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紫阳山麓的宝成寺原为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妃柳氏所建的公德院，初名释迦院，宋代先后改名为宝成院、宝成寺。宝成寺建筑格局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为仿民居四合院布局，寺门为石库门，坐东朝西，大殿横长，贴山壁而设，简朴僻静。寺院中岩壁上有一尊雕凿于元代的佛教密宗造像——麻曷葛剌像，国内现在惟此一处。这里共有三龛七尊造像，中龛为三世佛，主尊为释迦牟尼，左为阿弥陀佛，右为药师如来佛。三佛呈迦趺坐于莲座上，身披袈裟，袒右肩，广额丰颐，螺髫双盘，眉间有白毫，身后为双月形头光与身光。南龛单尊，为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大师造像，原佛像残缺严重，头部为现代修塑，亦为吴越造像。佛龛外再向南过瑞石池有观音立像一尊，据说是宋元时期作品，距今约有千年。麻曷葛剌像就在北边的一龛，其造像是高浮雕，头戴冠，高近米半，粗眉努目，络腮胡，腿短腹鼓，取蹲坐姿。双手横置前凸的腹上，左手位下，手掌朝上；右手位上，手掌朝下，两肩各挂人头，脚下踏一魔女。乍一见到，金色的脸神态凶猛，赤色须发带着虬卷，只觉造型狞恶可怖，与江南地区常见的禅宗佛像安详慈悲的面貌迥然相异。造像着色仍清晰可辨。左右两侧有胁持菩萨，骑青狮的为文殊和骑白象的是普贤，形象也十分凶狠，颈上各挂着一串骷髅，狮象背上蒙着人皮作坐垫，狮子和白象的巾幪角上都挂着妖魔头颅。麻曷葛剌像后有背光，像顶龛楣上是三尊浮雕的菩萨，背上有翅，屈腿凌空作飞翔状。左右还有飞鸟和奔兽。整个造像刀法简练、粗犷，艺术手法夸张。清代厉鹗到宝成寺访古，曾留下一首长诗《麻曷葛剌佛》，将造像的形态情状描摹得十分详细，其中就有“一躯俨箕踞，怒目雪两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夹持”，“五彩与涂饰，黯惨犹淋漓。”等句，并感叹“何年施斧凿，幻作梵相奇”。据《宝成寺住持成实重修石碣》说，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曾经重新修过大殿中的“麻曷葛剌龛”。这一国内惟一有绝对纪年的麻曷葛剌造像，在我国宗教史和造像艺术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2001年六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的文物就这样不露声色地栖居在吴山深处的这个小小院落中。

　　“麻曷葛剌”是密宗护法神“大黑天”的梵文音译，汉文佛经也译作“摩诃迦罗”。按佛教密宗的说法，佛祖如来（释迦牟尼）在降伏妖魔时总要显现狰狞怒相以为震慑，麻曷葛剌就是大日如来降妖时所现的形象。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记述他灵验的情况是：（胆巴）壬申（至元九年，1272）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剌神也，此云大黑。是年，遣使诏师问曰：海都军马犯西番界，师于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祷摩诃葛剌，自然有验。复问曰：于何处建坛？对曰：高梁河西北瓮山有寺，僻静可习禅观。敕省府供给严护……，于是建曼荼罗依法作观。未几，捷报至。在当地民间也有《大黑天显灵传神话》（见《西湖石窟揽胜》），说：相传元兵攻城时，曾遭守城的官兵奋力抵抗。以后，由于大黑天显灵，带了许多天兵天将，腾空而行，在城内降法，于是守兵大败。《汉藏史集》记八思巴为巨州麻曷葛剌塑像开光后说：“此依怙（即麻曷葛剌）像之脸面，朝向南方蛮子地方，并命阿闍梨胆巴贡噶在此护法处修法。”元朝时，朝廷风气尚武，推崇佛教密宗，尊“大黑天”为战神，每次征战前必作祭祀。此风流传至民间，信徒拜“大黑天”，祈求保护、消灾免难。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旁有一条题刻记载：“朝廷差来官骠骑卫上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发心喜舍净财，庄严麻曷葛剌圣相一堂，祈福保佑宅门光显，禄位增高，一切时中，吉祥如意者”，便记载了造像祈福的情形。题记文字中还有开凿时间的明确记载即“至治二年”（1322）。这些都为佛教史、古代造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宝成寺虽为禅宗寺院，却容纳了一龛闻名的密宗造像。好在吴山是这样的具有包容力，并不以为怪。

　　宝成寺院内南为罗汉堂，北为佛堂。其大门两旁各有一间展厅，用作陈列杭州佛教历史与文化，其展品主要来源于民间捐赠，多为密教佛像、佛塔、法器等器物，形式多样，造型精美，内涵丰富，这批展品的呈现，使宝成寺以麻曷葛剌造像为核心的密教艺术氛围更加浓厚。

　　宝成寺后不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处明代摩崖石刻“感花岩”，岩壁上题刻一首苏轼的《赏牡丹诗》镌于崖上，楷书，诗曰：“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落款为“熙宁壬子春吉旦”。在诗刻上方有孙汝水、朱术洵题刻的“感花岩”三字。诗左右两侧又有明吴东升题刻的“岁寒松竹”四楷书大字。岁寒三友应为松竹梅，而松竹两字之下恰好有风化破裂的石纹，酷似老梅疏枝，这以石纹代字，真是别具匠心。刻诗现保存完好，字迹清晰。

　　感花岩题刻缘起于唐代诗人崔护的传奇故事。据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情感》，崔护考进士落第，郁闷中独自到城南寻春独行，信步来到桃花掩映中一处院落，上前扣门求饮，巧遇一位妖姿媚态，绰有余妍的年轻女子，待崔护意属殊厚，二人一见倾心，临别时依依不舍，注目良久，眷盼而归。第二年清明崔护再去寻访，门院如故，只是佳人已杳无踪影。莫名惆怅中，崔护在院墙上题写一诗，便是那首有名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催护又去寻找这位佳人，结果，一到城南，便听到哭声，此女之父一把抓住崔护说道：“我女儿被你杀死了。自去年你走后，她就终日恍惚。前几天出门回来，又看到了你写在墙上的诗，就一病不起……。”崔护听后，伤心至极，便把头枕在死者的大腿上大声哭喊：“我在此！我在此！”不料死者听了他的哭喊，便悠悠复活。老父大喜，随即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故事脉脉温情，绻缱缠绵，的确很诱人。可是，崔护是河北人，遍查史料也未见他来过杭州，这个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杭州吴山。可是，阴差阳错地却被移到了杭州的吴山，原故事中的城南也一下子变成吴山了。二百多年后，又传出苏东坡到宝成寺赏牡丹，也有感于人面桃花的故事，一时诗兴大发，在壁间题诗一首。后来，又有人煞有其事地将其诗刻石纪念等等。于是，又有了人们对东坡居士的这首诗的争论。有人说东坡居士的这首诗与杭州无关，更不是他在杭州宝成寺赏花后题写的。苏轼第一次守杭州是在其37－39岁间，而该诗是他四十二岁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写的，诗题是《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而又有人肯定说，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在杭州题赠给赵拚（bin）的。赵拚于宋神宗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任杭州知州（太守）。因赵曾担任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故苏东坡尊称他为“赵倅”。苏东坡是在赵拚调离杭州的下一年（熙宁四年）来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副手）的，并于次年春天游览宝成寺，见到寺院内有赵拚的题诗，才灵感突发，而写下《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一诗。苏东坡诗中写的“使君”，指的即是赵拚（古代尊称奉命出使的人为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以对州郡长官的尊称）。该诗的第二句“应问使君何处去”，不仅是问赵拚离开杭州到哪里去了，还含有苏东坡对赵拚的怀念。因为他们俩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先后被贬到杭州的（赵拚和苏东坡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先后遭贬）。“前度刘郎在千里”，是苏东坡引用了唐代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的典故，以此抒发他与赵拚的共同遭遇。而认为与杭州无关者则反驳说，如果谓“倅”是副职的意思，并以此推论此“赵倅”指的是曾任参知政事的赵拚，这是不准确的。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期间以及离任之时，通判的确姓赵。这位赵通判叫赵庾，字成伯，安徽宛溪人，熙宁八年初冬以尚书郎的身份来任密州通判，苏轼也称其为赵郎中，两人相交甚笃。宋人语汇中，“倅”特指地方上的通判（知州的副手）一职。因此这位“赵倅”必定是山东密州的通判赵庾，而非赵拚。苏轼在密州离任前作此诗与其辞别。既然这首诗是苏东坡的密州之作，为什么阴差阳错为吴山“感花岩”的题诗呢？据“认为此诗与杭州无关者” 如清丁敬就说完全是因吴山宝成寺旧称释迦院，与密州释迦院同名，“好事者”才有此移花接木之举。再加上赵拚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两次来杭州任知州，而苏东坡也是两次在杭州为官，赵、苏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先后被贬谪到杭州，但都为杭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者”便借先贤之作怀念先贤。他们怀念的先贤就是赵拚。好事者为达到上述目的，不仅利用了吴山宝成寺旧称与密州释迦院同名，还“钻”进了诗题中指姓而无名的“空子”。因赵拚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也是副职，可称之为“赵倅”。更巧妙的是，好事者把苏诗的写作时间从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改成了熙宁五年（1072年），正好是赵拚离开杭州（熙宁三年十二月）不久（赵拚第一次出任杭州知州，仅任职六个月就调离了），苏东坡到杭州（熙宁四年十一月）不久（此为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这种“天衣无缝”的移花接木，使苏诗变成了怀念赵拚之作了。一个刚走，一个刚到，所以后来者只能“壁间惟见使君诗”了，出于对故友的怀念，理所当然要“应问使君何处去”。这也和崔护的故事从城南（也许是崔护老家河北定州城南，也许是唐之京城西安之城南，反正不会是杭州之城南。）搬到吴山一样有趣。所以，不论崔护的故事发生在何地，苏轼的诗写在何地，几百年来，二者能共聚宝成寺旁的感花岩上，感花岩便是她们的共同家园，也永远是吴山的一桩美谈，一段趣话。

（王维友／杭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