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1月10日至11日，由德清縣社科聯與浙江省詩詞學會聯合舉辦的陳景超詩詞創作與治學道路研討會在德清召開，我與有榮焉。不禁聯想到不久前，到洛舍鎮東衡村看望景超先生，與他晤談《四庫德清文叢》後續出版計畫以及在他的藏書樓掛牌“衡廬古籍社”事。景超先生七十歲了，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年紀。這三五年，他著實很紅，因為植根鄉土，即時記錄並傳承鄉土之美，媒體爭相報導他，他的勵志故事逐漸為人所知。我跟他說笑，七十歲之後，文化老人們通常都很忙，各種訪談以及寫誌編書、替人作序跋之事不斷，同時鄉土文化研究面臨一個泥潭，即青黃不接、後繼無人。他連連點頭稱是：“忙一點沒關係，心甘情願，徒弟不好找，要訪訪看的。”《四庫德清文叢》 擬出十輯，第一輯《女紅餘誌簪雲樓雜說》和第二輯《龜溪集》已出版。
　　 陳景超，名靈山，號衡廬，1945年生人。外表望之清瘦貧寒，就像一根多節的竹子，根系則“咬定青山不放鬆”。他是穿蓑衣的詩人，躬耕田園，早荷鋤頭，晚握筆；也是真正的耕讀傳家者，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學成才者，靠智力打工，又自成境界，不失“曲園標格”。他為自己的書齋取名抱春堂，意在向俞樾看齊，抱著春在堂，並效仿之。他有點夫子氣，常張口道“據鄙人考證”云云。他視古舊的書籍為寶藏，孜孜不倦地披沙瀝金，然後開始閉門著述，“以詩紀事，以事昭人，以人存史，以史示鑒”。因此，儘管身處鄉野，但聞名遐邇，屢有心儀而造訪者。
　　“好詩不過近人情。”2007年的一個雪天，我曾慕名拜訪過景超先生，在他的舊居衡廬和他有過一次愉快的交談。那時，我正對中國古典詩詞感興趣，嘗試著作了幾首舊體詩。他建議我先通讀《詩經》，接著選讀魏晉詩歌，最後精讀唐宋詩詞。猶記得，他提到了早年隨俞平伯先生攻詩的經歷，他稱俞平伯為“平師”。平師給他的第一封回信中就精闢地指出“先秦文學如桃根，唐宋詩詞如桃葉，明清小說如桃花”，不能本末倒置，亦不可見異思遷。在兩人後來的通信中，平師曾以“叨在鄉誼，未能相識”，深以為憾事，特別是在讀罷他的油印詩集《竹花吟稿》後，欣然回信，“誦來書並大作《吟稿》，力田好學，業績斐然”。關於他與平師如何訂交的，我沒有當面問過他，卻意外地在《衡廬集》某卷中翻到1984年春節前夕平師贈他的條幅（“貞下起元，除舊佈新”，上蓋“德清俞氏”“信天翁”二顆章）和他的一篇紀念平師的文章《梧窗風雨念恩師》。1989年 9月，他曾陪平師的兩個女兒俞成、俞欣以及外孫韋柰回俞氏祖居地德清南埭。不想，翌年平師就仙遊了。
　　 迄今為止，景超先生已出版《衡廬集》《抱春堂集》兩個系列十四本著作，其學術貢獻有目共睹，固已不待我言，或有美中不足，但必須看到瑕不掩瑜。倘若我們以高校
評價體系衡量之，他絕對夠得上教授了，可這樣的美意與誇讚，反而使人不快，因為這個大資料時代忽略了他是一個傳統文人。何為傳統文人？同時具備文明人、文化人兩種
質素，而後才符合做文人，終極成為立德、立言又立功的君子。換言之，文明人如桐木，文化人如琴，文人如琴師。不浮誇地說，景超先生其人有學養，身上繼承了若干傳統
文人的基因，其著述遠乏稻粱謀，功利性實在微乎其微。例如，《對偶略談》被學界稱為拓荒之作，國內尚無第二本專講對偶學；《詩歌列體》則將古今詩歌分成二百三十多
種體例，這項工作也從未有人做過，堪稱集大成；《德清俞氏》與《趙孟頫》也頗為可讀性，尤其研究趙孟頫，他有地緣優勢，所舉的一些出土材料填補了諸多空白，幾乎左
右了一代史觀。譬如他寫趙孟頫墓地之石馬，墓地“解放初尚存有戲臺山南麓東邊一側 石馬，站在草坪之中；西邊一側石馬，足板朝北、背脊朝南倒伏於桑地中……另有一石馬在臨河處，地表僅露出頭面，直至1970年時，村童猶在馬鼻樑上磨柴刀”。
　　於是，有人形容景超先生是那匹“走失的石馬”，活得太幹，藏青色的，神情過於肅穆。也有人戲稱他為“書櫥”，“書到家了”，動輒買書，殊不知書的存藏成本在今天高得嚇人。不僅如此，他還購置了幾十個鐵皮書箱，在上面貼上經、史、子、集的標籤。他認為，讀書人一定要學會用經、史、子、集分類來博覽群書，閱讀應該有一個不斷的歷史篩選過程，一個文化善擇過程，一個品位提升過程。小字輩們贈他一雅號“鄉先生”，即便冷淡生涯，他仍保持“菜根切莫多油煮，留點清燈教子書”的原味作風。了不起的是，近年在上級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扶持下，在東衡村他有了一棟“專屬”藏書樓。這是社會對他最大的認可與表彰，標誌著他從草根文人正式躋身知名學者之列，作為一粒讀書種子或將代表曲園之後一條重要文脈。

(朱煒∕德清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