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老百姓來說，最最痛苦的回憶，莫過於為避戰亂的逃難。提起抗日戰爭，鄉親們口述歷史，必稱“逃難”為抗戰歷史時期最具體的描述。而且凡提起這個國家民族、故鄉親人遭受兵災，最開初的描述，就是海寧土話“逃難哩”。如今回憶“抗戰”，慶倖抗日戰爭勝利的七十周，我拉海寧硤石鎮老硤石，覺得“逃難”這話題最刻骨銘心，也最樂意和親朋好友的子侄輩講述掌故。

（一）
　　先父高鏡宇（1910～1941）謀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正逢國難當頭時代的金融銀錢行業。即在硤石著名錢業保昌錢莊就業。同事執友有昂志生先生。（即前屆八十年代財政部長項懷仁之父，他退休後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顧問。）因海寧金融界人士在滬杭南京香港十分活躍（連徐志摩夫人女性人士也在滬開辦女子銀行），所以名聲在外。時有外省市禮聘高就。這大約是因為其父親，即我祖父高申錄公，早年即是海派書畫家，是上海著名晚清雅集愚園書畫會人士。到1923年其潤例單，還張貼於上海停雲書畫社（這是海寧大畫家呂萬，呂十千和任堇叔、洪幾主持之名畫社，地點在麥底安路明德里）。遊藝 同道中人均是大家，如杭辛?、汪仲山、天虛我生（陳蝶仙）、潘琅圃、錢病鶴等等。所以家父（見潤例名片）在大批長輩指點薰陶下，習熟中西畫法。最可貴的是，軋道一批進步青年之中，內中硤石薑冰心，即是中共地方黨史中著名的早期領導人。所以，也參與地方上進步青年的活動。至今尚留下抗戰之前的政治漫畫，當年漫畫印行原件，還存留人間（見原印件），原印刷單位為“硤石藝新社印刷所承印”，是為腳踏圓盤添色印刷機印製。十分適合地方印刷抗日宣傳品，抵制日貨，國民團結之類傳單。鏡宇公的自畫像及書畫作品，家屬後代及親朋間，有不少庋藏存世。足證他在美術書畫上的天分。但作為上世紀社會生活，他更有銀錢管理、金融資產運作方面天賦。從小就練就雙手左右開弓打算盤，處理帳冊上的大資料。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算絕技。既熟練豎寫式的中式帳簿，又能熟諳橫式的西式薄記。對於大專案的預算闡述文書，決算終結報告，中文英文都可以一人勝任，不另請英文翻譯人員。特別他的中文帳冊書寫，行行如書法墨帖（這本領，後幾十年為“電燈廠”“絲業公會”做帳房先生的李鴻祥，也刻苦練習，出任海寧第一屆書法家協會主席，此是後話旁證。）曾被那位毛澤東尊稱“名會計師”的鄉賢，徐永祚先生讚美有加。徐永祚（1893～1961，金石墩人氏，弟徐永昌也是畫家）。這些掌故，鄉賢會計學家管錦康教授講演中也尚提及。（管1918年生於鹽官）

（二）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江浙滬經濟穩定繁榮，也是全中國最發展的地域。當年浙江省財政廳的廳長程遠帆，正想辭離，後繼者黃祖培，尚缺少得力財政金融人才，而浙江財政廳管轄的錢塘江大橋建設，為預見抗日戰爭急需，正是施工開支最繁雜關鍵之際，便力薦家先父入職浙江財政廳。錢江大橋可稱當年全國最大的土木工程，總設計師是茅以升先生，(其長女嫁海寧徐鏇教授，徐母即吳世昌姐)，故先父主要精力除省際財力調控外，就是關涉錢塘江工程管理所。該所主要負職人叫李文驥。（其女兒李希即文革浩劫結束後，主任政協省兩委—民主建國會、省工商聯合署辦公時的名稱，在陳沙蒂領導下工作者。也曾具體領導路仲人抗戰時期報人孫仲子先生編辦《浙江工商》）國民政府的省轄財政廳，因為是財政主管部門，紀律非常嚴肅。先父尤其認真執著。批領款項，他都會核查工程施工藍圖（彼時代藍圖是藍色白線，筆者幼小時曾作草稿筆記用）故常遭到工程處的施工人員白眼，甚至爭吵理論。1937年大橋將近竣工時，日寇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被迫著抗戰開始。大橋工程處加緊施工，以配合抗日軍事行動。要搶在九月份完成鐵路通車，十一月份公路橋面完工，能通行各種車輛和行人，對當時軍運調動、軍用品轉運、物資供應等，發揮了很大作用。月底邊，防守杭州、嘉興一帶的劉建緒部隊吃緊，百姓也隨之逃難過橋。其實彼時財政廳資金運作已非常困難。故當時為了不使這座大橋日後落入日寇手中為敵所用，軍事當局會同大橋工程處，共同派員計畫預置爆破結構。可憐彼時，財政上連購買炸藥設備的錢也不夠了。主管銀錢的先父犯大難了。同時在省廳就職的秘書處政工人員，海寧籍的同鄉吳一飛，聽到消息悄悄轉告說，再不拿出錢來要軍法從事。因為大家都是故鄉友人，急得不得了。但銀錢大事，實在沒辦法無中生有。先父並不回避，勇敢地拿了一篇英國工程學專家的論文，親自跑到閘口，找到爆破學校的專業教師，說明改進炸藥放置交錯位置，憑藉切力可以省卻一半爆破炸藥器材，財務開支勉可應付。在第14號橋墩內放炸藥二十二箱，約合9680kg；橋墩兩端也採用外部左右上下錯開裝藥法，各裝炸藥八箱，合計320kg；又選擇第 13號橋墩兩端裝炸藥14箱，置於錯位左右角度。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兵進犯武康，威脅富陽。南京浦口一帶北路已斷往來，杭嘉湖逃難民眾只能向浙東方向撤退。錢江大橋成了唯一逃難通道。車流人流日夜不斷，經由杭州過橋南遷，大量物資亦疏散經過橋面。據當年國民政府省府統計檔案，（浙贛、滬杭）由大橋撤退的鐵路機車至少有兩百輛，客貨運車在3000輛以上。
　　直至二十三日午後，軍事當局指令江防部隊派一個排兵員留在北岸警戒，準備執行最後的爆破任務。然而，逃難人流仍不斷蜂擁過橋，無法制止，軍士也頂著軍令，延至下午五時，天色已晚，恐有漢奸混入難民之中，才正式下令禁止通行，忍痛點燃爆炸大橋。巨響轟然，塵煙飆升長空。六和塔沒有祈來和平，卻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座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鋼鐵大橋，在完成江浙戰事緊急使命後，為了阻止日本侵略軍進犯，又自己動手炸斷了。
　　家母那年則僅遵先父催促提前三天半時間，來到杭州梅花碑，省政府所在地。好在那裡，歷史上就是江山幫船戶的集中地，最後徵集到了上千條船，分幾天陸續撤退到金華衢州一帶。而梅花碑這座本為前清“杭州織造”府第，又一次因省府機關遷撤而空空蕩蕩。

（三）
　　2012年十一月筆者赴金華出席浙江師範大學的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大會的會務聯絡組蔣曉玲老師，聽我海寧口音，便自我介紹，說她是海寧馬橋人，畢業於浙師大，留校工作，成為此地人了。我告訴她，其實我倒真正出生於金華方岩的。於是她熱情地告訴我，那邊交通非常方便，已成為浙西重點旅遊景區了。極力推薦我去一遊，於是，筆者便決定會議結束後去那邊旅遊。也算得重履自己出生血地了。旅程固然如蔣老師指點那樣，公路汽車直達永康的方岩山麓。山下有一小小的古鎮街市，名叫岩下街。下榻的飯店就在隔路的景區售票處前。乘傍晚就宿前，立刻跑到岩下街察看古舊街道。那些老房屋，極似海寧南關廂，或橫頭街那樣，十分冷落。但不少民居街門口，都釘有較大的門牌編號。有幾塊還注字，除編號外，還寫著戶主姓氏。詢問幾位老人，乃知這些舊屋，抗戰時，大都曾住省政府家屬。他們中有幾戶八十年代後，曾迎來幾批台、港、歐美舊住戶後人，全是當年省政府眷屬。筆者據自己長輩早年詳述的記憶，以及陳從周教授撰寫的一篇《遊遍浙西方岩居中》的文章，拍攝了站立大門外及屋內供祈祖宗的景象。據如今一位舊屋老婦說，七十多年來，歷盡種種政治運動，吃足苦頭，看顧老房老屋。希望外邊抗日戰爭時逃難來的舊房客，補償些錢物云云。我便開玩笑問道，你們不害怕嗎？老人便說，不怕了。現在周恩來、黃紹竑的紀念碑也立起來了。抗日紀念碑又修復了。連毛澤東為胡公菩薩題的大字也裝上玻璃框了。果然這樣嗎？
　　翌日一早，便進山門，一路彳亍，沿著山道行進。逶迤曲折，山道進入景區主要天門區塊，不遠處即見已故徐志摩表弟，陳從周教授的十多平方公尺巨幅題壁“方岩居中”大字立面。左近那座飾新的古廟，胡公廟山門右壁，果然見毛澤東巨幅題詞：“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雲爾。後端詳文刻寫毛書當年時間等內容，全為徑寸行楷石刻。石壁全幅被厚玻璃隔離，所以攝影反光特強。
　　轉身前行，即遠望那整座略呈方形的岩山，這就是今古著名的方岩了。山勢險要，據鄉人說，當年抗日戰爭初期，日本鬼子多次進攻，都以失敗告終，當然也犧牲了不少抗戰將士。就在山道一小轉彎處，真的望見了當年“浙江省政府”立的“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右款署為“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立”進道石攔橋七級，以及碑基十四級，一色青石。雖然幾經重修重建，氣象不失雄偉莊嚴，聳立在整座方岩巨山之麓，背景由然松柏蒼翠靜謐。碑記詳述了史跡。“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來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身份視察方岩時，同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親植以示國共合作團結抗戰”據家中長輩先前傳說，那時先父就職同事甚多省中名人民士。有一位老先生叫作秋中樟，是秋瑾幼弟。他因妻妾留在紹興，故而經常搭車從金華省府駐地悄悄返家。故獲雅號雙龍洞，諧音雙弄洞。有一次回來後，神秘地出示一頁照片。竟是共產黨周恩來的紹興探親墨蹟。因大家都是書法愛好朋友，他竟在紹興周府，拍攝到周氏族譜，剛添寫宗譜上的親筆書法：“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祖周恩來”這幾行字，（1939.3.31）周恩來所以次日，又在浙江省主持地方抗日軍務的省委委員賀楊靈，陪送至省，由省主席親自接待。巧逢國民政府國定四月四日為植樹節，全體國民綠化種植。周恩來便同黃紹竑一起，為抗戰前沿浙江方岩栽植於此。
　　為接待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政治部首長視察，省政府核心機關，實際也只有秘書處和財政廳。其他的各廳、委、處全由別的六個省委，避地金華各山區。但省府在職公務員，規定紀律，一律不准穿西裝，全部發給據對退伍下來的舊棉袍。辦公地點設在著名的五峰書院石室。省主席特命，四壁全改用青灰塗刷，以示不忘國恥。幾天來為準備迎接周恩來，代表中央來視察，必要召集演講。秘書處邀請幾位書法功底甚厚的過來，書寫許多標語口號。此中除了家先父，硤石同鄉吳一飛、查寬之（1902～1966猛濟）。那是因為省參議院阮毅成還從金華陪來余紹宋這位書畫名流，最稱機緣難得。真正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長幼老少，大家齊心協力，卷袖揮灑筆墨。張貼巨大石室的大都為國父孫中山遺訓口號。句式是“XX是XX之本”云云。以供聆聽周恩來及黃紹竑演講前後，全體呼喊。
　　省府會議，從來都是全體肅立，沒有座位，更談不上三公消費。日日如此，難免有少數狷介之士不耐煩。甚至有人調皮，在眾聲朗讀口號之中，悄聲改“助人為快樂之本”作“吃酒為快樂之本”，成為極其艱苦政治生活中小笑料。旁邊人即使聽到也不會告密如畢福劍那種尷尬，因為那時的社會風氣，把告密視為小人卑劣行為的。尤其鄙視納粹、克格勃之類集權統治社會。
　　如今永康人民政府出面在徐潤芝題額“重樓”建築之前，豎立橫式紀念碑。上面詳細載明緣由本末曰：“浙江省政府辦公舊址（1938年一月～1942年五月）‘七·七’事變不久，滬、杭相繼淪陷，浙江省政府遂於1938年元旦遷至永康方岩，省府及秘書處、財政廳等主要機構設此辦公。省主席黃紹竑將重樓等五峰石室建築改用青灰塗面，以示不忘國恥。1942年五月二十日，日寇侵犯永康，浙江省政府乃轉遷松陽。”
　　從石室通向重樓複擱的小路上，有一座南宋主持抗金的歷史人物陳亮石雕像。這裡選擇為抗戰前沿的機關所在，無論當年或者如今，紀念抗戰勝利、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之際，都是形勝歷代，後世的我們實得永久憑弔。小老百姓總是希望世界和平，不用再逃難了。

（高健行/海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