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山、阿里山，山山相連；西子湖、日月潭，水水相通；浙江人、臺灣人，自古一家親，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在我國歷史的長河中，兩地同胞你來我往，相互扶持，共禦外敵，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

　　五、三國時期：孫權（浙籍）遣吳軍萬人「遠規夷洲」，這是中國大陸王朝首度經營臺灣。
　　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三國時東吳創立者，為首度經營臺灣的君王，也是在台最具影響力的浙籍人物之一。
　　自孫策會稽（今浙江紹興）立足，至孫權雄駐江東，東吳如日東升，蒸蒸日上。東吳建國之初，孫權不負眾望，接連做了幾件漂亮的大事，讓東吳快速雄起。自此，中華大地魏、蜀、吳三國鼎立，孫權名震一時。
　　第一件事，聯「劉（備）」抗「曹（操）」，贏得「赤壁」大捷，挫敗曹軍南下的圖謀，為三國鼎立打下紮實基礎。
　　東漢末年，曹操揮師南下，逼近長江一線，吳、蜀危在旦夕。當時，在東吳的決策層中，多數人主張聯合曹操，吞併劉備，此方案不但風險小，而且容易成功。孫權力排眾議，反其道而行之，認為「聯魏滅蜀」，是飲鴆止渴，其結果必然是「蜀國的今天，就是東吳的明天」。為此，孫權決心聯「劉」抗「曹」，全力一搏。孫、劉聯軍於建安十三年（西元208年）在長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帶大破曹魏大軍，讓曹軍元氣大傷，一時無力南侵。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之一，它為吳、蜀、魏三國鼎立掀開了嶄新一頁。
　　第二件事，招撫境內「山越」出山，既擴大了兵源，壯大了吳軍，又為吳國營造了一個安定的大後方。
　　東吳境內，有不少早年越人流散而進入山區的越民，史稱「山越」。歷來統治者對山越大都採用歧視及武裝鎮壓政策，但常常受到山越的激烈反抗，無功而返。吳政權建立後，孫權對「山越」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民族政策，即「撫、剿」相濟的策略。據《三國志•吳書》載：東漢建安二十二年（西元217年），在孫權的授意下，兵圍會稽、丹陽等三郡的「山越」，並以「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的招撫辦法，「得精卒數萬人。」之後，孫權又指派奮威校尉全琮，「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經數度招撫，山越大規模出山，東吳先後徵得兵丁達13萬人，而郡縣編戶者更多。當然，亦有些不願出山的越人，向縱深大山處遷移，這些人很可能成為後來以農耕為生的浙地畬民。此後，東吳有了一個穩固、安定的後方，不但集全力抗擊曹魏的侵擾，而且為遠規臺灣（時稱「夷洲」）提供充足的兵源。
　　第三件事，首度經營臺灣，並實現了短時期的統治，為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神聖領土提供了可靠的歷史證據。
　　三國時代，臺灣與大陸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大陸王朝開始經營臺灣，並實現了短時間的統治。那時候，魏、蜀、吳爭鬥慘烈，每個政權都必須既守土，又擴疆，以獲得生存之權。東吳地處古越腹地，包括會稽及東南濱海地帶，河網密佈，水上交通便捷，航海業發達，和海外關係密切。但陸路交通不便，轄區內發展餘地狹小。加之連年征戰，兵力不足，也需要開闢兵源。為此，孫權將目光投向了海島——夷洲，以實現一統全國的宏願。
　　夷洲（同州），今日臺灣。據傳，孫權為尋找這塊神秘的土地，遍翻古籍，後從《尚書•禹貢》篇獲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桔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等相關記載，如獲至寶。這裡的「島夷」，是指生活在臺灣島上的高山族同胞，他們穿著用花卉裝飾的衣裳，用竹器裝著以五彩貝殼點綴的錦衣布料，帶著經過包裝的桔柚特產，受命前來大陸進貢。他們沿著長江大海，到達淮河、泗水。這段簡短的話語為孫權開發夷洲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依據。另據《三國志•吳書》載：「夷洲，……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今浙江紹興，說明夷洲與會稽的貿易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作為東南沿海大都會的會稽，與夷洲的商貿活動一直比較熱絡，客來客往傳遞著許多有關夷洲的資訊。以會稽起家的孫權，耳聞目睹，瞭解到不少有關臺灣的第一手資料，從而觸發其對開發海島宏大計畫的形成。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條件日趨成熟，孫權把「遠規夷洲計畫」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一次御前會議上，孫權道出經營臺灣的設想：「遠規夷洲，以定大事。」然而，即遭大臣們一番激烈「苦諫」，大將軍陸遜諫道，「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優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洲，以定大事，臣反復思維。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大將全琮也道出了同樣的見解，規勸孫權放棄「東規夷洲」大計。但孫權是位有主見的君王，根本聽不進勸，下令遣師夷洲。
　　黃龍二年（西元230年）春正月，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或許有人會問，孫權為什麼選擇在農曆正月出航？這正是孫權的高明之舉。當年，東吳的樓船，船體巨大，排水量達上千噸，船兩側各有一排大木漿，船尾有舵，船上掛起幾丈高的布帆五張，如此龐然大物光靠人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借助於風力。冬月，正是北風發威的時節，船隊此刻由章安港（今臺州椒江）駛往臺灣，正是順風順水，一帆風順。
　　衛溫、諸葛直率領上萬將士，分乘三十多艘樓船、戰艦，搭載穀種、糧食、藥材、農具、建築材料及淡水等生產、生活用品，揚帆出海。經過數十日的航行，吳軍終於登上臺灣寶島。島上高山族同胞誤以為「海盜」來襲，雙方發生過衝突。後經聯絡勾通，雙方消除了誤會，和睦相處。這裡，有一點需提及的是：吳軍中曾吸收了部分「山越」士兵，他們與高山族都是古越族後裔，故彼此間不存在語言上的障礙，相互一通話，誤會解除了。高山族酋長為了表示對先祖居地來客吳軍的友好，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高山族同胞與吳軍將士載歌載舞，從白天一直到晚上，篝火融融，歡聲笑語陣陣，衛溫、諸葛直與當地酋長頻頻舉杯慶賀。自此，吳軍在臺灣安營紮寨，與高山族同胞親密相處。
　　入台之初，衛溫、諸葛直經營臺灣尚屬順理，軍民關係融洽。首先，衛溫命令吳軍官兵修築城堡，以解決上萬人的居住和部隊的安保問題。城堡的建成，在客觀上向外界宣告官方對該地區的統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臺北曾發現三國東吳時期修築城牆的掌印磚，這為吳軍在台修築城堡提供了實物的證據。其次，吳軍開展墾荒種地，以解決糧食的自給問題。再次，吳軍熱心幫助高山族同胞耕田種地，教會他們先進的農耕及鑄造技術，一改以往臺灣農業生產「刀耕火種」的落後狀態，使糧食產量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軍民關係獲得了進一步改善，為吳軍日後徵兵留下了空間。後來，因吳軍將士水土不服，一年時間「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衛溫將軍面對如此嚴峻形勢，經與諸葛直等人商量後，決定率部返回東吳。衛溫、諸葛直離臺灣時，吳軍竟剩二千多人，且得（高山族）「數千人還」。兩地軍民，依依惜別。
　　衛溫、諸葛直從臺灣回到東吳後，大臣們議論紛紛，尤其那些反對「遠規夷洲」的人，對衛溫、諸葛直是落井下石，置人於死地。孫權迫於種種壓力，將衛溫、諸葛直以「違詔無功」，下獄而誅之。其實，此次「遠規」雖花了點代價，但功績仍然卓越的，意義更為深遠：
　　其一，衛溫、諸葛直是奉詔「遠規夷洲」，何來「違詔」之說？在吳軍到達夷洲之前，包括孫權在內的吳人對夷洲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一年後，衛溫、諸葛直返吳時給孫權奉上了一個活生生的夷洲，那裡「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能作細布，亦作斑文……」所以，此次探險式「浮海」行動，光憑這一點就非常地了不起。就當時的醫療條件，疫情橫行，士兵死亡，實屬是難以抗拒的「災難」，故衛溫、諸葛直罪不至死，是歷史上的大冤案。
　　其二，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東吳上萬人的軍隊在臺灣駐守一年之久，擴疆拓土的目的已經達到，而對於「臺灣的歸屬」意義更為深遠。在早年的航海條件，如此成千上萬人的交流，實是史詩般的創舉，值得大書特書。
　　其三，吳軍返回時，徵得臺灣住民數千人還，數字雖小，但高山族同胞能回到原鄉——越鄉，入吳軍，願為吳國（祖國）而戰，其精神更加可佳。除此之外，這次臺灣行還有更出彩的「附加值」，那就是臨海太守沈瑩專著《臨海水土異物志》的誕生，留下了世上有關臺灣情況的最早的記述。
　　自東吳孫權首次經營臺灣之後，歷代君王對臺灣都有不同程度的關切。如隋煬帝於大業三年（西元607年）和四年，兩次派羽騎尉朱寬赴臺灣（時稱流求）。大業六年（西元610年），隋煬帝派武賁郎將陳棱為統帥，率東陽（今浙江金華）兵上萬人出征流求。西元1281年，元朝設置澎湖巡檢司，是中國在臺灣地區最早的行政機構。直至清代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臺灣鄭氏集團鄭克塽向清政府請降，中國才實現了完全的統一。

　　六、三國時期：吳主孫權對「夷洲」的高調經營，成就了沈瑩首部記錄臺灣專著《臨海水土異物志》的誕生。
　　沈瑩（？—280年），為司州河內溫縣（今河南省溫縣）人，官拜左將軍，曾任臨海郡（今浙江台州）、丹陽郡太守之職。
　　臨海舊屬會稽郡，秦漢時期為甌越（越人一支）集聚地之一，與夷洲（今臺灣）一直保持貿易往來。臨海郡治章安，因得益於商貿而興旺發達。沈瑩在臨海郡太守任上，積極支持孫權「遠規夷洲」的主張，並樂意承擔臨海章安港作為衛溫船隊的始發港，在人力、物力上給以援助。在衛溫船隊出發夷洲那天，沈瑩率領臨海郡部屬及百姓依依相送。一年後，衛溫船隊返回章安港時，沈瑩熱情相迎，多方給予關照。
　　衛溫船隊在章安休整期間，沈瑩與衛溫、諸葛直徹夜長談，樂此不疲。與此同時，沈瑩主動深入船隊，悉心記錄吳軍兵士對臺灣的所見所聞及切身感受。沈瑩對同船來東吳的高山族同胞更是備加關切，進行密切接觸，細心交談，從山水風光、民俗風情、社會狀況等無所不及，掌握大量的與臺灣相關的第一手資料。衛溫、諸葛直回京不久，不幸下獄，後被殺害，沈瑩聞訊分外震驚，並決心把「遠規夷洲」的重要史料整理成文，以寄託對先人的緬懷之情。後來，沈瑩調任丹陽太守，又出任左將軍，約在西元268年至280年間，完成了我國第一部記錄臺灣的專著《臨海水土異物志》。
　　《臨海水土異物志》（以下簡稱《沈志》）既是一部關於吳國臨海郡的地方誌，又是記載臺灣歷史的最早著作。《沈志》成書時，證明沈瑩早把夷洲納入了東吳臨海郡的版圖。
　　《沈誌》是中國古代第一部介紹臺灣自然環境、社會狀況和風土人情的珍貴文獻，也是研究古代越文化傳承及臺灣高山族史的重要歷史文獻。但可惜是《沈志》至宋代，全書佚失。然而，值得慶倖的是，它的文章被晉、唐、北宋不少古籍所引錄，得以保存其重要、珍貴的片斷。如《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太平禦覽》卷七百八十「東夷條」均有收錄。今引錄該書籍相關內容，從中瞭解海峽兩岸越文化傳與承，以及浙台兩地文化交流的涓涓脈絡：
　　一是，《沈誌》云：「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說明臺灣位於臨海郡東南方，在距離該郡二千里的海面上。臨海郡北起浙江甯海，南迄閩江以北地區，郡治在臨海縣章安鎮。從章安港到臺灣，約有二千里之遙。三國時代的一里，約為現在的0.4公里。所以，浙江臨海去臺灣的距離約八百公里。由於海上航行一般不直線航行，會受洋流、季風等因素的影響，這個數字就會有水分。如果去掉這些多餘水分，與浙江至臺灣的實際距離六百公里相去不遠。
　　二是，志書說：夷洲「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山夷「取生魚肉雜貯大器中以鹵之，曆日月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以粟釀酒，木槽貯之。飲酒則用七寸長大竹筒。」由此可知，臺灣高山族同胞以稻米為主糧，飲粟釀的酒，餐時佐以魚肉，仍然保持越人「飯稻羮魚」的漁獵農耕生活。生活在江南的古代越人，為便於魚品貯存，以鹽鹵之，而山夷仍保留這傳統的魚品「保鮮」之法。
　　三是，「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這段話是說，臺灣氣候要比浙江暖和，冬天不見霜雪，草木亦不凋謝。在高山族居住地的山頂上，還有越王射箭用的石靶古跡。說明古代越人曾大量遷至臺灣，此地自然成了越國的屬地，「越王射的台」就是佐證。與此同時，說明會稽至臺灣的航線早已存在，並十分熱絡。
　　四是，《沈誌》指出，「此夷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是說當時高山族尚處在多部落狀態，各部落有自己的酋長，相對獨立，互不隸屬，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社會組織，還處在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階段。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
　　五是，山夷「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是說在三國時期，臺灣高山族的紡織技術上了新的檔次，即從生產「粗布」到生產「細布」，還能製作花色繁多的布匹。由此足以說明，昔日越族先民從大陸帶去的先進紡織技術，不但為高山族同胞所繼承，而且還發揚廣大。如臺灣泰雅人是高山族中的織布高手，他們用不同的色線織出各種幾何圖形的細布，如「貝珠衣」是件不可多得的工藝精品，十分珍貴。
　　六是，「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鬥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環貫、珠璫」。說明山夷尚處在新石器晚期，當地產銅、鐵，但不懂冶煉技術。其武器仍然是鹿角矛，箭頭亦由青石磨制而成。人們以青石磨制的「環貫」、「珠璫」等飾物，來裝點自己，其愛美之心溢於言表。直到西元230年，衛溫、諸葛直「浮海夷洲」時，將冶煉技術傳到臺灣，寶島自此步入鐵器時代。
　　七是，山夷有「獵首」習俗。《沈誌》云：「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來不下，彰示其功。」這種以人頭為戰利品的「獵首」習俗，它源自古代越人。在戰場上，誰獵取的人頭多，誰就是英雄，功勞就大。在臺灣的泰雅人中，「獵首」風俗一直保留至近代。在日治時期，高山族同胞的「獵首」風俗使日本侵略者聞風喪膽。
　　八是，山夷「如有所召，取大空材十餘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這是臺灣高山族採用原始「木鼓」召集族人前來議事，或者執行某項特殊行動。每個部落，都建有「公廨」，亦稱「男人會所」，如今天的「會議中心」。凡本族族人「干欄式」住所，都緊緊圍著公廨而築，其門必須對著公廨。一旦族中有事，只要酋長登高一呼，或一杵木鼓，族人聞聲紛紛向公廨擁來，其號召力、凝聚力可見一斑。關於高山族「干欄式」住房，《沈志》也作了一番描述：「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此種「干欄式」住房，完全繼承了越人建房之屋式。
　　九是，關於婚姻，《沈誌》說：「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婚皆缺去上前一齒。」說明當時山夷屬母系社會制，夫從妻而居。至於鑿齒（亦作缺齒或墨齒），從來就是越人的舊習。書還說「人皆髡頭，穿耳，女不穿耳。」這是越人「斷髮文身」的承繼版，剪去頭髮是適應人們的水上生活。所以，「鑿齒、髠頭及穿耳」都是越人的傳統習俗。

（何有基／紹興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