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传唱：“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可知春灯时节又将来临。一般而言，元宵节是灯会的重大节日，也是春灯的起始之日，而闻名遐迩的硖石灯会老里并非一定在元宵。乡先贤张宗祥（1882～1965年）《铁如意馆碎录》中“硖锁记”有一篇《灯记》，明确地告诉我们：“硖以灯名，灯不在灯节，在正二月、二三月之交”，所以俗称春灯是十分相宜的。

　　海甯硖石灯彩因其通体书画诗词图案，均以绣花针扎孔勾勒。轻罗万眼，针眼之数以数十万计甚至上百万计，其特色灯彩精工非凡。如今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该加深研究了。除传承制作的一般工艺外，也要更注重于真正的艺术学角度的研究。笔者在图书馆详阅海宁历史上望族巨姓谱牒时，发现《海甯岩门高氏宗谱》的原始雕版是清道光年以前的古版，1925年得以重印，共39卷，一页不缺。据笔者所知，这是存世200多种高姓谱牒文献之中最完整，可靠性最强的。尤其值得后人关注的是，这部族谱早已把海甯三大文化之中的海宁灯彩，正式载入家谱“祀典祭器”之中，这是海宁其他姓氏望族谱牒所不具备的重大史料。详细揭载于报本堂《高氏宗祠须知册》，特别列出的“灯彩”条目，内容展开如下：
锡五梅花 一堂 锡四梅花 一堂
锡三梅花 一堂 四方玻璃灯 一堂
画花玻璃灯 一堂 珠灯 四堂
纱灯 五堂 小板纱灯 一堂
六角大板纱灯（破）一堂 风灯 两盏
明骨灯（小套一个）三十六盏
铜耀台 六盏 铁盌 四只

　　这是一份珍贵史料，据笔者所知，甚至在任何别的善本古籍中都从未发现，是我们研究硖石灯彩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现据这部海甯的高氏宗谱，已经能确认，“灯彩”一词，原来是古已有之的名称。并且“灯彩”迎灯的规模，从古器物的实录中也有了真实而明确的资讯透露。加上上世纪 80年代末，海宁博物馆得以从横埭街81号高氏旧宅收藏到一批精美的古代针刺珠帘伞景片，亦可佐证确认，高姓应该是硖石灯彩文物保存的大族之一。从而也可以看出，到图书馆阅读，常常能够开券有益，让我们入琳琅书山必能采宝而归。例如，又有一次，也是为研究硖石灯彩而深入查阅时，发现了另一宗有趣的故事，现简介于下面。

　　假如同一典故在阅读两本书，发现竟是两个含义完全相反，叙述文本又十分雷同，却出版于几乎同一时代，您不会感到很惊奇吗？笔者恰好有缘读到这样的书籍。众所周知，凡提及灯文化，常有人引证典出凶贪专横故事的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是与为官清廉亲民爱民的政治作风背道而驰的劣迹形象。口语或文本提到这个典故，是用来形容描写贪赃枉法霸道蛮凶的官员嘴脸。

　　这则典故一般人都认为最早出自陆游（1125～1209年）所著的《老学庵笔记》。笔者专稿《硖石灯彩研究》也是这样措词 “引经据典”的。说是《老学庵笔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观赏，吏人遂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部《老学庵笔记》成书年代，据清朝版本学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四 考据为“淳熙、绍熙间所著”（见《知不足斋丛书》本，此本鲍渌饮以钱氏旧本开雕，而以璜川吴氏、涉园张氏钞本参校，并为之跋的。又从卢氏抱经堂本附录宽山 [不著名氏]一跋于后。《说海》、《历代小史》均节录一卷云。而且《说郛》本有近代海甯张宗祥先生校勘本行世。足证版本流传有序，十分可靠。）也即约在 1173～1194年这两朝之间。正因为成语故事十分搞笑，一针见血地讽刺为官不仁者，人们把它作为清官廉吏的反面形象，流传很广泛。谁也不会去追究最初的版权所有者，更没有人为之打著作权官司。然而，如果真要正经作古地研究，便不得不作些过细的考据。也是读书深入的趣事。这个笑话的最初著作权，实应归属比陆游同时代却更早些的一部古书《铁围山丛谈》。这节文字，记录于宋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卷第四的第六条目的后半段，全文如下：“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贤者也，绵历中外。一日为留守南都，时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忽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简。至今遗士大夫谈柄，不可不知。”至1983年 9月中华书局出版影印本，首页有冯惠民、沈锡麟两位点校的‘校勘记’。”其[二]：“故避为火，学海本‘避’下有‘灯’字。‘火’下无‘忽’字。”云。那段蔡绦原文刊印于此版第六十三页倒数第八行至十行。著名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对《铁围山丛谈》已作了详尽的考证。故笔者对这部文献十分放心，不再赘言。

　　仔细读这个记述典故，不难看出，作者蔡绦是为那个姓田名登，字升之，职位为殿撰的人美言的。先褒称田登为“名家”且厚颜无耻称为“贤者”——其实只不过臭名昭著而已。哪里是什么贤者名家。又把责任推诿给“群下”。实际上本是“奉台旨”的，文词也说漏了嘴，正明明白白是“奉台旨”奉田登这个昏官的“台旨”。他为什么还要为田登美言呢，简而言之，恐怕是物以类聚吧。真令读者厌恶。相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描写的就十分实事求是，爱恨分明。明确记载就是田登“自讳其名”，而且“触者必怒”，一怒，则下属“吏卒多被鞭笞”。被责打后，吏卒没办法，只得写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可见胡作非为的就是州官田登其人，并且是“依例”——可见类似胡作非为的丑事、恶行已经成例了。一切已在陆游笔下昭昭然。与蔡绦的叙述文本大相径庭，实有泾渭之别。

　　中华书局版《铁围山丛谈》点校说明页介绍了作者简况，十分详尽。“蔡绦，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在今福建）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其父蔡京，字元长，历仕神宗、哲宗、徽宗诸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鲁国公，叔父蔡卞，兄蔡攸、蔡儵、蔡翛等，皆居显官。蔡绦是蔡京季子，最受钟爱。”

　　据《宋史》蔡京传记载，“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78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呫嗫耳语，堂吏数十人，抱案后从。蔡京父子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媒蘖密谋，斥逐朝士，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而已。由于朝廷腐败，蔡京等人专权误国，金兵于年大举南下，宋室危急，徽宗于传位给太子赵恒（钦宗）后，便仓惶南逃。蔡京为自全计也举室南窜，后被钦宗放逐岭南，并于靖康元年（1126年）7月，于南放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当时同被远窜的，还有蔡京的子孙 23人；蔡绦也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以后便死在那里。”这里再附一笔，巨奸蔡京载民脂民膏金银细软息于崇教寺时，周遭百姓拒售卖粮食给蔡京，至其饿死。实在可以为后世贪官污吏作一警戒。不义之财世人厌恶，不义之官百姓摒弃，弄到最后还不是饿死结局。《铁围山丛谈》作者既是巨奸蔡京之子，又最受宠信。且长期代父执政，窃弄权柄，恣为奸利，真所谓是只许他自己放火，不许旁人说话的封建官僚。致使朝政日益腐败，不可收拾，最应负政治责任。平日不许百姓点灯，只图自己放火，最终仍无好结果，正是历史的惩罚。

　　从蔡氏满门贪奸暴行可以见得，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说法是不错的。附带还可以佐证的是，我们在灯文化研究中，还必须提及的另一个同样不关心百姓民生，一味铺张浪费，不顾贫寒百姓死活的当时福州太守蔡君谟。他正是这个《铁围山丛谈》的作者蔡绦的伯父——也即两宋著名奸臣蔡京的长兄。在出任福州太守时，强迫命令每户百姓人家，所谓“自愿”于元夕点七盏灯，歌舞升平。于是一个名叫陈烈的人，特制一盏丈余巨灯，大字报样地书写着： “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爷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为民伸张正义，大快人心。这些故事充分说明他们蔡氏阖家，在对待为官廉洁爱民清政方面，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便永远摆脱不了千古百姓的讥评与批判。也难怪他们都有同一类型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传到后世，遭受到千古骂名。而且历史资料可以考证的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著作于淳熙至绍熙年间，即1173～1194年间，而《铁围山丛谈》是1126年钦宗贬蔡京父子流放岭南之后不数月就写出，确是早了三四十年。但历代灯文化研究者、艺文故实表述者，都宁愿引用爱国诗人陆游的著作《老学庵笔记》，而很少有人关注蔡绦文过饰非的表达文本，这难道不也说明，千百年来，一般百姓是轻蔑贪官奸臣，而尊敬崇尚爱国的义士，那位站在百姓利益这边说话的诗人陆游受后人颂扬。强烈地显现出后世百姓取舍自在人心，包括每一位读书的读者，公平史笔自在人心。

（高健行／海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