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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旅台灣同鄉聯誼總會
     

山鄉讀書記

龔玉和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是一名下鄉知青,到浙江建德縣金村插隊落戶,借住在一個廖姓農戶家中。廖家很會料理生活,將吃不完的蔬菜製成菜乾或醃菜,留著冬季或平時調劑口味。
  他們只有一個嫁出去的女兒,平時難得回家。
  有一次,我到杭州過年,回來後,廖說:“春節時,親家公來拜年,住在你的房間。”聽了,也不在意。其時我在村校當民辦教師。

(第二排左四為作者)

  那年(1975),領導傳下話來,要對全區教師來一次整頓,民辦老師可以利用週末到建德師範學校(下稱“建師”)接受函授教育,合格者拿“中師”文憑,國家承認學歷。民辦老師們聽了,個個喜出望外,既有學歷,又能到梅城逛逛,天下果真有此等美事!廖家聽說我要到建師培訓,臨行前,拿了一包自製的鹹菜、豆干之類托我順便捎給親家,說了一句:“親家公在建師教書,獨來獨住,沒人照顧,平時在食堂吃飯。雖說城裡人拿工資,不過,什麼東西都要化錢,一家人分處幾地開銷,日子也不容易!”
  金村是一個邊遠的山區小村落,當年從村裡到梅城很費勁,需走十幾裡山路到下涯埠,然後坐車,才能進城。
  梅城,雖說只是一個鎮區建制,卻是一個文脈幽深之地,舊稱睦州、嚴州府。
  歷代以來,有過著名書院,出過不少文人,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仍有浙江冶金學校、建德師範、嚴州中學等名校。
  我在金村學校教的是文科類課目,因此,建師培訓課程是《漢語修辭》。
  文革時,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全部受到批判,列為“封、資、修”大毒草(註1),成為禁忌。惟獨《修辭學》較寬泛,實用性強,牽涉“四舊”內容不多(註2)。
  講修辭課的老師是何玉聰,也就是那位房東的親家公。當年何老師六十開外,穿一身褪色的藍布制服,一個瘦弱樸素的長者。上課沒有書本,用的是自編的講義。
  課後,我去拜訪何老師,已經有了師生之誼。他的談吐依然如在教室裡上課那樣,平緩謙恭,見到我們這些從鄉下來的學生也不例外,完全沒有自居長輩的架勢。
  踏進他的宿舍,一個窄長的房間,前面是門,後面有個窗戶,水泥地面,臥室、洗漱、吃飯,全部在一起。一眼望去,除了床鋪、幾張課桌拼起來放置行李和臉盆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傢俱。何老師解釋道,家人回武義老家去了,妻子在六三年時就被動員回鄉。

(左起何玉聰、何老師兒子、廖新高70年代)

  多年來自己獨自生活,習慣成自然。現在住的這個房間是幹校回來後分配的,雖窄小,不過,比起五七幹校的日子,在城裡有個地方住,能夠擋風禦寒,有個單間,能“按張床”,就已謝天謝地了,不敢再有別的奢求。
  談起自己的生活,他又說:“我有二個小孩,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在衢州當潛水夫,媳婦也就是廖家的女兒。”
  談到兒媳,何老師開心地笑了,說道,兒媳在建師讀書時,就在自己班裡。天資聰慧,俊俏能幹,一個全校注目的女生,兒子的婚事是在她畢業後,由自己一手促成的。
  他說,女兒初中畢業後,恰逢動員“知青上山下鄉”,到老家(武義)務農去了。
  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自己被安排在學校圖書室做事。
  文革時,除了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館藏書籍全部是毒草,早已封存。所謂閱覽室,只能擺放毛選、黨報黨刊,師生們允許進去閱讀。
  何老師被安排在圖書室當管理員兼勤雜工。
  其實,閒著沒事,每天只是例行打掃衛生,沒人把沉默寡言的何老師放在心上。他知道我父親是摘帽右派,非但沒有疏遠,反而說話沒什麼顧忌了。
  想起來,像梅城這樣小城的學校,幹部子弟不多,文革時學生沒有大城市那麼狂暴。可以說,何老師與我一見如故,幾次接觸下來,就成了忘年交。何老師告訴我,那年春節走親家,住在我的那個小房間,見到屋裡幾本書,其中有範文瀾的《中國通史》,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之類。特別是在抬板下壓著一張《高爾基在伏爾加河上》圖畫讓他印象至深。
  實話說了,在下鄉時,我有過這樣的夢想:雖沒有機會上大學,如果能如高爾基那樣,年青時在伏爾加河上漂流…,將來,也寫出一本類似的《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樣的自傳體小說,也算不枉此生了。
  他說,現在日子過得不錯,每月工資照拿,幹的事卻不多。
  我們雖初次見面,並不陌生,似乎,廖家已向何老師介紹過我的為人處事,有了印象。神使鬼差,令我與何老師有了師生之誼。
  我說,想看看學校的藏書,一拍即合,他說:“傍晚閱覽室沒人,進去挑好了,選好後,放在桌上,我替你拿出來。”
  雖說建德師範復校不久,卻是一座名校,成立於一九一七年,舊稱省立第九師範學校,一九四四年更名為省立嚴州師範學校。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嚴師與湘師(湘湖師範)、杭師並稱“浙西三大師範”,全縣中小學教師大多出自于這所學校。
  文革時,停止招生,教職員全部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雖說到了一九七三年三月才恢復,招進了一批工農兵學員,但是老校舍延續下來的存書量仍相當可觀。自此以後,凡有週末到建師培訓,他都讓我溜進藏書室看書。

(作者在金村自家菜園裡、1973年)

  每次去梅城總要偷偷捧回一大包書。
  隔三差四,看完了,又去換一批回來。
  現在想來,我看的書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翻譯小說與文史類書籍,當時有過許多優秀翻譯家,館藏的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蕭伯納著作,幾乎全部讀了。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名著,以及呂思勉、陳蝶仙、張恨水這些人寫的書,我大致看個遍。讓人印象至深的莫過於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我就是在那個時期看的,差不多是一個震撼。而且,如饑似渴,甚至半知不解的讀了不少文藝理論書。
  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孤獨寂寞,獨自關在小房間裡讀書,或者,戴上耳機聽收音機,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愉悅。在那個偏僻山村,建師的書籍為我打開了心靈的窗戶,感受到文明與良知,伴隨著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造就了後來熱衷於寫作的天性。
  可以說,何老師將建師圖書室的書偷偷外借,在當時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讓人發覺,被人檢舉,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他卻這樣做了。
  其實,我並沒有給過何老師什麼物質回報,我將此事寫信告訴了雙親。
  父母也感謝萬分,媽媽多次寫信給何老師,表達了感激之情。
  我不知道母親在信中寫了些什麼,但從何老師的言談中,我感受到,母親信中流露的情緒是誠懇的。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我離開金村為止。
  改革開放以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很難用語言表述。
  可想而知,何老師與父母一樣,經歷過一場又一場“折騰”,有些事,一點就通。而對於今天某些人來說,則是難於理解的。
  何老師可說“為人師表”,一直成為我人生旅途的標桿,影響著我的言行,作為一個職員,在履行本職工作;作為一名教師,站在課堂上;作為一位作者,為報刊寫稿。大學畢業後,我在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國際結算部做事,後來,又在浙大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工作,編寫了不少單證課本與理論書籍,撰寫了許多論文。退休後,從事文史創作,成為專欄作家。我在想,自己所成就每一件事,所取得的成績,應當歸功於何老師當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讓我讀了那麼多的書。

註1:“封、資、修”即,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大毒草,列為禁書。文革時作為垃圾掃地出門。
註2:“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杭州/龔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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