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生活在明清之际，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一般我们对吕留良的认识，是从清代那场文字狱而来，始知他是一位反清复明的斗士，殊不知，其一生，涉略广泛，在许多领域都有杰出成就。他是得“诚斋体”遗风的诗人、提囊行医的医生、刻书贩书的商人、推崇朱学的思想家，甚至还是收藏宋人书、金石书画的收藏家……

　　吕留良子吕公忠撰写的《行略》里说到：“先君博学多才，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鸟、丹经、梵志之书，莫不通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辙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术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从中可见一斑。

　　作为收藏家的吕留良，除了家里有珍贵的书籍、书画之外，收藏砚石更是他的一大嗜好。他一生以砚为友、以砚会友。

　　“予砚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人、门客之以骨董谒者。初嗜古，继嗜奇，最后乃嗜端石”。从吕留良《友砚堂记》所载，可见他自幼喜欢砚台，开始时收藏把玩古砚，后来喜欢奇形怪状的砚石，最后专门收藏端砚。这些砚，有的是从古董店买来的，有的是朋友、门人处得来的。

　　（一）杭城争值

　　崇祯十七年（1644），吕留良十七岁，那年春，他与侄子宣忠及同乡吴自牧到杭州游玩，在一家小店里看到一块青花紫石，留良与宣忠都很喜欢，都想得到这块砚石，于是互相抬价，以至于所出价格高出了店主的要价，店主觉得奇怪，收起不卖了。两人怏怏而回，互相埋怨。过了几天，留良又一个人来到那家小店，高价买下了那块青花紫石，回到家，立刻让斫砚高手赵三将它打造成宋款。留良爱不释手，整日摩挲，“抱卧累月不厌”，连自己也觉得“其癖可笑”。

　　非但吕留良如此，其侄子宣忠和他一样痴迷砚石，皆为真性情之流露。

　　那次杭州之行，吴自牧也买了三块砚石，一为宋款，二为瓶砚，三为端溪旧坑石。吴自牧便把那块端溪旧坑石送给了吕留良。此砚非常有特色，据载：“方六寸，四周天，然面浮蕉背绿文，如画工所设远山者。有眼半衔文上，如隔山待月，方过此岭，文左可着墨，墨迹初溢，如山云欲雨，坡陀西滃郁。或旁注眼上，则翳月微露，清光犹见也。”

　　吕留良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将此砚名为“山高月小砚”。还叫宣忠为之作了砚铭：

　　“秋月明，秋山横，壮士遇之悲生。反谓秋气之无情，乃有悲怒愁痛之声。秋月为之低昂，秋山为之不平。化怪石如肝脾，以成雕琢之奇。山芒月角，融结而入乎文字声诗。使天阴欲雨，庭月无时，措置吾庐，为苦吟资。久借不归，抱墨淋漓。顿首陈词，曰：‘宣欲之。叔父其拈须一笑，而许我分痴乎？’”

　　宣忠所作砚铭，也是饱含喜爱之情，至今我们读来依然如见其人。

　　在“以砚为友”这一点上，吕留良和他的这位侄子是真正的知己，亲情之外又多一层友情。

　　（二）砚也离乱

　　清兵南下，到处烧杀抢掠，留良也被迫窜迹山林，而对于自己所藏的砚石，却舍不得丢掉，于是托村友照看，没想到，村友为清兵所杀，砚石也就散失了。上面提到那“山高月小砚”也在此时散失了。接下来的三年时光，对于吕留良来说，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他和侄儿宣忠参加抗清斗争，“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铜炉石镜间，窜伏山林”，“追逐乱世”，抗清失败后，留良侄儿就义，自己身受箭伤，但他这样的大明义士却报国无门了，只能深深叹息“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这样的情形下，原来喜爱的收藏当然是无暇顾及了。但因缘相续，这“山高月小砚”后来转辗流离又被吴自牧寻到，并割爱再转赠留良。可见这砚与人一般，也是有缘分的。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但吕留良早年收藏的大部分砚石，却随着战乱而散落，再也找不到了。

　　顺治五年（1648），吕留良经历抗清失败，无奈回到崇德故里。“归理笔札，则亦买市中石片磨墨，故友孙子度过而悲之，赠以眉槽小端砚，予自此复有砚。”（见《友砚堂记》）

　　可见经历离乱后，吕留良所有的好砚都没有了，他自己写作，也只能到市面上去买普通石片当砚台，他的好朋友孙子度看到吕留良这样的状况，为他感到难过，便以自己珍藏的“眉槽小端砚”送给吕留良。这“眉槽小端砚”也是名家赵三所琢，淡青色，高三寸，广一寸九分，也为留良爱物。

　　（三）友砚堂记

　　收藏砚石，一直是吕留良生活的一部分，最可贵的是，因砚而交的朋友，都是收藏砚石的爱好者，都是伴随吕留良一生的知己朋友。这些人当中，有比他年长的，如孙子度，有比他年幼的，如吴之振、吴自牧，有比他声望高的，如黄宗羲兄弟、高旦中等。

　　早年送“山高小月砚”给吕留良的吴自牧，是留良朋友吴之振的从子。留良二十岁那年，与吴自牧订交，从此两人成为终身莫逆，所谓“笑视莫逆，不解所谓”，关系极好。留良称之为“吾党第之第一流”人物。并与联姻，成儿女亲家。吴自牧死后，留良说：“吾质已亡矣”，伤心至极，并为吴自牧等死去的朋友们编《质亡集》。

　　吴自牧的叔叔吴之振（孟举）也是吕留良的朋友，吴之振十四岁那年，就同吕留良定交，后来跟吕留良学诗，吴有“十七从君学赋诗”之句，他们是师徒关系，更是朋友关系，他们两人曾一起编《宋诗钞》，轰动京城。康熙二年（1663）春夏间，吕留良与黄宗羲、高旦中、吴之振、吴自牧等在吴家的水生草堂唱和甚乐。忽得黄宗炎信，说三弟黄宗会病重，黄宗羲便将一名砚——卣砚及石田、横山画售为药价。卣砚即归吴之振。后吴之振又将此砚送与留良。但朋友宗会竟一病不起。见砚思人，人面不见，吕留良感慨万端：“今得此砚，如见其面丰然，其目修然，其声铮然，又足感也”。

　　乱后送“眉槽小端砚”给吕留良的孙子度，更是吕留良的忘年交。孙子度也是崇德人，原是吕留良三兄愿良的朋友，是澄社的主要成员。在一次澄社集会上，二十五的孙子度与十岁的吕留良相识，三年后，孙子度约请同里十多人成立征书社，十三岁的吕留良以锦绣文章深得孙子度赏识，称吕留良为“非吾畏友乎！”有人却说，“稚子耳！”孙子度却道：“此岂以年论耶？”从此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孙子度也爱玩砚石、书画。吕留良在《友砚堂记》中回忆当年与孙子度认识时的情景：“子度携新得澄泥砚及《程孟阳嘉燧画册》，玩语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诗卷题曰：‘吾两人当为世外交，诗文其余事耳。’它日复示书曰： ‘吾辈今日无可为，惟读书力学，事事当登峰造极，定不落古人后。’自此俱不复与社人通。”想到子度早逝，吕留良叹息：“嗟乎！子度，吾真友也；砚，吾真砚也。辛卯子度死，予益落魄不自振。”可见，在吕留良心目中，真砚与真友在同一位置上的。

　　黄宗炎与宗羲、宗会三兄弟，并负异才，称“浙东三黄”，都是吕留良的朋友，但宗炎与吕留良最为莫逆。宗炎，字晦木，“性亦嗜砚”，与吕留良有同好。《友砚堂记》里写到：“时端州适开水坑，同邑有官于粤者，予从购石十余枚，与晦木品其高下，晦木又喜以为有同好也。”可见两人关系走近，砚石也是好媒人。黄宗炎也曾收藏甚丰，可是，经过战乱，财物与收藏全部散尽，但有一方称作“红云砚”的砚台，宗炎一直随身带着，非常宝贝，打算作为自己第三个儿子做聘礼用的，但当知道吕留良嗜砚如此，便慷慨相赠。可见两人关系之不一般。留良后来撮合了妻妹与宗炎的儿子结婚。吕留良与黄宗炎情谊笃深相终始，成一段佳话。

　　在吕留良的朋友中，交情最深的除黄宗炎之外，就是高旦中了，可惜高旦中在康熙九年（1670）就死了。但高旦中对吕留良的影响很大。两人除了朋友之情外，还有师徒关系可称。那年，留良热病甚，是高旦中给他医治好的，之后，吕留良开始跟旦中学医，并精通医术，入清后以行医为业，自食其力，决不仕清。高旦中曾送吕留良凤池砚，这是一古砚，非常有特色。此砚圆体，三足，砚池像凤池，故名。刻“句曲外史”四字，印文“贞居”，有小篆铭文：“交文明，考文德。舒九苞，辉翰墨。”本是元人张伯雨（号句曲外史）旧物，后为万安履所得，安履送给旦中，旦中又送给留良。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因黄宗炎、高旦中推荐，吕留良与黄宗羲相会于杭州孤山。黄宗羲等要认吕留良为友，留良谦让，不敢为友，黄宗羲他们各赠留良砚台为礼物，结为朋友。黄宗炎赠红云砚，高旦中赠凤池砚，而黄宗羲赠留良八角砚，时为名砚，颇有来历。“此砚有八角，故名。上面刻有六朝回文，另刻有耶稣三角丁圆文，曾经梅朗三、陆文虎使用，后来为太冲所有，顺治十一年（1654）被窃，康熙四年（1665）失而复得，此时转赠留良。”宗羲曾作诗一首：“……一砚龙尾从西土，传之朗三传之我。燕台项洞风尘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转归雪交，治乱存亡泪堪把。……”

　　面对这样的深情厚意，为表感激之情，吕留良以“友砚”作为自己的堂名，并写了《友砚堂记》一文，饱含深情记其经历的砚事友情：“予谢不敢为友，固命之，因各以砚赠予，从予嗜也。其砚有出自梅朗三、陆文虎、万履安者，其人虽已古，然繇三子之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并进一步说明“砚虽良非良友不以登吾堂，吾友良，虽无砚，亦不敢不登也。”可见吕留良收藏砚石、结交朋友都是有原则的。黄宗羲读《友砚堂记》后说：“用晦（留良）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足见当时吕留良与黄宗羲感情也是非同一般的，后来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关系破裂，则又当别论了。

　　（四）说砚传世

　　留良不但收藏砚石，他自己也是精于斫砚。灵感来了，也兴致勃勃刻一二款送朋友。有一年夏天，他亲手刻了一团砚送好友高旦中。他借陆游 “富贵深知欠面团”诗句，因为旦中与自己一样瘦削，“恐其感受于斯也，戏斫团砚与广之。”并铭曰：“彼团者面，此团者砚，砚之团，尚可磨也，面之团，不可磨也。”旦中曰“方中何也？”又铭曰“方可孙也，心非石不可转也。砥历廉隅，是故恶夫原也。”相与而笑。

　　吕留良一生收藏砚，以砚为友，以砚会友，他曾经收藏的名砚有许多，我们今天能从他的书中读到的仅仅是极少一部分，因为时空变换，大多砚石记录我们无缘见识。吕留良曾在收藏之余而写成的两部有关砚石的专著《砚述》、《说砚》各一卷却传了下来，非常可贵。

　　“每嗜必受骨董之诈，故蓄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尽得其理，故历之久而解识益进。”喜欢收藏，又时常被古董商欺诈，但吃的苦头多了，自然也长进了，慢慢地也成了行家，这大概也可以体现《说砚》形成的基础条件吧，留良说砚，应当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经历了被欺诈，而“尽得其理”，而“解识益进”。

　　《砚述》有二十八题三十八条，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可惜这两部书，目前都未刊印，没能让今天喜欢收藏砚台的朋友们共享。

（徐玲芬／桐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