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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杭州蕭山區屬紹興府管轄，我們訪問了一位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紹興派往蕭山工作的鄭以淼老先生，請他談談在蕭山的經歷，頗具史料價值：
在採訪了紹興黃埔同學會會長鄭以淼，鄭老身體硬朗，神清氣爽，與我侃侃而談，說到了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在蕭山瓜瀝工作經歷。他的談話不僅可以瞭解老人甜酸苦辣的人生之旅，還能窺探當年蕭山錢塘江沿岸百姓的生活百態。
鄭老說，我一九一八年生於紹興，父親在紹興開了一家黃酒作坊，釀製的老酒在城裡有點名氣，由此，父親又跑到南京開了一家酒店，將家鄉的老酒推銷到了京城。
那些年，父親希望我長大成人後，傳承祖傳黃酒家業，繼續經營這家店鋪。
初中畢業後，在父親的再三勸說下，我考進紹興稽山中學（下稱稽中）商科，稽中採用上海立信會計學校課本，大致有《簿記學》、《貨幣概論》、《銀行會計》等。這些科目對於我日後從事黃酒行業不無益處。
我從軍報國
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軍侵佔東三省。全國同胞義憤填膺，紛紛上街抗議，雖然我只是一名學生，也參加了抵制日貨活動。
一九三五年，在父親的鼓勵下，我到南京報考陸軍官校。由此，我就進了黃埔十四期的通訊訓練班。畢業後，分派到通信團當見習官。
一九四0年春，我們跟隨隊部隊駐紮在湖北興山縣。那時正是抗日戰最艱難的歲月，不久，宜昌失守，南津關（註1）成了我軍江防重鎮的戰略要衝。如果南津關守不住，日軍就有可能長驅直入，進逼重慶，危及戰時陪都。
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我軍將士在南津關殊死激戰，擊退了日寇的瘋狂進攻，日軍在南津關久攻不下，耍起花招。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人利用掌握的宣傳工具，向外報導，謊稱日軍已攻陷南津關，重慶指日可取，想借此以動搖全國軍民的抗戰決心。
大本營看了報導後，非常震怒，當即責令前線立即對外報導：南津關在我軍掌控之下，以正視聽。總司令周喦立即將我召到指揮部，說道，我們必須迅速反駁敵軍謊言，電文草稿擬好，參謀部編碼也已完成，必須在一月二十二日零時前發出，如完不成任務，以軍法論處。
我接過電文，那是一份有八百十個字的電文，當時用的是老式莫爾斯發報機，發報的字數最長也只有五百個，須經幾個電報局轉接才能到達最後接收人。
於是，我選擇了我排的曹守康擔負此重任，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次日，美聯社就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新聞，《中國前線的真實狀況》，駁斥了日媒謊言，大大鼓舞了我軍士氣。由此，我與曹守康受到了總司令部的嘉獎。此後，「八百十個字」成了我們二人的綽號。
那年到臺灣探親，時已深夜，我打電話給曹守康，家人回說：「他睡了，不便打擾。」我說：「你只要告訴他，『八百十個字』打電話來了，肯定會接。」在睡夢中，他聽到這幾個字，果真，一躍而起，過來接電話了。後來，我們再次見面時，他還不斷地說：「你果真厲害！」
一九四二年，我調到陸軍通信兵學校任少校教官一直工作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一九四九年，我決定返回老家紹興。
在紹興公署財糧科做事
回到紹興後，一九五0年初，我將在黃埔軍校及軍隊發的畢業文憑、黨證、委任狀、證章等全部上繳給軍管會，並主動交代了過去的一切。這些文憑、證書佐證了我的歷史，軍管會也就放我回家了。
好在父親在紹興有黃酒廠，生活不成問題，整天呆在家裡鑽研釀制黃酒技術。我在想，現在和平了，我可以圓父親的夢想，繼承我家祖傳的黃酒事業了。
此時，紹興軍管區的一個委員見我整天賦閒在家，說道：「現在正是國家用人之際，你年青力壯，為什麼不參加工作呢？」由此，他們先派我到紹興財經幹校學習，雖說我是學員，其實，既當學生，又當先生。因為我讀過財經專科，對於財務課程瞭若指掌，我是一邊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一邊教書的，既是學生，也是老師。
我到蕭山瓜瀝工作
一九五0年初，我們在財經幹部學校結業，在全體學員中，我是惟一被分配到地區專員公署財糧科工作的人。科長對我說：儘管你歷史問題複雜，我們依然歡迎你參加革命隊伍。照實際情況，已不適宜在專署工作，還需到基層去鍛煉一下。又說：我們急需財經人才，專署介紹你去蕭山糧食局當主辦會計。
當年蕭山屬紹興專員公署管轄，也就是派我到下屬單位從事會計工作。
次日，我背起舖蓋，步行到紹興西郭汽車站，當年蕭山與紹興沒有火車，往來以汽車、木船為主。我拿了車票連同一張介紹信，便上車到蕭山去了。
到了蕭山糧食局，局長周蘭玉說：縣局的主辦會計已經有人了，你還是到區裡去工作比較好。那裡可以發揮你的專長，也有利於你的鍛煉學習。在義蓬區糧庫正缺少一個主辦會計，你去比較合適。
我又拿起背包，到埠頭乘船去了瓜瀝鎮義蓬區糧庫，見到了糧庫主任戴谷文。
當時蕭山政府的重點工作是反霸、剿匪、征糧，縣政府抽調了大批幹部組成工作隊下鄉，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隊的一個成員。
墾民生活條件遠低於裡畈地區
瓜瀝（註2）地處錢塘江南岸，當時蕭山錢塘江南岸大壩的防洪堤就在瓜瀝的塘堤突出於江面，又稱為「塘頭」。早年，大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壩以外的地方不時受到潮水漲落的侵襲，成為一片曠無邊際的沙灘。由於受到潮水的衝擊，泥沙愈積越厚，沙漲潮退，漸漸出現了一些零散的旱地，但只要在秋季漲潮之時，那些灘塗會經常被江水淹沒。
早年在「誰墾屬誰」政策的鼓勵下，許多外鄉無地農民遷徙到此。他們在無主沙地上墾荒落戶，由此，這些鄉民又自發在墾地四周築起了簡易的土壩，以防江潮侵襲。在耕作時，他們還稍事水利疏導，栽些旱地作物。
那裡土鹹地瘠，只能廣種薄收，農民生活條件極其困苦。不過，隨著歲月的推移，土質逐漸改善，產量也在不斷增長之中。由墾民零散所築的堤壩，過於簡陋矮小，根本無力阻擋稍大一點的潮汐。只要大潮來臨，霎眼間，這些墾地就會被潮水衝垮，土地淹沒，茅屋倒塌，開墾的農地經常顆粒無收。
由於大潮年年來襲，為了防範潮水的侵襲，鄉民並不在墾區建造永久性住宅，只是築了一些極為簡易的臨時茅草屋，用以暫時避風禦寒。等到錢塘江大潮來臨之時，墾民就撤離了。
由此，瓜瀝一帶墾民的生活、生產極其艱難困苦，現實而言，錢塘江沿岸墾民的收入遠低於裡畈地區的農民，他們的衣食住行條件也大大落後於蕭山其它地方。
墾民的實際生活實錄
上世紀五十年代，雖有少數較為富裕的鄉民蓋起了磚瓦平屋，但是，我所見到的多數墾民仍住在早年開荒時造的簡陋草棚內，草舍形式各異，大小不一，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稻桶舍、直頭舍」狀態，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這種房子用粗糙木料採用圓形著地架起，就地取材，用茅草編織成草扇，自下而上的疊蓋到屋頂，成了他們吃、住、睡的地方。
草舍四周，墾民自行開溝排水，污漬滿地，蟲蚊叮咬，臭氣熏天。遇到雨天，大家只能躲在這種形似小帳蓬的茅屋內，廚灶只是一個中型水缸，在水缸下開個小洞，用以燒火，並在缸面架上鍋子，煮飯、燒水，稱之「缸灶頭」。
柴火就地取材，就是周邊的茅草。燒飯時，濃煙在這種無煙囪、無窗戶的草舍內翻滾。只要走進屋子，就見草扇熏得漆黑，被憋得喘不過氣來，火災時有所聞。
遇到狂風暴雨之時，草蓬漏水進風，甚或，大風將草舍揭頂而去，由此，水災、旱災、風災，時有所聞，墾民極易染病。
瓜瀝的交通狀況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獨輪車。
至於說水路交通，人與貨多用「牛拖船」，這是一艘船用一頭或兩頭水牛在水中拖著走。我們要到杭州辦事，雖有錢塘江大橋，但大橋離瓜瀝太遠，大家多在瓜瀝埠頭擺渡到對岸的九堡、七堡。由於南岸灘高水淺，渡船不能靠岸，須先由「牛拖車」將人、貨從岸上載到停在遠處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後，船工費大力氣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著激流，順水滑下，到達北岸渡口上岸。這樣的過渡又費時又驚險，人有「渡過錢塘江，跨越閻羅堂」之說。
說到吃飯問題，我們下鄉幹部流動性大，均須步行往返於村落之間。當時採用的是供給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眾家搭夥。具體定額是付給鄉民縣府統一印發的就餐券，農戶可以憑券向政府兌換糧食。
當時瓜瀝多為沙地，不能種植水稻，也就沒有大米，大家吃的是雜糧，以六穀為主。沙地土質貧瘠，收成差，災害多，鄉民生活艱難。我到群眾家去就餐時，掀開鍋蓋，往往只見菜葉不見糧，只有用勺子舀一下，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穀糊。
不過，瓜瀝土質適宜於種植蘿蔔蔬菜，梅乾菜與蘿蔔乾美味可口，至今牢記不忘。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們義蓬糧庫獲得蕭山縣人民政府糧食局頒發的「蕭山縣勞動紅旗競賽優勝」獎。我們小組全體成員拍了一張合影。
我在錢江農場
我在義蓬糧庫當會計差不多十年，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接到蕭山縣糧食局通知，調我到錢江農場，自此，我脫離了公務員隊伍。
鄭說：「領導沒有解釋原因，只是發給我一張用蕭山縣糧食局便箋寫的介紹信，上書：『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的需要，決定本局工作人員鄭以碌（淼）同志去農村參加農業勞動。特給此證。1959年4月24日。』」
錢江農場，原叫喬司勞改農場盈豐分場，到了一九五九年更名為「錢江農場」。
除了原來的勞改犯以外，開始接受各地來的下放人員。這樣算起來，我從一九四九年參加工作，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下放錢江農場，在糧食局差不多幹了十年。
一九五七年調整工資時，上級給我定的行政級別是二十三級，有五十一元工資。可是到了錢江農場，我被改為農場職工，工作雖說仍是會計，但工資減少到二十九元，對於全家老小的生活來說，不是一個小問題。
雖然只有二十九元一個月，不過，在農場所有員工中，我已是最高薪酬了。
我有五個兒女，妻子沒有工作，除了一個大女兒參加工作外，一家大小全靠我一個人撫養。好在我在農場勞動，糧票比城市居民多，我有四十多斤糧票／月，城鎮居民只有二十四斤，於是，我千方百計省下錢與糧票寄回家。糧站賣的番薯比較便宜，一斤糧票居然可購買七、八斤番薯，由此，我常常煮上一鍋番薯，一個人吃上一天。我在農場儘量熬熬省省，每月只花五、六元生活費，將省下來的錢、糧票全部寄回家。
到了六十年代後期，錢江農場改稱「浙江建設兵團」，來了許多下放的知青。農場的造反派認為，我有歷史問題，將我下放參加農業勞動，也就是不讓做會計了。
那些年，農場職工參加錢塘江大塘的圍墾，將沿江灘塗圍墾成田地。我與大家一樣，加入到了圍墾大軍，每天肩挑背扛，勞動極其辛苦，一言而盡！
農場早先對員工沒有「退休待遇」，到了一九七九年，我已過了退休年齡，才與另外幾個年齡七十多歲的職工一起成為首批農場退休人員。
一九八四年，錢江農場給我送來了「平反證明書」。我有點詫異，說道：「你們又沒有給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需要平反嗎？」
他們說，你原來是縣糧食局的國家幹部，下放到農場，成為農場工人，現在給你平反，可以恢復國家幹部退休待遇。其實，我的「平反」只是將原來農場職工的退休待遇，改為「機關幹部退休待遇」，也與其他退休幹部一樣，有了書報費、資料費，僅此而已。
我到居民區工作
從錢江農場回到紹興城裡後，有家企業聽說我退休回家了，主動找上來，請我去當會計，提出給我每月九十二元工資，意外的是，白衙弄居委會也知道我退休了，立馬找上門。
居民區正缺一名會計，急著到處尋人。為此，居民幹部三番五次登門邀請。老伴說：「還是到居民區去做好，都是街坊鄰居，不好意思回絕人家，況且，你多年在外地做事，一家人很少團圓，居民區離家近，也好有個照應。」於是，我到了居民區，見他們誠心誠意請我過去，就應承了下來。
不過，居民區只能給我每月十一塊工資，也就是補足原有工資的差額。我在錢江農場的退休工資有四十一塊，再加上居民區的十一元。
我想，工資多少不是問題，已經退休了，已有了一份退休工資，可以養老了。在這裡能為大夥做事，就是盡義務，也心甘情願，這也是一份榮譽。
在居民區上班，雖說工資低一點，不過，感覺相當愉快。我與居民區幹部在一起上班，大家相處和諧，心裡特別踏實。街坊鄰里經常有一些嗑嗑碰碰的小事，他們找居民區說理。
我站在一旁聽了，常常打抱不平，不知不覺，除了本職會計之外，又多了一份差使，叫做「人民調解員」。不管是做會計，還是做人民調解員，一如既往，我都盡心盡力地去做。
幾年下來，在街坊鄰居中贏得了口碑，大家心裡有疙瘩，有什麼困難，里弄裡雞毛蒜皮的瑣事，有什麼想不通的問題，大家都喜歡找我，因為我的閱歷多，許多問題看得開，同時我也樂意為大家服務，為鄉親排憂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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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街道舉行人民代表選舉，上級規定必須「差額選舉」，也就是提名三個，只有二人可以當選，有人就提名我當候選人。我心裡想，我有歷史問題，而且早就過了退休年齡，大概只是幫人家做一個「陪襯角色」而已，肯定當選不了。
令我意外的是，竟高票當選，聽到這個消息，我吃了一驚，脫口說道：「我是一個歷史反革命，你們能讓反革命分子當代表嗎？」旁人聽了，哈哈大笑，說道：「現在政策變了，也該換換腦筋啦！大家信任你，才選你當代表的。」當了人民代表後，工作更積極了，盡心竭力地為居民服務，成了「民情上遞、政策下傳」的中轉站，也成為政府的幫手與耳膜。
紹興黃埔同學會會長
到了一九八六年，紹興市黃埔同學會成立，大家推選我當會長。自此，我由居民區調到了黃埔同學會。對於這項任務，可說是得心應手。
因為我早就知道，紹興地區的各個縣散佈著不少黃埔同學，特別是住在鄉間的同學，生活狀態並不怎麼樣。在政協會議上，我向有關部門提出，引起了領導的重視，例如，諸暨地區有不少黃埔同學，多數人的年事已高，生活困難。
有個孤身老人，不僅生活艱難，仍住在簡陋的屋子，病臥多年，無人照顧。我瞭解到這個情況後，馬上向市委統戰部反映了。過不了幾天，由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帶隊來到那個同學所在的村莊。
我們找那位同學的家裡，可是，已經見不到原來的房子了。我們問鄰居，他們說：「這個人二天前就搬到外面去住了。」根據那個村民的指點，我們找到了這位黃埔同學，果真，他住進了較新的房屋，室內的被鋪、傢俱等也煥然一新。
在我們到來前，村裡接到上級的通知，為這位黃埔同學落實了政策。顯而易見，不用我開口再講，村裡已經改善這位同學的生活條件。
跨越海峽，探親訪友
那些年，我不僅當選為人民代表，也成為市、區二級政協委員。
出席的會議也多了，在紹興越城區人大、市政協會議上，我多次做專題發言，為民生政策獻計獻策，並接受多家媒體採訪。與此同時，還在《中國統一戰線》、《黃埔》、《情系中華》、《聯誼報》、《黃埔浙校友通訊》、《海峽情》、《浙江民革》、《紹興統戰》、《紹興廣播報》、《紹興統戰資訊》、《紹興黃埔簡訊》、《紹興市文史資料》等報刊雜誌上撰文，就訪台見聞、血濃於水、台情分析、往事回眸、紹興物產等專題寫出了自己的經歷感受與分析。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四次跨越海峽，探望在台的親友。
一九九0年冬，我首次到訪臺灣，那時許多故舊親朋仍健在，短短一個月時間，我就會晤了七十多位親友。
二00二年，我第四次到訪臺灣，見到了久違的老朋友，時任國民黨副主席、前國防部長蔣仲苓先生（註3）。老友相隔六十多年，又一次重逢，不免感慨萬分。
老朋友、老同事，開懷暢談，話投機、心相通，回憶起當年戰爭歲月所建立起來的感情。
我說，在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共同心願激發下，大家變得越發深情厚誼，兩岸中國人，血濃於水，割不斷，化不開！
我也尋訪了埔里酒廠，見到了廠長洪新河，他是黃埔二十四期同學。
洪廠長告訴我：「埔里酒廠生產的任何食品均冠名『紹興』，原因很簡單，雖然我們人在臺灣，但是我們用產品的名稱表達了對故鄉的感情，對紹興的眷戀！」
今天，鄭以淼老人依然住在魯迅街一個老牆門裡，大門正對著街上川流不息的遊客。
老人說，我已九十九虛歲了，身體健康。長壽秘訣在於兩個因素，一是保持心情愉快，榮辱不驚，隨遇而安；二保持不斷地運動。兒女們均已搬出去住了，身邊只有一個阿姨照顧起居。今年我只花了二小時就攀登了紹興的一座名山，香爐峰，足以佐證我的健康體魄。
他最後說，一九九四年，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普通黨員。如我這樣一個人，既是民革成員，又是中共黨員。難道我一生的經歷不足以說明，兩岸人民血濃於水嗎？不就應驗了古人的幾句話：「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旦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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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南津關，位於湖北宜昌西陵峽東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在萬里長江中的地位（摘自網路）。
2、杭州蕭山區瓜瀝，位於錢塘江南岸，始建於北宋，行政面積42.2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超過十平方公里，境內擁有杭州蕭山國際機場（摘自網路）。
3、蔣仲苓（1922－2015）1940年黃埔軍校16期畢業，歷任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等（摘自網路）。
作者：龔玉和，筆名廬上雁，一九四九年生於杭州，致力於銀行國際業務、旅遊文創與文史創作，有多種著述刊行，包括《中國海洋開放史》（工商大學出版社2010版）。今為杭州歷史學會、杭州作家協會會員。
（龔玉和／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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