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的新聞界，江坪是個領袖人物，他曾擔任過《浙江日報》總編輯和中國記協常務理事、浙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退休後還擔任浙江省記者協會的名譽主席。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作協委員，曾與茅盾、郭沫若和夏衍這些文學大家及楊沫、黃宗英等文學名家有過親密交往，還出版過與名人交往報告文學集《我們的聖人》，這在浙江文學界和新聞界都是個特例。初夏時節，筆者來到《浙江日報》新聞大樓採訪了江主席。從他臉上自然流露的笑容和說話時發出爽朗的語音中，使筆者領略到了寫作給這位年近八十的老報人、老作家帶來一種健康的心境和生活充實的愉悅。就在前不久，他剛出版了一套《記者的足跡》的新書，裏面選錄了他幾十年來採寫的報告文學、特寫、散文等作品，還有從事新聞工作以來發表一些隨筆、雜文、時評等文章。對身兼作家、記者的江坪來說，寫作是他此生的主要工作之一，寫作是他不停攀登的人生目標之峰，新寫作更是他生命中充滿無限生機的一片綠洲，寫作也成就了他一個豐富多彩且非常幸福的人生。
　　 寫作，讓江坪從紡織廠小學徒工變成報社文教組長

　　1934年11月 7日，江坪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一個普通的家庭裏，父親在千里之外的青島做點小生意養家糊口。1941年日本強盜的魔掌伸到寧波時，小江坪便隨母親等家人逃難到青島父親處，此後他在青島北京路小學讀書。在父母和老師的教育下，江坪從小就立志要做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所以他和班上的同學們曾經想妙計教訓過那些欺負中國小學生的日本侵略者的子弟。
　　江坪的家住在鐵路附近，每天看到滿載貨物的列車從門前飛速馳過，充滿好奇心的他非常贊羨火車頭那巨大無比的力量，心裏想長大後能當個駕馭火車頭的司機。然而，由於戰火不斷，江坪家裏的生活艱難。無奈之下，剛讀完初中一年級的江坪便輟學了，回到老家寧波在一家紡織廠當學徒工。當時廠裏的童工很多，他們都過著像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中描寫的那種水深火熱的生活。
　　後來，江坪就積極參加工會等組織的許多活動，還在一些會上代表工人發言。在組織的培養下，他成了一名優秀的工會幹部。1951年，在紡織廠當學徒工的江坪被借調到寧波市紡織工會工作。當時他就揮筆寫了一篇揭露不法資本家行為的稿件，發表在當時的《浙江工人生活報》（現為《浙江工人日報》）上。就是這篇稿件的發表，無意中成為他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1952年 9月，在浙江省總工會幹部學校學習的江坪畢業了，他收拾行李正準備回寧波，卻被學校的教育長叫去談話了。
　　“江坪同志，你寫的那篇報導我們都看了，經組織上研究，決定把你調到《浙江工人生活報》工作，寧波那邊我們已講好了。”就這樣，江坪跨進了由浙江省總工會主辦的《浙江工人生活報》的大門，從原來的一名學徒工變成一名新聞記者。
　　也許是這變化來得太突然，也許是當記者與當學徒工的反差太大，剛走上新聞記者崗位的江坪最初倒有點無所適從。上班的第一天，報社編輯部就派江坪去採訪一位剛從抗美援朝前線歸來的杭州第一醫院的醫生，請他談談美軍投放“細菌彈”的罪行。缺乏採訪經驗的江坪見到這位醫生後，竟坐在採訪物件面前發呆，連一個啟發式的問題都提不出來，結果第一次採訪任務泡了湯。
　　回到編輯部後，江坪放下筆和採訪本就去找報社的社長丁菲。

　　“丁菲同志，我今天的採訪任務沒完成。請您讓我回工廠去吧，寫東西是那些‘戴眼鏡先生’的事，我幹不好。”江坪心情煩躁地說。
　　“小江，新聞事業十分重要，黨和人民每天都離不開它。它向人民傳遞資訊，解答難題，給人們以鼓舞和力量。你是工人出身的幹部，要為工人階級爭氣！不懂就學，一定要幹好它！”丁菲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同志，江坪很敬重她。
　　聽了丁菲這番語重心長的話，江坪真正受到了一次新聞工作的啟蒙教育，他重新拿起了筆和採訪本，堅定地投入到新聞寫作中去了。他把自己比作“笨鳥”，開始練就“會飛的翅膀”：深知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就邊工作邊看書，認真學習各種文化知識；缺乏採訪經驗，他就虛心向老記者請教；寫稿出手慢，他就堅持多寫多練，硬是靠這種不懂就學、下“笨功夫”的精神，最終實現了“笨鳥先飛”。1957年，江坪採訪了寧波早期工人運動領袖王鯤的事蹟後，花了一星期時間，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寫出了一篇長達 5萬多字的紀實文學《甬江怒潮》，很快就在《浙江工人生活報》上連載，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在浙江工人生活報社裏是“破天荒”的。
　　不久，江坪被報社提拔為文教組組長，並分管報紙的文學副刊，他經常會寫些報告文學、散文、雜文等在文學副刊上發表。
　　寫作：讓江坪走近了茅盾、郭沫若、夏衍等中國文學大家“您後來是怎樣從《浙江工人生活報》調到《浙江日報》來的呢？”筆者問。
　　“那是1961年，因三年自然災害，國家實行了“精兵簡政”政策，《浙江工人生活報》也被停刊了。根據組織的安排，我離開了工作 8年的《浙江工人生活報》，調到《浙江日報》工作。”
　　《浙江日報》是省級大報，不僅報導面廣，而且裏面人才濟濟。在這片充滿活力的新天地裏，自稱“笨鳥”的江坪開始了新的飛翔。他寫的稿子一篇篇變成鉛字呈現在《浙江日報》的重要版面上，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有很多作品還得了獎，並先後擔任了《浙江日報》分管“錢塘江”文學副刊等文藝科教工作的部主任、副總編，直至後來成為總編輯。
　　特別值得介紹的是：江坪與文學界等名人名家交友式的採訪，使他在50多年的作家、記者生涯中，寫出了精彩的一頁。
　　1963年秋天，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科院院長、文學大師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陪尼泊爾全國評議會議長塔帕和夫人到浙江訪問，並參觀了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自製設備、自已施工安裝的新安江水電站。作為隨同採訪的《浙江日報》記者，江坪始終跟隨在郭老的身後，認真地記錄郭老說的話語，有時還給郭老介紹一些浙江的情況，並借機向郭老提一些採訪的問題。郭老聽陪同的水電站負責人介紹新安江水庫的建設地之一就是淳安縣，馬上脫口就說：“海瑞當年就在淳安當過縣令，他是位清官，有一定的歷史地位。”愛好考古的郭老還問：“這一帶還有什麼歷史遺跡？”水電站的負責人介紹說：“在密山島上有‘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遺跡‘密山泉’，還有一座‘密山僧墓’。”郭老說：“對水庫內的歷史遺跡一定要保護好。”在遊船上，郭老還應主人的請求，為新安江水電站揮毫賦詩一首：“西子三千個，群山已失高。峰巒成島嶼，平地卷波濤……”郭老出口成章、揮毫成詩、潑墨成書畫的臨場表現，是他博古通今之結果，讓江坪非常欽佩，深受教益。跟隨郭老一天的採訪，郭老也非常喜歡機靈勤快、工作負責的年輕記者江坪了。所以，當參觀結束後江坪代表 3位元浙江記者向于立群大姐提出想與郭老合影的要求時，郭老欣然同意了。至今，這張在新安江水電站大壩前寶貴的合影江坪還珍藏著。
　　在北京的交道口大街，有一所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綠樹掩映、圍牆環繞、朱漆大門……這就是文學巨匠茅盾的家，也是江坪熟悉的地方。江坪從小就讀過茅盾的小說《子夜》，對茅盾很崇敬。1981年 3月，《浙江日報》決定在“錢塘江”文學副刊開闢“寄語故鄉”的新欄目，江坪主動承擔了赴京向茅盾等浙籍名人名家約稿的任務。當時，年邁八旬的茅盾身患肺氣腫、老年性支氣管炎，經常住在醫院裏，體重只有45公斤，一隻眼睛已失明、另一隻也只有 0.3的視力：有點時間就忙著寫回憶錄，對外一般都不接受約稿和採訪。江坪登門拜訪時，從茅盾兒子韋韜、兒媳陳小曼那裏瞭解到這些情況後，在房間門口深情地望了茅盾一會，然後把來意先與陳小曼講了一下，以節約茅公的時間，等茅盾身體情況好了再登門拜訪。不久，茅盾在病魔纏身、忙著趕寫回憶錄的情況下，給江坪寄來了散文《可愛的故鄉》和“寄語故鄉”欄目題詞。江坪不僅出色地完成題詞約稿任務（還有一次是受浙江省文聯之托，他去請茅盾為《東海》文學雜誌題寫了刊名）。幾次與茅盾接觸後，他不僅從茅盾身上學到了可貴的“春蠶精神”。還有一點讓江坪至今難忘的是：茅盾的文章發表後，報社給他寄去50元稿費，但不久江坪就收到茅盾托兒媳陳小曼退回的40元稿費和一封信，信中說：“你們給的稿費實在太多了，沈老讓我收下10元，退回40元，免得再寄來寄去，請體諒老人的心情。”其實50元稿費在當時只是比普通作者的稿費稍高一點，茅盾退稿費之舉是把自己放在一個普通作者的位置上。由此更可見，茅盾的人品是多麼崇高。
　　在被譽為“中國電影藝術先驅”的夏衍家裏，江坪和夏公親切熱烈地談論起《包身工》這部報告文學作品。
　　“江坪，你是紡織工人出身，看了我寫的《包身工》有什麼意見？”夏公問。
　　“寫得真實，很受教益……”江坪的腦海裏很快浮現出解放前當學徒工時的悲慘情景。
　　夏公知道江坪喜歡《包身工》這本書，就讓家人拿來一本，並在扉頁上寫道：“請江坪同志指正。”然後將書送給了江坪作紀念。
在交談中，夏公關切地問起故鄉一連串的問題：“杭州建設得怎麼樣？西湖園林可有恢復？紹興古城有啥變化？錢江大潮是否依然如故？”江坪都一一作了回答。
　　由於江坪與夏公交上了朋友，為他的採訪提供了不少方便，錢學森、胡愈之、黃宗英等一批浙江籍科教文化名人，就是夏公給介紹的。在採訪中，江坪還請夏公回故鄉看看。終於在1981年 5月，在首屆電影“金雞獎”和第四屆電影“百花獎”頒獎大會在杭州舉行的日子裏，夏公受邀回到了闊別60年的故鄉。在老家，有一位當年的小夥伴直呼夏公的綽號“和尚”時，夏公不僅非常親切地應答，而且還向江坪介紹：“我小時候為了剃頭便宜，老剃光光的和尚頭，還有就是父母怕我養不大，所以他們都要這樣叫我。”這些生動的細節，都體現了夏公做人的真誠。江坪在陪同夏公在杭的所有活動後，就寫下了《夏公回故鄉》那篇文筆優美的散文。
　　江坪與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的交往，是緣於采寫一篇報告文學。那是1981年 9月中旬，時為浙江大學講師的路甬祥在聯邦德國亞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和 5項發明成果後，謝絕了德方提供的優越工作條件和多次挽留，學成回來報效祖國。在當時，路甬祥本人和他的舉動，無疑得到了黨政部門領導的讚揚和被新聞單位所關注，一下子要求採訪路甬祥的中央和省級媒體就有十多家。由於路甬祥回國後，要立即籌建我國第一個“液壓研究室”，還要在浙大開展教學，工作十分繁忙，一般都不接待記者採訪。江坪就通過對路甬祥夫人和孩子的採訪，先瞭解一些情況並開展聯絡工作，最終路甬祥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為江坪唯一開了“小灶”，擠出兩個小時，接受了江坪的獨家採訪。江坪不僅寫出了《中國講師和西德博士帽》這篇反響很大的報告文學，而且與路甬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剛出版的《記者足跡》新書，就是路甬祥作的序。
　　江坪與在延安時期就出名的老漫畫家、人民日報原文藝部主任、中國美協主席華君武，彼此有一段不解之緣：1984年秋，浙報美術組給江坪送來一幅華君武的漫畫《笑林廣告，杭州某廠汽水可滅火》。江坪看了漫畫後，很有感觸，便寫了一篇雜文《讀〈笑林廣告〉有感》，與漫畫同時在《浙江日報》上刊發，華老比較滿意。1985年冬，華君武又寄來一幅《黃岩桔子，榜上無名》的漫畫，是指黃岩蜜桔在全國優秀水果評選中名落孫山，作為在浙江杭州出生的華君武心裏非常焦急就畫了此漫畫。江坪一方面將此畫在《浙江日報》上刊登，一方面與黃岩縣委聯繫，要求重視並解決這一問題。一年後，黃岩蜜桔品質提高重振聲譽，華老非常高興，再畫了一幅《祝黃岩蜜桔茁壯成長》的漫畫，委託江坪轉送黃岩縣委。經過這樣的交往，江坪和華老結緣了，華老特意為江坪畫了一幅《貓虎同宗圖》相贈。隨後在1999年 4月，由華老作漫畫、江坪配雜文合作出版了《文畫緣》一書；2001年12月，他倆又合作出版了《華君武漫畫十二生肖》一書，在新聞、美術界被傳為佳話。在江坪的提議和推動下，2013年1月11日，“華君武漫畫園”
在西子湖畔隆重開園，成了杭州又一個文藝新景點。
　　此外，江坪還先後採訪了蘇步青、茅以升、錢學森、謝晉、童第周、馬海德、白楊、楊沫、黃宗英等十多位名人，都獲得很大成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江坪還將這些採訪文章收進《我們的聖人》一書中。
　　寫作：讓江坪晚年的生活過得充實幸福
　　江坪的辦公室是很有中國“味”的，靠牆的兩排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許多文學、新聞等方面的書籍和各式各樣的獎盃獎牌，牆上掛著 3幅書畫：有中國記協名譽主席，原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邵華澤中將寫的立軸和已故著名書法家費新我寫的條幅，還有一幅是華君武專門為他畫的漫畫《貓虎同宗》，是一個非常好的寫作環境。
　　1995年6月，江坪由《浙江日報》總編輯，改任浙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2002年歲末，已經67歲的江坪從浙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的崗位上圓滿退休，然而，身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和高級記者的江坪，仍放不下手中的筆，繼續堅持“爬格子”。筆者在《人民日報》的“人民論壇”、“今日談”等欄目中，就看到江坪寫的《東海喜見大黃魚》《從“順其自然”想到的》《讚賞“鄰居節”》等雜文；在《新民晚報》的“夜光杯”文學副刊看到他寫的《華君武的畫外音》長文。目前，江坪已出版了《在甬江怒潮中》《我們的聖人》《微文集》《趕在春天播種》等9本書。
　　我們的採訪接近了尾聲，筆者看到江坪辦公桌上放著一個別致的小相框，裏面夾著一張江坪打網球的照片。照片上的江坪，身穿白色球衣，紮著頭帶和護腕，手握深色球拍，面帶微笑、意氣奮發地站在網球場上。作為全國新聞界網球邀請賽的發起人和主要參與者，他在1998年 5月曾奪得第三屆全國新聞界“報業集團杯”網球邀請賽總編組冠軍。如今他仍堅持20多年來的習慣，工作之餘打打網球。他說：“打網球益處很多，如今我思維比較敏捷，能堅持文學創作和新聞寫作，這與經常運動有關。同樣，寫作是最好的健身操，對健腦健心都有幫助，還能讓生活過得充實幸福。”筆者此時仿佛覺得這位已近八旬的老前輩看上去生理年齡才60多歲、心理年齡只有50多歲，真可謂“踏遍文山人未老啊”。
　　呵，寫作著真是幸福的！

(徐忠友/杭州省府採訪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