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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是一名下鄉知青，到浙江建德縣金村插隊落戶，借住在一個廖姓農戶家中。廖家很會料理生活，將吃不完的蔬菜製成菜乾或醃菜，留著冬季或平時調劑口味。
他們只有一個嫁出去的女兒，平時難得回家。
有一次，我到杭州過年，回來後，廖說：“春節時，親家公來拜年，住在你的房間。”聽了，也不在意。其時我在村校當民辦教師。
 （第二排左四為作者） |
那年（1975），領導傳下話來，要對全區教師來一次整頓，民辦老師可以利用週末到建德師範學校（下稱“建師”）接受函授教育，合格者拿“中師”文憑，國家承認學歷。民辦老師們聽了，個個喜出望外，既有學歷，又能到梅城逛逛，天下果真有此等美事！廖家聽說我要到建師培訓，臨行前，拿了一包自製的鹹菜、豆干之類托我順便捎給親家，說了一句：“親家公在建師教書，獨來獨住，沒人照顧，平時在食堂吃飯。雖說城裡人拿工資，不過，什麼東西都要化錢，一家人分處幾地開銷，日子也不容易！”
金村是一個邊遠的山區小村落，當年從村裡到梅城很費勁，需走十幾裡山路到下涯埠，然後坐車，才能進城。
梅城，雖說只是一個鎮區建制，卻是一個文脈幽深之地，舊稱睦州、嚴州府。
歷代以來，有過著名書院，出過不少文人，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仍有浙江冶金學校、建德師範、嚴州中學等名校。
我在金村學校教的是文科類課目，因此，建師培訓課程是《漢語修辭》。
文革時，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全部受到批判，列為“封、資、修”大毒草（註1），成為禁忌。惟獨《修辭學》較寬泛，實用性強，牽涉“四舊”內容不多（註2）。
講修辭課的老師是何玉聰，也就是那位房東的親家公。當年何老師六十開外，穿一身褪色的藍布制服，一個瘦弱樸素的長者。上課沒有書本，用的是自編的講義。
課後，我去拜訪何老師，已經有了師生之誼。他的談吐依然如在教室裡上課那樣，平緩謙恭，見到我們這些從鄉下來的學生也不例外，完全沒有自居長輩的架勢。
踏進他的宿舍，一個窄長的房間，前面是門，後面有個窗戶，水泥地面，臥室、洗漱、吃飯，全部在一起。一眼望去，除了床鋪、幾張課桌拼起來放置行李和臉盆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傢俱。何老師解釋道，家人回武義老家去了，妻子在六三年時就被動員回鄉。
 （左起何玉聰、何老師兒子、廖新高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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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自己獨自生活，習慣成自然。現在住的這個房間是幹校回來後分配的，雖窄小，不過，比起五七幹校的日子，在城裡有個地方住，能夠擋風禦寒，有個單間，能“按張床”，就已謝天謝地了，不敢再有別的奢求。
談起自己的生活，他又說：“我有二個小孩，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在衢州當潛水夫，媳婦也就是廖家的女兒。”
談到兒媳，何老師開心地笑了，說道，兒媳在建師讀書時，就在自己班裡。天資聰慧，俊俏能幹，一個全校注目的女生，兒子的婚事是在她畢業後，由自己一手促成的。
他說，女兒初中畢業後，恰逢動員“知青上山下鄉”，到老家（武義）務農去了。
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自己被安排在學校圖書室做事。
文革時，除了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館藏書籍全部是毒草，早已封存。所謂閱覽室，只能擺放毛選、黨報黨刊，師生們允許進去閱讀。
何老師被安排在圖書室當管理員兼勤雜工。
其實，閒著沒事，每天只是例行打掃衛生，沒人把沉默寡言的何老師放在心上。他知道我父親是摘帽右派，非但沒有疏遠，反而說話沒什麼顧忌了。
想起來，像梅城這樣小城的學校，幹部子弟不多，文革時學生沒有大城市那麼狂暴。可以說，何老師與我一見如故，幾次接觸下來，就成了忘年交。何老師告訴我，那年春節走親家，住在我的那個小房間，見到屋裡幾本書，其中有範文瀾的《中國通史》，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之類。特別是在抬板下壓著一張《高爾基在伏爾加河上》圖畫讓他印象至深。
實話說了，在下鄉時，我有過這樣的夢想：雖沒有機會上大學，如果能如高爾基那樣，年青時在伏爾加河上漂流…，將來，也寫出一本類似的《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樣的自傳體小說，也算不枉此生了。
他說，現在日子過得不錯，每月工資照拿，幹的事卻不多。
我們雖初次見面，並不陌生，似乎，廖家已向何老師介紹過我的為人處事，有了印象。神使鬼差，令我與何老師有了師生之誼。
我說，想看看學校的藏書，一拍即合，他說：“傍晚閱覽室沒人，進去挑好了，選好後，放在桌上，我替你拿出來。”
雖說建德師範復校不久，卻是一座名校，成立於一九一七年，舊稱省立第九師範學校，一九四四年更名為省立嚴州師範學校。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嚴師與湘師（湘湖師範）、杭師並稱“浙西三大師範”，全縣中小學教師大多出自于這所學校。
文革時，停止招生，教職員全部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雖說到了一九七三年三月才恢復，招進了一批工農兵學員，但是老校舍延續下來的存書量仍相當可觀。自此以後，凡有週末到建師培訓，他都讓我溜進藏書室看書。
 （作者在金村自家菜園裡、1973年） |
每次去梅城總要偷偷捧回一大包書。
隔三差四，看完了，又去換一批回來。
現在想來，我看的書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翻譯小說與文史類書籍，當時有過許多優秀翻譯家，館藏的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蕭伯納著作，幾乎全部讀了。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名著，以及呂思勉、陳蝶仙、張恨水這些人寫的書，我大致看個遍。讓人印象至深的莫過於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我就是在那個時期看的，差不多是一個震撼。而且，如饑似渴，甚至半知不解的讀了不少文藝理論書。
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孤獨寂寞，獨自關在小房間裡讀書，或者，戴上耳機聽收音機，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愉悅。在那個偏僻山村，建師的書籍為我打開了心靈的窗戶，感受到文明與良知，伴隨著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造就了後來熱衷於寫作的天性。
可以說，何老師將建師圖書室的書偷偷外借，在當時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讓人發覺，被人檢舉，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他卻這樣做了。
其實，我並沒有給過何老師什麼物質回報，我將此事寫信告訴了雙親。
父母也感謝萬分，媽媽多次寫信給何老師，表達了感激之情。
我不知道母親在信中寫了些什麼，但從何老師的言談中，我感受到，母親信中流露的情緒是誠懇的。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我離開金村為止。
改革開放以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很難用語言表述。
可想而知，何老師與父母一樣，經歷過一場又一場“折騰”，有些事，一點就通。而對於今天某些人來說，則是難於理解的。
何老師可說“為人師表”，一直成為我人生旅途的標桿，影響著我的言行，作為一個職員，在履行本職工作；作為一名教師，站在課堂上；作為一位作者，為報刊寫稿。大學畢業後，我在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國際結算部做事，後來，又在浙大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工作，編寫了不少單證課本與理論書籍，撰寫了許多論文。退休後，從事文史創作，成為專欄作家。我在想，自己所成就每一件事，所取得的成績，應當歸功於何老師當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讓我讀了那麼多的書。
註1：“封、資、修”即，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大毒草，列為禁書。文革時作為垃圾掃地出門。
註2：“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杭州／龔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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