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哽咽着的口令 ── 悼念一江山将士殉国

吴神农

  民国四十四年(1955)年元月二十日,是国共最后一场惨烈的争战,也是共军第一次有能力,以三栖作战、五面包围,以海陆空三军用“火海战术”(每平方公尺约被轰十余发炮弹、炸弹)围攻面积仅1.2平方公里的浙江外海之一江山小岛,守军司令王生明将军暨其所部720 位官兵壮烈殉国的历史性日子。

  那时,笔者在台中师管区战车营第四连担任中尉排长,带的都是比我年长些的士官和补充兵,二月廿一日晨,以值星官身份率领全连官兵,前往清泉岗装甲兵基地靶场作步枪实弹射击。充员弟兄因为初次打靶而十分兴奋,故个个精神抖擞,我则因看到甫经一个月严格入伍训练的新兵,也能军容壮盛地迈出整齐步伐、呼出雄壮威武的口号和“答数”,而心中有几分窃喜,因为那是作为初级军官,流过辛勤汗水,练兵以报效国家的最佳献礼。

  当天,清泉岗上虽气温仍甚低,但天气特别清朗,在一阵振奋的答数(也称“打数”)声后,我特别将队伍步伐调整到营区播音系统所播放军乐同一节拍,静下来听“喳喳喳”的整齐步伐声,既可享受那份成就感,也偷个小懒,让嗓门稍作休息;队伍在雄壮的进行曲旋律中正整齐地通过装甲兵第二师某战斗群营区时,突然军乐声嘎然而止,代而之起的是军中广播电台的“新闻报导”,我怕新兵分心,步伐凌乱,又不自禁地喊起“一二一……”的口令。不意扩音器中竟传出:“……我一江山守军在被共军陆海空强轰猛炸的火海攻击下,孤军奋战了六十余小时后,司令王生明将军及全体七百余位官兵均壮烈牺牲……”之晴天霹雳消息。我一阵鼻酸竟然哽咽得喊不出口令,我不知是否心理崩溃?总之是情绪失控了,情急之余,卸下值星带,奔向梁排长耀年身旁,顾不得军中值星官交接礼仪,迳自将值星带套在老梁身上,只咽呜着说:“请你带队”,就纵身跳过路边排水沟,躲到灌木篱后独自捂脸啜泣……。

  我是抗战儿童,自六岁起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日战争的逃亡流离生活,八岁就离开父母住校(蒋夫人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自那时起我们院童均叫她“蒋妈妈”)。抗战时听过无数次国军或胜或败的消息──淞沪战役、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大捷、独山保卫战、常德会战,甚至中国驻印缅远征军解英军之围、于缅甸瓦鲁班大挫日军素称精锐的十八师团等。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时,也常常听到胡宗南部犁庭扫穴光复延安、锦州会战、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北平和谈、平津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及至国军退守台湾后之金门大捷等,国共互有胜败的战况,但从没有一次像这般以广播器直播,似魔音穿耳、电击般直截我胸臆,令人惊撼的消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战场的烟硝未灭、烈士的鲜血尚在流淌时,即听到如此令人悲恸揪心的噩耗……我久久无法自己,但作为军人,任务在身,还是擦干泣落的眼泪,飞步追上老梁,再披回那条平时视为责任与磨练,而此刻却觉得是烈士血般殷红的值星带。到达靶场,整理好队伍,未经请示连长,就擅自下口令:“全体肃立、脱帽,向一江山阵亡将士致敬默哀……”我不知是否逾越了军规,但平日里专横驴子脾气的连长夏锦冈少校没有责备我,而且也依我的口令,脱下钢盔,俯首行了致哀礼。

  舟山、大陈、一江山这些地方我都知道是浙江沿海的列岛,附近海域是四季丰收的渔场,在军事地理、战略价值上,则是保卫大台湾的前哨屏障。而原本生疏的王生明这个大名,却甫在元月初的《中央日报》上得悉是该届〈战斗英雄〉的榜首,并获三军统帅蒋公于元旦亲授奖章的殊荣。岂知三星期后,却在蕞薾小岛那个荒无人居、满布礁岩,又无淡水的一江山,因全军覆没而引爆手榴弹自戕殉国,作了不成功便成仁的烈士。自此王生明和他所部的死士与一江山,在我心目中就是谢晋元、八百壮士和四行仓库。

  正气永彰全世界 忠魂常绕一江山

  “正气永彰全世界,忠魂常绕一江山。”系当年二月,由蒋中正总统主持的〈一江山烈士追悼会〉中,时任监察院长于佑任所送的挽联,名家手笔,也代表了全球自由人士对一江山忠魂的崇敬之意。追悼会时蒋公也亲切地慰问了一江山战役遗眷遗孤,王司令之子应文君就是披蔴带孝的遗孤之一,而今也是古稀之人了。应文君湖南祁阳人民国卅年生,于八岁时随父母来台,毕业于政战学校九期,以上校退役。曾膺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刻任〈一江山战役协会〉暨〈中华渡海兴台会〉荣誉理事长,专注于文史工作,尤其关注荣民老兵的晚年生涯,去年底,他与两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于经历年余走访全台边乡僻野大时代的小人物后,出版了《守望民国──老士官口述生命故事》乙书,于笔者走访时题赠给我。拜读之际曾数度掩卷嘘唏,感伤敬佩于书中那些没识几个字,却打过很多仗,临退伍前多数都在台湾东海岸守海防,届龄退役后,只因无一技之长,谋生不易,大多仍住在原防区(海防班哨)附近荒地,自己搭盖的简陋小屋中,凭菲薄的终身俸和他们的勤劳刻苦,少数成家生儿育女,且儿女也都各有成就者,然大多仍孤家寡人渡其余生。这使我想起文信国公(天祥)所写《过零丁洋》之诗:“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凄悲情怀。信国公以一首《正气歌》激励人心,流传千古。这些不见得读过或瞭然正气歌的可敬老兵,却心存正气,在他们那些看似抛絮飘萍的余年,仍无艾无怨地心系社会国家,尽其心力或作志工,或捐输慈善,甚至遗爱人间。比较起来,作为“太平官” 的我真正自觉汗颜,不能无愧。在此谨掬至诚之心,向你们致谢和致敬──因为你们那颗对国家民族永怀的赤子之心和牺牲奉献,中华民国国祚才得以经历风雨飘摇而不堕,台湾才能造就成经济奇迹,进而政治民主、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荣景……。

  在与应文君晤谈中,得以较深入地知道王将军的生平与行伍生涯(1910~1955)十五岁就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期在胡宗南上将麾下,参加过抗日、戡乱诸多战役,以英勇善战称着,立下甚多战功,因而获得军人最高荣誉的〈战斗英雄〉殊荣。迄将军于一江山自戕殉国时,仍是大陈由胡上将整编各游击武力而成的〈江浙反共救国军〉所部,应是追随胡上将最久,因屡绩战功,而由行伍出身的小兵,而能升至将官之少数国军桢干。甚多浙江老乡都以为王将军是浙江人,言及此点,应文君很灿然地笑称:“我以能被当作浙江人为荣,因为家父就是为保卫国府拥有的最后一块浙江领土大陈列岛,战死在一江山。”我听后十分感动,也与有荣焉,我想吾浙江旅台联谊总会,应赠予烈士之后王应文先生〈荣誉浙江人〉名衔。

  经过近三小时的真諴长谈后,发现我们因父辈相共通的经历,而有了某些相近或不同命运中的交集:盖先父有秋公于抗战初期,即抛却律师生涯而号召邑人,组成〈抗日自卫队〉参加抗日行列(我故乡《长兴县志》有载),因协助抗战有功,曾荣获远自陪都颁到浙西游击区的〈国民政府荣誉奖状〉,当年家乡政府及地方父老为庆贺此殊荣,而赠匾题诗曰“毛锥投去便从戎,遍历于风弹雨中;一声呼应东西浙,书生有志尽英雄。”尔后部队被军事委员会指定归辖于戴笠将军麾下的〈忠义救国军吴嘉湖行动总队〉(总队长金家骧,外号金阿三,政府播迁来台之后也曾来台,后奉命返浙继续组织游击,以在敌后袭扰共军,自此不知所终。( 在中共所拍样板戏,以前几乎年年播出的《沙家滨》中所称的“三爷”总队长,似乎影射的就是金氏,而家乡父老甚至告诉我,剧中的参谋长刁德一,几近我父亲的原型,因先父当年在该总队任参谋主任,也喜哼哼平剧,穿着长袍。顺笔一提剧情中“忠救军通和平军”(汪伪部队),而将被俘的新四军送给日军,那是荒谬 “编”出来的对不起历史,但却政治正确的桥段。忠救军“通”和平军是事实,但那是上级交付的“招降纳叛”任务而非私通,至于将新四军俘获后交给日本人,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做的事,但汉奸及“乱说山海经”的编剧者例外。)该总队命名吴嘉湖,即指吴县(苏州)嘉兴及湖州三地,环太湖东北迄西南,均为该总队游击(防)区,算来沙家滨也在此防区内。至于王将军临殉国前甫自正规国军编调到沈之岳专员辖下的游击部队〈反共救国军〉,而沈氏也系出戴笠的同统一脉,与先父同属〈救国军〉,也同为国族民命献身。

  父辈的军旅生涯有相似处,而我和应文君的“随军迁徙”经历也近似:亘抗战八年,在吴嘉湖地区,我游击式地读了近十所小学(目前仍是当年叫乌青小学现名植材小学的校友)抗战胜利,随爹爹部队复员苏州,正好读初中。而应文君则随父母在青岛上幼稚园,后随母返湘在长沙上小学,王将军则自葫芦岛,随54军198团渡渤海到大连抵锦州,参加了锦州之役。继而内战益烈,是役失利后将军又转辗抵沪,参加上海保卫。王氏母子则自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与将军会合后来台,暂居于198师驻地附近之台中县石冈乡。笔者也于同(1949)年四月,随国同装甲炮兵团自上海抵台,驻同县之苑里。是年冬,王将军甘冒大陆兵凶战危之险,主动“请缨”自安全的台湾赴内地西安,继续追随胡宗南上将,担任保卫川滇等蒋总裁仍经常往巡、布置暨商讨军国大计之西南防务(注)。当年太多经过抗战、内战的生死关而庆幸安全来到台湾的军民,都想在台湾可享受几天太平日子,而王将军则抛妻别子,铤而赴险,无惧锋镝,若非有诸葛丞相“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及伏波将“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之报国精忠和豪情壮志,厥克臻此?

  (注:民国卅八年元月廿一日蒋总统自咎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李氏在局势砧危时,竟托病赴香港就医,随后去美国未归,中枢乏人主政。时蒋公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 份常飞穗、渝、蓉等西南要地,商讨暨安排军国大计,直至同年12月16日晚,始自成都失陷前夕飞返台北。翌年三月一日,蒋总统顺应民意,复行视事,民心士气因而大振,自兹整军经武,生聚教训,全力保卫台澎金马基地,全力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但蒋氏也自此终其一生,未能再返回其念兹在兹的神州大地,谅公泉下也心有未甘也。)

  谈及王生明将军的壮烈殉国,不禁忆及与其同一时代的先父,两位均为在抗日战线上走过危疑震撼,冒过枪林弹雨之国军将校;王将军为国族民命,光荣牺牲在战场上,成为入祀“忠烈祠”的忠魂。而先父则因被划为右派,于1960年发配西康农场,作了冤死异乡的野鬼(因为我相信他不是孤魂,当年整风肃右,遭遇相同冤屈而死的何止万千?)

  应文君于1997年后,曾三度登临一江山,追念凭吊他父亲一同壮烈成仁的袍泽英灵。而我也于2004年秋,偕妻在台湾住处沐手焚香,摺了些金银锡箔元宝,趁旅游丝路之便,于九月初在青海西宁,自认距先父死难较近之处的一间喇嘛庙旁,上香跪叩爹爹,献上自己明知先父一定用不到的“金银财宝”,在纸灰飞扬,朔风野大的萧瑟下,自双膝传到我脑际的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恸。

  两个七老八十(王君七十,余虚度八十)的“孤儿”(王太夫人仙逝于1987年,先母则于闻知夫君发配边疆后,比先父早七天,饥病交加下殁于1960年农历12月5日)白发老头话当年地追忆往昔,两人也同样伤感于父亲均尸骨未存,只能到老人家殉(遇)难近侧凭吊,聊表孺慕之哀思而已。但我们虽初次交谈,却也有个共识:认为那是时代造成的历史遗憾,所以我们并不怀仇恨怨,我们甚至并肩朗诵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多少古今事,尽付笑谈中。”的三国演义开篇名句,以自我安慰、相互勉励,同时也都祈望今后的中华儿女都应和谐相处,和平发展,让那血腥的教训,留给后世作为儆醒。

  临别,我恭恭敬敬地立正,向王将军生明遗像,敬了个许久未用的军礼,应文君毕竟是将门之后,很重礼数地默立一旁,以孝子情礼鞠躬答谢,并送出大门挥手送我驱车离去。  辛丑年元宵•中和斋

(吴神农/本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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