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只要心臟刺傷，人會立即死亡，即使在外 科醫生領域，這種觀念也支配了長久的歲月。
　　 由此，在古代冷兵器戰爭中，欲要人亡，必刺其（要害）心臟。
　　 十六世紀，一名決鬥者的心臟被對方用劍刺傷後，還奔跑了幾百尺，倒地而亡。自 此以後，醫學界悄悄在感受到了，即使心臟受了傷，也不一定立即致命，如搶救及時， 尚有挽回生命的希望。
　　 1867 年，費希爾研究了 452 例心臟創傷病例，驚奇的發現，竟有 7% 是被救活的。 科學家的進一步研究知道了這一點，心臟受傷的危險度與其受傷的位置、面積有著密切 的關係。最危險的是傷及冠狀動脈、室間壁的希氏束以及心耳壁。
　　 由此，作為胸外科手術來講，多年以來，一直望而生畏，舉步不前。
　　 19 世紀 80 年代，著名外科權威比爾羅斯說：“如果外科醫生嘗試縫合心臟創傷的 話，那麼他將失去醫學界的信仰。”
　　 可是，人類醫學進步是永無止境的，1881 年，美國的羅伯特醫生率先提倡縫合心臟 創傷理論。隨後，義大利、德國等一些外科醫生相繼做了成功的心臟縫合術。當時有一 名學者做了統計，在 535 例心臟縫合手術中，成功率達到 44%。

我國外科史劃時代的一頁

　　原杭州紅十字會醫院醫師張超昧 （1912-2007），為我國從事心臟外科手 術的第一人，甚至，比處於全球外科科 學研究尖端的美國首例施行心臟手術的 人，還要早了整整一年。
　　 當年，正是由於他的一例成功的心臟 外科手術，使得我國的心臟外科處於國 際領先地位，令世人對於中國的現代醫 學成就，刮目相看，也使得張超昧的名 字在我國外科醫學史上留下了蹤跡。
　　 黃家駟主編的《外科學》，蘭錫純等 主編的《心臟外科學》，以及《中華外 科雜誌》均有明確記載與報導。這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我國胸外科史劃時代的光輝一 頁。儘管這些年來，人類在心臟外科領域裡已經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現代醫學成就是那 麼的輝煌奪目，我們也不能忘記與追憶那些在醫學科研園地中辛勤耕耘的前輩，張超昧 就是我國最傑出的一位開拓者。

精通多門外語

　　我們有幸於 2015 年一月十二日到杭州玉泉路馬嶺山三號寓所，訪問了張超昧醫師的 夫人胡梅秀女士，以及他的女兒張景明，請她們談談張醫師一生鮮為人知的故事。胡梅 秀女士說，張醫師 1912 年生於浙江溫嶺縣，1935 年從廣東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不久， 就到江蘇醫學院工作。
　　 談到張醫師最初的醫學事業，胡梅秀說，當年中山醫學院的大多數教師都是從德國 請來的，所以，自小他（張超昧）就養成了說德語習慣，不僅精通德語，而且，還會英 語、法語、拉丁語等語言。
　　 上世紀八十年代退休後，張醫師深感我國的醫學研究落後了世界先進水準一大截， 人們對於外藉醫藥學文獻很難把握詞語的確切內涵，由此，造成的失誤不在少數，於是， 著手從事編譯《中英德法醫學詞典》，這是一個浩瀚複雜的文字工程，他斷斷續續編譯 了三百餘萬字， 直至年老身體不支為止。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張醫師所在的江蘇醫學院改為外科醫院，專門收治從 上海戰場上退下來的重傷士兵。同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後，張超昧隨著江蘇醫學院輾轉 到了湖南沅陵，也就在沅陵，他認識了從杭州遷至沅陵的“國立藝專”（今中國美術學 院前身）學生胡梅秀。一年後，他與胡梅秀在成都結婚。
　　 隨著日軍的大舉進攻，醫學院不得不繼續撤退到四川，張醫師到了成都以後，在中 央陸軍軍官學校（注）醫院工作，主要是救治從前線撤下來的傷病員。
　　 1940 年十月六日，軍校醫院送來了一位以劍自盡，刺破心臟的 30 歲士兵。時任外 科主任的張超昧趕來了，看到患者胸口正湧出大量鮮血，察看了病情：如果不及時做手 術，這個年輕人肯定沒救了。可在當時，國內沒有任何開胸縫補心臟的記錄，國外雖有 過先例，不過，也是鳳毛麟角，救命要緊，片刻思索之後，張超昧當機立斷，為了挽救 病人的生命，做手術！
　　 手術刀剛剛劃開胸腔，鮮血噴湧而出，一直噴到天花板上。
　　 張超昧很沉穩，那位年輕人是右心室壁貫穿性刺傷。
　　 手術進行了數小時，心臟修補成功，年輕人的生命被救回來了。
　　 年青的張醫師當時沒有想到的是，由此，他成了中國第一個做心臟手術的人，那年 的中華醫學雜誌第 28 期第二卷（1942 年十月）將張超昧的手術報告全文刊出，引起了 全國外科醫學界對這位年輕外科醫生的重視。
　　 1940 年十月後半月，繼張超昧的手術成功首先報導後，另一位醫生在乙醚全麻下為 一名三十七歲右心室壁刺傷約 2cm 的男性患者用羊腸線縫合三針獲得成功。手術時間 55 分鐘，麻醉後二小時完全清醒。
　　 術後，患者出現支氣管炎，經治療 24 天後出院。往後四個月餘的隨訪，結果良好， 由此，他們共同開創了我國心臟手術和麻醉的開端。
　　 那一年，張超昧剛滿 27 歲。
　　 到了 1947年，人們又為慢性縮窄性心包炎患者在全麻下首次採用手術療法。可以說， 20 世紀 40 年代，不僅是我國心血管手術的萌芽時期，也是我國心血管麻醉的萌芽時期， 而張超昧醫師在我國外科史上則是一位拓荒者。
　　 聊著，聊著，我們不知不覺談到抗戰時期，張醫師的所作所為。對於那段經歷時， 多少年以後，張夫人諱莫如深，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全家至今仍然心有餘悸（2015 年，也不敢向兒孫們說到地過。
　　 由於張醫師高超的外科手術技術，救治、救活了無數個前線受傷回來的士兵（當時 四川醫院的技術力量與設備條件遠不如淪陷前的江浙地區），以及他在外科界享有的聲 譽。江蘇醫學院以及張醫師本人在成都立即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尤其是軍隊的重視。當 時，作為大後方成都的各家醫院裡，擠滿了從前線，以及各地送來的重傷病員，甚至連 醫院走廊裡，堆放雜物的棚子裡，全擠滿了傷患。
　　 可是，僧多粥少，不僅合格的醫生少，而且，醫院更少，許多人因為得不到及時的 救治，而命懸一旦。張超昧等人抵達成都後，被指派到成都市立醫院負責搶救傷病員， 即被任命為市立醫院的主任外科醫師。
　　 與此同時，部隊野戰醫院更急需要合格的外科醫師，一紙政府指令，立即將他派到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醫院，專門從事部隊傷病員的救治工作。
　　 可是，此時張醫師已經在市立醫院工作了，作為台柱醫生，市立醫院怎肯放人，無 奈部隊的調令，戰爭非常時期，一切都必須以軍事需求為優先。
　　 於是，張醫師不得不“一僕二主”，一邊在市立醫院工作，救治地方上的傷病員， 一邊又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醫院專門從事前線回來的傷病員救治。
　　 由此，他被任命為軍校醫院的外科主任（上校軍醫銜）。
　　 雖然張醫生等人沒日沒夜的為傷病員操勞，仍然是杯水車薪。
　　 如何改善那些在抗日戰火中為民族英勇獻身的戰士的醫療條件（讓他們康復早日返 回前線）？
　　 張醫師為此費盡心思，他想，為什麼不能創辦一家民營醫院，以彌補時艱呢？
　　 於是，工作之餘，他四出奔走，到處呼號，終於籌措得一筆資金。
　　 上世紀四十年代（抗戰最艱難時期的成都），一家名為“中華外科醫院”誕生了（後 更名為中華醫院），張超昧擔任了該院的院長兼任外科手術室主任醫師。中華外科醫院 剛成立之時，只是借住在成都浙江同鄉會館所等接待傷病員，時至 1948 年，一座四百 平米多層洋房的私立醫院終於落成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那幢洋房被沒收了，成為成都市衛生局的辦公用房。罪名是 張醫師曾經是一個“國民黨的上校軍醫”。
　　 80 年代初期，張超昧成為浙江九三學社的成員，多次前往成都，要求落實政策，但 當地部門表示，因為時間隔得太久，又涉及跨省、市，難度太大，雙方交涉，幾度陷入 困境。於是，他只得找到浙江省統戰部，找到浙江省九三學社，希望由組織上出面，幫 助解決落實成都房子的問題。
　　 鑒於其政策落實的複雜性，由浙江九三學社組織的名義致函給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 省委統戰部，同時，也發函給成都市政法委、統戰部、衛生局，希望他們儘快解決張的 私房問題。其後，他再次前往蓉城，由於組織上的出面，成都市委派人接待了張醫師， 表示會認真研究，盡力解決此問題，也讓張超昧看到了一線解決的希望（至今尚未落 實）。

張超昧到杭州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張超昧攜帶家人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由於他高超的外科 經驗，在全國外科手術界享有的聲譽，以及精通拉丁語、希臘語等多國語言，尤其擅長 英語和德語，迅速引起浙江醫科大學的重視，被聘為外科副教授，並擔任浙醫大第一醫 院的外科醫師。
　　 張醫師的夫人胡梅秀是杭州國立藝專的畢業生，當年她的老師吳大羽（國立藝專西 畫系主任）剛巧已經移居上海，於是，大羽先生就將自己在馬嶺山空置的寓所租借給了 張超昧夫婦居住（馬嶺山上一座北歐式平房小獵屋）。
　　 吳大羽教授自五十年代初離開杭州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由此，張超昧一家人實 際上就住在馬嶺山的小屋內，一直至今。

筆耕不輟，編撰專著《臨床真菌學》

　　張醫師在杭州期間，工作之餘，勤於筆耕，為醫學雜誌編撰翻譯醫學論文。他的一 部（與沈鼎鴻合作）專著《臨床真菌學》，在 1950 年十月由中國衛生出版社出版，第 一次印刷的數量就達到三千冊。
　　 長久以來，真菌學文獻散載於各個相關的醫學雜誌，可以說，這部書是當時世界上 第一部關於臨床真菌學的完整著作。與張醫師一起合作編寫此書的另一個人是沈鼎鴻， 為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教授，這本書的第二十七章及書附錄部分為沈鼎鴻教授所譯，其餘 各章系臨床理論與實務，均由張超昧撰寫與翻譯。

張超昧調到杭州紅會醫院

　　1961 年十二月，張超昧調到杭州紅十字會醫院外科。
　　 由於他的特殊經歷，曾擔任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醫院的上校軍醫，在那個年代裡， 他不能上手術臺去開刀救治病人，只被安排在門診坐診。
　　 1966 年“文革”開始，張超昧受到衝擊，由於他的“歷史問題”，以及耿直的脾氣， 坦率爽快的言談，嫉惡如仇的性格，高超的開刀技術，被責令離開臨床，打掃廁所，到 檢驗科洗瓶子。
　　 “文革”後的一個偶然機會，紅會醫院藥劑科的一位老同事在花港觀魚碰到張超昧， 輕輕地叫了他一聲：“張醫師！”
　　 張超昧抬起頭，驚訝地看著老同事，不由說道：“只有你還記得我是一名外科醫 生……很久都沒有人這樣叫了。”
　　 　　那年，張超昧六十四歲了，又回到外科門診，重新做坐堂醫生。

退休後的張超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張超昧參加了九三學社，成為浙江省政協編譯組和浙江省 科技情報所翻譯組的成員之一。
　　 那些年來，他翻譯了大量國外最新的科技資料，對於國內的醫學進步與追趕世界最 新科技成就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同時，還兼任杭州制氧機研究所的英語教師，許多中青年醫師在翻譯或閱讀外文文 獻中遇到困難或障礙，常常過來向他請教，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解釋，精心盡力地指導。 張超昧的家就住杭州的著名風景區，玉泉植物園附近，這裡環境幽靜，景色優美，空氣 清新，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幽雅環境。
　　 2007 年，張超昧醫師走完了人生的最後里程。
　　 他一生的故事，難道不值得人們學習、不值得後人深思？
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28 年 3 月在南京開學，1937 年 8 月遷校，經江西廬山而武昌， 最後落腳在四川成都。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行憲，改稱陸軍軍官學校，1949 年遷臺 灣高雄鳳山至今。

( 龔玉和╱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