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與我家鄉的養蜂人有關，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蜜蜂精神」值得讚賞。
　　我於1957年4月，出生在浙江省江山縣茅阪公社賀社大隊（現為江山市鳳林鎮大悲山村賀社自然村）。我們村子周圍有高高低低的連綿群山，山上長著綠色鬱鬱的柴草和挺拔的馬尾松；村子中間是一片盆地般的大原野，中間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生態環境很好。每年春天，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紅、田野上的油菜花和紫雲英盛開時，小蜜蜂便會在花叢中飛舞採蜜。因此，我的故鄉是很適宜蜜蜂採花釀蜜的好地方，村子裡有多家人用那圓形瘦長的蜂桶在樓頂的窗臺上養土蜂，每年會割幾次土蜂蜜。割蜜的日子對小孩子來說，就像過年一樣。
　　有一天，母親用碗盛了一些黃色液體給我喝，說吃這個東西很退火。我一喝便興奮地大叫起來：「哎呀，真甜！」母親告訴才3歲的我說：「這是蜂蜜。」我那嘴巴就一下合不攏來，覺得味道真是太美了。人是有學習天性的，比方說話，父母教小孩子說一些話，後來多數小孩子自己不僅會說更多的話，而且還懂得意思。自從喝了一次蜂蜜，我便明白那個會飛的小東西身上就是長蜂蜜的，就想去抓它擠點蜜來吃。
　　我家房前屋後菜地上都種有南瓜、絲瓜、黃瓜，當那一朵朵大大小小黃色的花朵怒放時，一群群的洋蜂、土蜂、野蜂都會飛來採蜜。我自以為抓到蜜蜂就能從它身上擠出點蜂蜜嘗一嘗，所以就悄悄走近黃瓜花前，用雙手去捉一隻小蜜蜂。結果人還沒會過神來，猛覺得手上被螫了一下轉而就鑽心般痛，我立即鬆開雙掌，蜜蜂便從我指縫裡飛走了。「媽呀，痛啊，痛哇！」我邊叫邊放聲大哭起來。聽到哭聲的母親便從屋裡跑過來，我告訴母親被蜂咬了。母親說：「你真是頭小笨熊，蜜蜂怎麼可以抓的？下次不要再抓了。」然後，她用手幫我擠出了蜂毒，但我的手已經有點腫了，過了幾天才好。這一「甜」一「痛」，讓我對蜜蜂印象深刻，從那以後蜂蜜我愛喝常喝，蜜蜂卻堅決不碰，甚至望蜂而躲，更不敢去捅會鬧出人命的「馬蜂窩」。
　　直到我上中學時，讀過老一輩著名散文家楊朔先生的散文。他的散文意境高遠、構思精巧、文筆優美、回味無窮、給人啟迪。這與當今有些「無病呻吟」、「不知所云」、「華而無實」的所謂「先鋒派散文」、「白描式散文」、「後現代主義散文」相比，彼此的藝術生命力至少在我看來是不可比擬的。無論是楊朔〈雪浪花〉中的「老泰山」，〈茶花賦〉中的「普之仁」，還是〈荔枝蜜〉中的「小蜜蜂」，寫人狀物、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無不給人一種生命向上升騰的力量和讚頌人類與大自然的無比美好。特別是〈荔枝蜜〉中的一些段落我至今還能背出來：
　　荔枝林深處，隱隱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溫泉公社的養蜂場，卻起了個有趣的名兒，叫「養蜂大廈」……
　　養蜂員老梁領我走進「大廈」。叫他老梁，其實是個青年，舉動很精細。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小心心揭開一個木頭蜂箱，箱裡隔著一排板，每塊板上滿是蜜蜂，蠕蠕地爬著……
　　我就問道：「像這樣一窩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說：「能割幾十斤。蜜蜂這物件，最愛勞動。廣東天氣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閒著。釀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給它們留一點點糖，夠它們吃的就行了。它們從來不爭，也不計較什麼，還是繼續勞動、繼續釀蜜，整日整月不辭辛苦……」
　　我想起一個問題，就問：「可是呢，一隻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說：「蜂王可以活三年，一隻工蜂最多能活六個月。」
　　我說：「原來壽命這樣短。你不是總得往蜂房外邊打掃死蜜蜂麼？」
　　老梁搖一搖頭說：「從來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數，自己就悄悄死在外邊，再也不回來了。」
　　我的心不禁一顫：多可愛的小生靈啊！對人無所求，給人的卻是極好的東西。蜜蜂是在釀蜜，又是在釀造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是在為人類釀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卻又多麼高尚啊！
　　最終，原先不太喜歡蜜蜂的楊朔先生，當晚就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小蜜蜂。他在這篇〈荔枝蜜〉散文中，讚頌了小蜜蜂和養蜂員老梁勤勞奉獻的精神，感動了幾代人，也改變了我對蜜蜂的恐懼，轉而喜歡起小蜜蜂來了。同時，對養蜂員也產生了敬意。
　　1975年夏天我高中畢業，面臨找工作的問題。我父親是當地方圓數十里有名的木工大匠，專門給人家造房子，他多的時候身邊帶6個徒弟，收入比當時的公社書記要高很多。他是很想讓我子承父業的，但我偏偏不想：一是我出生的年代正是吃不飽飯的國家三年困難時期，身材不高、勞動力不好，吃不消揮斧頭、扛木頭的重活。二是當時人們的生活水準較低，家裡造了房子付工錢非常困難，一拖就是好幾年，有的人拖了我父親工錢幾十年，甚至到最後也沒還。
　　當時我們村裡常有一些外鄉的養蜂人，拉著幾十箱蜂（當時稱洋蜂）進村，排在路邊的小山坡上，再用帆布搭建一個棚子，平時做些管理蜂群的事，特別是戴上面罩以防被蜂咬，像「太空人」一樣，那個情景讓我感到挺有趣的。他們有時把蜂蜜割好了放在路邊賣，或用小鐵桶挑到茅阪供銷社去讓其收購，比村裡農民種地收入要高不少。且民間還給養蜂人取了個「空軍司令」的外號，我感覺這是蠻體面的工作。故此，我自己曾想去跟人家學養蜂。
　　很快在1977年12月，我被賀社大隊和茅阪公社一起推薦到江山化肥廠當合同工。雖然「空軍司令」沒當成，但通過我像蜜蜂那樣十多年時間的勤奮「採蜜」，採寫和創作了數百篇新聞、文學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浙江日報》等全國和省、市數十家報刊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上，還有30多次在全國和省市徵文與評獎中得了大獎。其中我與胡韶良合作的散文〈靜靜的子夜〉，還得到老資格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陳荒煤先生的高度評價。有了這些成果，1993年10月，我在一無杭州戶口、二無大學文憑、三沒有經考試的情況下，被《浙江青年報》破格錄取為編輯、記者，不久便當上總編辦副主任，後來又提拔為編務室主任，並加入了浙江省作家協會。這一切，都跟「蜜蜂精神」對我的影響有關。
　　2007年，為了寫一本《江山多嬌》的書，我採訪了江山一些有成就和影響的人士，其中一位就是江山養蜂業的領軍人物汪禮國。我在這年大年初二和五一勞動節，在老同學毛江華的陪同下兩次到江山畜牧獸醫局採訪他，結果都撲了空：他人遠在安徽黃山、金華蘭溪等地，為江山養蜂人解決蜂病和蜂王漿由液態變成片劑的難題。直至5月6日他出差回來時，我才採訪到他。見面後他就對我說：「我雖然是江山養蜂產業協會的秘書長，其實我也屬於養蜂人，我是既當學生又當老師，平時工作也像小蜜蜂，一年有好多時間都在外面飛。」
　　1978年夏天，在江中畢業以幾分之差高考落榜的年輕人汪禮國，被招進江山縣（現為市）農業局下面的畜牧獸醫局當技術工人，毅然選擇了在當時江山還是空白的養蜂生產管理與技術推廣工作。為了適應這項工作，他認真自學《養蜂學》、《昆蟲學》、《蜜蜂營養學》，甚至還自學過《生物學》等相關的專業知識。1981年他被局裡選送到浙農大（現為浙大）拜蜂業研究所所長陳盛祿教授為師，進修養蜂專業知識。學習回來後，他當年就創辦了江山畜牧獸醫局的實驗蜂場，親手開始養蜂。同時，他被局裡任命為江山縣養蜂協會（現為江山市養蜂產業協會）秘書長，主管全縣養蜂生產。這位落榜不失志的年輕人，還於1986年考入武漢大學生物系，成為一名本科插班生。在武大學習的3年時間，他就像蜜蜂見到花粉一樣撲在校園裡學習，連近在咫尺的黃鶴樓都沒去玩過，可他心裡卻很甜蜜。
　　隨後汪禮國通過平時養蜂和與江山養蜂人的多年親密接觸，他不僅勤奮學會了養蜂技術和管理方法，而且對養蜂業、養蜂人及小蜜蜂，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年四季，經常跟隨著江山的養蜂大軍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追花奪蜜，熱情對養蜂人進行技術指導和多方面的幫助，特別是對江山養蜂業的積極推動，有養蜂人甚至給他取了個「蜂王」的外號。
　　沒想到在1994年春天，汪禮國由於積勞成疾，經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查出患上4級鼻咽癌，醫生分析後認為他最多只能活半年。也許一般人可能會馬上停止工作，治病救命要緊；可他卻為了江山的養蜂事業發展，與死神賽跑，想把一些沒完成的科研專案拿下。他一邊堅持吃藥、化療或在病床上掛著吊瓶，一邊拿著紙筆在計算著科研資料。在場的醫生、護士先是命令他一定要休息，聽他一再解釋後流著眼淚再也沒有阻止他了。
　　老天不負有情人和奮鬥者，汪禮國對蜂好，蜂也給他回報。據說在放療期間，他大劑量地服用茶花蜂王漿，以提高免疫力。通常放療會使患者免疫力下降，食欲大減，體重普遍大幅度下降。然而讓醫生大為驚奇的是，他放療三個月，體重只下降了半公斤。一年後，他到北京腫瘤醫院複查，癌症已完全消失。隨後，他還被醫院列為追蹤調查的對象。有專家甚至認為：是大劑量服用蜂王漿治好了他的絕症，也是小蜜蜂救了他的命。病癒後，汪禮國繼續投入到「甜蜜的事業」中，為江山養蜂產業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最終走向全國作出了突出貢獻。我因此寫下了一篇報告文學〈生命的放飛〉，編入《江山多嬌》一書中。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前些年我還從許多媒體中獲悉：在長期的實踐和科研中，汪禮國在農藥中毒、蜂種改良，爬蜂病、白堊病等蜜蜂流行病的遏制與防控，人工花粉的製作等系列研究成果豐碩。他先後榮獲13項省級以上科研成果一二等獎，出版學術專著5本，在省級以上雜誌發表學術論文68篇。他主持制訂了國家級無公害蜂產品系列標準、浙江省蜜蜂地方系列標準、浙江省有機蜂產品系列標準，先後主持完成了國家級與省部級科研專案16個，為蜂業生產創造直接經濟效益3.6億元，成為我國蜜蜂行業的領軍人物。因此，他被提拔為江山市畜牧獸醫局副局長，受聘為中國蜂產品協會蜂產品生產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蜂業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獲得了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國科普帶頭人、浙江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浙江省勞動模範、浙江省優秀共產黨員、浙江省十大之江先鋒等榮譽。雖然前些年他已退休，但這隻活躍的「蜂王」還在江山的養蜂行業貢獻「餘蜜」。
　　如果說汪禮國的身份還不能算個普通的養蜂人，那麼前幾年我受聘《浙江作家》雜誌特約撰稿人時，便專門採訪了江山市作協原主席、曾經是真正的養蜂人蔡恭。1964年10月，剛走出衢州一中校門不久的蔡恭就作為江山第一代知識青年，下放到王村公社新和大隊第五生產隊當農民。由於他工分低，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無論吃的還是用的東西，都不夠自己一年的開銷，到年底甚至成為分不到多少口糧的「缺糧戶」。1966年下半年，蔡恭便加入到江山的養蜂大軍中，成了一位沒有槍的「空軍司令」。
　　在採訪中蔡恭向筆者講述：「以前我們養蜂人每天都住在鄉間路邊搭起的小棚子裡，被蜜蜂螫是常有的事，更可怕的是偶爾會遇上毒蛇、野獸和盜蜂者，各種危險都有。1977年6月6日，我和江山多位『空軍司令』帶著『蜂軍』（蜜蜂）在安徽定遠縣採完洋槐蜜和苕子蜜後，原計劃赴東北長白山採椴樹蜜，但在蚌埠火車站聽人說長白山椴樹因遭受霜凍而延期開花，我和同伴們臨時決定轉往內蒙古伊金霍採露沁草花蜜。6月13日，我們的『蜂軍』開進山西大同火車站，並進行重新編組，所有編組的車廂都被拖到車站斜坡的『駝峰』上，再按編組程式從『駝峰』上再沿著設定的軌道推下來。我的『蜂軍』因在『駝峰』上呆了三天三夜，我人還得去找水喝。當我拎著裝滿水的鐵桶穿過密密麻麻的鐵軌往『駝峰』上爬時，突然被從『駝峰』上滑下來的車廂撞倒在地，我順勢趴在鐵軌中間的枕木上，讓3節車廂轟隆隆地從頭頂滑過後才爬出來。好險，我背上的衣服被車廂的鐵件割開一道口子，差一點就沒命了。直到1979年11月『知青』大返城，我才結束了13年的養蜂生涯，到江山二輕工業供銷公司當供銷員，此後走上業餘文學創作的道路。」
　　由此可見，為了追花奪蜜，無論是養蜂人還是小蜜蜂，都要付出辛勤的勞動，甚至還要冒生死的風險。改革開放後，當年那種「搞車皮需要開後門」、運蜂雇車難的情況已顯著改觀，養蜂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包括經濟收入也顯著提高了，但畢竟在全國天南海北地跑，有時還是非常辛苦。
　　吃了苦中苦，才有甜中甜。在汪禮國和幾代江山養蜂人的共同努力下，江山市在全國率先創立「協會+合作社+企業」的產業化與組織化發展新模式，在全國蜂業界率先創建「蜂產品安全信用體系」、「蜂產品源頭品質追溯體系」、「蜂產品出口貿易預警體系」。據不完全統計，江山2018年蜂業總產值達14.9億元，現有省一級種蜂場2個，規模蜂場（80箱以上）2470個；養蜂戶4715家，養蜂互助合作社106個，蜂群數23萬箱。其成功經驗被中央電視臺、《經濟日報》、《浙江日報》等許多新聞媒體競相報導或向全國推廣。因此，江山市蜂業規模與經濟效益在全國縣（市、區）排名已連續27年位居第一。2001年榮獲農業部頒發的「中國蜜蜂之鄉」的金字牌匾。2019年11月在中國養蜂學會、中國蜂產品協會組織的系列活動中，江山市再獲「全國蜂業優秀之鄉」稱號。幾十年來，江山人除了在外地養蜂，而且在本地辦起了「千紅公司」等多家設備和工藝先進的蜂產品企業34家，其中國家級農業龍頭企業1家，省級農業龍頭企業2家，衢州市級農業龍頭企業3家。通過「GMP」認證企業4家，衛生部「健」字批號產品13個。蜂產品註冊商標115件、國際商標25件，其中中國馳名商標2件、浙江省著名商標3件、浙江省名牌產品2個、衢州市著名商標5件，在全國甚至國外消費者中口碑都很好。我每年都在春節期間從杭州回故鄉江山拜年。返杭時我的親戚會回贈給我一些江山蜂蜜、蜂膠、蜂王漿等蜂產品，其中就有千紅公司的優質蜂產品。有時我寫作累了，便會喝一碗蜂蜜水增加營養；如果遇到上火、便秘，包括不慎喝醉酒了，喝一碗蜂蜜水就能解了；胃口不好時，吃點蜂王漿，保證吃麼麼香；現在蜂膠吃得較多，因為能降「三高」啊！吃蜜不忘養蜂人，看到如今江山的養蜂產業走在全國的前列，萬紫千紅，前程似錦，我們更不能忘記那些在默默奉獻的養鋒產業工作者，是他們和小蜜蜂一起，自己吃了苦，卻把甜蜜獻給人間。因此，他們都是可敬的人。
　　寫好這篇徵文，晚上睡覺我也做了個夢：一會兒夢見自己成了個養蜂人，一會兒又變成一隻小蜜蜂，心裡邊可甜著哩！

（徐忠友／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