譽為“翁州第一古禪林”的定海祖印寺，現為舟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重點寺院。定海祖印寺，不僅在定海的佛教寺廟中，具有引領和統帥作用，並且與普陀山及日本國師一山一寧關係密切。對此，筆者認為有深入研究和探討之必要。

一、祖印寺的歷史淵源與崇高地位
　　舟山群島，孤懸外海，環境險惡，佛教和民間信仰十分旺盛，幾乎島島有寺，嶴嶴有廟，一年四季，香火不斷。據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僅舟山本島，在康熙三十三年，各鄉各嶴有寺廟165個。至民國十二年春，定海所屬21個區，寺廟擴展到377個，以見舟山廟宇之多。但在舟山的眾多寺廟中，定海祖印寺歷史悠久，作用獨特，具有影響深遠的崇高地位。
　　（1）、祖印寺的歷史淵源：據《元大德昌國州圖志》載，祖印寺，在州治東南，寺原在朐山（今大衢島），舊名蓬萊，晉天福五年（940年）建。又曰：宋治平二年（1065）賜今額。嘉熙二年（1238）邑令余桂遷於此，以接待院合二為一。依此計算，此寺創建己有近千年歷史了。即使從胊山遷至定海，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也有七百八十餘年歷史了，同時，此寺創建於五代十國後晉時期。當年，吳越國王錢鏐篤信佛教，在舟山創建了若干寺院，合稱為古禪林，祖印寺為禪林之首。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該寺先于北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所謂“賜今額”，即朝廷禦賜“祖印寺”匾額。北宋時期．寺院的開放需政府批准，稱之為賜額制度。不上等級的寺廟，朝廷是不賜額的，可見在宋代，朐山的祖印寺，已是名刹古寺，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與讚賞。當年，南宋的昌國縣令王阮，曾夜宿祖印寺，並有《宿祖印寺》詩作一首。其中有暗泉一帶抱山流，香霧濛濛日夜浮。以記當年該寺環境之美和香火之盛。稍後，南宋嘉熙二年（1238），此寺遷入縣城。但在正統七年（1442）、萬曆十五年（1587），以及清順治十三年（1656），此寺幾次遭災，毀壞嚴重，但都由明朝總督張勇、清朝總兵藍理以及市民等募助重建。而在宣統元年，為重修祖印寺的大雄寶殿、天王殿、後大殿，以及鐘樓和東廂房，其中所需木料都由定海藉刹賈朱葆三資助。據悉，朱葆三用大船載來三船木料，全部是品質上等的進口鐵杪木。
　　由此可見，在歷代定海官吏和市民的心目中，祖印寺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祟信。所以，從南宋至今近八百年來，祖印寺仍保存完好。反之，同為晉天福年間興建的定海龍角寺等古禪院，迄今已蕩然無存。
　　（2）祖印寺的崇高地位，祖印寺之所以稱為“翁州第一古禪林”，除歷史悠久外，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佛陀祖廷，地位顯赫。在佛教體系中，釋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和領袖。而祖印寺則是以供奉佛祖釋迦牟尼為主的寺廟，故有引領和統帥一切寺廟的祟高地位與功能。也許正是此因，南宋朝把朐山的祖印寺遷至定海縣城，並與原來的接待院合二為一。同時，遷至縣城的祖印寺，位於鎮鼇山東南之定海縣衙附近，為定海古城核心區的中心地帶。而古之定海，歷來是舟山群島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中心，也是舟山宗教信仰之中心。因此，從廟址的選址角度說，從中體現了以祖印寺為中心之統帥群島的佛教理念與顯赫地位。為了證明這個論斷，筆者近日查閱了清光緒《定海廳志》和民國《定海縣誌》。在《定海廳志》“寺觀篇”中，舟山有160多個寺觀，祖印寺列為第一大寺，位於榜首，吉祥寺等排列於後。而在民國《定海縣誌》“僧寺篇”云：在城區者凡十五所，祖印寺為第一。其餘十四所，尾隨於後。雖說，現今普陀山的普濟寺與法雨寺，名聲大於祖印寺，這是因為普陀山是中國唯一正宗的觀音道場所在地。但在古代，祖印寺是翁州第一古禪林；而在當代，祖印寺也是定海寺廟中的佼佼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崇高地位和影響。
　　其二、高僧輩出，譽名中外。據王自夫先生考證，早在朐山時期，南宋佛教典籍《法華經顯應錄》和《佛祖統紀》中，分別有“月堂慧詢大師傳”。月堂慧詢大師（1119一1170），朐山人，八歲出家祖印寺，曾住持華雲寺多年，後在浙江法昌、南湖等寺任住持，佛法精堪，道風高清，為世人所祟敬。另有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密庵傑禪師，最有道行。而在《昌國典詠》的詩作中，祖印寺有“蓬萊石晉古名藍，衣缽僧猶說密庵”之讚譽。可見宋朝的密庵傑，亦是祖印寺的得道高僧。又據林斌先生考證，從三種日本文獻中，發現與來華日僧南浦紹明詩詞唱和以及關係密切的無示可宣禪師，則是南宋末年多才多藝的祖印寺住持，並在日本廣有影響。當然，被日本稱之“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的元朝一山一寧，曾任祖印寺住持達十年之久，更是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傑出貢獻的大和尚了。
　　其三、社會賢達，關係密切。清朝康熙年間，有二位方志學者裘璉和陳璿，分別作了題為祖印寺的詩作二首。其中，陳璿詩曰：“翁洲第一古禪林，院宇俱蕪佛僅存。滄海平時來破衲，遣黎歸後理袛園。招邀素侶雙荒徑，尊祟維摩一短軒。此去洛迦山不遠，潮音日夜印心源”。當然，這首詩是寫遷入縣城後的祖印寺了。而陳璿詩作的第二句“院宇俱蕪佛僅存”，是指定海《康熙縣誌》所載：本朝遷遺後（清順治十三年，1656），城垣盡毀，此寺前後亦無片瓦椽，獨大殿巍然，一塵不動，若有神呵者。為此，康熙三十一年（1692），收復臺灣立下戰功的定海總兵藍理，籌資重修了祖印寺，並親自為此撰寫了碑記。同時，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祖印寺不僅與昌國縣令和文人騷客結下了不解之緣，並與海上戰將等關係密切。例如：抗倭名將張可大，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21歲中武進土，36歲任舟山參將，曾在明朝嘉慶年間參與了全殲倭寇的岑港戰役，並為重建城池“兩月工竣”，可說是竭誠報國，政績卓越。而在舟山任職期間，他就在祖印寺的後殿處理軍務公文。離任後，定海百姓在祖印寺為他建生祠。
　　其四、鎮寺之寶，價值連城。現今祖印寺有象徵香火興旺的祖印寶鼎，以及1995年從緬甸請來的毗盧遮那佛。其中，祖印寶鼎，高3.4米，重1.5噸，鼎有三層，層角懸掛風鈴，結構奇巧，造型優美。毗盧遮那佛，由檜木精雕製成，高3.8米，佛座上雕有千朵荷葉，荷葉上又雕刻一尊小佛像，可謂“千荷千尊佛”，工藝之精美，令人讚歎！而在大雄寶殿內有一佛堂，內供一高僧木雕像，即赴日高僧、日本國師一山一寧。
　　其五、功能獨特，接引普陀。因為祖印寺不僅是佛陀的禪寺，而且與接待院合二為一，這就與普陀山的觀音信仰發生密切關係了。

二、祖印寺與普陀山及一山一寧
　　關於祖印寺與普陀山之關係，這要從定海的一首古民謠說起。定海古民謠：祖印寺、蓋個印；普陀山、拜觀音。由此可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外地去普陀山朝聖的觀音信眾，必須先到定海的祖印寺暫歇。上山之前，不僅要淨身、淨衣、淨心，並且要有個蓋上祖印寺佛印的佛牒，才能允許上普陀山朝拜觀音，這才有古民謠流傳至今。由此說明，當年的定海祖印寺，不僅是普陀山的信眾驛站和不可跨越的前沿關口，並且是上普陀山的通關密碼。這是為什麼？
　　原因有二：一是環境和交通關係。往昔，普陀山是個孤懸小島，風急浪高，與大陸內地及上海和寧波等地距離較遠，而且沒有直達的交通航班。因此，在古代，信眾們大多是乘木帆船前來，航行時間長，旅途十分的辛苦；相對而言，定海距大陸較近，故外地信眾大都在定海就近上岸，而後再上普陀山。因此，在祖印寺未從朐山遷至縣城之前，定海就有個接待院。而與祖印寺合二為一後，其地位和功能更為特殊，非一般寺廟可以比擬。
　　二是佛教倫理關係。據《普陀山志》記載，唐咸通四年（863年），日本僧人慧鍔第二次來華。翌年，他在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佛像，從明州（寧波）府乘船啟程回國，途經普陀山海面時觸新羅礁受阻。於是，他把攜帶的觀音像，供奉在紫竹林中的張氏私宅，俗稱“不肯去觀音院”，普陀山的觀音道場就此發端。繼而，宋元豐三年，王舜封出使三韓歸國後，宋神宗賜建“普陀觀音寺“，普陀山成了禦旨親封的法定性觀音聖地。宋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趙匡胤派太監王貴朝山進香，首創了朝廷上普陀山的朝山進香之先。宋紹興元年（1131），普陀山700多漁民全部外遷，普陀山成為純淨的佛教道場。元代和明清時期，寺院多有擴展，其中萬曆年間朝廷六次遣官進香，清康熙和雍正兩帝，更是欽賜禦匾，頒旨天下，宣佈普陀山觀音道場為“朝廷香火”。至1924年，普陀山共有三大寺、八十八庵院、一百二十八個茅蓬和四千餘僧侶，觀音的信仰達到了鼎峰。
　　但是，為了致使清靜的觀音聖地，免於邪徒的侵入和污染，上山之前，有定海的祖印寺及其佛陀釋迦牟尼，為普陀山把關蓋印更為可靠。也許，這正是當年決策者，把祖印寺從朐山遷至縣城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的原因，並通過定海的民謠，把祖印寺和普陀山緊密地聯繫起來。
　　一山一寧。一山一寧，自號一山，法號一寧，俗姓胡，台州臨海人。幼小讀書時，他就機敏超群。少年時由其叔月靈江介紹，至台州鴻福寺無等融大師處學禪三年。而後，又隨叔到明州天童寺習研《法華經》等經卷。二年後，出家得度。出家後，他曾去明州城中應真律寺學戒律，又去延慶教寺及杭州集慶院學習天臺宗，還去明州育王寺、杭州淨慈寺等處研禪。據悉，在此期間，他曾參禮過天臺、雁蕩、育王山等13位高僧。但他真正得到契悟的嗣法導師，則是育王寺的頑極行彌。
　　據《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一山一寧任四明祖印寺住持，達十年。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由此發生了密切關係。然而，一山一寧為何來到祖印寺？據王連勝先生考證，源于元初的祖印寺，是他的恩師頑極行彌的退居之處。故他初次出世，就來昌國，並且是師徒相逢甚歡。
　　據虎關師刹在《一山行記》中所記，一山一寧在祖印寺一住十載（1284一1293年）新佛殿外門。又舍衣資買湖田圃地，添寺產。還有，據《一山國師妙弘濟大師初住四明鼇峰山祖印寺語錄》所述，總結概括地說，他在祖印寺的十年住持，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在他任住持時，祖印寺大殿曾重建或大規模翻建，這才有上文的“新佛殿”之說。這可是個費心耗財的大工程，致使祖印寺面貌一新，規模擴展，功德無量。
　　其二、“舍衣資”購山門外的“湖田圃地”。說明他日常勤儉節約，並奉獻個人私有，竭誠為公廟添置田產，是一位疏財禮佛的高僧。
　　其三、他在祖印寺十年間，每逢解夏、開爐、元宵、中秋、臘八、佛誕日等佛事節慶日，一山高僧必親自上堂說法，進行法事活動；並且場面宏大，信徒眾多，成為“瀛洲佛壇”的一大盛事。
　　僅此三例，足以說明他對祖印寺所作的貢獻。但他任祖印寺住持長達十年之久，他對祖印寺的貢獻難道僅此而己？肯定不止於此。但因史料有限，有待日後進一步挖掘考證。
　　不過，1293年，他告別了住持十年的祖印寺，上了普陀山。因為普陀山的寶陀寺如智長老慧眼識珠、極力推薦，一山一寧由此入住普陀山的觀音寺（今普濟禪寺），並任住持達六年之久。
　　當年，元朝廷因二次東征失敗，對日本的國策由戰爭改為遣使招撫。因為日本信仰佛教，尤其是禪宗，所以成宗帝準備派一位禪宗高僧前去日本，以禪僧的身份說服日本遺使來朝，互通友好。最後，眾僧推選一山一寧出使日本。剛巧，那時有日本一商船來華，這才有元大德三年（1299）五月，一山一寧的日本之行。
　　當年，元朝廷在臨行前，贈一山一寧以“妙慈弘濟大師”及江浙釋教總統的稱號，又賜金襴袈娑，並有元朝致日本詔書一封，並派官員5人侍衛，同去日本，其排仗和禮儀，可謂十分的尊貴和隆重。
　　一山的日本經歷：當年，一山一寧從1299年五月離華，六月抵達日本。十二月，他就主持關東最大的禪寺建長寺，並任住持4年。在此，他接受了日本鐮倉慕府的執政者北條貞時的參禪，並賜法語，行弟子禮。而後，乾元元年（1302），他任日本圓覺寺住持。而在1302一1305年這四年間、龜山法皇曾多次派敕使登門問禪，一山均加以奉答令其悅。正和元年（1312），京都瑞龍山南禪寺的住持園寂，後宇多法皇向北條貞時降旨，並於次年八月，一山至南禪寺任住持。在此期間，後宇多法皇曾多次駕臨問禪並皈依，公卿多相隨。正和五年（1317）十月，一山一寧在日本居住已長達18年，終因辛勞過度，病危圓寂。法皇賜其國師號，禦制讚語“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
　　綜觀一山的日本經歷，他對中日文化交流及宗教方面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創立了日本禪宗24個流派之一的一山派。
二是使普陀山的觀音信仰、中國的儒道百家、文學藝術等漢文化和宋學，在日本廣泛傳播。
三是消除了日本因二場東征之戰造成的疑惑，促進了中日友好和僧侶及民間交往。由此可見，曾任祖印寺主持的一山一寧，作為文化使者，在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重大貢獻。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定海的祖印寺，不僅有“翁州第一古禪林”傲視群雄，更有原住持一山一寧名揚日本，而在古代，則是普陀山信眾驛站和觀音信仰的橋頭堡，其崇高地位和意義不言而喻。
　　為此，定海祖印寺，不僅是定海古城的城市品牌，也是定海寺廟的一座豐碑，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筆者建議在現有基礎上，有關部門要精心設計，進一步完善廟宇設施，擴展寺院規模，使之更加壯麗輝煌。同時，我們要按照習總書記“辦好一個節慶，啟動一個城市”的指示，在當前的形勢下，要進一步深挖祖印寺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重振翁州第一古禪林的雄風，以祖印寺原主持一山一寧為品牌，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中日友好為契機，建議定海在適當時間，能否搞一次主場外交，召開一個以“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為主題，並由中日兩國高僧和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為進一步提升和擴大祖印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為助推定海區花園式國際人文港城建設，作出我們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宋寶慶《昌國縣誌》、元大德《昌國州圖志》、明《舟山天啟志》清康熙《定海縣誌》、清光緒《定海廳志》、民國《定海縣誌》。
2.《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 王曉秋 大庭修 主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出版
3.《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 王勇 中西進 主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12月出版
4.《王阮題詩衢山祖印寺》 王自夫 刊於 《舟山晚報》 2005年11月29日
5.《一山一寧與祖印寺》 王連勝 刊於 《定海山》 2007年第1期
6.《一山一寧住持祖印寺期間的法事活動》 王連勝 刊於 《舟山晚報》 2007年8月25日
7.《詩人將軍張可大》 王自夫 刊於 《定海山》 2009年第1期
8.《三種日本文獻中發現的南宋末年祖印寺住持無示可宣禪師》 林斌 刊於 《定海山》 2011年第1期

（金德章／舟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