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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大師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而盛名於世。其實，文化之旅，有苦也有甜，有酸也有樂。我雖不才，但在漫長的六十餘年文化之旅中，曾經發生過一些有趣的事兒，值得令人回味和記述。現今，追記兩則往事，會心一笑，與君同樂。
我的筆名和姓名的故事
因為愛好寫作，我將近八十歲了，還常常玩弄些文字，有的在報上發表了。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張稿費匯單，見上面收款人是金濤，我心裡格登一下：“糟了，又要麻煩了！”
我小孫女不解地說：有稿費匯來是好事，你幹麼心煩呀？我說：郵局取款要身份證，我身份證的姓名是金德章，金濤是筆名，兩者姓名不一致是不能取款的。若要取款，又要到單位去打證明，你說煩不煩呀？小孫女笑了：你有個名字就夠了，幹麼再去取個筆名呢？我說：你知道魯迅吧！他原名周樹人，你說他為什麼再去取個筆名叫魯迅？小孫女搖搖頭說：不知道。也許是你們這些寫文章大人們的一種嗜好吧！
聽了小孫女的話，倒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1987年七月，即三十四年前，河北承德召開首屆全國故事學學術大會，主辦單位是中國文聯與河北省人民政府，承辦單位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我因有論文入選而應邀赴會。
那時候，我在嵊泗工作。收到了邀請函，喜出望外，那可是康熙與乾隆皇帝避署的勝地呀！而且是國家級高規格的會議。對於長期蝸居小島的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去那裡開會，當然是喜從天降，興奮異常。我風雨兼程，日趕夜趕，終於在開會前一天晚上9時趕到了承德，興匆匆地背著旅行袋到避暑山莊對面的山莊賓館去報到。
進了賓館，我找到了大會報到處。推門進去，見室內有四個北方大漢在打牌。他們問我：你找誰？我說：我是來開會的。你叫什麼名字？”我下意識地隨口說：我叫金德章。他們忙著翻閱會議手冊。找了好一會兒，一個高個子搖搖頭說：對不起，這裡沒有你的名字。你參加的可能是對面那個會吧？沒辦法，我只得到對面那個門牌上去看，一看是個全國化工會議，我想肯定不對。我又折回去對他們說：我肯定是來參加你們這個會的。高個子舉著會議手冊說：凡是參會的，這裡都有名字。這裡沒有你的名字，很抱歉，我們不能接待你。”這一下，我可愣住了。
要知道，為了參加這個會，我可多不容易呀！收到邀請函時，離開會的日期僅有三天了。嵊泗是個海島，去大陸要乘船。而去上海的，每天只有一班客輪。若有大風船不開，開會的機會泡湯了。幸虧那天無大風，我當晚乘船到了上海。第二天，我趕緊到上海火車站去買票。但那年剛巧是中國發生的笫一次民工潮，購票的人排成了長龍，排了半天我只買到了一張站票，而且是從上海去北京的一趟最慢最慢的列車。那天晚上九時半，我從上海上車，整整站了15個小時，一直站到第二天中午，才在鄭州站補了一張坐票。當時，車廂的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外出打工的民工，即使小便急了，我也十分艱難地才能走到車廂邊頭的廁所間。不用說，車廂裡根本沒有開水供應，又是酷暑季節，熱得我滿身是汗。當汗水把襯衣與身子都粘貼在一起了，頭上還冒著熱汗往下淌。就這樣，我又渴又熱又累，千里迢迢，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從邊緣小島及時趕到了承德，而會議接待處居然說，因手冊上無我名字而不能參會，你說我尷尬不尷尬？難受不難受？
此時，幸虧有個坐在桌子上首的年長者，見我站在一旁發呆，突然他站起來發問：你說是來開會的，你有邀請函沒有？一語點醒了夢中人。我忙說：有，有呀！我趕快彎下身子拉開旅行袋，忙亂地在袋裡找了一下，終於在旅行袋的底部找到了那份邀請函，遞了上去。年長者一見，頓時改變了態度，滿臉笑容地握著我的手說：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金濤同志呀！怠慢你了。你何不早說是金濤，就沒有剛才這些誤會了。其實，會議手冊上有你金濤的大名，我們也安排好了你的住宿。你說金德章，誰知道呀？
接著，他們熱忱地幫我辦好了報到手續。那個年長者還說：這幾年，你在北京《民間文學》、上海《故事會》等眾多刊物上，以金濤的筆名發表了許多海洋民間故事。尤其是海洋魚類故事，創造了中國及世界動物故事新品種，榮獲了全國優秀民間文學二等獎，這可是當年漢族和你們浙江省獲得的最高獎項，你可是名聲在外呀！接著，他又說：我還拜讀過你的許多故事，確實很有魅力和特色呢！
其實，關於我的姓名和筆名，是有家族背景和來歷的。我的祖父原是岱山東沙鎮大河墩人。據《岱山金姓小考》所敘：金姓先人，上溯可至黃帝，而岱山金姓，稱之彭城郡金氏。從清朝康乾年間的第一代世字輩開始，我是岱山金氏的第七代傳人，屬德字輩，故而取名金德章。後來，我喜歡寫文章，寫得還不錯，人們說我名如其人，我的名字取得好哩！
關於筆名，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杭州讀書。有年寒假，我因家境貧寒無路費而不能回家過年，鄉愁的情緒特別強烈。有一天，我躺在校園的草地上曬太陽，想像著此時家鄉的大海，應該是波濤滾滾，金光閃耀，氣象萬千，美麗異常，故而取個筆名叫金濤。從此，我以金濤為筆名，在海內外發表了不少文章。
然而，關於我的筆名和姓名的故事，在承德會議之前，也曾發生過一次。那是1985年，浙江省舉行第二屆戲劇節，我與人合作創作的大型神話越劇《海明珠》獲得了18項大獎。而我那次作者的具名不是金濤，而是金德章。
當年，在戲劇節閉幕的那天晚上，省文化廳在廳招待所舉行了盛大晚宴，與我們同桌吃飯的除舟山文化局領導和創編人員外，還有個紹興文化局的副局長。席間，那個紹興的副局長對舟山某領導說：這屆戲劇節，你們舟山人得了頭彩。《海明珠》作者之一的金德章，大概是劇壇新秀吧！這個人很有發展潛力。舟山某領導說：是呀！那個人又說：你們舟山還有個搞民間文學的，叫金濤，也蠻有名氣。舟山某領導一本正經地說：金濤是金德章的弟弟。啊？！那人一聽，大感意外：這金家祖墳冒青煙了。怎麼一下子出了兩個文藝人才？好幸運呀！
當時，那個副局長就坐在我的旁邊，因為原本不認識，又是領導們在說話，我當然不便插嘴，只得不好意思地低頭暗笑。稍後，待晚宴快散席時，舟山某領導站起來拍拍紹興副局長的肩膀說：不好意思，剛才是在開玩笑。其實，金德章就是金濤。那人不解地問：你不是說，金濤是金德章的弟弟嗎？舟山某領導說：這話不錯呀！金德章是他父親取名在先，金濤是他自己取名在後，所以金濤是弟弟呀！此時，全飯桌的人再也忍不住為這幽默的解釋哄堂大笑，而我笑得差一點噴飯而出。
至於文章開頭的那筆稿費，後來我也沒有去打證明。據詩人白馬先生告知，我戶口名簿上有金濤的曾用名，就能證明金濤即金德章。從此，即使是用金濤筆名寄來的稿費，我也不再煩心了。
國際會議，哪些事兒
1991年三月，距首都萬里之遙的東海小島上的一個海島之子，被邀請去了北京大學，並登上了最高學府的國際論壇，而這個人就是我。
1991年一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知北大要召開一次國際學術大會，中心議題是中日民俗國際比較。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寫了一篇論文寄給北大日本研究中心。但兩個月過去了，沒有回音，我想肯定不錄用了。想不到當年三月二十日，忽然接到一封掛號信，打開一看，居然是份開會邀請書。我的論文入選了，並邀請去北大開會。我的頭“嗡”的一聲，有點暈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寵若驚。
會議通知，開幕式在三月二十三日進行，但我收到通知已是三月二十日，離開會的日期只有三天。二十一日晚上，我急急忙忙從嵊泗乘輪船去上海，二十二日我又趕乘火車去北京。真的是老天保佑，二十二日傍晚，我順利地到達北京，住進北大的“勺園”賓館。
不過，拿到會議資料一看，我卻吃了一驚：因為此次會議是國家文化部、高教部、北京大學和日本國國際交流基金會聯合舉辦，出席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國家領導人，有來自美、英、日、韓和東南亞諸國，以及中國社科院、北大、清華等高等學府的專家學者，共計300餘人，可說是群賢畢至，陣容宏大。
但問題是：我原來的想法能參會已很榮幸，但會議卻要我在大會上作論文演講，並安排在第一場的第三位，這可使我為難了。一是如此高規格的國際會議，我還是生平首次參加，沒有臨場經驗。二是我不會講普通話，我的發言大家聽得懂嗎？於是，我趕快找北大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沈仁安老師去說明。
沈老師表情嚴肅地對我說：這次赴會的中國學者很多，比你知名的大有人在，但安排大會發言的僅有五名。但我們為何安排你去演講，還是會議三位中方主持人之一，而且把你的發言安排在鐘敬文先生之後呢？對此，他對我作了解釋。
他說：這是因為鐘老是我國的民俗學泰斗，他與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是同學，當然是首席發言人。而我們安排你去論文宣講，其意圖是讓日韓諸國及全世界知道，我們中國不僅有鐘老這樣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還有你這樣長期從事田野調查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可說是人才濟濟，後繼有人呀！同時，這次會議是中日民俗比較，而日本是個島國，你的論文又是寫海島的。你的演講，他們一定會感興趣。所以，你要抓住機遇，好好把握呀！這樣一說，我就不能再推託了。
當天晚上，還發生了一件趣事。晚飯後，有個北大的學生來看我，據說他是葉劍英秘書長的兒子，原是解放軍某部的團長，現今在北大的日語系讀博士。據他自我介紹，這次會議他當我的日語翻譯。我說：為何請你當翻譯？他說：北大對這次會議很重視，專門組建了一個翻譯團隊。你的論文，我的導師看後，覺得很有學術價值，定為日韓學者所讚賞。然而，聽說你的寧波話口音很重，一般人當翻譯難以勝任。而我愛人是寧波人，所以我當翻譯，可能較為合適。
不過，臨別時他再三叮囑：演講時，請你儘量不要離開文本。否則，可能我也翻譯不了，我說：你放心好了。即使我跑題了，你只要按照我的日語摘要，翻譯過去就是了。聽此一說，他才微笑著走了。
我之所以這麼説，因為會議有規定，每篇論文不管多長，都要有三千字左右的文本摘要。除漢語外，還要譯成日語和英語。我想，看來是趕著鴨子上架，這一次我是硬著頭皮也要上，只得豁出去了。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中日民俗比較國際學術大會，在北大國際會議廳準時召開了。上午，先舉行一個開幕式。開幕式很簡短，有全國人大副會長和北大校長致辭，還有日本駐中國大使和日本民俗學會會長講話。開幕式後，開始了第一場大會演講。第一位演講的是中國民俗學會會長鐘敬文先生，第二位是日本學者，第三位就是我了。
在我上場之前，北大教授王曉秋對我說：老金，你去上臺演講，不要太緊張。膽子大一些，語速慢一些，聲音響一些，方言少一些，多往書面語言靠靠。你的演講，肯定能成功。王教授曾任我國駐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有他指點，我上場這就有了底氣。
不過，當我走上講臺時，心裡還是很緊張。尤其是望著對面三十多台攝像機，好像三十多把機槍衝著我，心裡就更緊張了。
但是，緊張管緊張，演講還得講。而當我一開始演講，心裡反而輕鬆起來。我想，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為了宣傳抗美援朝，我經常到黃龍的村民中去演講。大躍進年代，我在杭州武林廣場萬人大會上作過大會發言。而面前僅是一個幾百人的會場，怕它作甚？於是，管他什麼名人，什麼專家，我要目中無人。
那一天，我的演講從中日漁民的信仰習俗說起，論說了中日漁民的觀音和龍王信仰，中國媽祖與日本姐妹鳥傳說，中日漁民的海上生產習俗及其漁民忌諱之異同等等。尤其關於中日漁民的船靈魂習俗，我有一段詳細的描述。我說：中國的舟山漁民有個古老習俗，在新船骨架搭成後，要在水艙的梁頭挖個小孔，裡面放進“乾隆通寶”字樣的銅錢，或是金幣或銅板，或為白手帕及婦女頭髮之類。而後，再用一個小木頭把小孔填好，這就是船的靈魂。而在日本，也有此俗。日本造船時，也要把船主妻子的頭髮，或是一對小木偶，放在桅杆的小孔中，稱之水靈魂。如此這般，我在講臺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在規定的十五分鐘內，順利地完成了我的演講任務。
此時，看看臺下，秩序井然，寂靜無聲，不知他們是否聽懂了還是聽不懂？或是聽得入了神？我想，反正不管它，我的任務已經完成，心裡好像卸下了重擔，輕鬆了許多。其實，國際會議畢竟是國際會議，並非暢談一通就可過場。對於演講者來說，最辣手、最難對付的不是演講，而是十五分鐘的當場提問。
當時，我的演講剛一結束，心中難免輕鬆一下。但當提問時，抬頭一看，嚇了一跳：會上舉手的竟有三十餘人，手像桅杆般舉了起來，領頭的居然是日本民俗學會會長野村純一。野村純一，三年前我在瀋陽的學術會上見過面，還作了個別交流和互贈禮品，也算是老相識了。但不知他此時要問什麼？我那稍微輕鬆的心，頓時又緊縮起來。
問題是我無法猜測他要問什麼，我也沒有把握能否作出正確回答，若是回答不上來，不僅本人臉上無光，而要影響國家的名譽和威望，這可馬虎不得。因此，我再三告誡自己：沉著、沉著、再沉著。
不一會兒，主持人點名野村純一提問。他站起來嘰裡咕嚕地說了一通，我因不懂日語，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稍後，翻譯告訴我，野村先生提問說：剛才，金濤先生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講。其中，談到了日本和中國的船靈魂。金濤先生在演講中說，中國的船靈魂在水艙裡，而日本的船靈魂卻在桅杆上。中國的習俗我未作調查，但日本的習俗確是如此。那麼，請問金先生，日本的船靈魂為何放在桅杆上，而中國的船靈魂卻在水艙裡，這是為什麼？
當時，日本學者一提出這個問題，在場的中國學者都為我捏把汗。因在我的論文中，只是描述了民俗事象，並未對其中的原因，作出剖析和解釋。
然而，幸虧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曾經看過一篇有關日本船俗的文章。當時，我思索了一下，當場作出這樣的回答。我說：中國是崇龍的國家，舟山漁民視船為‘木龍’，龍不離水，離水即死，因此船的靈魂，即為木龍之靈，必須安置在水艙裡，才能保持木龍有水一般的活力和鮮活生命。而日本則不然。日本把船視作一隻鳥，鳥的生命和活力在於翅膀，即船之風帆。桅杆是風帆的主幹部位，故而把船靈魂安置在桅杆上，才能保持鳥的活力，並在高高在上的船靈魂之庇護下，展翅翱翔，飛向遠方，不知這樣的回答，野村先生滿意否？
當翻譯把我的回答，譯成日語後，野村先生微笑地鼓掌說：“阿裡阿多！阿裡阿多！”意思是說：謝謝、謝謝！此時，我那顆懸著的心，才算安定下來。
3月24日上午，會議進入了第二天。我又作為中方會議的主持人，和日本學者共同主持第三場的大會演講。按照規定，我只是介紹一下演講人，掌握規定的時間。而提問和答題，則是演講人的事，與我無關。誰知那一天，有位日本學者居然打了橫炮，不向演講人提問，反而向我提起問題來了。
他說：剛才那位元韓國學者，講了語言民俗學的問題。但我請問金濤先生，你在舟山群島調查時，是否注意到這個問題，能否舉例說明？
其實，日本人提的問題，並不難回答。但對他這種違反常規的刁蠻行為，我很反感。因為就在昨天下午，也就是他，向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姓劉的女士發難。劉女士的論文是《中日鯉魚民俗比較》，而他為此一連三問，咬住不放。一問劉女士有否養過鯉魚？二問劉女士知否鯉魚之雌雄？三問劉女士拿到一條鯉魚，能否說出是三歲還是五歲鯉魚？劉女士並非鯉魚養殖戶，當然不清楚，弄得劉女士十分尷尬。我想，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了。
此時，我問翻譯：這個問題我是否要回答？翻譯說：既然提出來了，你應該回答。我想了一下，對提問者說：關於語言民俗學問題，我在海島調查時也很注意。例如，舟山有一種學名叫説説魚的，舟山人俗稱「海蛤巴」。
當時，我想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不知為什麼，那位日語翻譯只是呆呆地望著我，遲遲未作翻譯，會場頓時冷了場。我可有點急了，悄悄地對翻譯說：你為何不翻譯呀？他輕聲地說：這「海蛤巴」怎麼說呀？我也忘記我的面前就是話筒，因為心急而大聲說：「海蛤巴」就是「海蛤巴」呀！
想不到這一說，會場裡頓時響起了一陣哄笑聲。但我卻不知道說錯了什麼，感到很茫然。事後才知，這「海蛤巴」原為舟山俗語，日語裡沒有相應詞彙，所以翻譯無法譯過去。畢竟薑是老的辣。此時，坐在台下的翻譯團的導師趕快站了起來，說：金濤先生所說的「海蛤巴」，就是海青蛙。接著，他又把我的話譯成了日語，那位提問的日本人，這才滿意地坐了下去。
原來，這青蛙一詞，日本是有相應詞彙的。所以，那位翻譯的導師靈機一動，把我所說的海蛤巴，譯成了海青蛙。現在想想，一句俗語，難為了我的翻譯，真的不好意思。會後，北大沈仁安老師對我說：金濤，你的演講和大會主持很成功，日韓及外國的與會學者對你都很讚賞。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你可是這次大會上最走紅、最出彩的學者哩！
在此次大會上，我的論文獲得了國際會議優秀論文獎，並編入《中日民俗異同和交流》一書中，同時在中國和日本出版。從此，我在國內外學界中稍有名氣，並且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海洋文化是舟山的優勢，也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此後，1992至1995的四年間，我與金丸良子、諏訪春雄、森田勇造等十餘位日本學者，共同進行了國際性海島文化聯合調查。1998年，我的學術專著《舟山海洋龍文化》，獲首屆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這是中央制定的十三個國家級大獎之一，等同於電影《百花獎》、戲劇《梅花獎》。同年，我又再次出席了北大召開的“傳統文化與中日社會經濟發展”國際學術大會。2000年，我獲得了正高職稱。 2006年，我的著作《浙江與東亞海島民俗文化比較》，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由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作總序，並獲首屆中國海洋文化《浪花獎》全國二等獎。2007年，本人為主撰寫的學術專著《東海島嶼文化與民俗》，花開兩度，再次獲第八屆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並出席央視在蘇州舉辦的頒獎晚會。同年，我被聘為上海社科院媽祖文化研究中心教授。2010年，我被聘為韓國全北大學客座教授。2012年，我被邀請出席臺灣高雄海大舉辦的國際學術大會。2014年，我的2篇學術論文在韓國嶺南大學發表。2016年，我去韓國濟州島和日本福岡等地考察調查，並與日韓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現今追憶，我出席1991年的北大國際學術會議，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這次會議，在我六十餘年的文化之旅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使我開拓視野，廣交師友，而且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因此，當時的會議盛況，即使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至今我還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金濤／舟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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