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與吳兆寧在東陽 |
2018年4月10日，我們在東陽訪問了金華市黃埔同學會會長吳兆寧先生，請他談談一生的經歷。
吳先生說，我是東陽人，父親（吳允周將軍）1938年受命在陝西王曲襄助創辦黃埔軍校七分校，為八年抗戰培育基層軍官最力。
1947年，父親調任軍校成都校本部教育處長，後晉升為教育長。
黃埔軍校生活
他說，我1929年農曆四月二十五日生在南京（時父親在南京工作，參加過北伐、淞滬抗戰）。三歲時弟弟出生後，才回到老家（東陽）新城（今東陽江鎮新東村）。
1948年在杭州安定中學高中畢業。
中學畢業後，由於受父親吳允周（國軍中將）的影響，與同鄉同學的黃悅澄等三人跑到南京，報考了黃埔軍校二十三期（校本部在成都）。其時，遼沈戰役結束，淮海戰役已經打響了。
錄取後，學員結伴在南京浦口上船，坐長江航輪花了四天四夜到達武漢，再換船到宜賓轉到重慶，然後，轉車前往成都的校本部報到。
到達軍校時，學校領導層有了變化，蔣中正已辭去校長職務，改由原教育長關麟征出任校長，父親（吳允周）接任軍校的教育長之職。父親聽說我們到來，派車將我和幾位同鄉兼同學以及招生處負責人一起請到家中吃飯。席間，父親說到我的生母在我十二歲時就不幸亡故，言談之間，不免流露出幾分愴傷（父親後續娶繼母，由此，我有了幾位同父異母的弟妹）。
那時，國共內戰加劇，成都校本部雖已錄取新生一千餘人，實際上，只有四百多人前來報到。校方延宕到（1948）十二月開課。入伍生編為三個中隊，我在二中隊受訓，直至1949年二月份，我才分派到炮兵科，我的那二位同鄉黃悅澄與蔡國平則分配到通訊科讀書。
1949年一月，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國軍節節敗退，為了補充前線的軍事幹部，到了二月份，原定四年制教育的二十二期學員提前畢業離校。
接下來，北平“國共和談”破裂，解放軍兵臨武漢城下，川東告急。
黃埔二十二期前排居中者為關麟征將軍
(1949年3月3日) |
八月，校長關麟征接任陸軍總司令，由此，調張耀東出任軍校校長。九月十二日，蔣介石自重慶抵達成都。十四日，蔣到軍校對師生訓示閱兵，父親任校閱官兼總指揮。十一月初，軍校原擬遷往雲南大理，因雲南生變，只好中止。
同月下旬，解放軍長驅直入，攻佔綦江，重慶也面臨解放。
三十日，蔣介石集合二十三期官生訓話，告誡完成遷校、保校以及建國複國的神聖任務，宣佈二十三期學員提前畢業，同時，命令台籍學生空運返台。至於說我們二十三期未及分配的學生並同二十四期新生向西昌遷發。
在遷校前（十二月初），我的後母攜弟兆麟、妹亞莉與軍校眷屬先行乘機飛台，父親留校待命。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叮囑我說：“你雖為教育長之子，亦當與同學同生死、共患難。”
吳兆寧在軍校(1948) |
父親直至二十二日才搭機去海口，後至臺灣。
在軍校就讀期間，有幾件事讓我印象至深：七分校有一名學生（熊惠荃）很得父親賞識，父親將他推薦給胡宗南任機要秘書（熊更名為熊向暉／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熊將大量機密軍事情報輸送給延安，為保衛延安與人民解放戰爭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9年中秋節，父親邀請周嘉賓（張治中女婿）夫婦到我家赴宴。時張治中已在北平起義。
周說：“我們夫妻已買好去香港機票，準備從香港轉至北京。”
父親聽了，對我說：“共產黨中有我不少朋友，你不用去臺灣，大陸解放後，可在共產黨政府找一份工作。”
十二月，軍校師生及教導團計二、三千人在教育處長李永忠的帶領下，就在遷校途中宣佈起義。自此，黃埔軍校在大陸消失。
成都軍校在西昌，被編入解放軍十八軍團六十軍一八一師（時胡耀邦任兵團政治部主任），更名為“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由成都軍管會接收。
志願軍戰士吳兆寧 | 
抗美援朝勳章 |
1950年，我被派去修築成渝鐵路和組織民工的工作。抗美援朝開始後，我申請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1951年二月，我被批准赴朝參加第五次戰役，任炮兵營第三連副連長，由於我在火線上表現積極，被提幹入團。
第五次戰役中，我軍一個團覆沒。
1953年，板門店談判簽訂停戰協定，志願軍勝利班師回國。我和部分人員被遣送到東北遼西軍區北鎮縣學習大隊，軍事管制二年，追查全團覆沒的原因。
1954年十月，由於歷史上的原因（父親在臺灣以及我在黃埔軍經歷），我被遷送回到東陽老家務農。
當年，我年輕力強，在老家（新城）務農，可說是個好把式，什麼耕田、插秧、種地，甚至，焐草木灰這些技術性較強的農活，樣樣拿得起來，與當地的老農民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後來，我成為鄉村學校的代教老師、民辦老師，也在新城五七高中當“赤腳教師”（拿工分），一晃二十幾年過去了。
擔任東陽政協副主席
吳兆寧(80年代) |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被落實政策。1981年，當選為省、市兩級人大代表；1984年九月，東陽縣政協召開六屆一次會議（時年五十五歲），有幸被推舉為特邀委員，並當選為政協副主席，自此連任六、七、八、九屆專職副主席。與此同時，我亦被推薦成為金華市政協委員（任第一屆常委、第二、三屆委員）。
任永康市政協副主席(90年代) |
在東陽縣五屆政協時（1990），增設了對台僑務組。由於這項工作原先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到了第六屆政協會議時，又分設為對台工作組、僑務工作組（兩個小組）。
至第七屆政協時，根據對台工作的新形勢，為了工作的需要，對台工作組改稱“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經常委會分工決定，由我擔任（對台小組）組長和（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
1998年四月，政協換屆（我已七十歲），才離開領導崗位，不過，仍擔任了十一屆的常委。可以說，在任職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的這二十年政協生涯中，成為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光榮、最值得懷念的日子。我非常珍惜這段難得的工作機會，在領導的幫助指導下，我與政協同仁合作共事，融洽相處，同舟共濟，肝膽相照，親身經歷參與了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
在縣委統戰部與僑務部門的幫助下，我們基本摸清了全縣（市）的臺屬、僑屬的情況。在全省各市區縣中，可以說，我們東陽去台人員和港澳同胞人數較多，也是全省的重點集中區域。
在臺灣和香港均有東陽同鄉會組織。這些年來，我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繫。東陽市三胞親屬較多，華僑有僑聯組織，對台有臺屬聯絡點，東陽也是全省黃埔同學較為集中之地，占全省黃埔同學的1/7左右（黃埔同學會成員220人/90年代），由此，設立了一個聯絡組。
在臺灣，按黃埔期別設立的黃埔同學分會，掌握了這些情況以後，對我們開展祖國統一與對台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1985年11月28日，東陽召開全市臺屬代表會議，成立臺胞臺屬聯誼會，我當選為會長。會上，確立了“發揚愛國主義精神，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共同為東陽經濟服務、為統一祖國服務”的宗旨。
1987年後，臺灣當局開放了民眾到大陸探親，對台工作出現了新形勢，我們的對台工作也越來越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由此，加強對臺屬的宣傳教育，發揮臺屬的特殊作和也顯得日益重要。
為此，經領導同意，配合對台工作部門，我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至十八日在臺屬易於集中的吳寧、巍山、上盧、六石、南馬、湖溪六個點，分別召開了臺屬新春茶話會。
各點加起來共計有臺屬六百人參加，同時，我們邀請臺屬所在鎮、鄉黨委的一名成員參加，會議各為一天。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我們做了充分準備，在會上，我談了自己落實政策以後到政協機關工作的切身體會，將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台工作方針、“一國二制”的內涵對大家作了宣傳，並將省委台辦編印的小冊子《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努力》的宣傳材料發給大家，講介了台聯會的宗旨與任務，使得與會臺屬與鄉鎮幹部進一步認清了形勢，明確了任務，加強了與臺屬的通信聯繫，共同做好返回大陸探親臺胞的接待工作，從而達到發揮臺屬的特殊作用。
我們分點召開臺胞春節茶話會的目的，也就是為了擴大宣傳面，加深對台情的瞭解，許多臺屬將其親屬返鄉探親的行程及時與我們溝通，使我們獲得了更多的台情。
1988年清明節前，臺北東陽同鄉會組織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大型返鄉探親團，在總幹事趙菊芳、副總幹事李榮琦的帶領下，分二批回來探親。他們行程的航班、次車、以及大部分成員的名單，都由東陽臺屬提供的，也使得我們在接待上有了主動權。
四月一日，我到金華火車站接他們返鄉。那一年（1988），返鄉探親的臺胞共有六百八十七人次，包括退役將軍、博士、高級工程師、商人，還有臺北同鄉會的理監事，高雄浙江同鄉會的理事長。他們有解放前去台的第一代臺胞，也有在台出生的第二代臺胞，不少人是在台辦企業、經商或從事文教工作。
這些年來，我們對於大部分回鄉探親的臺胞，都能做到主動上門拜訪，對於重點人物，則邀請來城，由政府出面接待並陪同參訪。臨行時，我們送給探親團東陽木雕《東陽風光》，至今仍掛在臺北同鄉會會館的正廳。
台聯會理事也能自覺配合政府搞好接待工作，臺胞普遍感到滿意。返台後，不少人紛紛撰寫《返鄉觀感》或《探親紀實》，刊載在同鄉會的會刊上。可以說，一九八八年的接待工作，為我以後四次去台進行聯誼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做好重點臺胞、臺屬工作
寧波有個船王（包玉剛），通過感情聯絡，使他回鄉投資開工廠。
我們東陽也有一個臺灣報業钜子（王惕吾先生）（註1）。他的一個親戚（趙惠仁）文革時被開除公職回家。中央[81]44號下達後，落實了去台人員親屬政策，補發他十年工資，並推薦東陽縣五屆政協委員。後來，又被推舉為省政協委員、金華政協常委、縣政協副主席。
在1982年春節召開的一次全縣台僑屬座談會上，我與他相識，兩人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為重修王惕吾祖墳的事，我多次到過王先生老家（王家村）。王家祖墳修復後，拍攝了一卷錄像帶寄給王惕吾先生。
有一次，趙惠仁哥哥趙克仁回鄉探親，我參與了接待。趙先生表達了王惕吾有意贊助東陽辦教育意向，想在東陽辦一所一流大學。
我聽了，覺得辦大學並非易事，當時大學招生由國家統配生源，層層審批，辦成後，還要常年投入巨大財力，東陽尚不具備這些條件。建議他設立一個王惕吾獎學基金會，支援東陽的教育事業。
1989年五月，趙氏兄妹去香港會見了王惕吾先生，我送他們去杭州上飛機。在那次見面中，初步確定了王先生準備回鄉辦教育、創設醫院等多個項目的意向，也確定了王惕吾獎學金的設立。
我的臺灣探親之旅
到臺灣探親是我多年來的願望，在1989年終於夢想成真。
自從1949年以後，我們一家人分居臺灣、中國大陸和美國三個地方。1972年後才有通信聯繫。
1984年底，我到政協機關工作後，曾去過香港會親。
1985年，外甥從美國來北京大學讀書，我到北京去探望過他。
1987年，我的六弟從美國回東陽老家祭祖掃墓，政府不僅出面接待，還落實歸還了父親在東陽城內的老宅，給了我一個安穩的住家。後來，我四次到訪臺灣探親，所見所聞，更加深了我對祖國統一的信心，也是將對台工作做到臺灣去的極好機會。
首次到台探親
1988年十一月七日，臺灣開放大陸同胞去台深親，不過，我的第一次申請去台卻頗費周折。臺灣出入境管理局寄來了“不予批准”的復函，理由是：“查吳兆寧君表填浙江省東陽縣政協副主席，依據戡亂條例，不予批准。”
收到復函後，我推敲了“表填”二個字，心想，表上不填，不就可以獲准了嗎？於是，又寄去一張因年老體弱，已經退休的假證明，對方果然批准了。
1989年八月二十一日，終於成行，我第一次踏上了臺灣的探親之旅。在行前，可說做足了準備工作，我梳理了近幾年來接待臺胞時的記錄，列了一份港、台二地需要拜訪人士的名單，與此同時，走訪了重點對象在大陸的親戚，為他們捎信帶物。
此外，還摘錄了當年東陽“七•二三洪災”的實況錄像等。
這些材料大部分派上了用場。當時“六•四事件”留在人們心中的陰影未散，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在八月二十一日啟程，十一月二十一日返回東陽，途徑香港時，在同鄉會會館又停留了七天（全程整整三個月）。
我先後四次拜會了王惕吾先生，就他捐贈項目進行商談。這是行前東陽市梅峻書記、童德成市長、陸錫經主席交待過的。
八月二十八日抵台，父親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王先生剛來過電話，約你明天十點去《聯合報》見他。”
次日早上，正在吃早飯，臺北東陽同鄉會理事長呂秋文就打電話過來，約我八點前由他陪我去聯合報社。事後，我才知道，王先生住在陽明山，怕我不識路，請呂先生帶我過去。
我們一起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向他表達了東陽市領導對他的問候。王先生和藹可親，離鄉多年，仍是一口濃重的鄉音，無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他向我索要建材、鋼材、水泥這些建築物資的清單。
原來，王先生贊助專案的資金要以物資進口，怕這邊“吃銅”（東陽話/被貪汙了）。我說，東陽的父母官為官清廉，深得人心，項目那麼多，鋼材、水泥等全部進口，需要在寧波中轉，運輸困難，希望三分之一以外匯形式支付，不過，他沒有採納。
事後，我的表弟徐戴榮、副理事長陳和貴告訴我，王惕吾堅持以物資形式進口不無原因，他怕會有“資匪”嫌疑，容易成為他人攻擊的口實。進口物資（屬“商業往來”），不易被人指責。
談到他資助的巍山醫院項目時，他有些猶豫，因為他的祖家王村光離巍山很近，雖說方便了王村光的村民，可是那裡是鄉下，人口稀少，怕“搖風”（東陽話/病人不多）。我說，東陽縣城是全縣中心，居民稠密，已經有一座規模的人民醫院，如果再投入資金是最好不過了，你可以派個行家去考察一下。派誰去呢？我提出派我在台的初中同學徐日暉。
徐曾任臺灣空軍醫療處處長，退役後，擔任臺灣一家醫院的院長。他聽了，覺得我的主意不錯。當場叫徐載榮打電話給徐日暉，問道，什麼時候去大陸？我介面說，來台前我去看過徐日暉的母親，他母親托我捎口信，自己身體不太好，來日無多，遲了，怕見不上面了。
此時，坐在一邊的王必成（王惕吾的兒子）開口說話了，大意是，我們王家已表態的事，一定會兌現的，關鍵是你們的辦事效率。我到臺北後，《東陽同鄉會刊》登載了我到達臺灣的簡訊，因此，差不多每天有宴請的電話，還有人專程從高雄、台中趕來見我。大家見面時，話題最多的是“六四動亂”與東陽七•二三洪災。
有一天，東陽同鄉會的王人豪過來看我，建議我可以在同鄉會發起救災募捐活動。九月三日，同鄉會召開理監事會，邀請我參加，許多理監事我都接待過，不少人是我中小學的同學。
開會時，我介紹了七•二三洪災的實情，因行前有準備，有事例、有實據、有數字，大家聽了更加關心。王人豪第一個發言，提議募捐救災。會議主持者理事長陳和貴帶頭認捐一萬美元（這次活動共募得三萬多美元）。討論到如何將募款發放到災民手中，有位理事提議由同鄉會派人到東陽親自發放，以免有人“侵吞”。
我說，這樣做不適合，這是對家鄉人民的不尊重。我提議交給當地紅十會或民政局發放，登記造冊。同鄉會可以監督，大家採納了我的意見。
吳兆寧與父親吳允周將軍(80年代) |
十一月十二日，臺北黃埔校友會二百餘人集會，因父親是七分校的教育長，我又是黃埔末期學員，特別邀請我以師弟身份陪父親參加。在會上，我介紹了東陽黃埔同學會的活動情況，代表東陽同學會對大家的問候（時東陽黃埔同學會有二百十八人/其中七十二人是七分校的）。他們感到奇怪，怎麼東陽也會有黃埔同學會？
有一天，陳和貴先生宴請，陪客有胡儀敏將軍，東陽南湖人，曾任臺灣情報局副局長。因“江南事件”受牽連，被革職服刑二年多。
見面時，我說：“久仰大名，在‘江南事件’中，你是代人受過。”他聽了，很高興，說道，我很想回鄉探親，只是在臺灣情治系統做事過，不敢回來。經我解釋後，消除了疑慮。以後，他每次返鄉探親時，都要過來看我。
有一次，我陪政協副主席郭俊喜去南湖看他，見面客敘後，他拉我到一邊交談，說道，受蔣緯國的委託，要我到北京瞭解一下，蔣介石父子靈寢回大陸入土為安的事，要我談點看法。
我考慮了一下說，臺灣民進黨台獨派人士來說，一定會高興，不過，根據目前兩岸的局勢，還有些困難。
第二次臺灣之旅
1990年四月，我第二次去臺灣，我家有兄弟姐妹九人，分別在大陸、臺灣、美國。父親有一個大團圓的夢想，要我們一起到臺灣相聚。但是，大家分居三地，各人都有事，很難實現團圓之夢。
那次到臺灣做了四件事，一是向在台親友講解了千島湖事件真相；二是在臺北東陽同鄉會的理監事會上，解釋了呂秋文為家鄉捐資辦學而引起的誤會；三是協助東陽木雕廠在臺北舉辦木雕精品的展銷活動，請王惕吾先生到場剪綵；四是拜會了台中縣勞動協會，就該協會駐東辦事處的有關事宜交換了意見。
第三次臺灣之行
我的第三次臺灣之行是1992年去的，行前，市委童書記特別交代，要我向王惕吾先生提出幫助修建地方鐵路的事。
到了臺灣，父親為我預約了見面的時間，那天我由同鄉會的呂秋文理事長陪同，到了王家公館，王惕吾已經在大門口接我了。進了客廳，剛坐下，他就說，我對農業專案有興趣，臺灣的農業很先進，想為家鄉搞一個有關農業技術培訓的專案。
我心裡有數，在到王家之前，我已經與幾位同鄉提到修建鐵路的事。王先生也估計我會提到，他的這些話就將我的口封死了。我也就不提修鐵路了，順著他的意思，建議此事由東陽農業局或科協來辦。他說，東陽人施嘉昌教授是農業專家，今天也來了。
那天來的還有另一個人，台南高分院的院長（葛義才先生），一見面，就對我說：“我們總算見面了，上一次是想見不敢見，今天是王惕公邀請，我做陪客，一大早就從花蓮飛過來。”我和葛義才是初中同學，退休後，返鄉探親。
我的第四次去臺灣是1996年八月，到臺灣為父親奔喪，也是我最後一次到臺灣。王惕吾老先生已經過世，再也沒能見到他了。父親的喪事很隆重，那天有我們這一期黃埔畢業的十六位同學也來了，大部分是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被俘後去了臺灣。
我們相互敘述各自的經歷，在交談中，我瞭解到二十三期同學中，在1949年十二月底前離開大陸與朝鮮戰爭中被俘去臺灣的共有六十多位（在台），多數在軍界服役，少數從商後成了大亨。
我的四次臺灣之旅，既加深了兩岸同鄉的感情，結識了更多的同鄉，又領略了臺灣風光，既看到了寶島經濟繁榮、交通便捷、物質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許多社會陰暗面，台獨分子的囂張，給原外省人帶來的種種憂慮與不安，更增加了我對臺灣與祖國大陸統一聯誼工作的積極性和信心。
尾 聲
在紀念抗戰勝利的日子裡，這場中華民族的血性張揚到極致的衛國戰爭中，有超過三百萬中國軍人為國捐軀，傷殘者更巨。每一位老兵的經歷都是中華民族不可磨滅的歷史，每一位老兵都是國家不可忘卻的記憶。
近年來，東陽市組織了一個陽光公益志願者協會。退休後，我為他們在東陽（老兵較集中地區）提供钜明與諮詢，參與他們的公益活動。
註1：王惕吾（1913—1996），字瑞鐘，東陽人，新聞出版界名人，上海文化大學畢業。1930年南京中央軍校第八期、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大陸時期，投身軍旅，累升至副師長。1949年5月創辦《民族報》、《民族晚報》，1951年改名《聯合報》，為臺灣三大報之一。歷任發行人、社長、董事長、臺灣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副主席。
（龔玉和／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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