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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祖印寺的歷史淵源

金濤

  譽為“翁州第一古禪林”的定海祖印寺,現為舟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重點寺院。定海祖印寺,不僅在定海的佛教寺廟中,具有引領和統帥作用,並且與普陀山及日本國師一山一寧關係密切。對此,筆者認為有深入研究和探討之必要。

一、祖印寺的歷史淵源與崇高地位

  舟山群島,孤懸外海,環境險惡,佛教和民間信仰十分旺盛,幾乎島島有寺,嶴嶴有廟,一年四季,香火不斷。據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僅舟山本島,在康熙三十三年,各鄉各嶴有寺廟165個。至民國十二年春,定海所屬21個區,寺廟擴展到377個,以見舟山廟宇之多。但在舟山的眾多寺廟中,定海祖印寺歷史悠久,作用獨特,具有影響深遠的崇高地位。
(1)、祖印寺的歷史淵源。據《元大德昌國州圖志》載:“祖印寺,在州治東南,寺原在朐山(今大衢島),舊名蓬萊,晉天福五年(940年)建。”。又曰:“宋治平二年(1065)賜今額。嘉熙二年(1238)邑令余桂遷於此,以接待院合二為一”。依此計算,此寺創建己有近千年歷史了。即使從胊山遷至定海,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也有七百八十餘年歷史了。同時,此寺創建於五代十國後晉時期。當年,吳越國王錢鏐篤信佛教,在舟山創建了若干寺院,合稱為古禪林,祖印寺為禪林之首。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該寺先于北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所謂“賜今額”,即朝廷禦賜“祖印寺”匾額。北宋時期.寺院的開放需政府批准,稱之為“賜額”制度。不上等級的寺廟,朝廷是不賜額的,可見在宋代,朐山的祖印寺,已是名刹古寺,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與讚賞。當年,南宋的昌國縣令王阮,曾夜宿祖印寺,並有《宿祖印寺》詩作一首。其中有“暗泉一帶抱山流,香霧濛濛日夜浮。”以記當年該寺環境之美和香火之盛。稍後,南宋嘉熙二年(1238),此寺遷入縣城。但在正統七年(1442)、萬曆十五年(1587),以及清順治十三年(1656),此寺幾次遭災,毀壞嚴重,但都由明朝總督張勇、清朝總兵藍理以及市民等募助重建。而在宣統元年,為重修祖印寺的大雄寶殿、天王殿、後大殿,以及鐘樓和東廂房,其中所需木料都由定海藉刹賈朱葆三資助。據悉,朱葆三用大船載來三船木料,全部是品質上等的進口鐵杪木。
  由此可見,在歷代定海官吏和市民的心目中,祖印寺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祟信。所以,從南宋至今近八百年來,祖印寺仍保存完好。反之,同為晉天福年間興建的定海龍角寺等古禪院,迄今已蕩然無存。
(2)祖印寺的崇高地位。祖印寺之所以稱為“翁州第一古禪林”,除歷史悠久外,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佛陀祖廷,地位顯赫。在佛教體系中,釋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和領袖。而祖印寺則是以供奉佛祖釋迦牟尼為主的寺廟,故有引領和統帥一切寺廟的祟高地位與功能。也許正是此因,南宋朝把朐山的祖印寺遷至定海縣城,並與原來的接待院合二為一。同時,遷至縣城的祖印寺,位於鎮鼇山東南之定海縣衙附近,為定海古城核心區的中心地帶。而古之定海,歷來是舟山群島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中心,也是舟山宗教信仰之中心。因此,從廟址的選址角度說,從中體現了以祖印寺為中心之統帥群島的佛教理念與顯赫地位。為了證明這個論斷,筆者近日查閱了清光緒《定海廳志》和民國《定海縣誌》。在《定海廳志》“寺觀篇”中,舟山有160多個寺觀,祖印寺列為第一大寺,位於榜首,吉祥寺等排列於後。而在民國《定海縣誌》“僧寺篇”云:“在城區者凡十五所,祖印寺為第一”。其餘十四所,尾隨於後。雖說,現今普陀山的普濟寺與法雨寺,名聲大於祖印寺,這是因為普陀山是中國唯一正宗的觀音道場所在地。但在古代,祖印寺是“翁州第一古禪林”;而在當代,祖印寺也是定海寺廟中的佼佼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崇高地位和影響。
  其二、高僧輩出,譽名中外。據王自夫先生考證,早在朐山時期,南宋佛教典籍《法華經顯應錄》和《佛祖統紀》中,分別有“月堂慧詢大師傳”。月堂慧詢大師(1119一1170),朐山人,八歲出家祖印寺,曾住持華雲寺多年,後在浙江法昌、南湖等寺任住持,佛法精堪,道風高清,為世人所祟敬。另有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密庵傑禪師,最有道行。”而在《昌國典詠》的詩作中,祖印寺有“蓬萊石晉古名藍,衣缽僧猶說密庵”之讚譽。可見宋朝的密庵傑,亦是祖印寺的得道高僧。又據林斌先生考證,從三種日本文獻中,發現與來華日僧南浦紹明詩詞唱和以及關係密切的無示可宣禪師,則是南宋末年多才多藝的祖印寺住持,並在日本廣有影響。當然,被日本稱之“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的元朝一山一甯,曾任祖印寺住持達十年之久,更是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傑出貢獻的大和尚了。
  其三、社會賢達,關係密切。清朝康熙年間,有二位方志學者裘璉和陳璿,分別作了題為“祖印寺”的詩作二首。其中,陳璿詩曰:“翁洲第一古禪林,院宇俱蕪佛僅存。滄海平時來破衲,遣黎歸後理袛園。招邀素侶雙荒徑,尊祟維摩一短軒。此去洛迦山不遠,潮音日夜印心源”。當然,這首詩是寫遷入縣城後的祖印寺了。而陳璿詩作的第二句“院宇俱蕪佛僅存”,是指定海《康熙縣誌》所載:“本朝遷遺後(清順治十三年。1656),城垣盡毀,此寺前後亦無片瓦椽,獨大殿巍然,一塵不動,若有神呵者。”為此,康熙三十一年(1692),收復臺灣立下戰功的定海總兵藍理,籌資重修了祖印寺,並親自為此撰寫了“碑記”。同時,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祖印寺不僅與昌國縣令和文人騷客結下了不解之緣,並與海上戰將等關係密切。例如:抗倭名將張可大,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21歲中武進土,36歲任舟山參將,曾在明朝嘉慶年間參與了全殲倭寇的岑港戰役,並為重建城池“兩月工竣”,可說是竭誠報國,政績卓越。而在舟山任職期間,他就在祖印寺的後殿處理軍務公文。離任後,定海百姓在祖印寺為他建生祠。
  其四、鎮寺之寶,價值連城。現今祖印寺有象徵香火興旺的祖印寶鼎,以及1995年從緬甸請來的毗盧遮那佛。其中,祖印寶鼎,高3.4米,重1.5噸,鼎有三層,層角懸掛風鈴,結構奇巧,造型優美。毗盧遮那佛,由檜木精雕製成,高3.8米,佛座上雕有千朵荷葉,荷葉上又雕刻一尊小佛像,可謂“千荷千尊佛”,工藝之精美,令人讚歎!而在大雄寶殿內有一佛堂,內供一高僧木雕像,即赴日高僧、日本國師一山一寧。
  其五、功能獨特,接引普陀。因為祖印寺不僅是佛陀的禪寺,而且與接待院合二為一,這就與普陀山的觀音信仰發生密切關係了。

二、祖印寺與普陀山及一山一寧

  關於祖印寺與普陀山之關係,這要從定海的一首古民謠說起。定海古民謠:“祖印寺、蓋個印;普陀山、拜觀音。”由此可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外地去普陀山朝聖的觀音信眾,必須先到定海的祖印寺暫歇。上山之前,不僅要淨身、淨衣、淨心,並且要有個蓋上祖印寺佛印的佛牒,才能允許上普陀山朝拜觀音,這才有古民謠流傳至今。由此說明,當年的定海祖印寺,不僅是普陀山的信眾驛站和不可跨越的前沿關口,並且是上普陀山的通關密碼。這是為什麼?
  原因有二:一是環境和交通關係。往昔,普陀山是個孤懸小島,風急浪高,與大陸內地及上海和寧波等地距離較遠,而且沒有直達的交通航班。因此,在古代,信眾們大多是乘木帆船前來,航行時間長,旅途十分的辛苦;相對而言,定海距大陸較近,故外地信眾大都在定海就近上岸,而後再上普陀山。因此,在祖印寺未從朐山遷至縣城之前,定海就有個接待院。而與祖印寺合二為一後,其地位和功能更為特殊,非一般寺廟可以比擬。
  二是佛教倫理關係。據《普陀山志》記載,唐鹹通四年(863年),日本僧人慧鍔第二次來華。翌年,他在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佛像,從明州(寧波)府乘船啟程回國,途經普陀山海面時觸新羅礁受阻。於是,他把攜帶的觀音像,供奉在紫竹林中的張氏私宅,俗稱“不肯去觀音院”,普陀山的觀音道場就此發端。繼而,宋元豐三年,王舜封出使三韓歸國後,宋神宗賜建“普陀觀音寺“,普陀山成了禦旨親封的法定性觀音聖地。宋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趙匡胤派太監王貴朝山進香,首創了朝廷上普陀山的朝山進香之先。宋紹興元年(1131),普陀山700多漁民全部外遷,普陀山成為純淨的佛教道場。元代和明清時期,寺院多有擴展,其中萬曆年間朝廷六次遣官進香,清康熙和雍正兩帝,更是欽賜禦匾,頒旨天下,宣佈普陀山觀音道場為“朝廷香火”。至1924年,普陀山共有三大寺、八十八庵院、一百二十八個茅蓬和四千餘僧侶,觀音的信仰達到了鼎峰。
  但是,為了致使清靜的觀音聖地,免於邪徒的侵入和污染,上山之前,有定海的祖印寺及其佛陀釋迦牟尼,為普陀山把關蓋印更為可靠。也許,這正是當年決策者,把祖印寺從朐山遷至縣城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的原因,並通過定海的民謠,把祖印寺和普陀山緊密地聯繫起來。
  一山一寧。一山一寧自號一山,法號一寧,俗姓胡,台州臨海人。幼小讀書時,他就機敏超群。少年時由其叔月靈江介紹,至台州鴻福寺無等融大師處學禪三年。而後,又隨叔到明州天童寺習研《法華經》等經卷。二年後,出家得度。出家後,他曾去明州城中應真律寺學戒律,又去延慶教寺及杭州集慶院學習天臺宗,還去明州育王寺、杭州淨慈寺等處研禪。據悉,在此期間,他曾參禮過天臺、雁蕩、育王山等13位高僧。但他真正得到契悟的嗣法導師,則是育王寺的頑極行彌。
  據《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一山一寧任四明祖印寺住持,達十年。”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由此發生了密切關係。然而,一山一寧為何來到祖印寺?據王連勝先生考證,源于元初的祖印寺,是他的恩師頑極行彌的退居之處。故他初次出世,就來昌國,並且是“師徒相逢甚歡。”
  據虎關師刹在《一山行記》中所記,一山一寧在祖印寺“一住十載(1284一1293年)新佛殿外門。又舍衣資買湖田圃地,添寺產。”還有,據《一山國師妙弘濟大師初住四明鼇峰山祖印寺語錄》所述,總結概括地說,他在祖印寺的十年住持,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在他任住持時,祖印寺大殿曾重建或大規模翻建,這才有上文的“新佛殿”之說。這可是個費心耗財的大工程,致使祖印寺面貌一新,規模擴展,功德無量。
  其二、“舍衣資”購山門外的“湖田圃地”。說明他日常勤儉節約,並奉獻個人私有,竭誠為公廟添置田產,是一位疏財禮佛的高僧。
  其三、他在祖印寺十年間,每逢解夏、開爐、元宵、中秋、臘八、佛誕日等佛事節慶日,一山高僧必親自上堂說法,進行法事活動;並且場面宏大,信徒眾多,成為“瀛洲佛壇”的一大盛事。
  僅此三例,足以說明他對祖印寺所作的貢獻。但他任祖印寺住持長達十年之久,他對祖印寺的貢獻難道僅此而己?肯定不止於此。但因史料有限,有待日後進一步挖掘考證。
  不過,1293年,他告別了住持十年的祖印寺,上了普陀山。因為普陀山的寶陀寺如智長老慧眼識珠、極力推薦,一山一寧由此入住普陀山的觀音寺(今普濟禪寺),並任住持達六年之久。
  當年,元朝廷因二次東征失敗,對日本的國策由戰爭改為遣使招撫。因為日本信仰佛教,尤其是禪宗,所以成宗帝準備派一位禪宗高僧前去日本,以禪僧的身份說服日本遺使來朝,互通友好。最後,眾僧推選一山一寧出使日本。剛巧,那時有日本一商船來華,這才有元大德三年(1299)五月,一山一寧的日本之行。
  當年,元朝廷在臨行前,贈一山一寧以“妙慈弘濟大師”及江浙釋教總統的稱號,又賜金襴袈娑,並有元朝致日本詔書一封,並派官員5人侍衛,同去日本,其排仗和禮儀,可謂十分的尊貴和隆重。
  一山的日本經歷:當年,一山一寧從1299年五月離華,六月抵達日本。十二月,他就主持關東最大的禪寺建長寺,並任住持4年。在此,他接受了日本鐮倉慕府的執政者北條貞時的參禪,並賜法語,行弟子禮。而後,乾元元年(1302),他任日本圓覺寺住持。而在1302一1305年這四年間、龜山法皇曾多次派敕使登門問禪,一山均加以奉答令其悅。正和元年(1312),京都瑞龍山南禪寺的住持園寂,後宇多法皇向北條貞時降旨,並於次年八月,一山至南禪寺任住持。在此期間,後宇多法皇曾多次駕臨問禪並皈依,公卿多相隨。正和五年(1317)十月,一山一寧在日本居住已長達18年,終因辛勞過度,病危圓寂。法皇賜其國師號,禦制讚語“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
  綜觀一山的日本經歷,他對中日文化交流及宗教方面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創立了日本禪宗24個流派之一的“一山派”。二是使普陀山的觀音信仰、中國的儒道百家、文學藝術等漢文化和宋學,在日本廣泛傳播。三是消除了日本因二場東征之戰造成的疑惑,促進了中日友好和僧侶及民間交往。由此可見,曾任祖印寺主持的一山一寧,作為文化使者,在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重大貢獻。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定海的祖印寺,不僅有“翁州第一古禪林”傲視群雄,更有原住持一山一寧名揚日本,而在古代,則是普陀山信眾驛站和觀音信仰的橋頭堡,其崇高地位和意義不言而喻。
  為此,定海祖印寺,不僅是定海古城的城市品牌,也是定海寺廟的一座豐碑,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筆者建議在現有基礎上,有關部門要精心設計,進一步完善廟宇設施,擴展寺院規模,使之更加壯麗輝煌。同時,我們要以“辦好一個節慶,啟動一個城市”的理念,進一步挖掘深厚的祖印寺人文內涵,重振“翁卅第一古禪林”的雄風,以祖印寺原主持一山一寧為品牌,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中日友好為契機,建議定海在適當時間,能否搞一次主場外交,召開一個以“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為主題,並由中日兩國高僧和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為進一步提升和擴大祖印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為助推定海區花園式國際人文港城建設,作出我們新的貢獻。

(金濤/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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