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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石雕篆刻藝術在我國，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特色是彰顯了東方古代石雕藝術的精美絕倫以及獨一無二，同時，在石刻的造型中，透露出時人的風情風貌，在這些珍貴的石雕藝術品背後，史冊上還有許多真實故事。
唐以後，中原紛爭，社會動亂，一度繁盛的黃河流域佛教石窟造像出現衰退，相較於北方而言，江南石雕藝術卻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吳越國時期，錢氏三代五王實行了一系列的「保境安民」國策，偏安一隅，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百姓免受戰爭之苦，安居樂業。如葉適所言：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
到了南宋時期，兩浙獲得了一百五十年的喘息，未遭戰亂侵蝕，對於石雕篆刻，尤其是佛教雕刻藝術得到了提升。由於吳越國與南宋時期，官府提倡佛教，盛極一時，人有「東南佛國」之稱。境內寺院林立，梵音不絕。寺院之多，為史上罕見。《咸淳臨安志》載：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五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一十四州悉數之。
田汝成說：杭州城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
 宋代文臣武將形象/ 原物 |
江南佛教造像的繁盛，也促進了石雕篆刻藝術的興旺，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一直至今天，在兩浙地區尚保存了不少藝術品，雕刻精美，既吸收了印度佛教內容，保留了藏傳佛教的精華，又糅合進了江南人文色彩，毫無疑問，成為東方雕刻藝術的寶窟。
它們與國內眾多古代石刻藝術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世界藝術史上，也是屈指可數。
一直到今天，這些遺存的古代雕像，對於研究那個時期石雕與人文大有助益，如果打造一條弘揚江南石雕與篆刻藝術的高端旅遊線，對於提升江南文化旅遊品位，特別是對於中外高層次遊客不無吸引力與號召力，也提升兩浙旅遊業向更高層次邁進，增添江南文化旅遊的氛圍。
唐代．龍興寺經幢
 唐代經幢/ 原物 |
延安路北段燈芯巷口。龍興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俗稱唐經幢。始建於唐開成二年（837），建主鄭徹，同建造僧宗亮，同句當造幢吳中則，處士胡季良書，都料匠吳興沈郁，弟咸刻字。幢高（光緒營造尺）五尺五寸，分八面，上刻陀羅尼經序和經文題記。胡季良系唐代著名書法家，書寫工整秀麗，挺拔有力。唐經幢曾被湮沒，明崇禎丙子年（1636）發掘歸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由須彌座、磐石、幢身、簷子、短柱等組成。呈八角形。幢總高3.5米，其中幢身為1.7米，周長2米，頂部周圍有高30公分的石佛造像16尊，經幢底座青石雕花，高57公分，周長4米。幢身為太湖石，其中三面已有明顯的斷紋，幢身刻經序和經文題記，文字基本完好，字大小為3x4公分。唐經幢是杭州現存年代最久的經幢，係「武林城中罕存唐人遺跡」，為「杭州金石之冠」，曾錄於阮元《兩浙金石誌》中。
據《龍興寺誌》載：現經幢係崇禎九年（1690）從土中發掘。交蓋經幢的八角亭，乃同治十二年的建築，屋面青瓦出簷、象鼻雀替，亭內畫棟雕樑十分精細。唐經幢於文革期間，為破四舊，有人用十六磅大錘企圖砸毀，幸被群眾制止，但已留下傷疤殘痕。當時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拆遷周圍住戶，辟地建亭綠化，成為城區內一景。
吳越國．梵天寺經幢
 杭州梵天寺經幢/ 原物 |
在鳳凰山南麓，唐天佑元年（904）錢鏐建，現仍存經幢一對，幢身有記，末署「乾德三年庚子朔十五甲寅日立，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王錢俶建」，幢高五丈，上刻經文。左幢身刻《大佛頂陀羅尼經》，右幢身刻《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兩幢均刻有建幢記，這是當時佛教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北宋．白塔嶺佛塔
 杭州白塔嶺白塔/ 原物 |
塔是佛教的產物，傳釋迦牟尼溫涅槃後火化，燒出了色彩晶瀅的珠子，稱舍利，弟子將舍利分葬，建成一種覆鐸體的墳，這種建築被稱為浮屠、浮圖或佛圖等。晉宋時，人們為此造了一個字「塔」，早先文獻中沒有這個字。塔傳入中國大約是東漢，當時凡有佛寺的地方都有塔。吳越國武肅王時，「寺塔之多倍於九國」。白塔在閘口白塔嶺上，塔身刻有：「乾德三年（965）六月庚子朔十五日天下大元帥吳越王錢俶建」字樣，用白石砌疊，仿木構樓閣式，八面九層，造型秀麗，雕刻精細。這種樓閣式塔形肇始於吳越國時期。當時在北方很少見。
吳越國、元代．飛來峰石窟造像
民國《西湖導遊錄》載，飛來峰在靈隱、天竺兩山之間，峰高不逾數十丈，而怪石森立，千態畢呈，不雜土壤，勢若浮懸，瘦藤古木，透寸隙而生者，皆抱石合皮，翠蕤蒙幕，冬夏常青。壁間滿鐫佛像，傳為元僧楊璉真伽所鐫，清人謂：雕鏤精緻，非六朝人不能為。
 杭州飛來峰造像 |
今已漫漶莫辨，峰頂有石樑長一丈，峰東南為慈雲宮。
杭州飛來峰窟龕造像是我國東南最大、最著名的窟龕造像群。其中115個佛龕，345尊造像，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元代梵像所表現的人物之多，內容之廣，雕刻技藝之精湛都位居國內元代造像之首，現存68龕（組），100尊造像。飛來峰元代梵像多為藏傳佛教密宗題材，吸收了印度巴拉王朝造像風格而創造出來的新形象。也有吳越國時期的造像，如青林洞入口靠右摩崖上的三尊小佛，據造像題記是五代後周廣順元年（951）滕紹中造的。
五代、吳越國．靈隱寺大殿前石經幢
今靈隱大殿東西兩石幢，八角九層，就是吳越國時期佛教浮雕遺存，始建於五代北宋初，錢弘俶重建靈隱寺時立，立塔四，今唯存大雄寶殿前東西兩側之雙幢，皆為八面九層，仿木構樓閣式塔，分別位於天王殿東西側。據經幢鐫《建幢記》載：由吳越國王建造於北宋開寶二年（969年），原立於錢氏家廟奉先寺，後吳越國納土歸宋，奉先寺毀，乃於景佑二年（1035年）由靈隱寺住持延珊遷建於今址，原為十二層，現已殘損，為多層八面形，下部三層須彌座，幢身刻「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和「大佛頂陀羅尼」經文。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吳越國、北宋．慈雲嶺造像
我國的石窟佛教造像，由北魏發展到唐代，可謂盛極一時。江南石窟雖不及雲岡、龍門等，但是吳越國時期的石窟造像藝術有著獨特的風格。吳越國尊崇佛教，梵音不絕，造像甚盛。尤其在皇宮附近的鳳凰山麓，寺院林立，有梵天寺、聖果寺、天龍寺、資延寺等。慈雲嶺南坡資延寺造像，正面佛像一龕，龕內造像七尊。
右面地藏像一龕，兩龕都是浮雕石刻，造型豐滿，衣紋流暢，為杭州吳越國石窟造像最大一處，藝術上繼承了漢唐風格。慈雲嶺造像的時間應當是西元九四二年。據《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載：上石龍永壽寺在慈雲嶺下，天佑七年（942）吳越王建。舊名資延，大中祥符元年（1048）改今額。
慈雲嶺西，天龍寺有石窟造像兩龕，前一龕一尊，全一龕七尊。乾德三年（965）吳越國錢俶建寺。這二龕佛像應當就是建寺院時所造。
《咸淳臨安誌》記載：後樑開平四年（910），錢氏（在鳳凰山聖果寺造像鐫彌遼、觀音、勢至三佛於石上。可惜的聖果寺造像歷經劫難，僅存殘像。
在造像的一側還有北宋時鐫刻的《心印銘》，字體遒勁，字跡可辨，石碑高一百九十釐米，寬一百六十釐米。《心印銘》由唐翰林學士梁肅撰寫，錢塘講律沖羽書寫，陶翼父子鐫刻。北宋皇祐癸已年（1053）七月，石龍院的草堂僧慎微將它刻於崖壁上。通篇由楷體書寫，每字大約十釐米見方，鐫刻清晰，俊秀飄逸，經文富含哲理：「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即此意也」，「心還境遷，心廣境廣，物無定心，心無定境」，旨在宣導人們心境平和，信禪、坐禪以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心印銘》為佛教天臺宗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對於我國的佛教研究具有很大意義。
吳越國、南宋．鳳凰山造像
鳳凰山聖果寺三尊佛像，分別是彌陀、觀音、勢至及十八羅漢。應當是吳越國錢鏐建造。
天龍寺造像為全國文保單位，在將臺山與玉皇山之間，處在玉皇山南麓，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拓建天龍寺。南宋建炎三年（1129）毀於兵火，之後重建。洞口雕有「一佛二弟子」像，即釋迦牟尼居中，兩弟子阿難、迦葉分立左右；其下方雕造「三世佛」即過去、現在、未來佛和9尊羅漢造像。左側洞壁上依岩勢鑿刻出一組大小佛像，其中位居中央部位的為「三世佛」立像，高60～70釐米，周圍是分列31排的小佛像，約500餘尊。
吳越國、元代．寶成寺麻曷刺造像
寶成寺麻曷葛刺造像，原名釋迦院，吳越國王妃仰氏建，今位於紫陽山東麓，開鑿於元至治二年（1322年），為佛教密宗造像。元代蒙古人為祀戰神，振軍威而築。寺院正面岩壁上有造像三龕，左側龕為蓮花生大師造像，中龕為三世佛，右側龕為麻曷葛剌造像。
吳越國、北宋．石龍洞石窯造像
石龍洞石窯造像在將臺山南坡，玉皇山慈雲嶺右側，以稱下石龍院，從慈雲嶺上石龍院至吳越郊壇一路，俯瞰起來宛若一條石頭巨龍盤旋於玉皇山，由此得名石龍山。
石龍洞造像開鑿於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依自然山勢雕鑿於數塊石龍岩上，造像題材豐富，有釋迦如來與弟子、菩薩、金剛力士、羅漢等。釋迦如來及弟子造像居於造像群中間偏左，釋迦如來佛左右分立迦葉、阿難兩個弟子，再南側為菩薩像，皆立於蓮花須彌座上，西側為一組羅漢像，現存十六尊，大小相仿。千佛龕在如來佛東側，浮雕佛像五百餘尊，千佛龕東側下方有金剛力士像，右手作無畏印，左手執寶鋮。在造像最東面為一尊菩薩像，全迦跏坐式，身後背飾火焰紋。一九九二年評為市級文保單位。
吳越國、北宋，煙霞洞造像
南高峰翁家山煙霞洞，後周廣順三十四年（953）建寺，主要有十六羅漢，造像旁有「煙霞此地多」五字，旁有「吳延爽合三十千造羅漢」題記。《咸淳臨安志》卷九：吳越國錢氏忽夢神告：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煙霞洞有六羅漢，遂別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這些羅漢均應當是吳越國時期建造。
據一九三六年版《遊杭快覽》載：煙霞洞中有羅漢石十八尊，內六尊為晉以前物，其餘十二尊為吳越王所稱鐫，並補鐫大佛、彌勒。觀音諸像。兩旁名人題刻甚多。洞旁有蘇老石龕，為舊財神像所改。洞口有千官塔。洞外一碑，有『煙霞此地多』五字。洞前有石門，刻有仙岩二字。洞枯環甃石樑，上建高閣，額曰『呼嵩』。近俯諸山，遠吞江海。洞上石壁對立曰佛手、曰象鼻。洞左為煙霞寺，亦名清修寺，位置天然，小憩頗佳，寺內素餐最有名。
一九四四年版《西湖遊覽新導》載，煙霞洞在南高峰下。晉僧彌洪結庵於此，並刻羅漢像六尊，其後吳越王又補十六尊，以符十八尊之數。洞口有蘇東坡像，寬袍博帶，奕奕如生。旁有石徑，遍植梅花，其盡處為煙霞寺，舊名清修寺，伊蒲饌為湖上諸叢林冠。
自古以來，煙霞洞都是一個西湖著名景點，洞高七米，深三十米，外寬內窄，形如牛角，因洞頂密佈鐘乳，陽光遇入，閃濼絢爛，宛若朝霞，故名。洞口有「此地煙霞多」，洞壁有五代、吳越國時石雕羅漢十六尊，面貌各異，體態柔美，形象生動，面容嫺靜，各具性格。漢羅旁刻有題記：「吳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羅漢」。洞口兩側各有一尊觀音立像，為北宋作品，雕鑿精美，原有佛塔等，均遭損毀。亭外有呼嵩閣、蘇嘯亭、吸江亭、佛手等景觀。還有北宋至清代的摩崖題刻碑碣，大多漫漶。今為省級文保單位。
吳越國，石屋洞造像
石屋洞造像應當也是吳越國時造的。《咸淳臨安志卷二九／山川八洞》載：周圍鐫有羅漢五百十六身，中間鑿釋迦佛諸菩薩像。元永隆和尚重新造像記中說，此洞在石晉天福年開山建院，洞中正面七尊大像，同上面飛天，可能都是這個時候造的，其餘小雕像，每個都有供養人題記，其中有年月可恁者，從石晉天福年間，到北宋開寶年間，可知均為吳越國期間造的，可惜的是，這些珍貴文物在文革期間均遭破壞。
據民國《遊杭快覽》記載：在石屋洞內舊鐫小羅漢五百十六尊，洪楊之役，頭盡毀。
今石屋洞位於杭州滿覺隴路五老峰隧道口轉角處，一個天然形成的洞穴。其洞高敞，洞頂如屋，因此得名。洞後有一穴，上寬下窄，狀如浮螺，曰「滄海浮螺」。洞頂有「擒雲亭」。
該洞岩壁上曾有羅漢、天王及飛天浮雕等石刻，為中國五百羅漢的鼻祖（一說七百羅漢），後來各地寺廟時興造五百羅漢，都是從杭州石屋洞的五百羅漢得到啟發的，然而這批號稱中國最早的石雕五百羅漢最終在「文革」時期被毀。今所看到的石窟塑像乃當代匠人所為。
煙霞洞名人故事
眾多文人學士到此留連，以胡適與曹誠英的愛情故事為最。
1917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適與江冬梅結婚，婚禮上，曹誠英作為伴娘，與胡適相識。彼此頗有好感。1918年五月－到了12月，胡適回了北京，兩人改為鴻雁傳情。
有時候，胡適出差到上海，曹誠英便跑去看他。或者，胡適偷了閒，跑到杭州去。二人便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開房幽會。1923年四月，胡適到杭州旅遊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感情發生了飛快。未久，學校休假，胡適再度來杭。他們在煙霞洞和尚廟住下，曹誠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由到煙霞洞，倆人同居一室。胡適稱：「我這三個月中在月光之下過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1949年二月，胡適準備經上海離開大陸。曹誠英文在復旦任教，勸他留下。胡適微微一笑，沒有聽從勸告。
南宋．壇山朱熹石刻
雙浦鎮曇山距城區約二十五公里。據《定鄉小識》載，有朱熹石刻：南宋紹熙五年，朱熹遊曇山，留題一詩於棋坪石南側：頹然見茲山，一一見天作。信手銘岩牆，所願君勿鑿。同年十月，朱喜重遊曇山，摩崖正書於仙人洞側：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朱熹）南歸，重游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岩壑之性，裴回久之。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定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彥、李良仲、喻可中（註：皆其門生）俱來。作者清代張道說「崖石完好，波畫明麗，瑩潔如常，精彩倍常，疑有神護。清代胡敬《定鄉雜著》有記「仲晦（朱熹）銘傳石上刻，數行蝕盡蘚斕斑。青山一一天然在，只欠園亭似次山。」今列為市級文保單位。
清代，彌陀寺石刻
彌陀寺在彌陀山北麓，光緒初有外來僧在山之陰以《彌陀經》刻字摩崖。崖高約二丈，字大約五方寸，為桐鄉李善登所書，尋倚壁建彌陀寺。門臨溪水，有萬工池，綠樹成蔭，從石橋一折而入，頗稱幽寂。
寧波的南宋石刻
相對於杭州古代石刻而言，寧波宋代石刻保存較完好。可以說，幾乎涵蓋南宋時期的社會寫照。在東錢湖周邊有二百多尊石像，以南宋時期四位最重要的寧波籍丞相史浩、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的陵園石刻，這四位丞相的政治生涯幾乎涵蓋了南宋時期的高、孝、光、寧、理五個朝代，他們的陵園石刻填補了南宋時期美術史、考古史、雕刻藝術史的研究空白。人有「北有秦陵兵馬俑，南有錢湖石刻群」之說。
在我國石刻史上，東錢湖南宋石刻規模之大、數量之多、雕刻之精、分佈之集中、保存之完美，在中國尚屬唯一。上述古代石雕石刻，除了歲月風化侵蝕，戰爭與文革的人為破壞以外，大多保持較好，如果開發一條弘揚我國古代石雕石刻之旅，一定會吸引無數中外高端遊客的眼球，成為中國之行的經典線路，也為江南石雕「打包」申遺提供了確鑿的依據。
（廬上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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