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記載，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編纂首部《臺灣府志》起，至1774年（乾隆二十九年）知府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刊行，前後九十年，編纂《臺灣府志》達六次之多，分別為蔣毓英的《蔣志》、高拱乾的《高志》、周元文的《周志》、劉良璧的《劉志》、範咸的《範志》、余文儀的《餘志》。其中，有三部《府志》為浙江賢達所編纂，他們是紹興人蔣毓英、余文儀，仁和（今杭州）人範咸。由此可見，浙江與臺灣一衣帶水，交往頻繁，浙江人對寶島的文化建設貢獻良多。
蔣毓英編纂首部《臺灣府志》
　　蔣毓英，字集公，號集翁。出生浙江諸暨店口七裡村，其祖上是錦州府人。蔣氏系清代首任臺灣知府，首部《臺灣府志》編纂者。
　　1678年（康熙十七年)，蔣毓英任職福建泉州府。1683年8月，臺灣鄭氏集團歸降大清，使清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臺灣乃祖國大陸之門戶，海疆之重地，而“時能守台者，非集公不可”。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蔣毓英奉命由泉州府調任臺灣府，出任清治時期臺灣首任知府。
　　蔣毓英上任後，見臺灣“井裡蕭條，哀鴻未複”。為此，蔣知府親臨臺地村寨，安撫百姓；減輕雜役，興辦農業；劃界分域，相土定賦；捐贈俸銀，創辦義學，振興文教；提倡孝悌，規範民俗等多項舉措。使臺灣在較短的時間裡，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在蔣毓英出任知府期間，他十分重視寶島的文化建設。1685年底，恰逢清政府通令全國纂修地方誌，以備大清“一統志”的采輯。於是，蔣毓英與諸羅縣令季麒光、鳳山縣令楊芳聲等合修《臺灣府志》。有道是方志為“博物之書”，“一方之全史”，其難度是不難想像的。首部《臺灣府志》（通稱《蔣志》）初稿於第二年完成，幾度修改，遂呈報台廈道。但《蔣志》未能及時刊刻，至1689年在蔣毓英調任大陸後，由其家屬在內地刊行。
　　《蔣志》為綱目體，全書分：沿革、敘山、敘川、物產、風俗、歲時、戶口、官制、人物、古績等10卷，每卷立有數項支目。該志書的刊行，為後人瞭解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及民俗風情等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為探討海峽兩岸交流交往史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依據。如：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鄭和、馬歡（紹興籍通事）等下西洋途經臺灣海峽時，遇強颱風曾上臺島避風，才有今天臺灣的“三寶姜”、鄭和等飲水之用的“大井”等古跡留存。另外，《蔣志》載，鄭和船隊曾“三泊”臺地。那麼，還有兩次在什麼時間？留下什麼故事？亦值的史學家去作深一層的探究。
　　蔣毓英在臺灣短短五年時間，但在當地老百姓心中卻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1687年，蔣毓英任滿將升任湖廣郵鹺道。據記載，對集公將調任的消息，“台人士惶惶若失，涉大洋反復懇求大吏告留，大吏獲准留任一年。去之日，攀轅走數十裡，送者至數千人……”由此，蔣毓英與臺灣同胞間的魚水之情，可見一斑。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稱蔣毓英為“一代良吏也”。時至今日，在台南仍有一方刻著“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石碑古跡留存，足見蔣毓英對臺灣社會影響之深遠。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
范咸，字貞吉，號九池，又號浣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723年（清雍正元年）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曾任左庶子，督學山西。1745年（乾隆十年)4月，出任巡視臺灣監察禦史。
在台期間，範咸認為：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體例繁瑣、科判冗雜，又有闕略，故而纂輯新志。”新志，逾一年後成書，稱《重修臺灣府志》，於1747年（乾隆十二年）刊行，通稱《範志》。志分：封域、規制、職官、賦役、典禮、學校、武備、人物、風俗、物產、雜記、藝文等十二綱，共二十五卷。並在志中各條目之後，加列“附考”欄，使內容更為豐富詳實。
據該志“海防·附考”載：“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鼓港，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舢板。”釣魚臺即釣魚島。早在清乾隆年間，釣魚島與鹿耳門、打鼓港、笨港、淡水港等列入海防要衝。那裡，可停泊大海船十餘條，說明該泊地之闊廣，常有軍民前往，其“軍事價值”是十分明顯的。由此，釣魚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又添了鐵證。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
　　余文儀（1687－1782年），字叔子，號寶岡，浙江諸暨高湖沿人。歷任福建按察使、臺灣知府、刑部尚書等職。在詩詞、書法及醫學上造詣深厚。
　　1737年(乾隆二年)，余文儀為進士。1760年，由漳州知府轉任臺灣知府。在任上，他發現《高志》或者《劉志》都有“不備之處”，於是發起重修臺灣《府志》之念。自1762年始，他組織大規模續修《臺灣府志》工程。於第二年，《餘志》告成，使該志成為清治時期最後一部《臺灣府志》。
　　1764年，余文儀任福建分巡臺灣道。同年，升任福建按察使。1766年，余文儀奉命前往臺灣平定“黃教事件”。1769年，以“身為大員未能臨陣督捕議罪”，降為補刑部陝西司員外郎。1770年，任刑部右侍郎。翌年，升任福建巡撫。1774年，余文儀在巡撫任上刊行《餘志》，總計26卷。在海防·附考欄，仍保留“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 等重要內容。
　　1776年，余文儀應召進京都任刑部尚書。第二年，以“老病乞休”，加太子少傅。歸裡之後，杜門不出。1782年病故。著有《嘉樹堂集》。《國史列傳》有傳記。

(何有基╱紹興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