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為一體多元，越文化是構成中華文化多元中的重要一元。

　　越族先民在與大自然的搏擊中，以自己的勤勞及智慧，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具有本民 族和地域特色的越文化。越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一樣，具有開放、開拓、擴張、交流及 富有生命力。臺灣高山族為越族東渡一支，越文化隨著族人的遷徙步伐來到寶島臺灣。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高山族有了既具有越文化特質，還兼有中原文化，以及 海外文化痕跡的高山族文化。以下從食、衣、住、行、陶（器）、（風）俗等六方面來 探討越文化與高山族文化的源與流的關係。

　　一是“食”。“民以食為天”，吃飯是人類生存的頭等大事。

　　稻作文化是越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稻穀為人類提供了最主要的糧食，亞洲有 90% 的人口賴其為主要糧源。由此，河姆渡稻作文化對我國乃至人類文明產生了極為深遠的 影響。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稻穀數量之多，年代之久遠，保存之完好，為 同時期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所罕見。與它同存的骨耜、骨鐮等農業生產工具，以及木杵、 石磨等穀物加工器具，說明河姆渡稻作文化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更使人驚奇的是，在同 時出土的不少陶釜底部有殘存的燒焦“鍋巴”或殘留的魚類骨頭。從這裡，當年河姆渡 人“飯稻羹魚”的生活情景依稀可見。河姆渡稻穀遺存的發現，中外學者經過考察和論 證，一致確認浙江河姆渡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水稻的起源地之一。並由此向北傳入黃河流 域；向東傳入朝鮮，渡海至日本；向南傳入兩廣及閩、臺地區，再傳至菲律賓等東南亞 國家。在我國歷史文獻中，有關臺灣水稻的傳入及栽培亦有記載。《三國志》《吳志• 孫權傳》載：吳主孫權于西元 230 年，曾派遣衛溫和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分乘百艘 大船，滿載糧食、穀種和築城器材等到臺灣屯田。在臺灣的一年零兩個月中，吳軍將士 向當地住民高山族傳授了水稻栽培及鑄造技術，大大促進了寶島農業和鑄造業的發展。 與孫權同時代的浙人沈瑩，在《臨海水土志》載：“夷洲（臺灣的舊稱）在臨海郡（今 浙江台州）東南，相距有兩千里，土地無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土地肥沃。生長五 穀，又多魚肉。”《隋書•流求傳》載：島民耕作“先以火燒，而引水灌”，農作物以 “稻粱禾麥麻赤豆胡黑豆，……釀米曲為酒”。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 亦有類似的記載，當地住民“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1981 年 2月，臺灣考古工作者在臺北芝山岩遺址發掘中，首次發現了炭化稻米、木器和繩子。 同時出土的還有魚、鱉、龜和貝類遺骨。由此，揭開了臺灣高山族在史前已有水稻栽培 的歷史，為先住民“飯稻羹魚”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實物證據。據考證，芝山岩文化遺址 比河姆渡文化遺址要晚 2000 至 3000 年左右。臺灣黃士強教授在《臺北芝山岩遺址發掘 報》中指出：芝山岩文化的一些要素，“不應是獨立發生的，而傳播的結果。”因為“在 臺灣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的祖型。”所以，“它的持有人來自中國東部或東南沿海，尤其 浙、閩地區的可能性很大。”臺灣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在《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 的食物採集文化”》一文說，臺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大坌坑文化和大陸東南海岸的 河姆渡文化，從“形態學上說，它們都是住在類似的自然環境中，從事農耕以外多種食 物採集活動的同樣的早期穀物農民。”從上述事例中，高山族的稻作文化由越地傳承而 來的依據，是十分充分的。

　　二是“衣”，即衣衫。織布制衣是人類四大生活要素“衣食住行”佔據首位。

　　河姆渡人發明的水準腰機，為族人解決穿衣問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亦是越族人步 入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制紡輪 106 件，石制紡輪 14 件， 木制紡輪 1 件。特別是各種陶制紡輪，它是紡錠的鼻祖。如果把陶制紡輪，與同時出土 淺談越文化與臺灣高山族文化之關係 何有基 的骨梭、骨針、（打緯）骨刀、木機刀、定經杠、絞紗棒、分經木、卷布軸（殘片）等 紡織部件加以組裝、復原，河姆渡人當年從紡紗、織布的全流程活脫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同時，出土的還有兩段富含麻葛纖維的麻線（炭化），這為紡織提供了原料的實物證據。 據調查，這一帶此類纖維植物原料十分豐富。據《後漢書•陸續傳》載，漢光武帝看到 陸閎穿著的“越布”單衣，分外賞識，即令會稽郡，把這種麻布作為貢品進獻朝廷。由 此，“越布”質地之優，可見一斑。至三國，“越布”已遠銷海外。當然，亦包括與大 陸一衣帶水的臺灣。在民間，還曾流傳中國紡織大家黃道婆，赴海南黎家（族）學習紡 織技術的故事。而黎家正是越人南遷的一支，其紡織技術理所當然是祖傳的。在《尚書• 禹貢》篇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桔柚，錫貢。”歷史學家認為，“島夷”指 的就是臺灣先住民，即高山族同胞。這段話用現在的話說，高山族同胞以麻織品為衣服， 以貝類為飾物。使用竹器，其地產桔柚，並向內地進貢。這是我國史書中最早對臺灣高 山族衣著的記述。今日臺灣的泰雅人，為高山族中的編織高手，其挑織技術十分出名， 能用不同的色線，織出各種幾何圖形。由泰雅人織成的“貝珠衣”，就是“織貝”的現 代版本。現今，高山族人使用的木制腰機，與越先民的水準腰機，頗似一對孿生兄弟。 據記載，因臺灣“地無棉，兼民不知蠶”，其布帛多靠內地進口。“凡絲布錦繡之屬， 多來自江浙”，而“棉布之類，……為寧波、福州、泉州所出，商船貿易，此為大宗。” 由於“浙布”的不斷輸入，使高山族同胞在衣著上有很大的變化，到清乾隆年間，“新 港社番衣褲半數如漢人。”至嘉慶年間，“熟番”（指漢化的高山族同胞）在穿著上與 漢人已很難區分了。有關高山族紡織技術來源，浦忠成（鄒人）在《臺灣原住民的口傳 文學》一書中是這樣描寫的：“賽夏族擅長織布，相傳昔日有一海女嫁給族中一位獨生 子，這名海女時常撥開海水帶丈夫同至娘家，其娘家有精緻的布匹，丈夫便要求海女教 導織布方法。後來，海女教會了十多名婦女，她們的技藝就一直流傳下來。”這個故事 告訴人們，賽夏族人的紡織技能來自臺灣海峽的彼岸。

　　三是“住”，即人類棲息之所。

　　幹欄式住宅，是越族“人居建築文化”的一大特徵。木樁上架地梁，在地梁上鋪地 板，再在其上立柱、架屋頂、蓋上茅草，此種建房之方式，被稱作“幹欄式”。這種民 居，房子的底架下可圈養家畜，而上面則住人。它既可以隔水、防潮、防野獸，又十分 適宜于濱水而居和氣候潮濕的地理環境。河姆渡人是幹欄式住房的創造者，並廣為流 傳。至今，在我國西南地區的傣族和臺灣高山族一些族群的居住處，仍可以見到此種屋 式。香港《廣角鏡》雜誌在《臺灣民俗》一文中稱：“說到高山族的建築形式，曹族建 在樁上的公廨和倉庫，和大陸古代居住在浙閩一帶越人的居所完全一樣。……曹族的這 種屋式，是帶有越人文化特質的證明。”公廨，又稱“庫巴”、男子集會所，是族人的 政治、信仰和文化活動中心，是莊重、神秘之地，它只准族中的成年男子進入。公廨如 需要修建和重建，要有部落長老會集體研究決定，房屋落成時，要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 公廨是部落中最大最顯著的大房子，族人的房舍聚集在其周圍，而大門都朝向公廨的位 置。如果，族中頭目或長老有要事宣告，便從公廨呼喊，族人聞聲後即向公廨集來。隨 著時代的變遷，公廨的職能漸漸淡出，而幹欄式是種傳統屋式，也發生了變化。今天， 只有在鄒人（舊稱曹人）等少數族群中尚可見到這種民居。據悉，河姆渡的幹欄式建築， 曾一度影響到日本、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大洋洲等地，足見流傳之廣。因此，越人創造 的幹欄式民居對研究中華民族建築史和人類住房進化史都有著特殊的價值。

　　四是“行”，出行之交通工具。

　　越族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其船文化的歷史相當悠久。從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 址出土的 6 支木槳、陶舟（模型），以及一隻中間挖空、橫斷面呈弧形、一端收斂為尖 圓形的獨木舟殘骸，說明當時的河姆渡人已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術。在與河姆渡文化同 時代的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以及稍後的錢三漾、小田畈遺址等，也均有木槳出土。證 明當時越先民從事以船為交通工具，進行水上採集和捕撈作業。《越絕書》載：“越人 善作舟。以舟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從這一記述中不難看出，越人 在造船和航行技能上，已經有長足的進步。由於航海事業的發展，為越人遷徙到沿海島 嶼創造了更為便利的條件。作為越族後裔的高山族，曾乘舟浮海至臺灣，開始在西海岸 一線落腳，以農耕和捕撈為生，船在他們生活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臺北芝山岩遺址出土一件殘木片，有關專家認為是木槳殘件，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後因種種原因， 高山族人由沿海平地進入山地；又從西海岸移至東海岸，船漸漸淡出生產、生活。阿美 人在早期的歷史裡有船，他們的先人是坐船渡海來的。至今，家族中還保存了祖先用過 的船。在《番境補遺》一書中載：“水沙連（日月潭的舊稱）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 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複起一山，番人（鄒人一支）聚居山中，非舟莫及。”說明 了鄒人對船的需要，船不僅是交通工具，也是捕魚的必備工具。在鄒人的陳列館中，還 可看到獨木舟的陳列品。雅美人有“海洋民族”之譽，他們生活在“孤立海中”的蘭嶼 島上，依靠海上捕魚和種植栗、芋為生。雅美人使用的“頭尾尖翹”的“拚板船”，是 該族最具特色的生產工具和工藝品，“船文化”在該族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然而， 讓人驚奇和不解的是，蘭嶼的“拚板船”，近年竟在紹興的嵊州江河中現身！

　　五是“陶”，即陶器。它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炊具、飲食器和盛貯器。

　　“神農耕而作陶。”說明稻作文化與制陶文化是一對密不可分的同胞兄弟。因為人 們煮飯要有炊器，吃飯需用飲食器（包括酒器），裝米盛水要有盛貯器等。在河姆渡文 化遺址中，出土的陶片數量十分巨大，僅完整器與復原器就多達千件以上。其中，夾灰 黑陶的製作年代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中是最古老的。同時出土的還有灰陶、紅陶等各 色印紋彩陶。這在當時的原始條件下，能製作出如此高水準的陶器實在不易，它無愧為 中國陶文化發源地之一。1980 年 7 月至 9 月間，臺灣考古學者在台東卑南鄉進行考古 發掘時，發現許多石器、陶片及玉器，為史前臺灣先民的遺物。其形狀、製作方法與河 姆渡、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新石器遺物相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蘅道在 史跡源流研究會年會上指出：“從卑南巨石文化遺址發掘出土的玉器、石器、陶片等文 物，證明卑南巨石文化源於中國大陸。”在高雄縣鳳鼻頭一帶出土的彩陶和黑陶，經臺 灣學者鑒定，確認它們是從我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古越民族傳播過去的。更有意思的是， 從臺北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印紋陶器與河姆渡出土的印紋陶器，如同一個摸子裡製造 出來的。臺灣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說：大坌坑文化的陶器，其“器口中侈，常在唇下有 圈凸起脊條，與河姆渡的相似。”這說明雙方文化的類似及相似，應該是傳播所產生的 作用。

　　六是“俗”，即風俗。有道是“十裡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然而，越民族與遠隔 千百里的臺灣高山族有著相同的風俗，足見兩者的關係是何等不同凡響。

　　越族，是一個“淫祀濫祭”的民族，“獵首”祭祖是其中一俗。在河姆渡、馬家濱 等史前文化遺址的一些灰坑及墓葬中，發現有單獨埋人頭骨或無頭軀幹。最為典型的要 數馬家濱文化遺址裡的無頭葬，及用人頭骨陪葬的實例了。至良渚文化時期，此俗仍在 流傳。如在蘇州吳縣張陵山遺址一座墓葬中，發現用 3 個人頭骨陪葬。在臺灣高山族中， 也曾流行獵首祭祖的習俗。“獵首”在昔日高山族老年人的心目中，認為這是一種相當 神聖的事情，因為他們是遵照祖訓，獵取人頭祭祖。否則，族人會災難臨頭，遭到祖靈 的懲罰。在年輕人看來，“獵首”是一種英雄行為。他們只有獵得“敵首”之後，方能 享受如“黥面”（文身的一種）和穿“紅色內衣”等榮耀。沈瑩《臨海水土志》載：夷 洲人有一種獵首的風俗。族人把“敵人”打死後，取其首級，懸掛在庭院中十多丈高的 木柱上，好多年不取下，以顯示這家男子的勇敢和榮耀。在高山族人的庫巴內，除安放 火器、聖物之神櫃外，還懸掛著數量不等的用來安裝首級的“敵首籠”。臺灣嘉義縣的 阿里山鄉，原名吳鳳鄉，是清乾隆年間，阿里山的吳鳳（通事），為讓當地住民革除“獵 首”習俗，而為之獻身的地方。吳鳳殺身成仁之後，阿里山附近 48個村社頭領聚會決定， 從今之後永遠廢除“獵首”的舊俗。

　　缺齒（或鑿齒）與斷髮文身一樣，是越族人的外部特徵，為身體裝飾文化的一部分。 缺齒之風流行久遠，傳播範圍甚廣。我國古代文獻中載，禹以前，東南或南方有“鑿齒 人”、“鑿齒民”，這裡所指就是越族的先民。《山海經•海外南經》也有“羿與鑿齒 戰于壽華之野”的記載。近年來，經考古發現，在浙江河姆渡、江蘇大墩子、上海崧澤、 山東大汶口、廣東河貝丘、福建曇石山等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的頭蓋骨和下顎骨中，都 有被拔去上側門牙或下側門牙的痕跡。《淮南子•地形訓》載：“海外三十五國”之中， 有“鑿齒民”。可見鑿齒之風俗，同樣傳到臺灣等沿海島嶼。在臺灣鵝鑾鼻等文化遺址 出土的先民遺骸中，也有鑿齒的痕跡就是一個佐證。臺灣高山族的泰雅、布農、鄒等族群中，男女都有以“缺齒為美”的習俗。族人們認為，缺齒是古來的習慣，況且缺齒者 笑時顯得更為可愛。沒有鑿齒習俗的排灣、阿美和雅美人，他們有吃檳榔的嗜好，並借 此方式來染齒，如果不夠黑，則用草木的汁液塗抹，以增加美觀。越族人缺齒和墨齒的 習俗在這些族群中得以傳承和發揚。

　　綜上所述，越文化與高山族文化間的“傳與承”、“源與流”的關係是清楚的。由 此，足以證明海峽兩岸是“打斷腳骨連著筋”的骨肉同胞，在同一屋簷下的自家人。近 來，有人前去“南島尋親”，美其名曰：“為原住民追根溯源！”高山族同胞的根在何 處，源又在何方？這都是明擺著的嘛。

（何有基 / 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