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旅遊詩詞源遠流長，它是中華詩詞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

　　傳說的古謠：“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追記夏禹時代的情況。古代春行曰遊，秋行曰豫。道家書有託名孔子記述的《洞庭童謠》“吳王出遊觀震湖”之歌。比較確切的是戰國時代的《穆天子傳》中記載西王母對周穆王唱起了“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裏悠遠，山川間之”之歌詠。古人在征旅漫遊，甚至在流放中作詩，不僅是寄情山水，而且還詠懷言志，採集這種詩可以洞察民情，瞭解民風。無論是《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還是屈原的《涉江》、《哀郢》，莫不如此。詩歌真正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這種詩，因而被後人稱之為“中國最真的詩”！

　　山水旅遊詩，發端於春秋戰國以前，漢魏六朝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漢初，枚乘雖寫了《七發》，有“觀濤”之作，但它畢竟還是一種賦體文章，不如樂府歌辭來得豐富多彩。魏武帝曹操寫了《觀滄海》，有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山水旅遊詩才可說臻於成熟。但山水旅遊詩派的確立，還要數南朝時的康樂公謝靈運了。謝康樂一生在王朝與世族的爭鬥中頻遭顛躓，他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曾尋山陟嶺，伐木開徑，登廬山，入彭蠡，赴會稽，馳臨海，遊永嘉，到雁蕩，所至之處輒為吟詠。他所寫的山水旅遊詩“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十分注重作品的形象性，生動地描繪出自然界的真美，給人以清新幽雅的感覺。他的：“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就是觀景的佳作；《歲暮》：“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亦是借景抒懷之傑作，他無愧被稱為山水旅遊詩派的一代宗師。他與田園隱逸派的陶淵明一樣，主要的功績在於：打破並取代了那種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稱霸文壇百年之久的“玄言詩”。這對推動當時詩歌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對唐、宋兩代及以後的作家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唐宋時期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的鼎盛年代，或是在戰亂頻生的動蕩歲月，山水旅遊詩詞頻見於登臨覽勝、征行羈旅、出仕宦遊、被貶流放、吊古傷時之中。盡管每個作者的遭遇迥異，但有一點相同之處，都是得力于“江山之助”，才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其間詩歌發展的“流”，更廣於“源”，已成為滔滔奔騰之勢的一大流派。試看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王安石、陸游、辛棄疾等，誰不是“宦遊人”，誰不是“旅行家”？他們都寫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山水旅遊詩詞，有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也有杜甫的“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有蘇軾的“不識廬山真面目”，也有陸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王安石的“登臨送目”，也有辛棄疾的“何處望神州”，如是等等，不勝枚舉。他們把寫景、抒情甚至說理，融為一氣，形成一幅幅燦爛的畫面，成為詩群高峰。宋代的洪適曾說過：“登臨自有江山助”，這話不無道理。我國到處有名山勝水，這大好河山，確實養育了不少著名的詩人，為詩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養料。但反過來，好些秀麗山川，也正是憑詩人的名篇佳作，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如蘇州的寒山寺，如沒有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恐怕很難聲名遠播，這是典型的“物以詩名”。詩人多得益于“江山之助”而能為生許多好詩，江山又多得益於“詩人之助”，能獨揚其名；可見江山與人文之間的相互影響、互補發展往往集中體現在山水旅遊詩詞的巨大作用之中。這就是優秀的山水旅遊詩詞所蘊藏著的一種社會價值。

　　在歷代詩人的集子中保留了大量的山水旅遊之作，可見山水紀遊是一個永恆的詩題。當今，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已經逐漸發生變化。繼旅遊事業的蓬勃興起，山水旅遊詩詞的需要也日益擴大。現在它不僅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產品，還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財富。旅遊與文化資源的同時開發，有不可估量的社會經濟效益。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開辟生機’與‘歸根傳統’的時代”，這話很有見地。山水旅遊已由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出現在我們的社會之中，而中華民族那種特有的傳統文化－－山水旅遊詩詞，也勢必將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這一時代，成為社會高度文明的一種產物。

（張　嶽／溫嶺市詩詞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