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民國26)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蓄謀已久的“蘆溝橋事件”，即“七‧七”事變。從此，全中國揭開了全民族艱苦的8年抗日戰爭的序幕。
　　淞滬沐血戰打響日軍侵浙的前聲，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動用30萬兵力，300餘門大炮、20 餘輛車、200架飛機、80艘兵艦進攻上海，挑起“八‧一三事變”，上海軍民在淞滬英勇迎敵，沐血奮戰，給入侵者以沉重打擊，全國上下一致，同仇敵愾，進入了全面抗戰的階段。
　　歷經三個月日夜苦戰，在副團長謝晉元指揮下，打退日軍多次進攻，因後援不濟等多種原因，我謝文良88師524團800名壯士，在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全部陣亡，為國壯烈捐驅；再是日軍在上海東南側後面，來取迂迴包圍夾擊，11月 5日日軍在杭州灣北邊平湖縣金絲娘橋與金山衛一帶強行登陸，兵分三路推進：一路向滬南奉賢，一路於滬西南方攻松江，另一路撲向滬浙毗接的楓涇，企圖侵佔浙江嘉善、嘉興地方，藉以截斷滬杭線和蘇嘉線，達到其欲控制太湖以東、長江三角洲華東經濟最發達地區。光就楓涇激戰中，日軍所經過地方，共屠殺我國軍民2933人。
軍事入侵浙江淪陷
　　在浙江，日軍首先侵擾的是杭嘉湖地區，1937年10月，日軍飛機和地面部以侵犯杭州、嘉興、嘉善、吳興（分湖州）、長興、崇德（分屬桐鄉）、海寧、桐鄉等市、縣。同年11月12日，日軍佔領上海；我省嘉善縣於11月 9日至14日失落；在嘉善危急之際，我陸軍128師1.5萬官方，從寧波遷往嘉善；支援途中在杭州南星橋與日軍激戰7晝夜，我軍3000多人犧牲。
　　不久，平湖、嘉興、桐鄉、吳興、長興等縣相繼陷入敵手。12月，海寧、武康（今屬德清）、德清、安吉、富陽、余杭等縣，又先後失陷。12月24日，在沒有發生正式大戰鬥的情況下，日軍分四路從杭州南側南星橋、望江門，鳳山門、北側武林門一帶進入杭州；日軍第10軍牛島貞雄（中將）第18師團和長谷川部隊小池部隊、片岡部隊，就輕易進駐了杭城。
　　在此後的幾年內，從浙東舟山、寧波，到浙南溫州、瑞安、平陽；西至江山、常山的廣大地區，都曾經陷於日軍之手。1941年4月19日，日軍第5師團主力，攻佔浙東門戶重地要害－－鎮海，20日攻佔寧波市，22日攻佔慈溪縣城，26日奉化縣也陷落。
　　浙東舟山群島、鎮海及寧波處於華東，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在1939年6月23日，日軍未侵入舟山之前，日本特務機構頻頻派遣特務，深入我浙東地方，搞間諜活動，設置敵偽機構，深入我浙東地方，搞間諜活動，設置敵偽機構，以多種隱蔽、偽裝手法掩護，來探我方各種情報，其活動十分刁滑、秘密，很少為國人所鮮知、察覺。
　　早時，日軍派遣間諜，利用漢奸李維善（廣東人番禺籍）等，喬裝佛教信徒，潛入普陀山，設立“舟山群島諜報隊”；在寧波，早先以大商賈身份潛入的芝原平三郎，進行間諜活動雇佣密探、搜集情報，捕殺抗日愛國人士，網絡遍全市。
　　當日軍佔領舟山及寧波後，日特偽奸諜報公然亮相，“舟山群島諜報隊”隊長李維善出任偽“定海縣臨時治安維持會”及“舟山特別行政區定海縣自治會”會長，和以後的偽“定海縣”“縣長”；並有金重一太郎為首的日特，在定海設立“指揮部”。後又有“舟山諜報隊”等組織，派遣往浙南設立“洞頭第一諜報隊”。
　　而日軍特務在寧波北大路9號，所謂大商賈金先生公館、日軍特務機關在惠政巷9號陸軍大佐泉鐵翁，公園路同慶里科長芝原平三郎及開明街“大中公司”、西馬弄“華商 商行”的大場敬茨、密探顧瑞大等，成為殺人魔窟，搜集抗日武裝活動情況，監視在甬的汪偽政權動向，無辜民眾在此慘遭酷刑、殘殺，決定日偽組織人事、安插爪牙至偽鄞縣鄉鎮聯合會，偽公安、警察局等機構任要職，捕殺迫害地下反日進步人士，到處敲詐勒索，奸淫婦女（受害者數百人），無惡不作，血積累累。
　　據統計，在抗戰期間，全省70多個縣中，未淪陷的只有邊緣崇山峻嶺，人煙稀少偏 僻地帶：昌化（今臨安）、遂安、仙居、泰順、龍泉、慶元、雲和、景寧等八縣。而浙南名城、要地－溫州，從1941年 4月19日至1944年底，先後三次遭受日軍鐵蹄踐踏，我同胞慘遭蹂躪。
　　1937年9月至1940年 9月的3年中，日機多次轟炸寧波、鎮海、奉化、慈溪、余姚、象山等地，棟社機場、寧波北火車站，遭到嚴重破壞；期間炸死370多人，傷殘385人，毀掉房屋5900多間。其中1939年12月12日下午，日機 6架，飛到奉化溪口鎮投彈13枚，文昌閣等100餘間房屋被毀，蔣經國先生之生母毛福梅女士等40餘人罹難喪生。
　　在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它們每攻一城一池，將城鎮封鎖，挨門逐戶搜尋抗日志士，殺害、傷殘我軍官兵、平民百姓、屠殺游擊人員，並以極野蠻手段殺殘，接著縱顧焚燒民房，在敗退時也以血洗作為其行動準則。在8年抗戰的總計2959天內，日本侵略軍，幾乎天天都在我國殺人放人，據《血證－侵華日軍暴行紀實日誌》中，收錄3200多條，近4000件慘案和其暴行，足見日寇侵華戰爭中，在浙江欠下我同胞多麼大的血債，我廣大民眾遭受無窮的劫難，社會經濟遭到無數被劫奪和嚴重破壞。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滔天，正是罄竹難書。
屠殺殘害中我國人民
　　日本侵略者精心在東北哈爾濱附近的背蔭河、平房等地，設立代號為“731”的細菌武器研製實驗基地。在侵華戰爭期間，以飛機大肆在我國境內多次投撒帶有“鼠疫杆菌”的毒物，使我國許多民眾身受其害，慘死，其絕寰人性的野蠻手段，致人類社會摧毀、生靈塗炭。
　　1940年10月22日下午2時20分，731部隊（隊長石井茨朗指揮）的日本軍機，在寧波鬧市中心的開明街上空，投下帶有鼠疫杆菌的麵粉、粟米、麥子等物，開明街皆近5000平方米的地區，成了疫區，不到一星期，就有130多人死於鼠疫；當時“鼠疫場”開明街一帶，房屋無奈忍痛全部燒毀，還把暴君的雞、鴉、鵝、犬、貓等禽也統統燒毀絕滅，資財損失無可數計，甬上市民悲傷極了！
　　以後數年中，日軍繼續作惡多端，先後禍害浙江各處及湖南常德等地，投撒含有鼠疫杆菌的食物和棉絮等毒品。從1940年10月4日起，日機向巨州（縣）空投鼠疫蝨多次，使疫病蔓延至1948年，發病者30萬，死亡五萬人；11月27～28二天，全華受其空投鼠疫杆菌毒害，至次（1941)年，共死亡160多人，這年從巨州傳染毒鼠疫，使義烏縣死亡118人。
　　1940年11月26日，日機在全華、義烏一帶投彈並釋放出一種淡黃色煙霧物。此後的半年內，上述受害區民眾大批死亡，此慘狀延續了五、六年，數度爆發疫情，傷亡嚴重。1941年1月，東陽巍山鎮、李宅、林浦等地，肺鼠疫蔓延，發病119人，死亡113人，其中有一家5口人，全部被害死；1942年初夏（4月）日軍以鼠疫杆菌，毒害義烏縣崇山村民，使該村民眾大量死亡，造成疫病流毒延續長達13年之久，受害者無法詳細枚舉。
　　據義烏市南面的塔下洲村內，樹立的“記仇山”石碑，詳述日寇罪行，投下疫菌使全村280戶中，死亡320人，期間，浙江省主席黃紹紘也染上過鼠疫，其子黃德芳不幸死於疫害（黃紹紘《五十回憶》中有披露）；1944年11月，麗水鼠疫蔓延，一個有80餘戶的村莊，因疫苗致死有80多人。這幾年中，江山、龍泉、雲和、常山、慶元、龍游、溫州等地同樣也發生過鼠疫病，奪去不少國人的生命。據當時《東南日報》報道；浙江全省死於日寇荼毒鼠疫症的民眾有3000多人。
殘暴的法西斯黑暗統治
　　在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內，我廣大同胞過著行動不自由，生命安全無保障的亡國奴生活。日寇為了加強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構築軍事戰略設施，在各地招募或強行征集、抓捕勞亞，修築機場、造馬路、建碉堡、挖坑道、採礦石等繁重苦役，從事奴隸般勞作，在日軍武裝淫威暴力驅使下，勞工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並遭受日本監工虐待與殺戮，大批被折磨而死亡。
　　日本侵略軍和敵偽漢奸部隊－－“和平軍“每攻佔一城鎮，均在城市進出口要道，設置崗哨和關卡，派軍警嚴守；入夜緊閉城門，不准百姓進出。白天老百姓過卡哨，途中或過橋境頭時，均要接受搜身檢查，行鞠躬禮，核對所設“良民證”，行禮姿勢稍有不端正，即不滿其意，被視為“不良”之民，輕則左右耳光挨打、辱罵“不ㄚ阿魯”、“嘶拉嘶拉的”，如若是女性則受肉體凌辱；當行禮姿勢很端正，又會被懷疑是知識分子、軍界人物，會帶到司令部去盤查、拷問；若是經商從販者，攜帶物品，也往往在關卡處被“拔毛”、“強索”，尤其是“和平軍”及雜牌“日軍”更是貪便宜“揩油”，搜括平民百姓財物。
　　日軍重刑的欺侮、懲處我同胞手段報為殘忍，屠殺方法多達百種以上，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全，有長期監謀、嚴刑拷打、坐老虎凳、抽指甲、皮鞭抽搭、服電刑、狠犬撕咬、槍殺、刀劈、砍頭、刺刀捅殺、鍘刀斷頭、活埋、挖眼、割耳、割舌、剁手腳、割乳房、大卸八塊、二馬分屍、刀刺肛門、開膛割腹、剜肛抽腸、剮人剝皮、電磨粉身、火燒水煮、烤活人、冰凍活人、滾釘桶、鐵鍋烤人、活人解剖、毒氣勳死、細菌（注射）試馬、作活靶射（刺）死，四肢釘牆、鐵釘貫頂，長（麻）袋撿死、點天燈、坐飛機（將人置在手榴彈上引爆）、竹簽釘陰莖、亂刀劃面、對孕婦剖取胎兒、槍刺（水煮）嬰兒、水田倒插嬰兒、兩手分撕兒童為兩半、潑澆汽油燒死，……諸如此類，極為殘酷，天絕人寰，不勝枚舉。
　　日寇把殺人當作兒戲，視中國人如草芥。尤其令人髮指的，如殺人喝血、吃人肝、嗜人腦、殺人祭軍馬、碎屍餵馬、活人填溝壑、灌渠過軍車碾壓等等，這類醜惡暴行，毫無人性，行同禽獸。一日鬼子殺人後，用鮮血在板壁上寫了如下三句話：“吃的支那（中國）雞，睡的支那妻，殺的支那蠢東西！”（見朱振芳：《日軍瘋狂犯境，縣民奮起禦侮》一書P58～66）在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毒害下的日軍士兵，其當時之心態，於此可見一斑。
　　諸如在吳興（今湖州）、平湖、武康、德清、桐鄉、海寧等11個縣城淪陷初期，日寇大開殺戒，打死打傷我無辜百姓達9300餘人。僅嘉興縣城，兩個月內，被害民眾1000多人。長興縣兩個集鎮中，八成的民眾慘遭殺戮喪生。餘杭縣喬司鎮三天中，有1300多群眾，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
　　1940年6月6日，日軍巡洋艦在象山檀頭山漁場炮轟漁船，擊沉燒毀10多艘漁船，並用鐵絲捆綁32名漁民，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日軍還把我國民眾當作“活靶子”打；當他們獸性發作時，就把抓住的中國老百姓，作為“靶子”進行射殺。在浙西龍游縣的一個村莊，日軍兩次強迫群眾當“靶子”，打死村民10人。在浙東寧波地區，日軍採取活埋、挖眼、作活靶、挑腹、開膛、取心臟等手段取樂，屠殺我同胞不計其數。
　　日軍侵略者肆無忌憚地焚燒房屋。嘉興、桐鄉、長興等11個縣，淪陷初期被其燒毀的房屋達16.5萬多間，嘉興縣城2/5的房屋被焚毀。杭州淪陷後，杭市附近的喬司、留下兩個集鎮的房屋，幾乎被全部燒毀，蕭山被焚毀的房屋3.8多萬間。浙南麗水縣有650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1940年至1945年，日軍在寧波、鎮海、奉化、慈溪毀掉民房六七千間，另有南黃、大山、夏家嶺等10多個村莊，全部成為焦土；其間，最為慘重毋忘的是：1941年5月30日，日軍400餘人，大肆進攻鄞西（四明山東麓）大皎山村，一路上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村民被燒殺20多人，40多名婦女遭獸行蹂躪，日寇潑上汽油縱火大燒民房，燒毀民房1600多間，使這個千年古村幾乎從地圖上消失。由於大量房屋被毀去，劫後民眾流離失捨不計其數。
　　日本侵略軍肆意強暴婦人，10餘歲的小姑娘和老年婦女，也成為他們發泄獸性的對象。一次，日軍在龍游鄉下追逐一個16歲的姑娘，逼得她無路可逃，面臨大江毅然縱身投水而死。龍游縣被強暴的婦女有1800多人，其中光天化日日，眾目睽睽之下，強姦後不堪受污辱而死的23人，1940年至1945年間，日軍姦淫鎮海、奉化、慈溪等地婦女340多人。在淪陷區日軍司令部，每晚由漢奸提供、搜索、強拉當地“花姑娘”或慰安婦，供日寇頭目發洩獸慾，迫害婦女置於死地。
　　日軍在佔領區實施奴化教育，為了長期侵佔中國，想把中國淪為它的殖民地，侵佔杭州省城後，規定大學、中學和小學5年級以上，都要開設日語課，並派日籍分子擔任大學和中學的教師。他們又竭力篡改歷史，顛倒是非，任意刪除歷史、地理等教科書，又利用廣播進行欺騙性宣傳，千方百計美化侵略擴張謬論及行徑，鼓吹什麼“日中親善”，大“大東亞共榮圈”。
　　日軍對浙江工商業的摧殘、攫奪，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淪陷區的工商業受到嚴重摧殘、物質資源被奪一空。湖州麗湖、麗華等絲織廠，被敵機炸毀不能生產。杭州慶成絲廠的200多台新式繅絲機被敵人拆卸，當作廢鐵運到煉鐵廠熔化。而杭州著名的都錦生絲織廠也因日軍破壞，廠內機器損壞，生產經營處於瀕臨倒閉狀態。
　　在抗戰爆發之前，杭州地區各絲織廠，共有電動機1468台，手織機730台。殘剩電動織機和手織機的開工率也僅一半左右；同樣，寧波永耀電力公司、和豐紗廠、泰豐麵粉廠、正大火柴廠等三五家典型地方企業，由於日軍侵擾、破壞，處於幾乎倒閉，奄奄一息停頓狀態。
　　淪陷區的商業受到日軍的嚴格控制。如在寧波，外地商品要流入，需經過敵人的審查批准，物資受到嚴格控制，致使寧波經濟衰落，商業蕭條，較大的商店都縮小經營，改換牌號；而升斗小市民及鄰近村百姓，為了生活無奈經敵人層層檢查，冒險四出，在滬甬海上航途往來跑“單幫”，靠肩背手攜販銷工商業生活用品，僅以繩頭小利，苦難維持生活。
　　為了壟斷商業活動，日軍在寧波開設了12家洋行，經營棉布、糧食、台糖、草蓆及理髮飲食、賭場，掠奪財富。寧波的港口、海關、航道全部由日本海軍特務部操縱，甬江上只有日本軍艦遊弋，進出口商船一時絕跡，對外貿而幾乎完全停頓。中外聞名的寧波港口陷於衰敗的境地，使整個寧波地區生產和物資交流大萎縮、地區經濟凋蔽不堪。
掠奪工業原料和農產品
　　砩（氟）石（即螢石）是煉鋼的重要催化劑（原料）。浙江砩石資源豐富，象山、武義、縉雲、天台等地都有著名的砩石礦源。日軍侵佔象山後，即迫不及待地在碎礦一帶，修公路、鋪鐵軌，以便大量掠奪砩石。武義淪陷後，日軍就著手修築金華到武漢碎礦的鐵路專線，建立廠房，並擬訂了五十年的開採計劃。
　　糧食是日軍掠奪的重要農產品，他們把大米、麵粉定為軍糧，不准老百姓食用，對城市居民實行糧食配給制。杭州居民得到的食糧只有實際需要量的1/3，許多國人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注：掘作在編撰過程中，參考借鑒文獻有《浙江歷史》：《日軍侵佔浙江及其暴行》、《抗日戰爭研究》：“加強對侵華日軍暴行問題的研究”章伯鋒；中國社科院近代研究所；《寧波詞典》中關於抗日史實記錄、奉化、鎮海市、縣志等，經綜合、篩選拾腋成喪。

(鄭傳良∕杭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