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山紫陽山麓的寶成寺原為五代吳越國王錢元瓘妃柳氏所建的公德院，初名釋迦院，宋代先後改名為寶成院、寶成寺。寶成寺建築格局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風格，為仿民居四合院佈局，寺門為石庫門，坐東朝西，大殿橫長，貼山壁而設，簡樸僻靜。寺院中岩壁上有一尊雕鑿於元代的佛教密宗造像——麻曷葛剌像，國內現在惟此一處。這裏共有三龕七尊造像，中龕為三世佛，主尊為釋迦牟尼，左為阿彌陀佛，右為藥師如來佛。三佛呈迦趺坐於蓮座上，身披袈裟，袒右肩，廣額豐頤，螺髫雙盤，眉間有白毫，身後為雙月形頭光與身光。南龕單尊，為藏傳佛教祖師蓮花生大師造像，原佛像殘缺嚴重，頭部為現代修塑，亦為吳越造像。佛龕外再向南過瑞石池有觀音立像一尊，據說是宋元時期作品，距今約有千年。麻曷葛剌像就在北邊的一龕，其造像是高浮雕，頭戴冠，高近米半，粗眉努目，絡腮鬍，腿短腹鼓，取蹲坐姿。雙手橫置前凸的腹上，左手位下，手掌朝上；右手位上，手掌朝下，兩肩各掛人頭，腳下踏一魔女。乍一見到，金色的臉神態兇猛，赤色鬚髮帶著虯卷，只覺造型獰惡可怖，與江南地區常見的禪宗佛像安詳慈悲的面貌迥然相異。造像著色仍清晰可辨。左右兩側有脅持菩薩，騎青獅的為文殊和騎白象的是普賢，形象也十分兇狠，頸上各掛著一串骷髏，獅象背上蒙著人皮作坐墊，獅子和白象的巾幪角上都掛著妖魔頭顱。麻曷葛剌像後有背光，像頂龕楣上是三尊浮雕的菩薩，背上有翅，屈腿凌空作飛翔狀。左右還有飛鳥和奔獸。整個造像刀法簡練、粗獷，藝術手法誇張。清代厲鶚到寶成寺訪古，曾留下一首長詩《麻曷葛剌佛》，將造像的形態情狀描摹得十分詳細，其中就有“一軀儼箕踞，怒目雪兩眉”，“赤腳踏魔女，二婢相夾持”，“五彩與塗飾，黯慘猶淋漓。”等句，並感歎“何年施斧鑿，幻作梵相奇”。據《寶成寺住持成實重修石碣》說，明代萬曆四十三年（1615）曾經重新修過大殿中的“麻曷葛剌龕”。這一國內惟一有絕對紀年的麻曷葛剌造像，在我國宗教史和造像藝術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2001年六月由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的文物就這樣不露聲色地棲居在吳山深處的這個小小院落中。

　　“麻曷葛剌”是密宗護法神“大黑天”的梵文音譯，漢文佛經也譯作“摩訶迦羅”。按佛教密宗的說法，佛祖如來（釋迦牟尼）在降伏妖魔時總要顯現猙獰怒相以為震懾，麻曷葛剌就是大日如來降妖時所現的形象。據《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記述他靈驗的情況是：（膽巴）壬申（至元九年，1272）留京師，王公咸稟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禱真武，降筆雲：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來，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實乃摩訶葛剌神也，此雲大黑。是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葛剌，自然有驗。複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敕省府供給嚴護……，於是建曼荼羅依法作觀。未幾，捷報至。在當地民間也有《大黑天顯靈傳神話》（見《西湖石窟攬勝》），說：相傳元兵攻城時，曾遭守城的官兵奮力抵抗。以後，由於大黑天顯靈，帶了許多天兵天將，騰空而行，在城內降法，於是守兵大敗。《漢藏史集》記八思巴為巨州麻曷葛剌塑像開光後說：“此依怙（即麻曷葛剌）像之臉面，朝向南方蠻子地方，並命阿闍梨膽巴貢噶在此護法處修法。”元朝時，朝廷風氣尚武，推崇佛教密宗，尊“大黑天”為戰神，每次征戰前必作祭祀。此風流傳至民間，信徒拜“大黑天”，祈求保護、消災免難。寶成寺麻曷葛剌造像旁有一條題刻記載：“朝廷差來官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發心喜舍淨財，莊嚴麻曷葛剌聖相一堂，祈福保佑宅門光顯，祿位增高，一切時中，吉祥如意者”，便記載了造像祈福的情形。題記文字中還有開鑿時間的明確記載即“至治二年”（1322）。這些都為佛教史、古代造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寶成寺雖為禪宗寺院，卻容納了一龕聞名的密宗造像。好在吳山是這樣的具有包容力，並不以為怪。

　　寶成寺院內南為羅漢堂，北為佛堂。其大門兩旁各有一間展廳，用作陳列杭州佛教歷史與文化，其展品主要來源於民間捐贈，多為密教佛像、佛塔、法器等器物，形式多樣，造型精美，內涵豐富，這批展品的呈現，使寶成寺以麻曷葛剌造像為核心的密教藝術氛圍更加濃厚。

　　寶成寺後不遠處的山坡上，還有一處明代摩崖石刻“感花岩”，岩壁上題刻一首蘇軾的《賞牡丹詩》鐫於崖上，楷書，詩曰：“春風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落款為“熙寧壬子春吉旦”。在詩刻上方有孫汝水、朱術洵題刻的“感花岩”三字。詩左右兩側又有明吳東升題刻的“歲寒松竹”四楷書大字。歲寒三友應為松竹梅，而松竹兩字之下恰好有風化破裂的石紋，酷似老梅疏枝，這以石紋代字，真是別具匠心。刻詩現保存完好，字跡清晰。

　　感花岩題刻緣起于唐代詩人崔護的傳奇故事。據唐代孟棨的《本事詩·情感》，崔護考進士落第，鬱悶中獨自到城南尋春獨行，信步來到桃花掩映中一處院落，上前扣門求飲，巧遇一位妖姿媚態，綽有餘妍的年輕女子，待崔護意屬殊厚，二人一見傾心，臨別時依依不捨，注目良久，眷盼而歸。第二年清明崔護再去尋訪，門院如故，只是佳人已杳無蹤影。莫名惆悵中，崔護在院牆上題寫一詩，便是那首有名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過了幾天，催護又去尋找這位佳人，結果，一到城南，便聽到哭聲，此女之父一把抓住崔護說道：“我女兒被你殺死了。自去年你走後，她就終日恍惚。前幾天出門回來，又看到了你寫在牆上的詩，就一病不起……。”崔護聽後，傷心至極，便把頭枕在死者的大腿上大聲哭喊：“我在此！我在此！”不料死者聽了他的哭喊，便悠悠復活。老父大喜，隨即便把女兒嫁給了他，真是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故事脈脈溫情，綣繾纏綿，的確很誘人。可是，崔護是河北人，遍查史料也未見他來過杭州，這個故事不可能發生在杭州吳山。可是，陰差陽錯地卻被移到了杭州的吳山，原故事中的城南也一下子變成吳山了。二百多年後，又傳出蘇東坡到寶成寺賞牡丹，也有感於人面桃花的故事，一時詩興大發，在壁間題詩一首。後來，又有人煞有其事地將其詩刻石紀念等等。於是，又有了人們對東坡居士的這首詩的爭論。有人說東坡居士的這首詩與杭州無關，更不是他在杭州寶成寺賞花後題寫的。蘇軾第一次守杭州是在其37－39歲間，而該詩是他四十二歲在密州（今山東諸城）任上寫的，詩題是《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而又有人肯定說，蘇東坡的這首詩是在杭州題贈給趙抃（bin）的。趙抃于宋神宗熙寧三年（西元1070年）任杭州知州（太守）。因趙曾擔任過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故蘇東坡尊稱他為“趙倅”。蘇東坡是在趙抃調離杭州的下一年（熙寧四年）來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副手）的，並於次年春天遊覽寶成寺，見到寺院內有趙抃的題詩，才靈感突發，而寫下《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一詩。蘇東坡詩中寫的“使君”，指的即是趙抃（古代尊稱奉命出使的人為使君，漢時稱刺史為使君，漢以後用以對州郡長官的尊稱）。該詩的第二句“應問使君何處去”，不僅是問趙抃離開杭州到哪里去了，還含有蘇東坡對趙抃的懷念。因為他們倆都是因為政見不同而先後被貶到杭州的（趙抃和蘇東坡都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先後遭貶）。“前度劉郎在千里”，是蘇東坡引用了唐代劉禹錫因參與“永貞革新”而遭貶謫的典故，以此抒發他與趙抃的共同遭遇。而認為與杭州無關者則反駁說，如果謂“倅”是副職的意思，並以此推論此“趙倅”指的是曾任參知政事的趙抃，這是不準確的。蘇軾在密州任知州期間以及離任之時，通判的確姓趙。這位趙通判叫趙庾，字成伯，安徽宛溪人，熙寧八年初冬以尚書郎的身份來任密州通判，蘇軾也稱其為趙郎中，兩人相交甚篤。宋人語彙中，“倅”特指地方上的通判（知州的副手）一職。因此這位“趙倅”必定是山東密州的通判趙庾，而非趙抃。蘇軾在密州離任前作此詩與其辭別。既然這首詩是蘇東坡的密州之作，為什麼陰差陽錯為吳山“感花岩”的題詩呢？據“認為此詩與杭州無關者”如清丁敬就說完全是因吳山寶成寺舊稱釋迦院，與密州釋迦院同名，“好事者”才有此移花接木之舉。再加上趙抃于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和熙寧十年（1077年）兩次來杭州任知州，而蘇東坡也是兩次在杭州為官，趙、蘇都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先後被貶謫到杭州，但都為杭州百姓辦了不少實事。“好事者”便借先賢之作懷念先賢。他們懷念的先賢就是趙抃。好事者為達到上述目的，不僅利用了吳山寶成寺舊稱與密州釋迦院同名，還“鑽”進了詩題中指姓而無名的“空子”。因趙抃曾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也是副職，可稱之為“趙倅”。更巧妙的是，好事者把蘇詩的寫作時間從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改成了熙寧五年（1072年），正好是趙抃離開杭州（熙寧三年十二月）不久（趙抃第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僅任職六個月就調離了），蘇東坡到杭州（熙寧四年十一月）不久（此為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這種「天衣無縫」的移花接木，使蘇詩變成了懷念趙抃之作了。一個剛走，一個剛到，所以後來者只能“壁間惟見使君詩”了，出於對故友的懷念，理所當然要“應問使君何處去”。這也和崔護的故事從城南（也許是崔護老家河北定州城南，也許是唐之京城西安之城南，反正不會是杭州之城南。）搬到吳山一樣有趣。所以，不論崔護的故事發生在何地，蘇軾的詩寫在何地，幾百年來，二者能共聚寶成寺旁的感花岩上，感花岩便是她們的共同家園，也永遠是吳山的一樁美談，一段趣話。

（王維友／杭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