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場，淤泥滿溢，然而還藏有幾株清荷。《聊齋志異·折獄》二章中所顯視的清吏費緯祉的形象，就算得上一株。 　　費緯祉確有其人，系我寧波江北費氏家族成員。明崇禎壬午（1642年）舉人。清順治己丑（1649年）進士。官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知縣。淄川是蒲松齡的故鄉。當年蒲松齡秀才考試時費緯祉是主考官，蒲的文章曾得到他的賞識和提攜；以後費又是蒲的父母官，因而對費的政績特別關注。在感情上又以感恩的心態，將其樹立為榜樣的形象寫入《折獄》二章中。 　　《鄞縣通志·文獻志》209—210頁，除簡要地介紹其生平外，還將《折獄》兩案的情節，融入其中：

　　折獄第一案：
　　順治六年以慈溪籍成進士，知山東淄川縣。縣西崖有賈人被殺於野，其妻縊于家。緯祉既檢視，鄉里詰盜蹤跡，莫能得。久之縣人周成納賦縣堂，驗其袱刺“卍”字，與賈戶衣底布袱同。從容問成：“居去兩崖幾裡？盜所殺賈識之乎？成色動，刑之，盡吐其實。
　　始賈妻嘗裹簪珥，自姻家歸，遺于路，成拾。夜裡，周成逾垣入，挾之以求歡，且要後期，不可。成惱羞成怒，以所拾脅之。賈妻雲：“吾夫多病，旦暮死而從汝耳！”成乃還簪珥袖袱去。明日成誘賈殺之。夜複逾垣告其妻，妻大哭。成遁，妻遂縊，至是以袱裹銀而事覺，置成於理。

大意是說：西崖有商人被殺于曠野，隔夜他妻子也在家上吊自殺了。淄川縣令緯祉已親自查驗其屍，並命令鄉里追查盜賊的蹤跡，卻一直沒有下落。大約過了半年，有縣人周成到縣堂納賦，查驗他的包袱繡有個“卍”字，與賈戶衣底布袱繡字相同。緯祉從容地審問周成：“你家離西崖多少路？盜所殺的商人你認識嗎？”周成聽了神色大變，用刑後他交待了全部事實。 　　原來，賈妻曾經半路上把頭上卸下的首飾放在包裹裡，可是她在探親回來時，竟在路上把包裹丟失了，結果被周成拾了去。這天夜裡，周成翻牆去她家，要脅她以求歡，並要求以後長期往來，賈妻不答應。於是周成惱羞成怒，以所拾的包裹相威脅。賈妻只好說：“我夫多病，早晚得死去，到那時我再跟從你！”周成才歸簪珥包袱離開了。第二天，周成誘賈殺之。夜裡又越牆告訴賈妻，妻聽後大哭。待周成走後，賈妻就上吊自殺了。 　　直到我（緯祉）看到買賣人錢包上繡著卍（萬）字紋而周成的皮袱上也有萬字紋。細心分析他的供詞，注意觀察他的表情很不正常，所以判定他是真正兇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折獄第二案：
　　胡成馮安相狎，不相能。偶飲成家，酒酣，成出白銀數百。大言曰：“昨吾至南山殺大賈，得其銀，投其屍於眢井矣！”安首於縣。緯祉收成，鞫之？“則醉中妄語也”。銀則其親鄭倫寄以買田者。詰倫，鞫之。將釋之，而往探南山眢井中，赫然有無頭屍。成大驚，叩頭呼冤。緯祉曰：“顯證在此，何冤也！”下成獄。複納屍井中招屍主。有婦人投牒言夫何甲，負貲將行賈，而成殺之棄屍於井。緯祉曰：“井中屍，信汝夫耶！”曰：“信！”出之果其夫也，卻立而號。將殮，責胡成出其頭，不能得。乃懸賞募人代覓之，須頭至殮。然後以銀歸其妻，聽其醮無？何裡人王五以甲頭求賞。緯祉既賞之，複下令顧娶甲妻者，俾自言一人應而出，則王五也！
　　於是緯祉呼婦前問曰：“汝知殺汝夫者耶？”對曰：“胡成！”緯祉笑曰：“非也，殺汝夫者，乃汝與王五耳！胡成銀自有主，而甲衣皆敗絮，豈大賈哉！屍在井中，何以知為汝夫？第令得頭而後殮；殮而後醮汝，王五豈敢以頭至哉！汝與彼急欲夫婦，又懼有他變也！”
　　大意是說：胡成馮安二人表面上很要好，但他們祖輩有仇，內心沒有真正合好。有一次馮安到胡成家飲酒，飲到高興的時候，胡成出示白銀數百兩，並大言不慚說：“昨天我在南山殺了一位大商人，得到他的銀錢，又把他屍體丟入枯井了！”於是馮安把胡成告到縣衙。縣官緯祉立即把胡成抓了起來，並審問他。胡成說：“我是喝醉酒和他開玩笑說的。銀子是我親戚鄭倫用來買田的錢。”於是與鄭倫對質，與審問的供詞完全相合。正準備放了他，可是前往南山枯井中查探的人回來報稱：的確有無頭屍。胡成大驚，叩頭呼冤。緯祉說：“顯證在此，還說什麼冤枉！”於是將胡成下獄。又準備把屍體從井裡挖出來讓家人來認屍。
　　過了一天，有婦人投牒文書說，這個屍體是她的丈夫何甲，他曾拿著幾百兩銀子去做買賣，而被胡成殺了棄屍于井。緯祉說：“井中的屍體真的是你丈夫嗎？”回答說：“是的！”屍體出井後果真是她的丈夫。那婦人卻站得遠遠的，不流一滴眼淚而乾號著。於是緯祉準備將屍入棺，責胡成要找到人頭，結果胡成不能得。於是就懸賞募人代尋之，必須等到找到了人頭再裝入棺材裡。然後把銀錢歸何甲之妻，再聽聽她的意見要不要再嫁人？過了一夜，何甲同村人王五拿來何甲的頭求賞。緯祉立即賞他；又下令問有願意娶何甲妻的人，立刻有一人應聲而出，他就是王五！
　　於是緯祉呼婦前來問道：“你知道誰殺害你丈夫？”回答：“胡成！”緯祉笑著說：“不是，殺害你丈夫的人就是你與王五！胡成的白銀自有主人，而何甲衣服破爛，那裡是什麼大商人！屍體在井中，你怎麼知道是你丈夫？如果不是我下令得頭而後殮；殮而後再讓你改嫁，王五那裡敢把頭拿來！你們二人急於結為夫婦，又怕事情有生變，故演出這樁拙劣的戲來！
　　最後一段話是費緯祉對案情作從表及裡的細緻分析，撥亂反正，終使案情真相大白，並將真正的兇手繩之以法。
　　就這樣，折獄兩案，清吏費緯祉析理斷案的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
　　從創作手法來看：蒲松齡在《聊齋》大多數作品塑造人物方面，善於把幻想與現實、虛構與真實結合起來。如所寫的鬼、狐、妖、仙，雖是幻想中的形象，卻又把人的世界作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環境，並把生活中的真實細節，附在這些虛構的形象身上。因此，儘管有行蹤飄忽、變幻異常的鬼狐特點，仍然極富有人情味，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然而《折獄》兩文，蒲翁卻採用單線平塗的寫實手法。這是為什麼？試想，在那個淤泥滿溢的封建時代，人們多麼冀盼有真實的清官循吏站出來，為他們主持公道伸冤昭雪。這是那個時代人民的希望，也是作者思想傾向的一個方面，況且，寫這樣的人物需要正面的、鮮明的、嚴肅的，所以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較為妥切。在我國文學史上已有例子可以借鑒。如施（耐庵）羅（貫中）合著《水滸》中那個同情武松遭遇的東平府尹陳麟的藝術形象。
　　就思想傾向來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對官吏都是貶斥的，唯獨對東平府尹陳麟（文昭）褒揚備至，這正好表明作者羅貫中對《寶峰書院》同學陳麟的一片深情和“以宋喻明”的寫作動機。
　　蒲松齡《聊齋》中在《折獄》兩篇刻畫的費緯祉形象，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有“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意味，對其他的官吏都是貶斥為狼虎，唯對費緯祉謳歌稱頌；他既頌揚了“當方土地”（當地父母官）的政績，又表示了對恩師的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在淤泥堆中挺出一支清荷來，為時代射出一道折光，為刺貪刺虐提供了精神力量！
　　《聊齋》《水滸》兩書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有其異曲同工之妙。對我們寧波人來說，感到格外親切。那是因為陳麟是明代慈溪縣縣令（縣衙所在地慈城，今屬江北區）；費緯祉清代山東淄川知縣，道地寧波江北費市人。兩人都是清官循吏，是我寧波歷史上的光榮！

(金建楷/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