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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與杭州的「皋亭抗辯」

龔玉和

  皋亭山,俗稱半山,距杭州主城區北僅十餘公里,地處北天目山與杭嘉湖平原臨界線。
  近年來,皋亭山區域正在由鋼城及農耕為業態地區轉型為旅遊、商住、度假、休閒、餐飲場所,成功地打造了孝道文化、千桃文化等。史冊上,皋亭山最引人關注之事,莫過於文天祥的「皋亭抗辯」。

「皋亭抗辯」由來

  歷代以來,發生在中原、長江流域與西北遊牧民之間的戰事,後人通常稱為“農耕民族”與“馬背民族”之間的碰撞。坦言之,這些戰爭多為狩獵民族憑藉武力入侵農耕文化圈所造成的。
  一般來說,遊牧民遠離農耕地區,生存條件相對惡劣,荒僻閉塞。
  遊牧民為農耕區域的繁榮與財富所吸引,將搶劫作為生活來源。兩宋時,我國中原及南方地區已進入發達的“農業時代”,而蒙古以及東北的廣袤地區依舊停留在遊牧社會。
  說白了,宋元之戰也就是先進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衝突。
  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烈馬、弓箭、兵士、衝殺,遠勝於中原王朝所採用的步兵方陣與城池的“守勢”作戰方式,使遊牧民族總是處於軍事領先,為其南侵創造了條件。在交戰中,宋軍只是消極防禦,千城為戰,兵力分散,而元軍則集中優勢兵力,以少勝多,使宋國失去抗元有利形勢,最終歸於兵敗如山倒。由於遊牧民族大舉入侵,搶掠殺戮,使得中原大地百姓陷入空前災難。

「皋亭抗辯」的淵源

  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六月,元世祖忽必烈發佈“平宋詔書”。
  七月,左丞相伯顏揮師大舉入侵,勢如破竹,而宋廷一直處於“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伯顏兵到江南,分軍三路,阿剌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攻獨松關;董文炳左師,出江入海,以笵文虎為嚮導,攻澉浦;伯顏率軍攻常州,相期“會獵”于臨安《宋史》卷四十七。
  德祐二年(1276)初,元軍成功突破宋軍防線,接近臨安的週邊地區。正月初八,宋廷右丞相劉宜中與元軍伯顏簽訂了一份協議“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表中包括了“稱臣、去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等,約伯顏會面于長安鎮“以輸平”(註1)《宋史紀事本末》。
  正月十八日,伯顏領兵進駐皋亭,距臨安修門僅三十里。他派出使者約宋廷當政者會面,商議授降事宜。
  十九日,宋廷任命主戰的文天祥為右丞相,都督諸路軍馬。
  二十日,謝太后臨朝,派文天祥和左丞相吳堅、同知樞密謝堂等4人出使元營。可以說,文天祥臨危受命,“國事至此,予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之策”《指南錄自序》,遂同意前往元營一行。臨行時,他辭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學士身份前往。
  在文天祥看來,元軍雖兵臨城下,但宋廷尚據有閩贛粵、兩浙、兩淮等大片國土,仍能繼續與元軍抗衡。
  到了皋亭軍營,初見伯顏,他想勸說伯顏商議歲金納貢,然後,全身退兵,其潛臺詞是,保全宋廷,宋國有最好的經濟與管理體制文化,可增加對蒙人進貢,何必“殺雞取卵”,非滅宋不可?。
  他說:“大宋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豈能與遼或金國這些遊牧小國比擬?今天你(元軍)如退兵嘉興或平江,宋國願成為你們的藩邦,再商議每年向北朝(元蒙)進貢金銀帛緞。此舉對於北朝(元蒙)來說,不戰而獲全勝,乃上策也。
  若想推翻宋國,取而代之,宋今仍踞有兩淮、兩浙、閩粵等大部分地方,勝負尚不得知,假若滅了宋國,各地豪傑揭竿而起,也會對蒙元統治造成無窮後患。”(原文: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輿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教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
  文中所說“帝王正統”,應視為中華文化正統代表。
  他說:“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又說:我雖受命為右丞相,但不敢拜,既未了結。言下之意,刻下不能代替宰相出議投降之事(以予為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這就把太皇后命監察使奉表稱臣,約伯顏與陳宜中(前丞相)會面于長安鎮,簽訂投降的事撇清。
  伯顏聽了,摸不著頭腦,說道: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
  為騙取宋廷不戰而降,伯顏引用忽必烈詔書,說道: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其實,元廷是言而無信的,元軍由襄樊起兵至今,凡宋軍憑城抵抗者,伯顏一律屠城,無論順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
  伯顏既然引用世祖詔書,文天祥有話說了: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卻續議之。
  文天祥用意是,今元兵已臨京城,紓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為後圖。
  伯顏也知道,文天祥只是一個緩兵之計,開始沒有動怒。
  文天祥據理力爭,說道: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
  伯顏聽了,沉不住氣了“辭漸不遜”,心想:宋軍一敗塗地,還敢如此放肆說話,我便殺你,又怎樣呢?
  未料,文天祥無一絲恐懼,說道:我乃大宋狀元丞相,宋國在,有文天祥,若宋亡,我與之俱亡。今天所欠國家的只是一死以報國恩,死的威脅,非我所懼也!(吾南朝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輿存,宋亡輿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何怖我為)?文天祥一腔正氣,視死如歸。
  伯顏被他的正氣所壓倒(為之辭屈而不敢怒)。在伯顏看來,大宋已到亡國邊緣,官僚大多急於逃命,不是臨陣遁跡,就是俯首稱臣。宋廷居然會有這樣一位丞相,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倒是有了幾分敬意。
  在座元軍將領,個個面面相覷(諸酋皆失色),謂之:真丈夫也!元《平宋錄》載:丞相(伯顏)溫語慰之,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慶餘還臨安。丞相顧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
  文天祥堅請歸國,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怒目曰:吾此來為兩國大事,實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吳堅等)已各釋之,何故將我釋留?
  丞相答曰:君勿怒,汝為宋室大臣,責任非輕,此來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願為數日之留。
  由此,吳堅等四人被放回去了,獨有文天祥被拘留了。
  不久,謝太后與幼帝率群臣獻城投降。

勸 降

  文天祥被囚後,元將張宏範(1238-1280)(註2)勸降,說道:大宋已亡,你為宋國盡忠也算完了。如果你改弦易轍,以對宋國的忠心來為大元做事,元廷丞相這個位置,非你莫屬了。(國亡矣,忠存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複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無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
  文天祥義正詞嚴地說: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殷之亡也,夷齋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國亡矣,即死誰複書之?商亡,夷齋不食周粟,亦盡其心耳,豈論書輿不書?張宏範見他如此忠義,甚為敬佩,關照看守,以禮相待。
  未久,張宏範病重,向忽必烈上奏,文天祥忠君,應釋放,不可殺,以收買人心而穩天下也。
  文天祥被虜,沿著運河押解北上。時值深秋,國破河山在,滿目蕭瑟,一片淒涼,荒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國破家碎,兵敗被俘,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常汗,這樣千古為之灑淚的詩句,故國沉淪,回天乏力。
  另一個勸降人來了,誰?
  竟是九歲的大宋皇帝。此時,文天祥雖身陷大牢,仍有君臣之分,國仇家恨,百感交集,竟然悲聲號啕,長跪不起,邊哭邊喊:聖駕請回!忽必烈勸降文天祥,報國?國在何處?忠君?君在眼前?
  只有中華文化的薰陶,才能把文天祥造就成大義凜然,九死不悔的英雄。上蒼把富饒文明的中華大地贈給了忽必烈,可偏偏有文天祥,一個中華文化巨人。蝸居大牢,猶能頂天立地,令胡人深感大漢文化,雖土地淪亡,然精神不滅!

文天祥壯哉成仁

  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忽必烈問群臣:“南北宰相何人為賢?眾臣異口同聲說: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忽必烈對文天祥心儀已久,表示將付以大任。有人將上意(忽必烈的話)轉告文天祥,文曰:諸公義同鮑叔,天祥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萬年,將焉用之?
  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召見文天祥,文巍然站立,長揖不拜。文道: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兵,不幸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室。天祥相送再造之時,宋亡矣,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
  忽必烈說:如果你以對宋國的忠誠來為我服務,那麼,我就請你做大元國中書丞相。(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丞相。)
  文曰:天祥為大宋狀元丞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願一死足矣。
  忽必烈又說:汝不為相,則為樞密。
  文答:一死之外,無可為者。
  在獄中,文天祥書絕筆書,曰: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辱國,為囚擄,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輿之機,謹南向北拜以死。以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而今而後,庶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十二月初九,忽必烈准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文天祥押赴刑場,神色自若,意氣揚揚,金鼓導行過市。觀者如堵,悲歌慷慨,有置酒酹丞相者,有慰賀勉丞相者。刑前,文向南再拜就死,時年47歲,至元十九年(1282)。

皋亭山,一個弘揚愛國主義的場所

  國人自古有天下觀,可以說,文丞相忠君愛國,所維護的大宋江山並非實指趙氏天下,而是指天下人心儀中的中國文化。
  唐宋時,我國的政經、文化、科技均達到了世上登峰造極的水準,尤其是唐宋所建立的文官體制、開放政策,全球無可比擬的。
  南宋的滅亡標誌著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轉折,長足發展的農工商體系與隨之而產生漢文明的衰落與中斷。
  農耕社會在受到遊牧民族的重創後,變得保守,禁錮的文化思想、落後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北方遊牧民族的統治下達到了高峰,直至鴉片戰爭。大宋代表了什麼?千年的華夏文化。
  後續的元朝則是一個倒退、停滯不前的時期,在元寇蹂躪下,繁榮的工商業蕩然無存,漢法(中華文化)推行遲滯,頑固推行草原舊制,治者嗜利黷武,嚴酷的民族壓制,等等。
  實話說了,宋元之戰,實際上是先進與野蠻的較量,可在史冊上開了一個惡劣的頭,落後可以征服文明,侵略、奴役、殺戮得到慫恿。文天祥正是這樣一個中流砥柱,無論高官厚祿的引誘,仍然拒絕為這樣的政權背書(投降)。他忠君、愛國,所捍衛的並不僅僅是趙氏王朝,面對著強權、野蠻與殺戮,義無反顧地捍衛中華文化價值。唐宋之前,先人就建立了民為貴、君為輕、社稷為重;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這樣的普世價值。其時,歐洲正陷於無窮無盡的黑暗之中,元蒙處於野蠻落後狀態,可是中國已建立了世上最先進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
  國史學者驚歎地說:今天世人所積極尋求的普世價值,其實,我國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經廣泛傳播了。至於說文天祥之後,元蒙建立的等級制度(將人劃分為九等),瘋狂的民族壓迫,經濟掠奪與對百姓的屠殺以及後來滿清創立的“文字獄”,與傳統中國人文價值背道而馳,人說的:南宋之後無中國,其含意也就在此。
  皋亭山可利用「皋亭抗辯」做成一個弘揚中華文化的場所,在緬懷先烈的同時,不忘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


(註1)二年丙子(五月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春正月,遣監察禦史劉岊(jié)奉表稱臣於元(陸秀夫言,伯顏不肯從伯侄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後伯顏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乃進次皋亭山)。
(註2)張宏範(1238-1280)元軍名將,官至江東道宣慰使,深受忽必烈器重。

(龔玉和/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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