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畢業時，正遇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在建德務農三年後，當了一名鄉村小學民辦老師。1977 年，國家恢復高考，可我沒 有參加，原因很簡單，家庭出身不好。上世紀七十年代後，知青可由貧下中農推薦進工 廠或讀大學。每次有人來抽調時，雖然社員總是說 :“小龔人老實，表現好，做事勤快， 應當讓他去。”

　　 可總有人跑到公社告狀：“這個人的家庭成份是五類分子，怎能上調！”一而再被 刷下來，讓我灰心喪氣，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了。

　　 這時，父母的一位摯友（王駕吾）聽說了，馬上告訴母親：“應當馬上動員兒子參 加考試！政策有了鬆動，我有個朋友，XXX，家裡也不怎麼樣，竟然考取大學（77屆）。” 駕吾師與父母是世交，母親曾是語文教員，在教學中遇到了疑難問題，總是牽著我的小 手到駕吾師家裡請教，自幼就熟悉他家在道古橋的寓所。

　　 父母立即給我寫信，讀了信，讓我倍感意外，下鄉前我只是一個初中生，不過是當 了幾年民辦教師。母親鼓勵我，駕吾師說的，現在大學生文化程度遠不如你兒子，叫你 儘管大膽參加考試！正因駕吾師的勸說，才使父母如釋重負，督促我參加高考。 文革前，駕吾師擔任杭州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

　　 回想起來，駕吾師平時謹言慎行，專業又是個冷門（先秦文學），成天泡在圖書館 裡，研究的是先秦諸子，古文雖則深奧，也較寬泛，不易被“上綱上線”，才在歷次運 動中僥倖逃脫。

　　 粉碎四人幫後，大學圖書館重新開放， 上級有了新規定，館長必須有“教授”職稱 者擔任，恩師才被推舉為杭大圖書館館長。 後來，又有了新精神，圖書館長必須參加校 務會議。

　　 那個時期，仍在二個“凡是”籠罩下， 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 大學口號響徹雲霄。圖書館長參加校務會議， 其實，也是一種不易讓人察覺的政策微調。 文革時，圖書館奉命關閉，粉碎四人幫後， 才被有限開放。由此，像恩師這樣的老教授 居然也有資格參加校務會了。到了七七年， 駕吾師又以館長與校務委員名義被安排為省 政協常委。

　　 1978 年，我在建德縣楊春橋中學參加了 高考，獲得了體驗資格，我馬上將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父母，坦率地說，我已有多次被 “刷”下來，清楚地意識到，這次命運也不會例外：一個右派兒子、一個農業戶口的人， 當個工人都不夠格，有可能進大學嗎？對於右派兒女來講，在那個年代，幾乎“讀書之 難難於上青天”！

　　 媽媽看了信，又找到了駕吾師，他寬慰道，只要考分過了線就好，政策不同於先前 了，媽媽感激得幾乎要流淚！

　　 那年，我果然進了大學。上學後，與同齡人一樣，有一種“一步登天”之感！

　　 現在想起來，父母是 1980 年恢復名譽的，我是 78 屆考生，如果等父母平反後，再 想讀大學，就錯過了末班車。

　　 我呆在鄉下（社會最底端），輿論普遍被“二個凡是”所籠罩，根本不會想到今後 國家政策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恩師已成為省政協常委，身處高層，感受到地 回春暖的資訊，才會一再催促父母，動員我考大學。父母的人生道路雖屢遭挫折，坷坎 不平，但他們從未求過人，為了我這個獨子，可說是破天荒的一次。

一九八二年，駕吾師被安排為浙江省文史館第二任館長（首任為國學大師馬一浮），可 歎的是，恩師的人生旅途正要邁上新里程時，駕鶴仙去，留下了無限的悲傷與憾事！

( 龔玉和╱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