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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曾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住在杭州嶽墳街上，老住戶仍記
得，文革時，有過一位戴著金絲邊眼鏡、文弱的女人，手執一把大大的竹絲掃帚在掃馬
路。一邊掃，一邊忍受著旁人的圍觀，指指點點，忍受著頑童的扔石塊、吐口水、無休
無止的漫駡，…..。
她一聲不吭，從不辯解，從不舉目，只是默默地低頭掃路。
許多人不知道她是誰？為什麼會在街上掃地？
路人只曉得，嶽墳街上住著一個貨真價實的老右派，一個有問
題的人…。
“什麼問題？”誰也說不清。
這就是我的母親。
早年母親在杭州十二中學教語文，其實，她的大學專業並非中
文，而是外語。媽媽常為能夠講一口流利英語而洋洋自得，不無自
豪地誇耀，說道：在念金女大那陣子，別人讀英文將時間耗在背單
詞上，惟有我們中西出來的幾個人，個個讀書輕鬆自如。
她說的“金女大”，就是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
“中西”也就是上海“中西女中”。她解釋道：“中西女中是教會學校，清一色洋
人授課，從小養成了說英語的習慣，大學讀的又是外語系。英語脫口而出，輕車熟駕，
惹得別的同學羡慕不已。”
母親為人真誠坦率，不會隱藏什麼，熱
愛生活，即使在文革的歲月裡，每到春天
降臨，也會一個人跑到屋後的烏石峰嶺上
去，采回一大把的印山紅，插在窗臺邊的
花瓶裡，讓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她說：我的幾個兄弟平時總是忙著自己
的事，無暇與家人溝通。惟獨我喜歡文學，
回到家，便與父親談談詩歌，說說唐宋詩
詞，講講逸事趣聞，令沉浸于事務的父親
在煩忙公務之餘，找到一片綠地。
抗戰時，金女大西遷成都。談到大學
時的生活，母親津津樂道，她說：在金女
大那陣子，生活離亂艱難。我們從江浙滬跑到大西南的學生，那能與在江南時的優逸生
活相比。不過，雖說清苦了點，一到週末，女孩子仍然出去與外校的男生約會。國難時
期，大家逃難出來，遠離家鄉，親人流落四方，渺無音訊，思鄉戀家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母親成為中學教師，她說，雖說大學專業是英語，不過英文不吃香，
全國開展學俄語運動。
又說：我是以國文成績優秀獲中師資格，在中學教書的。
母親對於古典文學有深厚的造詣，唐宋明清詩詞，常常脫口而出。
說到唐詩宋詞時，母親會情不自禁地背誦某些經典篇章，尤其是李清照的詩詞，幾
乎脫口而出，讓人讚歎不已。
在教書時，喜歡給報刊投稿，經常有些零星短文發表在副刊上。每當收到稿費時，
便會喜形於色地向同事炫耀：你們看，又有稿費了！
當年十二中與杭女中只有一牆之隔，十二中禮堂沒有杭女中那麼寬敞，於是乎，學
校要搞什麼周年紀念，或聯歡晚會，便借用女中的大禮堂。
我還在讀小學低年級時，有一次，十二中舉辦文藝晚會，母親不願將我丟在家裡，
帶我一起到學校去。師生們見到李老師帶來的孩子，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到了學校，母親就去張羅她的事務了，無暇關照我。
於是，她便會將我托咐給幾名同學，學生便會如同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將我引到
晚會前排最顯著的位置，客氣地拿出許多糖果來招待，仿佛享受到“貴賓”待遇。當時
我並沒有感受到什麼，只是後來母親離開十二中了，每當我參加什麼周慶活動，便會不
由自主地想起當年的情形，有一種失落感，多有好景不常之意。
回憶起教書生涯，母親似有一種五味雜陳之感。
父親在安吉路的浙江省城市設計院工作，從十二中到安吉路只有一箭之地。母親說，
十二中食堂的伙食品質不怎麼樣，飯堂裡總是吵吵嚷嚷的。於是，每到中餐時，母親便
會騎上自行車，到父親的單位，倆人一起用餐。在五十年代時，一名女教師能夠騎自行
車上班，還是一件時髦事，招惹不少羡慕眼光。
多少年來，每次當年她的學生聚會，便會將我請去。
他們說，我代表了他們心中的李老師。大家會情不自禁地談到李老師當年的情形，
仿佛懷有一種不約而同的由衷感慨，一種意猶未盡之情。
有一個同學說，家裡窮，讀到初中後，父母便想將自己輟學務工。
李老師聽說了，一次又一次跑到家裡，說服家長繼續讓我讀下去。
班裡家境困難的同學多，申請助學金不容易。李老師一次又一次跑到教導處，為我
張羅申請助學金，才讓我讀完了初中。
還有同學說，李老師在每學期開學前，總要做家訪，對每個教過的學生都關懷備至。
她教古文、詩詞時，特生動，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不僅解釋詩詞的文字，還能將作者寫
作的意境表達出來，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不過，令同學印象至深之事，莫過於李老師在節假日帶同學一起去春遊或秋遊了。
在五十年代，PICNIC（野餐）這樣的洋玩藝兒，大家聞所未聞。
李老師常常自掏腰包購買食品、水果，師生談笑說唱，留下了一生中難於抹去的美
好記憶。
誰也沒有料想到，母親在十二中教書的那段日子，成為她一生中最輝煌的歲月。她
多次說，其實，在十二中教書時，你還小，家裡雖有阿姨照看，總是不放心，老是生病，
於是，一下課，便開溜了。對於校中紛紛擾擾的事，完全不知情。
既要照顧小孩，又要當班主任，許多會議，能請假的，就儘量請假了。
反右開始時，母親混然沒有察覺已“大禍臨頭”。
有一次，學校開批判會，批鬥校長，許多人上臺慷慨陳詞，聲色俱厲，揭露校長反
動言行，當場拳打腳踢。
母親坐在台下，忍不住，竟然流淚了。
有人問她，她說：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老師，人家是黨員，參
加過抗美援朝，身上有槍傷，你們不可以這樣的。
此時，全場愕然。
母親一個人離開了會場。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十二中。
母親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後來，領導上門來找過我，對我說，那
些批鬥會是針對那個領導的，你是教員，不會對你怎麼樣，放心來
上班好了。
母親常常說，在十二中時，我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尋常女人，對
領導之間的明爭暗鬥，完全不知情。
領導也說過，不是針對我的，放心好了。
可是，母親說什麼也不願再回到十二中了。
母親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家庭婦女，一心一意，烹菜煮飯，相夫教子。
有時，母親依然很想做些事，她請在國外親戚寄來幾本原版書，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只是找不到地方出版，也無處發表。
小時母親帶我去看望親友，總是在他們面前誇獎我作文寫得好，有文學天賦。
我聽了，怪彆扭的。因為在學校裡，我的數理化成績不怎麼樣，有點自卑感。父親
聽了，不意為然的說，這就是“瘌痢頭兒子自己的好。”
回想起來，正是由於當年母親有意無意的鼓勵，才使我有勇氣，儘管“家庭出生”
不好（母親是右派），仍鍥而不捨，不斷的奮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績。
文革開始時，母親所在的棲霞嶺居民區到十二中外調，終於瞭解到，母親在反右運
動後期，就已經被劃為“右派分子”了。
姐姐“大義滅親”，跑到居民區戚素珍那裡揭發她喊“反動口號”、收聽敵臺，參
加“裴多非俱樂部”（完全子虛烏有的事）。
有一天，母親跪在姐姐面前，拼命嗑頭，說道：“為了你的前途，我與你爸，死也
值了！為了你，我們是心甘情願的，可你千萬不要害我的朋友，他們是無辜的！”其實，
父母與幾個朋友只是偶遇，無意中對文革發了幾句牢騷。
造反聽了，如獲至寶，對於居民區頭兒來說，文革時批鬥什麼“小業主、資本家、
壞分子”，揭發一些“男女關係”之類事，已經不過癮了。
終於，他們找到了一批貨真價實的“雙料五類分子”。
於是，造反派能想得出來的，對人格的污辱，拳打腳踢，對人的摧殘，他們都在我
母親身上，使盡了。
嶽廟對面弄堂有個菜場，造反派讓她掛著“右派分子”牌子在菜場掃地。
後來仿佛覺得在菜場掛牌掃地太“便宜”她，勒令每天到嶽墳街掃馬路。
她在街上掃地時，雖說許多年長的人偷偷投來同情的眼光。可小學生吐口水，扔石
塊，叫喊“打倒右派分子”，司空見慣，無論在精神上，或者，在肉體上，都承受著極
大的痛苦，父親與他的那些朋友也遭到無休無止的批鬥、“隔離審查”，成年累月的交
代“問題”。
母親是岳墳街惟獨的右派分子，一個“現行反革命”，成為造反派特殊的專政對象，
只要一刮什麼“政治颱風”，她就會受到難於言狀的批鬥，所受到的折磨，超乎常人的
想像。
1967 年，杭州開展“大清掃運動”，將全市的五類分子全部押送原籍勞改。造反派
聞訊，大喜過望，他們不能讓母親這樣一個右派分子呆在家裡，漏網了，於是，將母親
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
母親出生在上海，太外公早年就從鄉下到上海了。
母親從來沒有回過老家，這次，總算有機會回到祖籍地（上虞驛亭）。
他們將母親押送到了上虞鄉下，可是，驛亭已沒有什麼直系親人，又有誰願意收留
一個素不相識的五類分子呢？
後來，幸虧有個遠房親戚收留了母親。
我到鄉下去看媽媽，那個老人對我說：“我丈夫早年過世，只有一個女兒，早就嫁
到外地去了。一個老太婆，人家也不會把我們怎麼樣。又說，村裡的老人都同情你母親
的。他們都知道，叔公（我外公）是個好人，早年在村裡修橋鋪路辦學，不少人到上海
學生意，都是外公介紹的。年長者都記得他。
母親在鄉下勞動了半年多，當地革命派又將母親送回杭州。
居民區造反派原以為，將母親押回原籍（注消戶口），就該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
再教育。未料，人家又將她退回杭州。
母親在城市沒有戶口，也就沒有糧票、油票，靠親友暗中幫助，省吃儉用，才熬過
來的。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過母親。當他們再次發起運動，無休無止地開批鬥大會，
大家多已司空見慣了。於是，造反派勒令母親在街上掃地。
最慘的那個時候是在 1970 年的一次全市的“紅色颱風”，造反派將街坊的一些“有
問題”的人，全部抓起來。
母親被送到祥符橋杭州造紙廠“勞改”，或者說，“隔離審查”。
在那段時間裡，受到的不僅是精神折磨，而且，挨盡淩辱毒打，瘦得不成樣子。母
親告訴我，她能生存下來，全靠偷吃造紙廠食堂邊木桶裡的泔水。多年後，母親仍不無感激地對我說，在造紙廠勞動時，有幾個“饞星”（杭州話，
指著裝時尚、舉止前衛的婦女，文革帶貶意），罪名比自己輕一點，還能有碗飯吃。有
幾位饞星見她可憐，便將自己的食物省下來，偷偷塞給母親。
一個饅頭，半碗稀粥，總算救了她的一條性命。
從造紙廠回來後，記得那一年尼克森訪問杭州，
下榻在西湖國賓館。
我家就在去國賓館路邊，母親能講外語，又是一
名右派。
造反派緊張了，將“有問題的人”全部集中關押起
來。尼克森到杭期間，勒令全家人不能到臨窗房間去，
更不能到視窗張望…。
多少次，母親被折騰得不行，弄得神魂恍忽，成
了驚弓之鳥，有時，她會一個人自言自語，有時，會
莫名其妙地走出去，一直到深夜，仍沒有音訊….。
這下，父親與我急壞了，我們騎著自行車，分頭
在西湖邊到處尋找，可是，天下那麼大，到哪兒去找
呢？
母親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我犯事，連累小孩子，你
們是無辜的！我知道，在母親的人生旅途中，我成了她的惟有的安慰，她對我似有無限
的歉意。
這就是母親，一位語文教師，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
改革開放後，母親恢復名譽，安排在西湖區教師進修學校工作。
母親很幸運，熬過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父母那幾位朋友就沒那麼僥倖了！
有一次，母親帶我去看望她的老朋友（張超昧），張醫師是外科開刀醫師，她不無
感慨地說道：你們做醫生真好，一生救了那麼多人的性命。將來到了上帝那裡，上蒼一
定會犒勞你的。可是我卻年華不再…。
張醫師見我站在身旁，不無勸慰地說：“你也不錯呀，生了個一表人才的兒子，不
值得告慰上蒼嗎？”
( 龔玉和╱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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