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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為“翁州第一古禪林”的定海祖印寺，現為舟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重點寺院。定海祖印寺，不僅在定海的佛教寺廟中，具有引領和統帥作用，並且與普陀山及日本國師一山一寧關係密切。對此，筆者認為有深入研究和探討之必要。
一、祖印寺的歷史淵源與崇高地位
舟山群島，孤懸外海，環境險惡，佛教和民間信仰十分旺盛，幾乎島島有寺，嶴嶴有廟，一年四季，香火不斷。據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僅舟山本島，在康熙三十三年，各鄉各嶴有寺廟165個。至民國十二年春，定海所屬21個區，寺廟擴展到３77個，以見舟山廟宇之多。但在舟山的眾多寺廟中，定海祖印寺歷史悠久，作用獨特，具有影響深遠的崇高地位。
 （1）、祖印寺的歷史淵源。據《元大德昌國州圖志》載：“祖印寺，在州治東南，寺原在朐山（今大衢島），舊名蓬萊，晉天福五年（940年）建。”。又曰：“宋治平二年（1065）賜今額。嘉熙二年（1238）邑令余桂遷於此，以接待院合二為一”。依此計算，此寺創建己有近千年歷史了。即使從胊山遷至定海，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也有七百八十餘年歷史了。同時，此寺創建於五代十國後晉時期。當年，吳越國王錢鏐篤信佛教，在舟山創建了若干寺院，合稱為古禪林，祖印寺為禪林之首。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該寺先于北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所謂“賜今額”，即朝廷禦賜“祖印寺”匾額。北宋時期．寺院的開放需政府批准，稱之為“賜額”制度。不上等級的寺廟，朝廷是不賜額的，可見在宋代，朐山的祖印寺，已是名刹古寺，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與讚賞。當年，南宋的昌國縣令王阮，曾夜宿祖印寺，並有《宿祖印寺》詩作一首。其中有“暗泉一帶抱山流，香霧濛濛日夜浮。”以記當年該寺環境之美和香火之盛。稍後，南宋嘉熙二年（1238），此寺遷入縣城。但在正統七年（1442）、萬曆十五年（1587），以及清順治十三年（1656），此寺幾次遭災，毀壞嚴重，但都由明朝總督張勇、清朝總兵藍理以及市民等募助重建。而在宣統元年，為重修祖印寺的大雄寶殿、天王殿、後大殿，以及鐘樓和東廂房，其中所需木料都由定海藉刹賈朱葆三資助。據悉，朱葆三用大船載來三船木料，全部是品質上等的進口鐵杪木。
由此可見，在歷代定海官吏和市民的心目中，祖印寺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祟信。所以，從南宋至今近八百年來，祖印寺仍保存完好。反之，同為晉天福年間興建的定海龍角寺等古禪院，迄今已蕩然無存。
（2）祖印寺的崇高地位。祖印寺之所以稱為“翁州第一古禪林”，除歷史悠久外，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佛陀祖廷，地位顯赫。在佛教體系中，釋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和領袖。而祖印寺則是以供奉佛祖釋迦牟尼為主的寺廟，故有引領和統帥一切寺廟的祟高地位與功能。也許正是此因，南宋朝把朐山的祖印寺遷至定海縣城，並與原來的接待院合二為一。同時，遷至縣城的祖印寺，位於鎮鼇山東南之定海縣衙附近，為定海古城核心區的中心地帶。而古之定海，歷來是舟山群島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中心，也是舟山宗教信仰之中心。因此，從廟址的選址角度說，從中體現了以祖印寺為中心之統帥群島的佛教理念與顯赫地位。為了證明這個論斷，筆者近日查閱了清光緒《定海廳志》和民國《定海縣誌》。在《定海廳志》“寺觀篇”中，舟山有160多個寺觀，祖印寺列為第一大寺，位於榜首，吉祥寺等排列於後。而在民國《定海縣誌》“僧寺篇”云：“在城區者凡十五所，祖印寺為第一”。其餘十四所，尾隨於後。雖說，現今普陀山的普濟寺與法雨寺，名聲大於祖印寺，這是因為普陀山是中國唯一正宗的觀音道場所在地。但在古代，祖印寺是“翁州第一古禪林”；而在當代，祖印寺也是定海寺廟中的佼佼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崇高地位和影響。
其二、高僧輩出，譽名中外。據王自夫先生考證，早在朐山時期，南宋佛教典籍《法華經顯應錄》和《佛祖統紀》中，分別有“月堂慧詢大師傳”。月堂慧詢大師（1119一1170），朐山人，八歲出家祖印寺，曾住持華雲寺多年，後在浙江法昌、南湖等寺任住持，佛法精堪，道風高清，為世人所祟敬。另有清康熙《定海縣誌》載：“密庵傑禪師，最有道行。”而在《昌國典詠》的詩作中，祖印寺有“蓬萊石晉古名藍，衣缽僧猶說密庵”之讚譽。可見宋朝的密庵傑，亦是祖印寺的得道高僧。又據林斌先生考證，從三種日本文獻中，發現與來華日僧南浦紹明詩詞唱和以及關係密切的無示可宣禪師，則是南宋末年多才多藝的祖印寺住持，並在日本廣有影響。當然，被日本稱之“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的元朝一山一甯，曾任祖印寺住持達十年之久，更是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傑出貢獻的大和尚了。
 其三、社會賢達，關係密切。清朝康熙年間，有二位方志學者裘璉和陳璿，分別作了題為“祖印寺”的詩作二首。其中，陳璿詩曰：“翁洲第一古禪林，院宇俱蕪佛僅存。滄海平時來破衲，遣黎歸後理袛園。招邀素侶雙荒徑，尊祟維摩一短軒。此去洛迦山不遠，潮音日夜印心源”。當然，這首詩是寫遷入縣城後的祖印寺了。而陳璿詩作的第二句“院宇俱蕪佛僅存”，是指定海《康熙縣誌》所載：“本朝遷遺後（清順治十三年。1656），城垣盡毀，此寺前後亦無片瓦椽，獨大殿巍然，一塵不動，若有神呵者。”為此，康熙三十一年（1692），收復臺灣立下戰功的定海總兵藍理，籌資重修了祖印寺，並親自為此撰寫了“碑記”。同時，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祖印寺不僅與昌國縣令和文人騷客結下了不解之緣，並與海上戰將等關係密切。例如：抗倭名將張可大，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21歲中武進土，36歲任舟山參將，曾在明朝嘉慶年間參與了全殲倭寇的岑港戰役，並為重建城池“兩月工竣”，可說是竭誠報國，政績卓越。而在舟山任職期間，他就在祖印寺的後殿處理軍務公文。離任後，定海百姓在祖印寺為他建生祠。
其四、鎮寺之寶，價值連城。現今祖印寺有象徵香火興旺的祖印寶鼎，以及1995年從緬甸請來的毗盧遮那佛。其中，祖印寶鼎，高3.4米，重1.5噸，鼎有三層，層角懸掛風鈴，結構奇巧，造型優美。毗盧遮那佛，由檜木精雕製成，高3.8米，佛座上雕有千朵荷葉，荷葉上又雕刻一尊小佛像，可謂“千荷千尊佛”，工藝之精美，令人讚歎！而在大雄寶殿內有一佛堂，內供一高僧木雕像，即赴日高僧、日本國師一山一寧。
其五、功能獨特，接引普陀。因為祖印寺不僅是佛陀的禪寺，而且與接待院合二為一，這就與普陀山的觀音信仰發生密切關係了。
二、祖印寺與普陀山及一山一寧
關於祖印寺與普陀山之關係，這要從定海的一首古民謠說起。定海古民謠：“祖印寺、蓋個印；普陀山、拜觀音。”由此可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外地去普陀山朝聖的觀音信眾，必須先到定海的祖印寺暫歇。上山之前，不僅要淨身、淨衣、淨心，並且要有個蓋上祖印寺佛印的佛牒，才能允許上普陀山朝拜觀音，這才有古民謠流傳至今。由此說明，當年的定海祖印寺，不僅是普陀山的信眾驛站和不可跨越的前沿關口，並且是上普陀山的通關密碼。這是為什麼？
原因有二：一是環境和交通關係。往昔，普陀山是個孤懸小島，風急浪高，與大陸內地及上海和寧波等地距離較遠，而且沒有直達的交通航班。因此，在古代，信眾們大多是乘木帆船前來，航行時間長，旅途十分的辛苦；相對而言，定海距大陸較近，故外地信眾大都在定海就近上岸，而後再上普陀山。因此，在祖印寺未從朐山遷至縣城之前，定海就有個接待院。而與祖印寺合二為一後，其地位和功能更為特殊，非一般寺廟可以比擬。
 二是佛教倫理關係。據《普陀山志》記載，唐鹹通四年（863年），日本僧人慧鍔第二次來華。翌年，他在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佛像，從明州（寧波）府乘船啟程回國，途經普陀山海面時觸新羅礁受阻。於是，他把攜帶的觀音像，供奉在紫竹林中的張氏私宅，俗稱“不肯去觀音院”，普陀山的觀音道場就此發端。繼而，宋元豐三年，王舜封出使三韓歸國後，宋神宗賜建“普陀觀音寺“，普陀山成了禦旨親封的法定性觀音聖地。宋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趙匡胤派太監王貴朝山進香，首創了朝廷上普陀山的朝山進香之先。宋紹興元年（1131），普陀山700多漁民全部外遷，普陀山成為純淨的佛教道場。元代和明清時期，寺院多有擴展，其中萬曆年間朝廷六次遣官進香，清康熙和雍正兩帝，更是欽賜禦匾，頒旨天下，宣佈普陀山觀音道場為“朝廷香火”。至1924年，普陀山共有三大寺、八十八庵院、一百二十八個茅蓬和四千餘僧侶，觀音的信仰達到了鼎峰。
但是，為了致使清靜的觀音聖地，免於邪徒的侵入和污染，上山之前，有定海的祖印寺及其佛陀釋迦牟尼，為普陀山把關蓋印更為可靠。也許，這正是當年決策者，把祖印寺從朐山遷至縣城並與接待院合二為一的原因，並通過定海的民謠，把祖印寺和普陀山緊密地聯繫起來。
一山一寧。一山一寧自號一山，法號一寧，俗姓胡，台州臨海人。幼小讀書時，他就機敏超群。少年時由其叔月靈江介紹，至台州鴻福寺無等融大師處學禪三年。而後，又隨叔到明州天童寺習研《法華經》等經卷。二年後，出家得度。出家後，他曾去明州城中應真律寺學戒律，又去延慶教寺及杭州集慶院學習天臺宗，還去明州育王寺、杭州淨慈寺等處研禪。據悉，在此期間，他曾參禮過天臺、雁蕩、育王山等13位高僧。但他真正得到契悟的嗣法導師，則是育王寺的頑極行彌。
據《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一山一寧任四明祖印寺住持，達十年。”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由此發生了密切關係。然而，一山一寧為何來到祖印寺？據王連勝先生考證，源于元初的祖印寺，是他的恩師頑極行彌的退居之處。故他初次出世，就來昌國，並且是“師徒相逢甚歡。”
據虎關師刹在《一山行記》中所記，一山一寧在祖印寺“一住十載（1284一1293年）新佛殿外門。又舍衣資買湖田圃地，添寺產。”還有，據《一山國師妙弘濟大師初住四明鼇峰山祖印寺語錄》所述，總結概括地說，他在祖印寺的十年住持，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在他任住持時，祖印寺大殿曾重建或大規模翻建，這才有上文的“新佛殿”之說。這可是個費心耗財的大工程，致使祖印寺面貌一新，規模擴展，功德無量。
其二、“舍衣資”購山門外的“湖田圃地”。說明他日常勤儉節約，並奉獻個人私有，竭誠為公廟添置田產，是一位疏財禮佛的高僧。
其三、他在祖印寺十年間，每逢解夏、開爐、元宵、中秋、臘八、佛誕日等佛事節慶日，一山高僧必親自上堂說法，進行法事活動；並且場面宏大，信徒眾多，成為“瀛洲佛壇”的一大盛事。
僅此三例，足以說明他對祖印寺所作的貢獻。但他任祖印寺住持長達十年之久，他對祖印寺的貢獻難道僅此而己？肯定不止於此。但因史料有限，有待日後進一步挖掘考證。
 不過，1293年，他告別了住持十年的祖印寺，上了普陀山。因為普陀山的寶陀寺如智長老慧眼識珠、極力推薦，一山一寧由此入住普陀山的觀音寺（今普濟禪寺），並任住持達六年之久。
當年，元朝廷因二次東征失敗，對日本的國策由戰爭改為遣使招撫。因為日本信仰佛教，尤其是禪宗，所以成宗帝準備派一位禪宗高僧前去日本，以禪僧的身份說服日本遺使來朝，互通友好。最後，眾僧推選一山一寧出使日本。剛巧，那時有日本一商船來華，這才有元大德三年（1299）五月，一山一寧的日本之行。
當年，元朝廷在臨行前，贈一山一寧以“妙慈弘濟大師”及江浙釋教總統的稱號，又賜金襴袈娑，並有元朝致日本詔書一封，並派官員5人侍衛，同去日本，其排仗和禮儀，可謂十分的尊貴和隆重。
一山的日本經歷：當年，一山一寧從1299年五月離華，六月抵達日本。十二月，他就主持關東最大的禪寺建長寺，並任住持4年。在此，他接受了日本鐮倉慕府的執政者北條貞時的參禪，並賜法語，行弟子禮。而後，乾元元年（1302），他任日本圓覺寺住持。而在1302一1305年這四年間、龜山法皇曾多次派敕使登門問禪，一山均加以奉答令其悅。正和元年（1312），京都瑞龍山南禪寺的住持園寂，後宇多法皇向北條貞時降旨，並於次年八月，一山至南禪寺任住持。在此期間，後宇多法皇曾多次駕臨問禪並皈依，公卿多相隨。正和五年（1317）十月，一山一寧在日本居住已長達18年，終因辛勞過度，病危圓寂。法皇賜其國師號，禦制讚語“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
 綜觀一山的日本經歷，他對中日文化交流及宗教方面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創立了日本禪宗24個流派之一的“一山派”。二是使普陀山的觀音信仰、中國的儒道百家、文學藝術等漢文化和宋學，在日本廣泛傳播。三是消除了日本因二場東征之戰造成的疑惑，促進了中日友好和僧侶及民間交往。由此可見，曾任祖印寺主持的一山一寧，作為文化使者，在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重大貢獻。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定海的祖印寺，不僅有“翁州第一古禪林”傲視群雄，更有原住持一山一寧名揚日本，而在古代，則是普陀山信眾驛站和觀音信仰的橋頭堡，其崇高地位和意義不言而喻。
為此，定海祖印寺，不僅是定海古城的城市品牌，也是定海寺廟的一座豐碑，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筆者建議在現有基礎上，有關部門要精心設計，進一步完善廟宇設施，擴展寺院規模，使之更加壯麗輝煌。同時，我們要以“辦好一個節慶，啟動一個城市”的理念，進一步挖掘深厚的祖印寺人文內涵，重振“翁卅第一古禪林”的雄風，以祖印寺原主持一山一寧為品牌，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中日友好為契機，建議定海在適當時間，能否搞一次主場外交，召開一個以“祖印寺與一山一寧”為主題，並由中日兩國高僧和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為進一步提升和擴大祖印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為助推定海區花園式國際人文港城建設，作出我們新的貢獻。
（金濤／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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