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3 月 28 日，我們在溫州市中心信河街一幢 公寓大樓的十五層，符丕盛先生寓所，一個俯瞰城區的 景觀房內，訪問了這位頗為儒雅的黃埔老人。
我的青少年與黃埔軍校
　　 符先生不僅和藹可親，而且，十分健談，一聊就是 三個多小時，仍覺意猶未盡。他說，我 1925 年生於瀋 陽，父親是一個搬運工人，自小家裡生活比較苦，可以 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因為窮，一直到十一歲 才進入小學。
　　 1931 年“9•18 事變”爆發後，日軍佔領了我國的東三省。
　　 1934年，偽滿洲國成立。當時東北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搞了一個“大東亞共榮圈”， 我在小學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學的是日語。
　　 後來，我們全家搬到熊嶽城（在瀋陽南）。不過，到了五年級，家裡生活困難，不 得不輟學，到撫順一家小藥店當學徒。
　　 當年，東北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居民分為三等，最上等的是日本人，其次是韓國人 （大家叫他們“二鬼子”、“高麗棒子”）；第三等，才輪我們這些東北人。所以，大 家覺得日本人很壞，耀武揚威，無緣無故的欺負中國人，經常跑到藥店裡來買東西，卻 不付錢。
　　 那些年，我一邊在藥鋪做工，一邊自學文化知識。
　　 抗戰勝利以後，我決定繼續求學，一個人跑到瀋陽報考高中。
　　 隨即，進入瀋陽國立第三中學讀書，唯讀了一年多，時至 1947 年，黃埔陸軍軍校在 東北招生。此時，大批國軍進駐瀋陽。在馬路上，我看到軍人穿著漂亮的制服，一律美 式裝備，十分神氣。由此，萌生了報考軍校的念頭，一考就上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 22 期）。進入軍校後，我們由教官帶領，先坐火車到葫蘆島，然後，乘船到上海，再 輾轉到成都雙流的軍校所在地。
　　 六個月軍訓結束以後，學員們轉到成都軍校本部繼續讀書。
　　 本來，黃埔軍校招生廣告寫著的是四年學制，可是唯讀了二年，到了 1949 年，形勢 變了，國民黨軍在前線節節敗退，北方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了。
　　 因此，軍校提前畢業（唯讀了二年左右），學校派我們（四人）到衢州的軍隊報到。 當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一潰千里，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歲月， 交通非常不便。從成都到衢州沒有交通工具，我們（四個學員）只好 徒步前往衢州，不過，剛走到了江西境內，大軍南下，已經解放了。
　　 由此，衢州也就不用去了。我想，還年輕，多讀點書。當時我的哥 哥在北平做事，有點辦法，於是，我一個人就跑到北平去找哥哥。
我到北京師範大學讀書
　　 我跑到北平哥哥的家裡，報考了輔仁大學（以下稱“輔大”）的 教育系，那時讀大學不僅不要錢，還有生活費。我們在輔大唯讀了三 年，到了 1952 年，國家對全國的大專院校進行“院系調整”，輔大的 一些院系調整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以下稱“北師大”）。於是，我又在北師大繼續讀書。
　　 在學校的一次“忠誠老實”運動中，我將自己在黃埔軍校的那段歷史問題交代得一清二楚。領導調查了以後，鼓勵我說：你的問題，我們都查清了，只是‘一般政曆（政 治歷史）問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還年青，今後好好幹。
　　 可以說，當年學校對我很重視。
　　 1953 年，我們在北師大教育系本科畢業。那時國家教育部有蘇聯顧問，搞的是全套 蘇式教學方法。北師大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辦了一個研究生院。每個系推薦四名學生 繼續深造，讀研究生課程。
　　 我與劉好蘭 ( 後成為我的妻子 ) 同時被校方推為研究生。因此，又讀了二年的研究 生課程。到了 1955 年，我們在研究生院畢業。
　　 我的愛人，劉好蘭，既是我在北師大本科的同學，也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同學，比我 小五歲。畢業以後，我們倆在天津結婚。
　　 當年，學校將我們一起分配到上海師範學院（下稱“上師院”）工作。
　　 為此，我們夫妻一起來到上師院報到。
　　 雖說我們倆人只是剛畢業的普通講師，但是上海生活條件比較好，初到上師院，學 校就給我們分配了一套住房，有二個臥室，還有客廳、衛生設備，一個小間供保姆住。 我的大女兒就是在上海出生的。
　　 不過，我們在上師院只教了三年書，教的是“教育心理學”。
　　 1957年反右運動時，我非常幸運。那天學校開“鳴放會”，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 向黨提意見。系領導通知我去開會，碰巧的是，那天晚 上，我突然得了急性病，肚子痛得不得了，連路都走不 動。
　　 於是，只好向上級請假，總算逃過一劫！
我在溫州師範學院工作
　　 到了 1958 年，組織上決定將我們夫妻調到了溫州 師範學院（以下稱“溫師院”）工作。溫師院，即， 1956 年成立的“溫州師範專科學校”，只是一個初級師 範學校。到了 1958 年，領導上決定將“師專”升格為 師範學院，但是作為一所大學，校方感到師資不足，他們向上級要人。由此，上海師範 學院領導決定將一些有經驗的教師調到溫師院工作，我們夫妻倆人名列其中。
　　 當年的溫州，地處偏僻，去溫州交通非常不方便，從外地到溫州只有水路較為通暢， 由此，我們購買了八月底從上海開往溫州的船票，準備九月一日開學前趕到學校報到。 未料，開船的那天，海上刮起了颱風，輪船停運（上海到溫州的客輪每週只有一個航 班），我們只好等下個星期的那個班輪了。
　　 這樣一來，等我們到了學校，已經遲了整整一個星期。讓人意外的是，溫師院也不 在乎我們的遲到，因為那些日子，溫師院沒有上課，全校師生“大煉鋼鐵”（時值“大 躍進運動”）。
　　 在溫師院報到後，學校先讓我們上山搞木炭，再用舊鋼鐵、小高爐進行大煉鋼鐵。 那些小高爐就設在溫師院的校園內。
　　 與此同時，我將一家老小（我的父母及二個女兒）全搬遷到了溫州。
　　 領導對我們這些從上海來的教師非常客氣，剛到校時，學校沒有教師宿舍，將我們 安排大禮堂樓上的化粧室住，條件不怎麼樣，與上海師大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溫 師院看來，對我們一家人已經相當優待了。
　　 每週除了八節大課外，我還兼一些行政職務，諸如，實習辦公室副主任等。
　　 那些年，溫師院教師少，工作多，事務雜，教師並不單純教書，每個人都兼差各種 各樣的行政事務。
　　 1960 年，有一次上級派我到杭州開會。
　　 會上批判了杭州大學陳立教授的心理學理論。實際上，從那次杭州會議回來以後， 溫師院的心理學課程，無影之中也就撤銷了。
　　 此時，毛主席號召學校大辦工廠（校辦工廠）。
　　 我這個心理學教師被派到校辦工廠工作。學校辦了幾家工廠，諸如，機械廠生產測 量儀及一些教學工具，我負責為校辦工廠採購材料的任務。
　　 時至 1963 年，溫州地區原有的六所大專院校（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醫學院、 師範學院）一下子撤掉了四個，只保留了二所，即，醫學院與我所在的溫師院。
　　 到了 1964年，溫師院也撤銷了，不再對外招生，改稱“溫州教研函授站”（以下稱“教 函站”），主要工作是培訓在職教師以及對地區農中的教研工作。
　　 那些年，在市教辦領導下，溫師院的教師們上山下鄉，許多教師被派到各個縣去做 調研。各地辦了不少“農業中學”（以下稱“農中”），上級就派我們（教函站的人） 到下面去瞭解各地農中的情況，然後，寫出報告，向上級彙報。
　　 我們到了溫州地區下屬的各縣，大家成為市教委派下來的幹部，住在農民家裡，在 老鄉家搭夥，與當地群眾打成一片。
　　 但是，每個農中只住二至三天，接下來，又到下一個農中做調研。由此，我們在溫 州各個縣城跑了不少地方，也長了許多實踐知識。
　　 在教函站幹了幾年，文化大革命來了（1966 年）。
　　 大家參加文革，雖然工資照拿，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記得有一次，學校對校辦工廠進行清查，調查廠負責人的貪污問題。
　　 在批判會上，一個當事人說：對你老符，我們沒時間處理，把問題‘掛’起來，對李某、 施某，留校反省。我女兒的溫州話不怎麼樣，聽了，誤以為將我‘吊’起來，哭得很傷心！ 其實，所謂“掛”起來，就是在運動中，組織上要審查我的歷史問題，向組織上交代問題， 不給工作，也不能回家。
　　 後來，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出什麼事情，因為我在黃埔的那些事，早年就已經交代 的一清二楚了。於是，又將我放了回來，繼續在校辦工廠做事。
　　 文革後（1978），全國恢復高考，溫師院也同時複校，開始招收新生了。
　　 全省各個師範院校的“心理學課程”作為各系的公共課程亦同時恢復。
　　 自此，我又重新走上講臺，擔任心理學教師。
　　 上世紀的 80 年代，全國恢復高校教師職稱評審工作。
　　 我當時已經是副教授了，而浙江地區師範院校的職稱評審工作尚未進行。所以，院 校希望編寫一本教材為以後評審職稱提供條件。
　　 在一次省研究教學的會議上，大家要我帶頭。
　　 我答應後，著手撰寫提綱、分工、審稿，最後統稿。
　　 半年後，我們在富陽開了全書的審稿、定稿會，並通過出版。
　　 在會上，省教委副主任邵宗傑對書稿給予肯定並提出要求。
　　 1987 年 10 月正式出版（《心理學教程》邵宗傑主編）。
　　 88 年，教育部統一部署各科編寫目錄，在《心理學科》目錄上有韓永昌（時煙臺師 院副教授）和我的名字。
　　 我們匯同三個師範院校教師用了八個月時間完成全國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教材《心理 學》，該書由韓永昌主編，符丕盛為副主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教育部有規定，每所大專院校圖書館應由教授擔任館長，館 長要參加校務委員會。
　　 所以，我從 84 年至 94 年的十年間擔任學校圖書館的館長。因為我除了教學、科研、 社會工作等很忙，其實，館內具體工作多由副館長負責。雖說溫師院早在 1958 年就創 辦了，但是，多年以來，連續不斷地搞政治運動，名稱與狀態，幾經折騰，收藏的書籍， 幾經反復，襟見肘襟，一言難盡。
　　 上世紀八十年代，市府決定選派一批人到日本去。
　　 可是，他們不會日語，溫州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才。
　　 我是在東北長大的（日本統治下），小學時就學過日語，口語了得，於是，我就被 上級指派為日語教師。
　　 那些年間，政府還聘請我擔任溫州地區教委的督學，還擔任溫州市民盟的領導人。 由於我多年的教學工作，在市政協又擔任文教辦主任這個職務。
我成為溫州市黃埔同學會的會長
　　 1998 年退休以後，我繼讀擔任著各種社會職務，除了政協常委、民盟副主委外，還 有許多社會兼職。當時的民盟主委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教師，兼任著市人大副主任這個行政職務，公務 繁忙，疲於奔走，由此，我無形之中成為實際主持工作的副主委。
　　 有一次，我參加政協在太佬山舉行的學習班（為期三天），恰巧與溫州黃埔同學會的會 長卓立文住在一個房間。
　　 他是溫州市民革主委，也是溫州黃埔同學會的會長。
　　 不過，當年他的身體狀態不太好，很想退下來，一時找不到替代的人。
　　 那天，會後我與他聊天，無意中說到，我曾在黃埔軍校讀過書。
　　 他聽到我講的這些話，記在心上了。
　　 坦率地說，我在黃埔軍校讀書的那段歷史只有組織上知道，只有檔案裡有記載，其 實，多年以來，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談起過此事。
　　 實際上，我在溫州工作有二大缺點，一是我沒有在部隊裡呆過；
　　 二是不會講溫州話，與別人溝通不夠。一直到今天，我的二個女兒及孩子們都能講 地道的溫州話，可是，我仍然不會，也聽不懂溫州話。
　　 由此，我的黃埔讀書的那段歷史（除了領導以外），幾乎無人知曉。
　　 不久，卓會長就向上級推薦 ，讓我擔任下一屆溫州黃埔同學會的會長，後來得到市 委統戰部同意，經過同學會四次代表大會選舉，成為會長，從 1996 年 11 月 1 日開始直 至今天（2016 年 3 月 29 日），已經二十多年了。
　　 成為會長後，我們做了一些事，除了向同學們宣講党的政策，希望同學們“放下包 袱，解開顧慮”，繼續為國家做貢獻以外，還向上級部門反映情況，對一些生活困難的 同學進行補助，根據黨的政策，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例如，有一位不久前加入黃埔同學會的溫州人，長期隱瞞身份（黃埔軍校學生）， 在上海流浪，今年（2016）九十歲了，貧病交加，生活無依，一個孤獨無靠的老人。我 們將這個情況向統戰部反映，他的待遇問題很快得到了妥善處理，這個老人非常感激党 對他的關懷。
　　 時至今天，每逢傳統節日，我們都要給海內外的黃埔同學發賀卡。
　　 過年過節，我們要組織慰問黃埔同學的活動，如果同學生病，我們要去慰問，送去 慰問品，當然，每年還有幾次黃埔同學的團聚活動。當然，隨著歲月的流逝，黃埔同學 越來越少了。由此，我們十分注意培養青年一代兩岸同胞的情誼。
我的幸福晚年生活
　　 我有二個女兒，一個叫燕燕（符燕燕），另一個叫申申（符申申）。燕燕在北京出 生，北京簡稱“燕”；另一個在上海出生，上海簡稱“申”。
　　 她們都非常聽話，工作上沒有受到我的影響。
　　 我現在與小女兒（申申）住在一起。
　　 不過，每星期我都要去燕燕家二次，並在那兒吃飯。
　　 二十年來，我每天都騎自行車到黃埔同學會上班。我想，自行車是一種方便的交通 工具，再則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種運動。
　　 不過，孩子們怕我出事，常常勸我別騎自行車了。
　　 申申仍在上班，每天四點鐘左右就回家，為家人做晚餐。
　　 我特別喜歡女兒做的菜，尤其是她的拿手好菜，魚餅，一款正宗的溫州名肴，也成 為我的最愛 ( 圖 5)。
　　 我身體健康，起居有規律。早上起床較早，吃過早點，就到外面走走，散散步，呼 吸一下新鮮空氣。回來以後，看看電視，讀讀書報。
　　 平時，我們在黃埔同學會辦公室開會，讀報與學習相關檔。
　　 如果有海外或港臺澳同胞回鄉探親，或到訪旅遊，我們向他們介紹祖國大陸改革開 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家鄉欣欣向榮的新面貌。
　　 還有，每天晚上中央電視臺四套的“海峽兩岸”是我必看的節目。
　　 同時，我也喜歡看香港鳳凰電視臺，主要是為了瞭解臺灣的情況。兩岸只有在“一 個中國，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才能為我們民族帶來更加輝煌的未 來！

( 龔玉和╱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