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是一名下鄉知青，到浙江建德縣金村插隊落戶，借住在一個廖 姓農戶家中。廖家很會料理生活，將吃不完的蔬菜製成菜乾或醃菜，留著冬季或平時調 劑口味。
　　 他們只有一個嫁出去的女兒，平時難得回家。
　　 有一次，我到杭州過年，回來後，廖說：“春節時，親家公來拜年，住在你的房間。” 聽了，也不在意。其時我在村校當民辦教師。
　　 那年（1975），領導傳 下話來，要對全區教師來一 次整頓，民辦老師可以利用 週末到建德師範學校（下稱 “建師”）接受函授教育， 合格者拿“中師”文憑，國 家承認學歷。
　　 民辦老師們聽了，個個喜出 望外，既有學歷，又能到梅 城逛逛，天下果真有此等美 事！
　　 廖家聽說我要到建師培訓， 臨行前，拿了一包自製的鹹 菜、豆干之類托我順便捎給 親家，說了一句：“親家公 在建師教書，獨來獨住，沒人照顧，平時在食堂吃飯。雖說城裡人拿工資，不過，什麼 東西都要化錢，一家人分處幾地開銷，日子也不容易！”
　　 金村是一個邊遠的山區小村落，當年從村裡到梅城很費勁，需走十幾裡山路到下涯 埠，然後坐車，才能進城。
　　 梅城，雖說只是一個鎮區建制，卻是一個文脈幽深之地，舊稱睦州、嚴州府。 歷代以來，有過著名書院，出過不少文人，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仍有浙江冶金學 校、建德師範、嚴州中學等名校。
　　 我在金村學校教的是文科類課目，因此，建師培訓課程是《漢語修辭》。
　　 文革時，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全部受到批判，列為“封、資、修”大毒 草（注 1），成為禁忌。惟獨《修辭學》較寬泛，實用性強，牽涉“四舊”內容不多（注 2）。
　　 講修辭課的老師是何玉聰，也就是那位房東的親家公。當年何老師六十開外，穿一 身褪色的藍布制服，一個瘦弱樸素的長者。上課沒有書本，用的是自編的講義。
　　 課後，我去拜訪何老師，已經有了師生之誼。他的談吐依然如在教室裡上課那樣， 平緩謙恭，見到我們這些從鄉下來的學生也不例外，完全沒有自居長輩的架勢。
　　 踏進他的宿舍，一個窄長的房間，前面是門，後面有個窗戶，水泥地面，臥室、洗 漱、吃飯，全部在一起。一眼望去，除了床鋪、幾張課桌拼起來放置行李和臉盆架之外， 幾乎沒有別的傢俱。何老師解釋道，家人回武義老家去了，妻子在六三年時就被動員回 鄉。
　　 多年來自己獨自生活，習慣成自然。現在住的這個房間是幹校回來後分配的，雖窄 小，不過，比起五七幹校的日子，在城裡有個地方住，能夠擋風禦寒，有個單間，能“按 張床”，就已謝天謝地了，不敢再有別的奢求。
　　 談起自己的生活，他又說：“我有二個小孩，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在衢州當 潛水夫，媳婦也就是廖家的女兒。”
　　 談到兒媳，何老師開心地笑了，說道，兒媳在建師讀書時，就在自己班裡。天資聰 慧，俊俏能幹，一個全校注目的女生，兒子的婚事是在她畢業後，由自己一手促成的。 他說，女兒初中畢業後，恰逢動員“知青上山下鄉”，到老家（武義）務農去了。 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自己被安排在學校圖書室做事。
　　 文革時，除了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館藏書籍全部是毒草，早已封存。所謂閱覽室， 只能擺放毛選、黨報黨刊，師生們允許進去閱讀。 何老師被安排在圖書室當管理員兼勤雜工。
　　 其實，閑著沒事，每天只是例行打掃衛生，沒 人把沉默寡言的何老師放在心上。
　　 他知道我父親是摘帽右派，非但沒有疏遠，反 而說話沒什麼顧忌了。
　　 想起來，像梅城這樣小城的學校，幹部子弟不 多，文革時學生沒有大城市那麼狂暴。
　　 可以說，何老師與我一見如故，幾次接觸下來，就 成了忘年交。何老師告訴我，那年春節走親家，住 在我的那個小房間，見到屋裡幾本書，其中有範文 瀾的《中國通史》，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之類。 特別是在抬板下壓著一張《高爾基在伏爾加河上》 圖畫讓他印象至深。
　　 實話說了，在下鄉時，我有過這樣的夢想：雖 沒有機會上大學，如果能如高爾基那樣，年青時 在伏爾加河上漂流…..，將來，也寫出一本類似的 《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樣的自傳體小說，也算不枉此生了。
　　 他說，現在日子過得不錯，每月工資照拿，幹的事卻不多。
　　 我們雖初次見面，並不陌生，似乎，廖家已向何老師介紹過我的為人處事，有了印 象。神使鬼差，令我與何老師有了師生之誼。
　　 我說，想看看學校的藏書，一拍即合，他說：“傍晚閱覽室沒人，進去挑好了，選 好後，放在桌上，我替你拿出來。”
　　 雖說建德師範複校不久，卻是一座名校，成立於一九一七年，舊稱省立第九師範學 校，一九四四年更名為省立嚴州師範學校。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嚴師與湘師（湘湖 師範）、杭師並稱“浙西三大師範”，全縣中小學教師大多出自於這所學校。
　　 文革時，停止招生，教職員全部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雖說到了一九七三 年三月才恢復，招進了一批工農兵學員，但是老校舍延續下來的存書量仍相當可觀。 自此以後，凡有週末到建師培訓，他都讓我溜進藏書室看書。
　　 每次去梅城總要偷偷捧回一大包書。
隔三差四，看完了，又去換一批回來。
　　 現在想來，我看的書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翻譯小說與文史類書籍，當時有 過許多優秀翻譯家，館藏的巴爾紮克、莫泊桑、托爾斯泰、蕭伯納著作，幾乎全部讀了。 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名著，以及呂思勉、陳蝶仙、張恨水這些人寫的書，我大致看個遍。 讓人印象至深的莫過於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我就是在那個時期看的，差不多是一個震 撼。而且，如饑似渴，甚至半知不解的讀了不少文藝理論書。
　　 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孤獨寂寞，獨自關在小房間裡讀書，或者，戴上耳機聽收音 機，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愉悅。在那個偏僻山村，建師的書籍為我打開了心靈的窗戶，感 受到文明與良知，伴隨著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造就了後來熱衷於寫作的天 性。
　　 可以說，何老師將建師圖書室的書偷偷外借，在當 時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讓人發覺，被人檢舉， 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他卻這樣做了。
　　 其實，我並沒有給過何老師什麼物質回報，我將此 事寫信告訴了雙親。
　　 父母也感謝萬分，媽媽多次寫信給何老師，表達了 感激之情。
　　 我不知道母親在信中寫了些什麼，但從何老師的言 談中，我感受到，母親信中流露的情緒是誠懇的。這樣 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我離開金村為 止。
　　 改革開放以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很難用語言表述。 可想而知，何老師與父母一樣，經歷過一場又一場 “折騰”，有些事，一點就通。而對於今天某些人來說， 則是難於理解的。
　　 何老師可說“為人師表”，一直成為我人生旅途的標杆，影響著我的言行，作為一 個職員，在履行本職工作；作為一名教師，站在課堂上；作為一位作者，為報刊寫稿。 大學畢業後，我在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國際結算部做事，後來，又在浙大亞歐旅遊規劃 設計研究院工作，編寫了不少單證課本與理論書籍，撰寫了許多論文。退休後，從事文 史創作，成為專欄作家。我在想，自己所成就每一件事，所取得的成績，應當歸功於何 老師當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讓我讀了那麼多的書。
註 1：“封、資、修”即，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大毒草，列為禁書。文 革時作為垃圾掃地出門。
註 2，“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 龔玉和 /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