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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旅台灣同鄉聯誼總會

開發石刻文化,弘揚浙江旅遊

盧上雁

  浙江的石雕篆刻藝術在我國,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特色是彰顯了東方古代石雕藝術的精美絕倫以及獨一無二,同時,在石刻的造型中,透露出時人的風情風貌,在這些珍貴的石雕藝術品背後,史冊上還有許多真實故事。
  唐以後,中原紛爭,社會動亂,一度繁盛的黃河流域佛教石窟造像出現衰退,相較於北方而言,江南石雕藝術卻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吳越國時期,錢氏三代五王實行了一系列的「保境安民」國策,偏安一隅,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百姓免受戰爭之苦,安居樂業。如葉適所言: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
  到了南宋時期,兩浙獲得了一百五十年的喘息,未遭戰亂侵蝕,對於石雕篆刻,尤其是佛教雕刻藝術得到了提升。由於吳越國與南宋時期,官府提倡佛教,盛極一時,人有「東南佛國」之稱。境內寺院林立,梵音不絕。寺院之多,為史上罕見。《咸淳臨安志》載: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五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一十四州悉數之。
  田汝成說:杭州城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

宋代文臣武將形象/ 原物

  江南佛教造像的繁盛,也促進了石雕篆刻藝術的興旺,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一直至今天,在兩浙地區尚保存了不少藝術品,雕刻精美,既吸收了印度佛教內容,保留了藏傳佛教的精華,又糅合進了江南人文色彩,毫無疑問,成為東方雕刻藝術的寶窟。
  它們與國內眾多古代石刻藝術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世界藝術史上,也是屈指可數。
  一直到今天,這些遺存的古代雕像,對於研究那個時期石雕與人文大有助益,如果打造一條弘揚江南石雕與篆刻藝術的高端旅遊線,對於提升江南文化旅遊品位,特別是對於中外高層次遊客不無吸引力與號召力,也提升兩浙旅遊業向更高層次邁進,增添江南文化旅遊的氛圍。

唐代.龍興寺經幢

唐代經幢/ 原物

  延安路北段燈芯巷口。龍興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俗稱唐經幢。始建於唐開成二年(837),建主鄭徹,同建造僧宗亮,同句當造幢吳中則,處士胡季良書,都料匠吳興沈郁,弟咸刻字。幢高(光緒營造尺)五尺五寸,分八面,上刻陀羅尼經序和經文題記。胡季良系唐代著名書法家,書寫工整秀麗,挺拔有力。唐經幢曾被湮沒,明崇禎丙子年(1636)發掘歸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由須彌座、磐石、幢身、簷子、短柱等組成。呈八角形。幢總高3.5米,其中幢身為1.7米,周長2米,頂部周圍有高30公分的石佛造像16尊,經幢底座青石雕花,高57公分,周長4米。幢身為太湖石,其中三面已有明顯的斷紋,幢身刻經序和經文題記,文字基本完好,字大小為3x4公分。唐經幢是杭州現存年代最久的經幢,係「武林城中罕存唐人遺跡」,為「杭州金石之冠」,曾錄於阮元《兩浙金石誌》中。
  據《龍興寺誌》載:現經幢係崇禎九年(1690)從土中發掘。交蓋經幢的八角亭,乃同治十二年的建築,屋面青瓦出簷、象鼻雀替,亭內畫棟雕樑十分精細。唐經幢於文革期間,為破四舊,有人用十六磅大錘企圖砸毀,幸被群眾制止,但已留下傷疤殘痕。當時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拆遷周圍住戶,辟地建亭綠化,成為城區內一景。

吳越國.梵天寺經幢

杭州梵天寺經幢/ 原物

  在鳳凰山南麓,唐天佑元年(904)錢鏐建,現仍存經幢一對,幢身有記,末署「乾德三年庚子朔十五甲寅日立,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王錢俶建」,幢高五丈,上刻經文。左幢身刻《大佛頂陀羅尼經》,右幢身刻《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兩幢均刻有建幢記,這是當時佛教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北宋.白塔嶺佛塔

杭州白塔嶺白塔/ 原物

  塔是佛教的產物,傳釋迦牟尼溫涅槃後火化,燒出了色彩晶瀅的珠子,稱舍利,弟子將舍利分葬,建成一種覆鐸體的墳,這種建築被稱為浮屠、浮圖或佛圖等。晉宋時,人們為此造了一個字「塔」,早先文獻中沒有這個字。塔傳入中國大約是東漢,當時凡有佛寺的地方都有塔。吳越國武肅王時,「寺塔之多倍於九國」。白塔在閘口白塔嶺上,塔身刻有:「乾德三年(965)六月庚子朔十五日天下大元帥吳越王錢俶建」字樣,用白石砌疊,仿木構樓閣式,八面九層,造型秀麗,雕刻精細。這種樓閣式塔形肇始於吳越國時期。當時在北方很少見。

吳越國、元代.飛來峰石窟造像
  民國《西湖導遊錄》載,飛來峰在靈隱、天竺兩山之間,峰高不逾數十丈,而怪石森立,千態畢呈,不雜土壤,勢若浮懸,瘦藤古木,透寸隙而生者,皆抱石合皮,翠蕤蒙幕,冬夏常青。壁間滿鐫佛像,傳為元僧楊璉真伽所鐫,清人謂:雕鏤精緻,非六朝人不能為。

杭州飛來峰造像

  今已漫漶莫辨,峰頂有石樑長一丈,峰東南為慈雲宮。
  杭州飛來峰窟龕造像是我國東南最大、最著名的窟龕造像群。其中115個佛龕,345尊造像,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元代梵像所表現的人物之多,內容之廣,雕刻技藝之精湛都位居國內元代造像之首,現存68龕(組),100尊造像。飛來峰元代梵像多為藏傳佛教密宗題材,吸收了印度巴拉王朝造像風格而創造出來的新形象。也有吳越國時期的造像,如青林洞入口靠右摩崖上的三尊小佛,據造像題記是五代後周廣順元年(951)滕紹中造的。

五代、吳越國.靈隱寺大殿前石經幢
  今靈隱大殿東西兩石幢,八角九層,就是吳越國時期佛教浮雕遺存,始建於五代北宋初,錢弘俶重建靈隱寺時立,立塔四,今唯存大雄寶殿前東西兩側之雙幢,皆為八面九層,仿木構樓閣式塔,分別位於天王殿東西側。據經幢鐫《建幢記》載:由吳越國王建造於北宋開寶二年(969年),原立於錢氏家廟奉先寺,後吳越國納土歸宋,奉先寺毀,乃於景佑二年(1035年)由靈隱寺住持延珊遷建於今址,原為十二層,現已殘損,為多層八面形,下部三層須彌座,幢身刻「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和「大佛頂陀羅尼」經文。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吳越國、北宋.慈雲嶺造像

  我國的石窟佛教造像,由北魏發展到唐代,可謂盛極一時。江南石窟雖不及雲岡、龍門等,但是吳越國時期的石窟造像藝術有著獨特的風格。吳越國尊崇佛教,梵音不絕,造像甚盛。尤其在皇宮附近的鳳凰山麓,寺院林立,有梵天寺、聖果寺、天龍寺、資延寺等。慈雲嶺南坡資延寺造像,正面佛像一龕,龕內造像七尊。
  右面地藏像一龕,兩龕都是浮雕石刻,造型豐滿,衣紋流暢,為杭州吳越國石窟造像最大一處,藝術上繼承了漢唐風格。慈雲嶺造像的時間應當是西元九四二年。據《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載:上石龍永壽寺在慈雲嶺下,天佑七年(942)吳越王建。舊名資延,大中祥符元年(1048)改今額。
  慈雲嶺西,天龍寺有石窟造像兩龕,前一龕一尊,全一龕七尊。乾德三年(965)吳越國錢俶建寺。這二龕佛像應當就是建寺院時所造。
  《咸淳臨安誌》記載:後樑開平四年(910),錢氏(在鳳凰山聖果寺造像鐫彌遼、觀音、勢至三佛於石上。可惜的聖果寺造像歷經劫難,僅存殘像。
  在造像的一側還有北宋時鐫刻的《心印銘》,字體遒勁,字跡可辨,石碑高一百九十釐米,寬一百六十釐米。《心印銘》由唐翰林學士梁肅撰寫,錢塘講律沖羽書寫,陶翼父子鐫刻。北宋皇祐癸已年(1053)七月,石龍院的草堂僧慎微將它刻於崖壁上。通篇由楷體書寫,每字大約十釐米見方,鐫刻清晰,俊秀飄逸,經文富含哲理:「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即此意也」,「心還境遷,心廣境廣,物無定心,心無定境」,旨在宣導人們心境平和,信禪、坐禪以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心印銘》為佛教天臺宗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對於我國的佛教研究具有很大意義。

吳越國、南宋.鳳凰山造像

  鳳凰山聖果寺三尊佛像,分別是彌陀、觀音、勢至及十八羅漢。應當是吳越國錢鏐建造。
  天龍寺造像為全國文保單位,在將臺山與玉皇山之間,處在玉皇山南麓,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拓建天龍寺。南宋建炎三年(1129)毀於兵火,之後重建。洞口雕有「一佛二弟子」像,即釋迦牟尼居中,兩弟子阿難、迦葉分立左右;其下方雕造「三世佛」即過去、現在、未來佛和9尊羅漢造像。左側洞壁上依岩勢鑿刻出一組大小佛像,其中位居中央部位的為「三世佛」立像,高60~70釐米,周圍是分列31排的小佛像,約500餘尊。

吳越國、元代.寶成寺麻曷刺造像
  寶成寺麻曷葛刺造像,原名釋迦院,吳越國王妃仰氏建,今位於紫陽山東麓,開鑿於元至治二年(1322年),為佛教密宗造像。元代蒙古人為祀戰神,振軍威而築。寺院正面岩壁上有造像三龕,左側龕為蓮花生大師造像,中龕為三世佛,右側龕為麻曷葛剌造像。

吳越國、北宋.石龍洞石窯造像

  石龍洞石窯造像在將臺山南坡,玉皇山慈雲嶺右側,以稱下石龍院,從慈雲嶺上石龍院至吳越郊壇一路,俯瞰起來宛若一條石頭巨龍盤旋於玉皇山,由此得名石龍山。
  石龍洞造像開鑿於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依自然山勢雕鑿於數塊石龍岩上,造像題材豐富,有釋迦如來與弟子、菩薩、金剛力士、羅漢等。釋迦如來及弟子造像居於造像群中間偏左,釋迦如來佛左右分立迦葉、阿難兩個弟子,再南側為菩薩像,皆立於蓮花須彌座上,西側為一組羅漢像,現存十六尊,大小相仿。千佛龕在如來佛東側,浮雕佛像五百餘尊,千佛龕東側下方有金剛力士像,右手作無畏印,左手執寶鋮。在造像最東面為一尊菩薩像,全迦跏坐式,身後背飾火焰紋。一九九二年評為市級文保單位。

吳越國、北宋,煙霞洞造像

  南高峰翁家山煙霞洞,後周廣順三十四年(953)建寺,主要有十六羅漢,造像旁有「煙霞此地多」五字,旁有「吳延爽合三十千造羅漢」題記。《咸淳臨安志》卷九:吳越國錢氏忽夢神告: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煙霞洞有六羅漢,遂別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這些羅漢均應當是吳越國時期建造。
  據一九三六年版《遊杭快覽》載:煙霞洞中有羅漢石十八尊,內六尊為晉以前物,其餘十二尊為吳越王所稱鐫,並補鐫大佛、彌勒。觀音諸像。兩旁名人題刻甚多。洞旁有蘇老石龕,為舊財神像所改。洞口有千官塔。洞外一碑,有『煙霞此地多』五字。洞前有石門,刻有仙岩二字。洞枯環甃石樑,上建高閣,額曰『呼嵩』。近俯諸山,遠吞江海。洞上石壁對立曰佛手、曰象鼻。洞左為煙霞寺,亦名清修寺,位置天然,小憩頗佳,寺內素餐最有名。
  一九四四年版《西湖遊覽新導》載,煙霞洞在南高峰下。晉僧彌洪結庵於此,並刻羅漢像六尊,其後吳越王又補十六尊,以符十八尊之數。洞口有蘇東坡像,寬袍博帶,奕奕如生。旁有石徑,遍植梅花,其盡處為煙霞寺,舊名清修寺,伊蒲饌為湖上諸叢林冠。
  自古以來,煙霞洞都是一個西湖著名景點,洞高七米,深三十米,外寬內窄,形如牛角,因洞頂密佈鐘乳,陽光遇入,閃濼絢爛,宛若朝霞,故名。洞口有「此地煙霞多」,洞壁有五代、吳越國時石雕羅漢十六尊,面貌各異,體態柔美,形象生動,面容嫺靜,各具性格。漢羅旁刻有題記:「吳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羅漢」。洞口兩側各有一尊觀音立像,為北宋作品,雕鑿精美,原有佛塔等,均遭損毀。亭外有呼嵩閣、蘇嘯亭、吸江亭、佛手等景觀。還有北宋至清代的摩崖題刻碑碣,大多漫漶。今為省級文保單位。

吳越國,石屋洞造像
  石屋洞造像應當也是吳越國時造的。《咸淳臨安志卷二九/山川八洞》載:周圍鐫有羅漢五百十六身,中間鑿釋迦佛諸菩薩像。元永隆和尚重新造像記中說,此洞在石晉天福年開山建院,洞中正面七尊大像,同上面飛天,可能都是這個時候造的,其餘小雕像,每個都有供養人題記,其中有年月可恁者,從石晉天福年間,到北宋開寶年間,可知均為吳越國期間造的,可惜的是,這些珍貴文物在文革期間均遭破壞。

  據民國《遊杭快覽》記載:在石屋洞內舊鐫小羅漢五百十六尊,洪楊之役,頭盡毀。
  今石屋洞位於杭州滿覺隴路五老峰隧道口轉角處,一個天然形成的洞穴。其洞高敞,洞頂如屋,因此得名。洞後有一穴,上寬下窄,狀如浮螺,曰「滄海浮螺」。洞頂有「擒雲亭」。
  該洞岩壁上曾有羅漢、天王及飛天浮雕等石刻,為中國五百羅漢的鼻祖(一說七百羅漢),後來各地寺廟時興造五百羅漢,都是從杭州石屋洞的五百羅漢得到啟發的,然而這批號稱中國最早的石雕五百羅漢最終在「文革」時期被毀。今所看到的石窟塑像乃當代匠人所為。

煙霞洞名人故事
  眾多文人學士到此留連,以胡適與曹誠英的愛情故事為最。

  1917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適與江冬梅結婚,婚禮上,曹誠英作為伴娘,與胡適相識。彼此頗有好感。1918年五月-到了12月,胡適回了北京,兩人改為鴻雁傳情。
  有時候,胡適出差到上海,曹誠英便跑去看他。或者,胡適偷了閒,跑到杭州去。二人便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開房幽會。1923年四月,胡適到杭州旅遊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感情發生了飛快。未久,學校休假,胡適再度來杭。他們在煙霞洞和尚廟住下,曹誠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由到煙霞洞,倆人同居一室。胡適稱:「我這三個月中在月光之下過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1949年二月,胡適準備經上海離開大陸。曹誠英文在復旦任教,勸他留下。胡適微微一笑,沒有聽從勸告。

南宋.壇山朱熹石刻

  雙浦鎮曇山距城區約二十五公里。據《定鄉小識》載,有朱熹石刻:南宋紹熙五年,朱熹遊曇山,留題一詩於棋坪石南側:頹然見茲山,一一見天作。信手銘岩牆,所願君勿鑿。同年十月,朱喜重遊曇山,摩崖正書於仙人洞側: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朱熹)南歸,重游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岩壑之性,裴回久之。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定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彥、李良仲、喻可中(註:皆其門生)俱來。作者清代張道說「崖石完好,波畫明麗,瑩潔如常,精彩倍常,疑有神護。清代胡敬《定鄉雜著》有記「仲晦(朱熹)銘傳石上刻,數行蝕盡蘚斕斑。青山一一天然在,只欠園亭似次山。」今列為市級文保單位。

清代,彌陀寺石刻
  彌陀寺在彌陀山北麓,光緒初有外來僧在山之陰以《彌陀經》刻字摩崖。崖高約二丈,字大約五方寸,為桐鄉李善登所書,尋倚壁建彌陀寺。門臨溪水,有萬工池,綠樹成蔭,從石橋一折而入,頗稱幽寂。

寧波的南宋石刻
  相對於杭州古代石刻而言,寧波宋代石刻保存較完好。可以說,幾乎涵蓋南宋時期的社會寫照。在東錢湖周邊有二百多尊石像,以南宋時期四位最重要的寧波籍丞相史浩、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的陵園石刻,這四位丞相的政治生涯幾乎涵蓋了南宋時期的高、孝、光、寧、理五個朝代,他們的陵園石刻填補了南宋時期美術史、考古史、雕刻藝術史的研究空白。人有「北有秦陵兵馬俑,南有錢湖石刻群」之說。

  在我國石刻史上,東錢湖南宋石刻規模之大、數量之多、雕刻之精、分佈之集中、保存之完美,在中國尚屬唯一。上述古代石雕石刻,除了歲月風化侵蝕,戰爭與文革的人為破壞以外,大多保持較好,如果開發一條弘揚我國古代石雕石刻之旅,一定會吸引無數中外高端遊客的眼球,成為中國之行的經典線路,也為江南石雕「打包」申遺提供了確鑿的依據。

(廬上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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