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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籍著名作家馮驥才

徐忠友

　　2018年8月12日，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名單公佈，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浙江籍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足本）眾望所歸，摘取“魯獎”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是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命名，設立於1996年，其前身為“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等多個文學獎項。此前，馮驥才先生已四次獲獎，其中《雕花煙斗》榮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啊！》榮獲第一屆（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神鞭》榮獲第三屆（1983-1984）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珍珠鳥》（散文集）榮獲全國新時期（1989年）優秀散文獎。這五次獲獎，也奠定了馮驥才先生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由於工作的關係，筆者曾採訪過這位浙江鄉賢並通過書信，他還為我當年在《浙江青年報》開的文藝專欄題過詞，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天津出生和在文學創作上成名

　　1942年2月9日，馮驥才出生於我國北方的海港城市天津的一個書香門第。兒時的馮驥才就喜愛文學、美術、音樂和體育，高中畢業後，先到天津市書畫社臨摹古畫，師從北京畫院畫師恵孝同研習宋元繪畫，並問道于吳玉如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同時，他對民間藝術、地方風俗等也產生濃厚興趣。
　　在“文革”初期，文學和美術等藝術成了“四舊”或“封、資、修”，被“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掃進了所謂“歷史的垃圾堆”，一大批作家、畫家成了“牛鬼蛇神”，被關進了“牛棚”。年輕的畫家馮驥才也飽受磨難。1974年，他調到天津工藝美術廠工作，期間當過工人、做過業務推銷員，最後在工藝美術工人業餘大學教圖畫與文藝理論。
　　美術與文學是相通的，在“文革”中經受生活磨難的馮驥才，便想把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用文學的手法寫下來。他在《命運的驅使》一文中，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後期，悄悄開始文學創作的經歷：當時他把自己鎖在屋裡，偷偷寫起來，只要有人叩門，他立即停筆，並把寫了字的紙東藏西掖。這片言隻語要是被人發現，就會毀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後果不堪設想。每每運動一來，他就把這些寫好的東西埋藏在院子的磚塊下邊、塞在樓板縫裡；或者一層層粘起來，外邊糊上宣傳畫片，做為掩蔽，以便將來有用時拿溫水泡了再一張張揭出來……但藏東西的人總覺得什麼地方都不穩妥。有一段時間，他把這些稿子卷成卷兒，塞進自行車的橫樑鐵管裡。這車白天就放在單位裡，單位整天鬧著互相查找“敵情線索”。他總覺得會有人猛撲過去從車管兒裡把稿子掏出來。心中的不安，整天折磨著他。終於他把稿子悄悄弄出來，用火點著燒了。最初心裡立刻平靜下來，跟著而來的卻是茫然和沮喪。以後，他一發有了抑制不住的寫的衝動時，便隨寫隨撕碎，扔在廁所裡沖掉；冬天他守著爐子寫，寫好了，輕輕讀給自己聽，讀到自己也受感動時便再重讀幾遍，最後卻只能戀戀不捨地投進火爐裡。當輾轉的火舌把一張張浸著心血的紙舔成薄薄的餘灰時，他的心仿佛被灼熱的火舌刺穿了。
　　“文革”結束後，我國的文學開始復興，馮驥才便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文學創作。1978年他被組織上調到天津市文化局創作評論室，後轉入作協天津分會從事專業創作，厚積薄發，大量文學作品噴薄而出。他的作品以寫知識份子生活和天津近代歷史故事見長，非常注意選取新穎的視角，用多變的藝術手法，細緻深入的描寫，開掘生活的底蘊，咀嚼人生的況味。從小說創作《鋪花的歧路》開始，對歷史的叩問，從來沒有離開他的視野。1985年後，他以“文化反思小說”對文壇產生深遠影響，並成為我國“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他創作的《啊!》《雕花煙斗》等小說被認為是“反思文學”的代表作。而他的《三寸金蓮》《炮打雙燈》《神鞭》等，從地域傳統和民間經驗中別開生面，創造了傳奇性、具有豐厚文化意涵的藝術世界。他的中篇小說《感謝生活》獲法國“女巫獎”和“青年讀物獎”，並摘取瑞士“藍眼鏡蛇獎”。此外，還有多篇小說、散文，被選入中小學教材中。
　　由於創作上獲得了豐碩成果，馮驥才當選了天津市作協主席、天津市文聯主席，並兼任《文學自由談》和《藝術家》主編、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等職。他先後出版長篇小說《義和拳》（與李定興合寫）、《神燈前傳》，中篇小說集《鋪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說集《雕花煙斗》《義大利小提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報告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電影文學劇本《神燈》，文學雜談集《我心中的文學》，以及《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集》《馮驥才小說集》《馮驥才選集》等。他的各種作品集多達百餘種，並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40種，真可謂著作等身。其中，由他的作品《炮打雙燈》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夏威夷電影節”和“西班牙電影節”獎。
　　馮驥才的散文，也頗有影響。其中在他的文學生涯中，共寫過四篇關於泰山的散文《挑山工》《泰山題刻記》《進香》和《傲來峰的啟示》。早在30多年前，他寫的散文《挑山工》先後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挑山工腳踏實地堅韌不拔的攀登精神深深感染了一代代青少年，據初步統計迄今已有將近3億人讀過這篇文章，他也被泰山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此外，他還畫了大量泰山速寫，拍了許多泰山風光照片，出版一本《泰山紀事》。他先後五登泰山，還特意帶來一位元博士生，詳細記錄下與挑山工座談的內容，計畫編寫一部《泰山挑山工口述史》。在他看來，挑山工是泰山的一種精神、一個文化符號，應當世代傳承下去。所以，當他聽說挑山工只剩最後一代，再無年輕人加入了，便心急如焚，決心不論多忙，也要重返泰山，尋訪最後的挑山工，為他們做一部《泰山挑山工口述史》，並建議在泰山建立一座“挑山工博物館”。
　　馮驥才一直生活在天津這片土地上，他希望自己能寫出天津的地域文化，寫出天津人的集體性格。2018年，他獲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就是以36篇短篇小說以文化視角寫36個市井人物，以人物性格或精神反映民間文化景觀，繼承了《三寸金蓮》《神鞭》等“文化小說”的一貫路數，但筆法更老道，人物更傳神，藝術韻味更足。作家筆下的人物具有文化標本的意義，透過他們，一部老天津衛的歷史文化風貌就被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對浙江故里有很深厚的鄉情

　　親上親家鄉人，甜又甜故鄉水。出生在天津的馮驥才，對千里之外的故鄉浙江，心中也有深厚的鄉情。
　　1994年，筆者在《浙江青年報》擔任文藝副刊責任編輯和記者。為慶賀《文化娛樂》《文學青年》副刊創刊一周年，筆者特向馮驥才先生寫寄了一封信，請他為副刊題詞。當時，他正準備出國訪問，看到故鄉的報社編輯請他題詞，他在信中說“便欣然命筆”，題寫了“寫作之道，首為揚善”8個大字，並在一張名信片上給我寫了一封短信，用天津市文聯的大信封裝好寄給了我。他的書法蒼勁有力，看上去有一種骨幹。特別是他題寫的“寫作之道，首為揚善”8個大字，無論是對作家還是記者，都是頗有指導性的。受其影響，我本人後來寫的稿子，都堅持寫正能量的人和事，以弘揚社會的真、善、美。
　　2005年10月19日下午，著名畫家韓美林藝術館在杭州玉泉南邊的植物園道源嶺1號落成，馮驥才、高占祥、郁風、姜昆、潘虹、余秋雨和夫人馬蘭等文化藝術界30多位名家，出席了開館儀式。當時在浙江省委統戰部情系中華雜誌社供職的我，也受邀採訪韓美林藝術館開館儀式。當馮驥才等嘉賓乘車來到現場時，我便迎了上去，並採訪了身高1.92的“大馮”。他告訴筆者：“我從天津來到杭州出席韓美林藝術館開館儀式，一是因為我與韓美林同樣是搞藝術的。二是我與韓美林同樣是全國政協委員。三是我與韓美林同樣與浙江有血緣關係。韓美林藝術館在浙江的省會城市杭州落成，可喜可賀！”
　　說到故鄉浙江，馮驥才是難以記懷的。他的祖居就在與他出生成長地天津一樣有名的海港城市寧波市江北區慈城民主路上。他家在寧波是大戶人家，至今還保留著一些徽派的古建築。小時候，母親常跟他講寧波的許多故事，讓他至今記憶猶新。包括母親向他講過的故鄉那一口水井，他都念念不忘，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啊。
　　在北方港口名城天津長大後，馮驥才曾多次回到故里尋根。2015年間，寧波市江北區文化部門在他祖居後面，新建了一個500平方米的大展廳，並讓這裡成為慈城的一個文化博物館。他為此專門從天津回了一趟寧波故里，為故居項目的展示進行設計、佈置，並為祖居和展廳填充上關“內容”。在古色香的祖居廳堂裡，馮驥才想起20多年前他第一次回鄉舉辦敬鄉畫展時，曾畫了一幅《雨竹圖》送給堂哥，並在畫上題詩：“疏疏密密雨，輕輕重重聲，濃濃淡淡意，深深淺淺情，遠遠近近事，都在此幅中。”他建議在這裡掛一幅自己的《雨竹圖》，那將會客廳增加文化內涵。
　　望著新建的展廳，馮驥才激動地對鄉親們說：“我會把自己著作的260多種國內外版本和參與主編的600餘本書籍統統捐贈出來，存放在故居的展廳裡，供鄉親們和遊客觀看。”他還叮囑文化部門的幹部：“今後這裡的博物館不僅要收藏、展覽，也要做研究。”
　　對馮驥才而言，家族文化是民間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對故居的擺設，展廳的設置安排不斷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會把家裡的書房‘搬’到這裡來，還有我爺爺、爸爸坐過的兩把椅子。故居應該展現清末民初慈城普通人家的場景，也可以放上馮氏家族的老照片。”他還表示，他收藏的馮氏祖先像會在適當的時候找個方式“回家”，“這祖先像不屬於我，而是屬於慈城這片土地。”
　　在故鄉舉行的文化保護座談會上，馮驥才先生突然想起幾年前，他的弟弟回故鄉探訪，在慈城文保所看歷史上慈城馮氏56個進士的名匾木牌。當時，這塊木牌放在文保所的倉庫裡。這次他特意問寧波市江北區的領導：“能否找到這塊木牌？”當江北區領導告知他那塊木牌的下落時，他非常欣喜地說：“這塊木牌對慈城來說，就是一件無價的歷史文化瑰寶，應把它放在合適的地方展示出來，並認真保護好。”
　　一言一語總關情。對浙江故里的文化保護，馮驥才也非常關心。在2007年江南民間文化考察中，他先後到達杭州、龍泉、麗水、慶元、溫州、寧波等地，實地考察當地的民間文化保護工作。那一次的考察安排非常緊湊，他先後到達龍泉的下樟村、大窯村，慶元的大濟村和溫州楠溪江的兩處古村落等，從一地驅車到下一地，沒有過多的休息就要馬上投入到工作中。然而，在馮驥才的臉上卻看不出一絲疲憊，特別是看到有的古村落被妥善保護下來，他滿意地笑了。在為期一周的行程中，馮驥才還參加了杭州第二屆中國藝人節，為民間文藝工作者舉行專題演講；同時，對所到之地的幾處古村落進行實地考察，為將於同年12月啟動的全國古村落調查做準備。值得一提的是，在龍泉小梅鎮大窯村考察時，為了開發旅遊，村裡正集資對一座古廟進行翻修。馮驥才發現了兩側牆壁上的四幅繪畫，其中一幅已經被村民用白油漆重新描過。他仔細觀看尚未被破壞的3幅作品，初步確定是明代的木版壁畫，所繪的內容是“值功曹”。馮驥才當即向陪同的地方負責人士提出：憑這幾幅木版壁畫，這座古廟就可以申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應該馬上對其它三幅壁畫妥善保護。

為保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作貢獻

　　隨著馮驥才在文學、美術創作方面和社會影響的不但擴大，他擔任了國務院參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等職。在20年多年間，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保護中國文化遺產上。
　　天津是聞名中外的歷史文化名城，4000多年前，在黃河泥沙作用下，從海洋形成沖積平原。漢代在武清設置鹽官，隋朝修建京杭運河後，三會海口是天津最早的發祥地。明永樂二年（1404年）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清雍正九年（1731年）升天津州為天津府，轄六縣一州。清末時期，天津作為直隸總督的駐地，也成為清朝興辦洋務和發展北洋勢力的主要基地。
　　天津素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城市建築獨具特色，既有雕樑畫棟、典雅樸實的古建築，又有眾多新穎別致的西洋建築。有英國的中古式、德國的哥特式、法國的羅曼式、俄國的古典式、希臘的雅典式、日本的帝冠式等，通常把這些外國建築稱為“小洋樓”。可是在1994年，天津開始搞大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建設，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而破敗不堪的老城老房，將在這股洪流中消失，勢必會造成對一些文化遺存的毀滅性破壞。
　　馮驥才憂心如焚、茶飯不思。可一個沒有決策權的文人，除了仰天長嘯，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個龐大的隊伍，包括規劃師、建築師、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當然更多的是攝影家，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對這座城市進行了地毯式的拉網考察，拍了3萬多張照片以及影像資料，從中選了2000多張出了4本大畫冊。而且這個活動從始至終，所有的費用都是他自掏腰包，幾十萬元的稿費全填了這個大窟窿不說，連畫作也所存無幾了，全都換了錢用在了考察上。
　　幾十年間，馮驥才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祖國的大江南北鄉村探訪。因為他要瞭解真正的民間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現狀？不去不知道，一去嚇一跳，如今的民間文化，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保護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們的經費非常短缺，對保護的投入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間文化多是在縣裡、鄉里、村裡的掌控之下，下去發現了問題，就可以跟縣長、鄉長、村長們談，告訴他們用什麼方法來保護這些文化。有一次他去河北武強縣周窩鄉舊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他們的車子滑進了溝裡，大家只好在泥濘中徒步前行。他的腳上套著兩個塑膠袋，深一腳淺一腳的，摔了幾個大跟頭，淋得像只落湯雞，渾身上下都是泥湯，樣子非常滑稽。假如沒人介紹，誰會想到他是中國文聯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呢。
　　馮驥才投入了20多年的時間，把中國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的一切民間文化進行地毯式考察。他也提出了一個口號：“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並提出設立中國的文化遺產日，與端午節相融合。
　　如今，他和許多志願者們的努力已有了成果：有2500個村落列入國家古村落名錄，一大批搶救出來的圖文資料已經出版，還有更多的音像資料也正在整理。無論對國家對民族，這都將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同時，他本人也成為影響廣泛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領軍人物”。
　　20多年來，馮驥才把自己的精力全都獻給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只零星地寫了兩三篇短篇小說，感覺跟讀者遠離了。直到2014年以後，隨著他年紀增大，下鄉的時間少了，在書房裡的時間多了，又重新寫起了小說。《俗世奇人》就是他返回文學後的第一本小說集，發行130萬冊後，作家出版社又請他寫《俗世奇人》（2），這讓他找回了讀者，又有了與讀者心靈交流的感覺。他認為：寫作是一種精神生活，現在重新回到了這種精神生活中，覺得還是挺有意義的。目前，他有幾個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的構思已經成型，他準備擠時間將其寫出來。
　　馮驥才，不愧為在文學創作和文化保護方面大顯身手的浙籍著名作家。

（徐忠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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