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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設立施耐庵紀念館

龔玉和

  在杭州設立“錢塘書會才人施耐庵紀念館”,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有道是“天下西湖三十六,最美是杭州。”全國冠名“西湖”之地不下三十六個, 先人認定杭州西湖最美。除了自然地理以及人工裝飾以外,一個重要原因,西湖蕩漾一 股正氣、才氣與秀氣…。千百年來,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為家國,為蒼生,前 赴後繼,創造了杭州的地域文化,也為人類文明寫下了不朽篇章。白居易、范仲淹、蘇 東坡、嶽飛、陸游、朱熹、文天祥、陳文龍、於謙、龔自珍、秋謹…,無一例外,滋潤 著這片河山的秀美。
   這些人的英勇事蹟以及他們的著述,成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成為人 類文明進程的里程碑。毫無疑問,施耐庵就是其中的一員,不僅創作了膾炙人口的古代 四大名作之一《水滸傳》,而且,他的品行彰顯了杭州人的才華、睿智與剛正不阿。
   施耐庵(1296-1371)二十九歲中舉人;
   至順二年(1331)中進士,授職錢塘縣尹(註 1)。
   “縣尹”在《辭海》的解釋為:“尹,漢代都城長官為尹;元代州縣長官稱尹…。” 換句話說,施耐庵當過錢塘縣尹,即,一縣之長(縣尹)。可是,他竟然只當了幾年, 便受不了“達魯花赤”(註 2)的驕橫專斷,憤然懸印辭官他走。
   施耐庵,身處元代中後期與明初,遊牧民雖用武力征服了南宋土地,但對漢人懷有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僅憑藉烈馬與兇殘殺戮,征服幅員遼闊的南宋軍民,但在文化、 社會與科技上遠遠落後於農耕地區。由此,只占少數人統治階層的遊牧民無法在人力、 物力上治理廣大的南方(原南宋)治下的百姓,不得已的情勢下,只得恢復了停止多年 的科舉,讓個別漢族儒生進入政權,協助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
   可是,又猜忌漢人,派出了“達魯花赤”(註 3),蒙人或色目人,監督漢族官民。 即使少數漢人僥倖進入政權,諸如,施耐庵,必須受達魯花赤的監督制約。
   蒙古人“橫暴自恣、盛氣立威”,對僚佐“以奴隸蓄之,狗馬使之”,促成了施耐 庵“懸印他走”就可以理解了。
   施耐庵,一個縣尹,雖說“品序卑微”,但是,他需要維護錢塘百姓的利益,為“南 蠻”(杭州人)弱勢人群做主,難免與蒙古大汗發生衝突。可是,勢單力薄的施耐庵, 雖竭盡全力仍無力保護錢塘人,即,史書記載的“不滿官場黑暗,不願逢迎權貴”,受 不了達魯花赤驕橫專斷,唯一可選擇的出路,也就是“憤而辭官歸裡,以授徒、著書自 遣。”
   寧願放棄來之不易的官位(縣尹),以“教書授徒”謀生。
   元蒙時期,全國人口劃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
   最低等的稱“南人”,也就是原南宋治下的居民。
   在南人中,又將錢塘人稱為“南蠻”。他們不僅將百姓以地區劃分,又按人的職業 分成九個檔次,“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尼、九儒、十丐”。 所謂“錢塘書會才人”儒生只排在“乞丐”前,足見命運之低微可悲。
   施耐庵的“辭職他走”應是意料之事。
   在《水滸傳》署名中,施耐庵不稱自己是“縣尹”(品位最高的官),而稱“錢塘 書會才人”(註 4),品位最低下的“儒”,可見,雖在錢塘縣做官,但對被貶為“南蠻” 的杭州人懷有深厚感情,為維護錢塘人的利益,不惜冒犯上司(達魯花赤),直至離職 出走。
   施耐庵,一個真正的杭州漢子,也是杭州人的驕傲!
   施耐庵筆下的《水滸》,雖是“北宋年間”,可是,他創作此書時處於元後期與明 初,此時“官逼民反”,小說《水滸》何嘗不是當時社會狀態的縮影呢?
   施耐庵在蕭山河上鎮鳳凰塢文昌閣撰寫了《水滸傳》。
   杭州,這塊施耐庵一生最眷戀的土地,尚未建立一個施耐庵紀念館。
   我們懷念這位在錢塘人遭遇災難,深切同情杭州人的官員,並將自己視為杭州儒生 中一員的“錢塘書會才人”
   杭州,一個文化歷史名城,需要有叫得響的人,最響亮者,莫過於“錢塘施耐庵”。 如果在斷橋附近,一個遊客最集中之地,豎立一尊雕塑,可再恰當不過了。
   具體位置可放在堅匏別墅,坐落在寶石山弄三號,一所中式莊園。
   此院落門樓仍保存原貌,院內樓屋、水池均維繫江南傳統風格,前面設大型施耐庵 塑像。在此創立“中國水滸文化研究中心”,將研究《水滸》的書籍、刊物在此展出, 諸如,浙江三國、水滸專業委員會期刊及著述。每年召開研討會,與此同時,此舉還可 以分流斷橋遊客,與外地遊客一起來紀念這位傑出的杭州人。
註釋: 註 1,“錢塘縣尹”,元朝按行政劃分,以一個地域戶籍多寡作為基數,一萬五千戶之上, 稱“上州”;六千戶之上為“中州”;六千戶之下,叫做“下州”。
錢塘縣在南宋時,人口就已超過百萬。入元後,應當不失“上州”地位。
註 2,達魯花赤何許人也?居然不把體恤民情、才華洋溢的施縣尹放在眼裡,迫使他“憤 然懸印辭官他走”?。元《譚公神道碑》記載:“太宗八年丙申(1236),州縣守令上 皆置‘監’,‘監’即達魯花赤。”
原來,縣尹之上的官員“達魯花赤”(蒙語),即“縣監”。
註 3“縣尹之職難矣,下撫養疲民,禦文法吏,上奉承州府部省,萬無钜細,一一身任 其責。失節則罪,愆期則罪,民冤不能明照伸雪則罪,奔走奉事之間少失尊官貴人之意 則罪。位卑則人得淩侮,隱忍習熟而無恥,祿薄則不免求索,喪公廉之節。節行不立, 愆罪稠壘,故判筆一從乎胥吏,辦給俯仰於與台。加以歲時伏臘,吉凶慶吊,少有失和, 則呼叱督責,凶禍狎至。諸如此類,不可枚數;今縣尹多非其材,省部不務精選,兼品 秩卑下,州府驅委呼召,殊無禮貌,英俊才氣之人視不屑為。十分為率,大類不識文墨, 不通案牘。署銜書名,題目落筆,一出於文吏之手。事至物來,是非緩急,閉口不能裁 斷,袖手不能指畫,顛倒錯繆,莫知其非。雖有縣令,與虛位同。”
註 4,錢塘書會才人何許人也?一介杭州窮困潦倒的書生。

( 龔玉和╱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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