當過兩江學督，後創辦兩江師範學堂（註：南京大學的前身），是張大千的老師，所以張大千稱李承仙為「師妹」。追溯起來，李承仙對敦煌的情結緣於張大千。她不斷地從張大千那裡聽說「敦煌」和「常書鴻」，心裡早已有了種種嚮往。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李承仙隨父逃難，於1938年2月逃到桂林。1940年她考入廣西桂林省立藝術師資訓練班，並開始學習油畫。
　　1943年春天，從敦煌回來的著名畫家張大千在重慶開了畫展。李承仙立即去參觀，當她看到張先生敦煌壁畫展中的北魏壁畫臨摹品，有一股「粗礪道勁、風馳電掣」的風格，便讓她一下驚呆了。她按耐不住內心的強烈願望，一句心裡話便脫口而出：「世界上竟有這麼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個地方看看，不管情況如何都要去！」
　　1946年6月，李承仙從四川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西畫系畢業後，就任四川成都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助教，所以看到常書鴻在招人，她就來報名去敦煌。看到她已下定決心，常書鴻便錄取了她。
　　雖然報了名，但由於父親李宏惠突然生病，李承仙未能如約成行。到了1947年9月，父親的病痊癒，她仍未能如約成行。在此期間，包括張大千在內，很多人已有心將他倆撮合在一起。李承仙也對常書鴻的藝術才華和保護國寶的精神非常愛慕，在蘭州的第二次相見，李承仙得知常書鴻的不幸遭遇後很同情，並接受了常書鴻的求婚。但是李承仙的父親李宏惠知道女兒要嫁給常書鴻，心中不快：一是因為自己是反清革命者，而常書鴻卻是清朝「遺少」。二是常書鴻已結過婚，兩個人相差20歲之多，且身邊還有一雙兒女，怎麼看也不合適。但李承仙心意已決，父親也沒法阻攔了。不久，愛上敦煌的李承仙，也愛上了酷愛敦煌的常書鴻。作為一個黃花大閨女，1947年，23歲的李承仙不顧有些人世俗的眼光，毅然與43歲的常書鴻結為夫妻。
　　婚後，這對新夫妻並沒有過蜜月，就即時奔赴敦煌。去敦煌的路途是遙遠的，要穿越茫茫的大沙漠，所有的綠色都全部消失，有時連一口水也找不到喝。在莫高窟白天是曝曬加漫天的風沙，到了晚上又被凍得無法入眠。李承仙和常書鴻他們睡在一所破廟裡，桌、椅、床都是土堆成，夜間照明點的是木頭剜成的油燈，室內滴水成冰，周圍都被戈壁包圍，最近的村舍也在幾十里外，可有時卻有野狼出沒，他們只好用頑強、勇敢的精神來對付。雖然困難重重，但他倆的心裡是甜蜜的，這也許就是愛吧！
　　李承仙是愛敦煌的，當她站在冰冷的莫高窟前，走進多個洞窟裡，看到巧奪天工、線條流暢、色彩絢麗的壁畫彩塑時，她都會被眼前的一切深深感動，就這樣漸漸地愛上莫高窟。
　　常書鴻、李承仙稱自己是一對「敦煌癡人」，他們每天的工作是臨摹壁畫、為洞窟編號，做文獻研究。臨摹壁畫非常辛苦，尤其是洞頂上的那些。常常要抬頭看一眼，低頭畫幾筆，才一會兒脖子和手臂就十分痠麻。因洞中幽暗，沒有照明器材，臨摹壁畫時就在小凳上工作，常書鴻一手舉小油燈，一手執筆，照一下，畫一筆。臨摹窟頂畫時，頭和身子幾乎成90度的直角，時間一長，就會頭昏腦脹，甚至噁心嘔吐。為了搞清畫中內容，他強迫自己念經文，然後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對照。幽暗的洞窟中還需要點蠟燭，燭光搖曳忽明忽暗，人的眼睛特別痠。上午他們在一個洞窟臨摹，隨著太陽光的轉移，下午換個洞窟繼續幹。可以說，為了保護敦煌的那些畫，他們一直是在拼命地幹。就這樣，到1948年，常書鴻帶領研究所完成了「歷代壁畫代表作品選」等十幾個專題，共選繪摹本800多幅，為敦煌資料的調查、積累打下了堅實基礎。
　　敦煌的水煮出來的粥都是鹹的，常年只能吃鹹韭菜，做飯要到沙漠裡挖「疙瘩根」，到城裡買肉食來回需要50多公里，買回來肉都酸臭了，生活環境可謂是非常惡劣。從小就生活在飲食精緻的杭州、上海大城市的李承仙，每天過集體生活，吃大鍋飯菜，居然開始「愛上」麵食；開始習慣鹹水煮麵片拌醋拌辣子；並珍惜「酸豆腐」和「怪味肉」了。
　　愛的力量是無限的，任何艱難困苦都能克服，甚至願意為之作出更大的犧牲。因李承仙懷孕期間長期洞中工作不見陽光，第一個女兒生下來就患軟骨病夭折。作為一個少婦，第一胎就遇到這種情況，她心慌並多次流淚，甚至覺得心如刀絞堅持不下去了，但她看到常書鴻還在堅持，她最終還是頑強地挺過來了。
　　李承仙曾坦言：「除了妻子的身份，我還是常書鴻的同事、秘書、保姆……」是敦煌莫高窟、是那些珍貴的藝術品，當然還有他倆心中的愛情，讓他倆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守護著他們心中的聖殿莫高窟。

愛敦煌癡心永不改變
　　1950年，常書鴻被組織任命為敦煌文物所所長。1951年春，為配合抗美援朝運動，他在北京故宮午門樓舉辦了敦煌文物展覽，並親自擔任講解，參觀展覽的人成千上萬，讓大家受益無窮。此後，常書鴻又兼任藝術學院院長，在他的組織下，敦煌藝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他表示：「敦煌工作一輩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常書鴻在北京舉辦敦煌文物展覽很成功，接著又赴印度、緬甸辦敦煌藝術展，宏揚了中國文化藝術。1957年，他首次前往日本舉辦展覽時，就有10萬多人參觀，創造了日本購票參觀藝術展覽會的最高紀錄。
　　1961年，常書鴻任甘肅省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任甘肅省文聯主席、省美協主席，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為甘肅省和國家的進步獻計獻策。他還參加了炳靈寺、麥積山、天梯山及新疆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組織進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區崖壁、棧道加固工程。
　　作為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夫人李承仙，她也是常嘉煌、常嘉皋這兩個孩子的母親，由於沉重的工作壓力，她把不滿一歲的嘉煌寄養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親戚家，直到成年才回到他們身邊。李承仙從來不要常書鴻和同事們的特殊照顧，反而處處積極起模範帶頭作用。在多年工作中，她摸索總結出一套有益於保證臨摹品質量並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稱為「三查四評」。由於工作太認真，對下屬過於嚴厲，以至於連累了常書鴻，一家遭受了殘酷的打擊報復。
　　1950年，常書鴻與李承仙的長子常嘉煌在敦煌皇慶寺出生，父母為他取名「嘉煌」，因為從小父母不在身邊，在學校經常受欺負。一天他很傷心地問老師：「小朋友們都欺負我，是不是因為我是敦煌人？」老師說：「你不能這麼想，你父母在敦煌做很偉大的事業！」
　　童年時常嘉煌總覺得父母是那麼遙遠，心裡甚至對他們有些抱怨，覺得他們長期讓他這樣「流落」在外，孤單而憂鬱。1962年的某一天，表姐特別高興地給他看一本《人民文學》雜誌，上面有一篇徐遲寫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他看到了父親的影子，那一年他12歲，感覺第一次認識了父母親的事業。

在嚴峻的考驗面前初心決不動搖
　　作為一個杭州人，常書鴻身上有一種「杭鐵頭」精神，也就是個性倔強，認準的事一定要做到底。
　　李承仙1973年9月，調往甘肅省博物館工作。1977年，李承仙從甘肅省博物館調回敦煌文物研究所，協助常書鴻先生工作。
　　1978年，常書鴻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又任第四屆全國文藝代表大會理事、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並重新領導敦煌研究所。
　　1981年，鄧小平同志到敦煌視察，他和常書鴻同歲，當他得知常書鴻年紀比較大後說：「我們不缺這個所長，常書鴻是我們國家的國寶，請他到北京去工作吧。」1982年3月，根據鄧小平的安排，常書鴻和妻子被調到北京，擔任國家文物局顧問（相當於副局長），李承仙也成為國家文物局研究員。
　　雖然工作和生活條件改善了，但「客寓京華」常書鴻、李承仙的心一直還牽繫在敦煌，他們與敦煌已經不可分了。此後，他倆還想找機會再為敦煌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常書鴻沒能回去。思念著敦煌的他便在家中掛了好幾個鈴鐺，微風一吹，叮叮噹噹，他就感覺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聽大佛殿的風鈴聲。他無數次寫過這樣的話：「夜夜敦煌入夢來……。」

守護敦煌碩果累累鑄輝煌
　　一生守護敦煌莫高窟的常書鴻失去了很多很多，但黨和人民也給了他們很多榮譽。1985年，常書鴻擔任了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常書鴻、李承仙不僅把自己的愛紮根在敦煌莫高窟，而且在事業和藝術上開出繁花碩果。從1950年代至1993年，他撰寫和發表了《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敦煌壁畫藝術》、《從敦煌藝術看中華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新疆石窟藝術》等論文，並編輯和組織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圖案》、《敦煌藝術小叢書》、《常書鴻油畫集》，敦煌壁畫臨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畫的組織合作臨摹等。
　　幾十年來，他倆創作的油畫作品有〈哈薩克婦女〉、〈新疆維吾爾姑娘〉、〈雪後大佛殿〉、〈榆林窟風景〉、〈林蔭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劉家峽水庫〉、〈丁香花〉、〈萬紫千紅〉、〈珠峰在雲海中〉、〈獻給敢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等。其中，1972年作油畫〈梅花喜歡漫天雪〉、〈牡丹〉，後被浙江大學收藏。1984年作油畫靜物〈大麗花和葡萄〉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獲榮譽獎。1982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學參加85週年校慶，10月在學校與夫人李承仙合作繪製大型油畫〈攀登珠峰〉。1987年作油畫〈平湖秋月〉、〈斷橋之畔〉、〈月季〉等。同年，他當選任浙江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並舉辦了「常書鴻畫展」，作油畫〈劉丹像〉、〈桂魚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雙魚〉、〈紫玉蘭〉、〈敦煌樂舞和飛天〉等；1990年作〈鄧家牡丹花〉、〈沙漠天宮〉、〈劍蘭〉等，可以說碩果累累。後來，他把許多作品都捐給故鄉的浙江博物館。
　　常書鴻在日本被譽為中國的「人間國寶」。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他曾8次赴日訪問和舉辦展覽，被授予富士美術館名譽館長等一系列最高榮譽稱號。1957年，他首次前往日本舉辦展覽時，就有10萬多人參觀，創造了日本購票參觀藝術展覽會的最高紀錄。
　　1983年被聘任東京藝大客座教授，1992年赴日本訪問期間作〈千年潮水萬年石〉、〈沖繩之樹〉等，獲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和名譽館長。
　　1993年8月，常書鴻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憶錄。1994年初，90高齡的常老自感精力不支時，便致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要求讓妻子、兒子繼續自己的事業，「為振興中華盡綿薄之力」。
　　常書鴻與李承仙生的大兒子常嘉煌已經是國家文物局下屬單位的一個科級幹部。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他經歷了上山下鄉、部隊和工廠的歷練，表現突出。當時領導還準備安排常嘉煌去黨校學習、留在文化部。但被父親常書鴻婉拒說：「我們家都是藝術家，他不是當幹部的材料。」之後，常嘉煌便遵從父親的心願到日本求學。如果沒有來日本，或許他已經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旅日期間，常嘉煌一直遵照父母的希冀，學習中國傳統藝術，協助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從留學的第一天起，他便開始整理父親常書鴻在日本演講的錄音稿，並參與編輯出版《我與敦煌》，父親將稿費用作他的學費。1985年3月，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時，擔任團長的胡錦濤曾對常嘉煌說：「你是著名文人後代，要像當年魯迅、孫中山那樣結交日本文化界朋友，當中日關係因為兩國利益和原則冷卻時，文化是維繫兩國人民友誼的重要紐帶。」除了做好文化交流工作，常嘉煌也以父母為榜樣，從不追求名利，內斂低調，走一條正直的人生之路。
　　1994年的一天，正在日本東京舉辦畫展的常嘉煌，突然接到母親的電話，告知父親病重住進了醫院，他便乘飛機匆匆趕回北京。看到90歲的父親躺在病榻上，他俯身對父親說：「爸爸，嘉煌去敦煌！」因為父親的氣管被切開已經不能講話。他只是盯著常嘉煌，眼淚順著眼角緩緩流下……。
　　同年6月，過了90華誕後的常書鴻先生因病不幸逝世，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李承仙和子女按照常書鴻生前「死了也要廝守敦煌」的遺願，將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舊居院內他生前種植的兩棵梨樹中間，十年後被移葬公墓區，他的墓碑正對著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著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題寫的5個大字：「敦煌守護神」。
　　常書鴻先生去世後，已經退休的李承仙雖然在北京的部長級高級公寓生活，但是她如同常書鴻一樣，「夜夜敦煌入夢來」。1996年，為繼承丈夫遺願，她帶領兒子常嘉煌在距莫高窟59公里處開始開鑿當代石窟，她每年大半時間都在敦煌，住在石窟旁的土坯房裡，這是她對敦煌和常書鴻先生的一種殉情。2002年10月底，李承仙從敦煌回到北京，不幸被確認為癌症晚期。2003年8月28日凌晨4點，李承仙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
　　常書鴻兒子常嘉煌最近回憶道：我從小記憶中父母親是那麼遙遠和虛幻。由於父母工作忙。我被寄養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親戚家。在杭州受到大伯無微不至的照顧。12歲那年回到蘭州，第一次走進宿舍門樓看見樓梯牆上有很多小血手印，姐姐說這是由於弟弟住校在食堂吃不飽，為了讓炊事員給他多打飯，就偷了家裡的一包中華煙。父親知道後，怒不可遏，打得他鼻血直流，這小手印從一樓直到三樓。
　　父母告誡我無論在學校和任何地方不能炫耀自己父母。我初中美術老師張玄英的夫人是敦煌研究所雕塑家何鄂女士。所以張老師經常在課堂表揚我，母親知道後打電話給張老師，除了感謝以外，特意要求他對我和全班同學一視同仁，不要特殊化。
　　暑假期間我去敦煌，母親特意乘坐卡車去100多公里外柳園火車站拉貨，順便接我。由於司機室只能坐兩個人。我一個人在車廂上經歷了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恐怖的黑風暴（沙塵暴）嘔吐不止。車停在一個道班時母親端來一碗水。我喝了兩口。看見碗底有沉澱，就隨手潑掉了。母親突然很嚴厲地批評我說：你知道水是從哪裡來的嗎？指著牆上的壁報給我看。原來這是道班師傅冒著風沙趕驢車從百里外的水泉拉來的。
　　在敦煌研究所時，父母要我和他們一樣與研究所同志們一起吃食堂，後來大學去敦煌實習時也與同學們同吃同住。
　　常書鴻、李承仙酷愛敦煌，敦煌讓他倆和幾個孩子都吃了很多苦，但他們矢志不渝，堅定守護敦煌三四十年。敦煌最終也用愛回饋他們，讓他們成為了敦煌的一對守護神、一塊矗立在人們心中的豐碑。
　　常書鴻、李承仙因酷愛敦煌並結為夫妻，他倆的愛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無數恩愛夫妻中的榜樣。他倆的愛不僅早已在敦煌深深紮根，如今還在開花結果。
　　人們讚美沙漠中的胡楊樹，因為它耐寒、耐旱、耐鹽鹼、抗風沙，有很強的生命力，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楊樹品種，它「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三千年的胡楊，一億年的歷史」，被譽為「活著的化石樹」。在我寫好這篇文章時，我覺得常書鴻、李承仙身上就有胡楊的品格和精神，值得人們永遠學習和弘揚。有了胡楊精神，還有什麼苦不能吃？還有什麼捨不得奉獻？還有什麼困難能難住呢？還有什麼事業做不成功？！
　　胡楊樹，是沙漠中最美的風景！

（徐忠友／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