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傳唱：“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可知春燈時節又將來臨。一般而言，元宵節是燈會的重大節日，也是春燈的起始之日，而聞名遐邇的硤石燈會老裏並非一定在元宵。鄉先賢張宗祥（1882～1965年）《鐵如意館碎錄》中“硤鎖記”有一篇《燈記》，明確地告訴我們：“硤以燈名，燈不在燈節，在正二月、二三月之交”，所以俗稱春燈是十分相宜的。

　　海甯硤石燈彩因其通體書畫詩詞圖案，均以繡花針紮孔勾勒。輕羅萬眼，針眼之數以數十萬計甚至上百萬計，其特色燈彩精工非凡。如今已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該加深研究了。除傳承製作的一般工藝外，也要更注重於真正的藝術學角度的研究。筆者在圖書館詳閱海寧歷史上望族巨姓譜牒時，發現《海甯岩門高氏宗譜》的原始雕版是清道光年以前的古版，1925年得以重印，共39卷，一頁不缺。據筆者所知，這是存世200多種高姓譜牒文獻之中最完整，可靠性最強的。尤其值得後人關注的是，這部族譜早已把海甯三大文化之中的海寧燈彩，正式載入家譜“祀典祭器”之中，這是海寧其他姓氏望族譜牒所不具備的重大史料。詳細揭載於報本堂《高氏宗祠須知冊》，特別列出的“燈彩”條目，內容展開如下：

錫五梅花 一堂 錫四梅花 一堂
錫三梅花 一堂 四方玻璃燈 一堂
畫花玻璃燈 一堂 珠燈 四堂
紗燈 五堂 小板紗燈 一堂
六角大板紗燈（破）一堂 風燈 兩盞
明骨燈（小套一個）三十六盞
銅耀台 六盞 鐵盌 四隻

　　這是一份珍貴史料，據筆者所知，甚至在任何別的善本古籍中都從未發現，是我們研究硤石燈彩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現據這部海甯的高氏宗譜，已經能確認，“燈彩”一詞，原來是古已有之的名稱。並且“燈彩”迎燈的規模，從古器物的實錄中也有了真實而明確的資訊透露。加上上世紀80年代末，海寧博物館得以從橫埭街81號高氏舊宅收藏到一批精美的古代針刺珠簾傘景片，亦可佐證確認，高姓應該是硤石燈彩文物保存的大族之一。從而也可以看出，到圖書館閱讀，常常能夠開券有益，讓我們入琳琅書山必能采寶而歸。例如，又有一次，也是為研究硤石燈彩而深入查閱時，發現了另一宗有趣的故事，現簡介於下面。

　　假如同一典故在閱讀兩本書，發現竟是兩個含義完全相反，敘述文本又十分雷同，卻出版於幾乎同一時代，您不會感到很驚奇嗎？筆者恰好有緣讀到這樣的書籍。眾所周知，凡提及燈文化，常有人引證典出凶貪專橫故事的成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是與為官清廉親民愛民的政治作風背道而馳的劣跡形象。口語或文本提到這個典故，是用來形容描寫貪贓枉法霸道蠻凶的官員嘴臉。

　　這則典故一般人都認為最早出自陸遊（1125～1209年）所著的《老學庵筆記》。筆者專稿《硤石燈彩研究》也是這樣措詞“引經據典”的。說是《老學庵筆記》載：“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觀賞，吏人遂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部《老學庵筆記》成書年代，據清朝版本學家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四 考據為“淳熙、紹熙間所著”（見《知不足齋叢書》本，此本鮑淥飲以錢氏舊本開雕，而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參校，並為之跋的。又從盧氏抱經堂本附錄寬山[不著名氏]一跋於後。《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雲。而且《說郛》本有近代海甯張宗祥先生校勘本行世。足證版本流傳有序，十分可靠。）也即約在1173～1194年這兩朝之間。正因為成語故事十分搞笑，一針見血地諷刺為官不仁者，人們把它作為清官廉吏的反面形象，流傳很廣泛。誰也不會去追究最初的版權所有者，更沒有人為之打著作權官司。然而，如果真要正經作古地研究，便不得不作些過細的考據。也是讀書深入的趣事。這個笑話的最初著作權，實應歸屬比陸遊同時代卻更早些的一部古書《鐵圍山叢談》。這節文字，記錄于宋蔡絛所著《鐵圍山叢談》卷第四的第六條目的後半段，全文如下：“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綿曆中外。一日為留守南都，時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為‘火’。忽遇上元，於是榜於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至1983年 9月中華書局出版影印本，首頁有馮惠民、沈錫麟兩位點校的‘校勘記’。”其[二]：“故避為火，學海本‘避’下有‘燈’字。‘火’下無‘忽’字。”雲。那段蔡絛原文刊印於此版第六十三頁倒數第八行至十行。著名學者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辯證》對《鐵圍山叢談》已作了詳盡的考證。故筆者對這部文獻十分放心，不再贅言。

　　仔細讀這個記述典故，不難看出，作者蔡絛是為那個姓田名登，字升之，職位為殿撰的人美言的。先褒稱田登為“名家”且厚顏無恥稱為“賢者”——其實只不過臭名昭著而已。哪里是什麼賢者名家。又把責任推諉給“群下”。實際上本是“奉台旨”的，文詞也說漏了嘴，正明明白白是“奉台旨”奉田登這個昏官的“台旨”。他為什麼還要為田登美言呢，簡而言之，恐怕是物以類聚吧。真令讀者厭惡。相反，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描寫的就十分實事求是，愛恨分明。明確記載就是田登“自諱其名”，而且“觸者必怒”，一怒，則下屬“吏卒多被鞭笞”。被責打後，吏卒沒辦法，只得寫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可見胡作非為的就是州官田登其人，並且是“依例”——可見類似胡作非為的醜事、惡行已經成例了。一切已在陸遊筆下昭昭然。與蔡絛的敘述文本大相徑庭，實有涇渭之別。

　　中華書局版《鐵圍山叢談》點校說明頁介紹了作者簡況，十分詳盡。“蔡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別號無為子，興化仙遊（在今福建）人，官至徽猷閣待制。其父蔡京，字元長，曆仕神宗、哲宗、徽宗諸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魯國公，叔父蔡卞，兄蔡攸、蔡儵、蔡翛等，皆居顯官。蔡絛是蔡京季子，最受鍾愛。”

　　據《宋史》蔡京傳記載，“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再起領三省，至是四當國，時年78歲，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蔡京父子由是恣為奸利，竊弄威柄，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由於朝廷腐敗，蔡京等人專權誤國，金兵於年大舉南下，宋室危急，徽宗於傳位給太子趙恒（欽宗）後，便倉惶南逃。蔡京為自全計也舉室南竄，後被欽宗放逐嶺南，並于靖康元年（1126年）7月，于南放途中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崇教寺。當時同被遠竄的，還有蔡京的子孫23人；蔡絛也被流放到白州（今廣西博白），以後便死在那裏。”這裏再附一筆，巨奸蔡京載民脂民膏金銀細軟息於崇教寺時，周遭百姓拒售賣糧食給蔡京，至其餓死。實在可以為後世貪官污吏作一警戒。不義之財世人厭惡，不義之官百姓摒棄，弄到最後還不是餓死結局。《鐵圍山叢談》作者既是巨奸蔡京之子，又最受寵信。且長期代父執政，竊弄權柄，恣為奸利，真所謂是只許他自己放火，不許旁人說話的封建官僚。致使朝政日益腐敗，不可收拾，最應負政治責任。平日不許百姓點燈，只圖自己放火，最終仍無好結果，正是歷史的懲罰。

　　從蔡氏滿門貪奸暴行可以見得，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說法是不錯的。附帶還可以佐證的是，我們在燈文化研究中，還必須提及的另一個同樣不關心百姓民生，一味鋪張浪費，不顧貧寒百姓死活的當時福州太守蔡君謨。他正是這個《鐵圍山叢談》的作者蔡絛的伯父——也即兩宋著名奸臣蔡京的長兄。在出任福州太守時，強迫命令每戶百姓人家，所謂“自願”於元夕點七盞燈，歌舞昇平。於是一個名叫陳烈的人，特製一盞丈餘巨燈，大字報樣地書寫著：“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爺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為民伸張正義，大快人心。這些故事充分說明他們蔡氏闔家，在對待為官廉潔愛民清政方面，都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便永遠擺脫不了千古百姓的譏評與批判。也難怪他們都有同一類型極具諷刺意味的故事傳到後世，遭受到千古罵名。而且歷史資料可以考證的是，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著作於淳熙至紹熙年間，即1173～1194年間，而《鐵圍山叢談》是1126年欽宗貶蔡京父子流放嶺南之後不數月就寫出，確是早了三四十年。但歷代燈文化研究者、藝文故實表述者，都寧願引用愛國詩人陸游的著作《老學庵筆記》，而很少有人關注蔡絛文過飾非的表達文本，這難道不也說明，千百年來，一般百姓是輕蔑貪官奸臣，而尊敬崇尚愛國的義士，那位站在百姓利益這邊說話的詩人陸游受後人頌揚。強烈地顯現出後世百姓取捨自在人心，包括每一位讀書的讀者，公平史筆自在人心。

（高健行／海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