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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5日，在杭州朝暉六區寓所，我拜訪了抗戰老兵陶尊岳先生。他笑著對我們說，這幾年來，學生、幹部、各界群眾，紛紛前來探望我，給我帶來鮮花，掛上紅領巾，還為我送上特製的小紅帽，我們一起照相，送來「抗戰老兵」的錦旗、獎章等。尤其是黨中央給我頒發了「抗戰勝利」勳章後，每到節假日，總有人過來，讓我真正感受到驕傲、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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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我沒有親生兒女，每週都會有乾兒女過來看望我，噓寒問暖，不是親生勝似親生！現在每月我有五千六百九十七元退休金（工齡是按建國前參加工作標準計算），可以說，吃穿不愁，生活無慮，身體健康，心情舒暢，過上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快樂晚年！
有人問我：「陶工，你年紀那麼大（1926年出生），身體好，有長壽的秘訣嗎？」我告訴他們說：「這麼多年來，我一路走過了，跌宕起伏，一生都堅信三個『樂』，即『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得其樂』。還有八個大字，『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所以雖然上了年紀，生活仍能自理，早上出去散散步，看看風景，晚上在家看電視，仍能做那麼多事，能說不幸福嗎？」
與日軍打了最後一仗
與老人聊著聊著，不知不覺談到了他的人生故事。
老人說，我1926年生於浙江紹興，「七七事變」時（1937），剛好進入省立紹興中學（今紹興一中）讀書。但是，日本人打過來了，日軍打過錢塘江以後，步步深入，直逼紹興、諸暨等地。紹興城無險可守，已經危在旦夕，學校被迫遷到縉雲的壺鎮。
我的高中是在衢州省立臨時第三中學（常山）畢業的。那年（1942），考進了浙江大學土木系。那些日子，浙江大學遷至貴州，不過，浙大在龍泉設有分校。
雖則我在浙大僅僅讀了不到一年的書，而且，時勢艱難困苦，學校在戰亂中經常遷移，在敵軍炮火的威脅下，師生們到處流浪，邊逃難，邊讀書。
但是，那些日子，我們仍然學到了許多有用的知識。可以說，那些本領對我一生奮鬥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過，大敵當前，日寇步步緊逼，為了躲避戰火，百姓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同學們目睹河山破碎，家園荒疏，再也無法安心讀書了。大家顛沛流離，到處流浪，安寧的祖國大地已經沒有一塊地方可以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同學們情緒高昂，誰也不願意當亡國奴！
我與當時眾多熱血男兒一樣，萌生了投筆從戎，報考軍校，打日本人的念頭。我將這個想法寫信告訴了父親，家人聽說我準備放棄學業，報考黃埔軍校時，特別來信加以鼓勵，希望殺敵報國，凱旋歸來！那年秋天（1942年），黃埔軍校正好在金華招生。我放棄浙江大學的學業，報考了黃埔軍校七分校。
談到軍校的那段烽火歲月，陶老激動萬分，說道，今天回憶起當年那些為國捐軀的同學與戰友，感慨萬千！那些同學，那些戰友，一個個都是那麼才華洋溢，那麼英俊可愛。
離開軍校後，無數人默默的消失在戰場上了，我卻幸運地活到了今天，能說不幸福嗎？
1945年7月1日，我在黃埔軍校步兵科（七分校十九期步兵科）畢業，上級將我派到76軍135師405團3營8連3排當少尉見習排長。上戰場僅一個多月時間，到了8月11日，我所在的部隊就在宜昌與日軍短兵相接，打過一場你死我活的硬仗。
可以說，國家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由此，指揮部命令我軍不惜一切代價，堅守陣地，擊退來犯之敵。
每當我想到那些槍林彈雨的歲月，總讓我激動不已！
誰又能料到，僅過了一個多星期（到了8月17日），消息傳來，日本人投降了。全體官兵聞訊，個個驚喜若狂，紛紛朝天鳴槍，慶賀勝利。接下來，我們帶領著士兵去接受日軍的繳械。我們將投降的日本部隊押送到武漢集中，然後，移交給地方部隊處置。
一直到今天，回憶起那些烽火歲月，那些悲喜交集的日子，我都會很驕傲的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了對日作戰，我打了日本鬼子。
我這一生，為國家，為民族的解放事業盡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率部起義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老家浙江，擔任浙江省軍管區司令部上尉參謀及國防部青年救國團錢江支隊副支隊長。多年來，我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深感不滿，與許多進步人士有聯繫。我的這些思想經常在言談中表露出來，引起了地下黨的注意。在國民黨軍隊撤離大陸前，金蕭支隊派人與我接上了關係。
當時新四軍浙東金蕭支隊敵工組請示了司令員蔣明達後，派共產黨員孫毅（前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徐國定二人來做我的工作，他們勸我認清形勢，棄暗投明，率部起義（當時我是青救團錢江支隊中校副支隊長）。在大軍接近杭州時，我接受了孫毅、徐國定的命令，在解放軍進城前，維持地方秩序以及做策反工作，保護四大銀行財產（中央、中國、農民、交通銀行）。我動員策反了那四家銀行的警衛隊長胡沛霖與我一起起義，保護了銀行財產。
1949年5月3日，當解放軍準備進城時，由我帶領治安部隊迎接大軍入城（當時解放軍是21軍，軍長是鄧海青），我們將解放軍帶到民生路國民黨省黨部所在地。然後，我將部隊與武器交給了軍管會，並帶他們順利的接收四大銀行。
五十年代的遭遇
接下來，杭州辦了一個地下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後轉到解放軍華東地區政治部宣二團一大隊學習交代問題，地點在江蘇六安。
1949年年底，受訓人員拿了「起義人員證明書」回到杭州，我被安排在杭州市公安局情報科工作。後來，被任命為新生冰廠副廠長。
1951年4月，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判了八年刑期。對我來說還算幸運，他們（領導上）看到我的檔案，知道我在進黃埔前讀過浙江大學土木系。由此，上級派我到省勞改局技術隊做工，吃的苦頭不多，雖是勞改犯，工作卻是設計房屋。
那時國家的建築政策是反浪費，房屋設計的目的是要「解決有無的問題，而不是好壞的問題」，將建築費用降下來。在設計中我採取了一些新技術、新方法，將造價儘量減少。
建設銀行在惠民街造一幢宿舍，比方說，原來每平米要100元的費用，我設法將它降到了每平米30元。這個辦法在建築界有點影響，浙江日報還做了先進事蹟介紹。由此省高級法院給我減刑二年。到了1955年，對知識份子落實政策，犯人也能維護權利了。1956年，我有「假定工資提成」八元，還有「技術補貼」十元，收入不錯（普通工人只有30元/月），而我吃飯不要錢，加起來居然有十八元收入。國家統一評定職稱，我被評為「技術11級」。
一九五七年，我被評為「勞改積極分子」，在57年4月，提前二年釋放。雖被釋放，仍必須留在勞改局建築總隊裡工作，不過，當時已改名「錢江建築公司設計隊」。我已經不是犯人的身份了，而是建築公司職工的待遇。原來我所在的勞改局設計隊改名「錢江建築公司設計隊」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來了。原先我有87元工資（技術11級），減到了52元，後來，又降到46元，最後只有20元生活費。
七十年代的生活
到了一九七Ｏ年時，勞改局說我表現好，可以釋放，但必須要下農村「接受革命群眾專政」。因此，我回到原藉紹興。我是紹興城裡人，他們讓我下放到紹興柯岩公社勞動，靠掙工分過活。記得當時一個正勞力是十個工分，我只拿四個工分。每天為二角四分，做了一年，連口糧都賺不到，成了名不副實的「倒掛戶」。年底結算下來，竟然還欠了生產隊76元。
到了一九七三年，柯橋公社成立了一個建築隊，將我叫去造房子。
我的工資按生產隊最高工分比照，也就是在建築隊裡拿了工資，然後，再向生產隊購買口糧。那些年，除了生產隊購買糧食換工分以外，我每天還有三毛錢的補貼，一個月有九元的補貼費，日子開始好起來了。在設計隊時，我曾設計過雲集酒廠（東紀酒廠）。這個設計不錯，天津的一家企業聽說了，也想請我設計一家類似的酒廠，他們叫我幫著設計廠房。
我到了天津，不料，這下出了大問題，紹興公安局的一個造反派向上面彙報了。他們將我叫回來，說道：「以後你有什麼活動，要通過我們，不能到處亂跑。」
他們問我：「你知不知道你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我說：「是的，我過去有問題，現在沒有問題，毛主席不是說，利用他們的一技之長，發揮他們的特長，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嗎？」
對方說，你這樣說是對的，不過，以後如果要離開紹興，到外地做事，一定要通過我們（公安局造反派）。
1975年，我成為紹興縣柯岩公社建築隊的工程師。
1976年，「四人幫」打倒了，我所在的柯岩建築隊更名為「紹興縣第二建築公司」。這家公司成立了一個杭州辦事處，我成為辦事處的負責工程師。
到了1978年，葉劍英委員長公佈了反革命分子全部摘帽的檔，黨中央平反冤假錯案。於是，我向杭州法院打了報告，請求平反。不過，一直過了十年（1989年）才給我正式落實政策。自此以後，我的職稱（工程師）也有了。記得我1989年的工資是500元，比一般工程師拿的錢還要高點，因為我在紹興建築行業已經有點名氣。
1993年，柯橋鎮政府發了檔，我退休了。那年，我在浙江金昌房產公司當總工程師了，只是退休待遇尚未落實。
幸福晚年生活
2012年，我打報告給浙江省黃埔同學會，向統戰部反映了我的情況，要求落實政策。而今上級給我的退休待遇是按「解放前參加工作」人員比照的。我真正有了一個幸福的晚年。
我已經九十二歲了（2017），身體好，福氣不錯。一直到六十多歲才結婚，妻子伴我走過二十多年的路程。雖說前幾年老伴過世，但是，現在有那麼多人在關心我，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個幸福的晚年。
我的繼子、乾女兒，在我拿「低保」時就經常來看我，時常給我燒了小菜過來，還幫我料理一些家務事，陪我聊聊天。大家（乾兒子、乾女兒）彼此之間有默契，不用講，每個星期都會有人輪流過來。當然，省黃埔同學會、區、街道、社區工作人員，還有小朋友也常常過來看我，尤其是社區工作人員、志願工作者對我的關懷，我深表感激！
（龔玉和／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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