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當我在Google地圖的搜索列上，同時打上「台北」、「上海」兩個關鍵詞時，畫面首先跳進了上海，接著街道上出現了點如繁星、數百家以「台北」為名的店鋪，最多的是餐飲、再來是婚紗業－都是我心目中最能販售幸福感的行業。這是上海人對台北最日常的聯想嗎？

　　春天的腳步剛到，韓正市長就帶著上海訪問團來到台北。八十分鐘的航程，度過的卻是一甲子的風雨。六十年前，同樣有無數艘船隻在漫天烽火下，從黃浦江口啟程，駛向台灣。但當時船上倉皇的人們可能很難想像，有一天，海峽兩岸的對峙能夠在和平互動中逐漸化解；而雙方的公僕，也終於弭兵止爭、放下疑懼。更難得的是，在台北和上海的雙城論壇中，我們超越了往昔隔空喊話、隔桌談判的老劇碼。第一次同桌而座，傾聽年輕世代的想法、分享城市治理的心得，為台北花博會和上海世博會在華人世界的首次登場一起做準備。

　　台北和上海的交流淵源，早在我們這個城市從淡水河邊的港埠起步發展時，就寫下了序章。在清代，艋舺一帶的「北郊」行商，已將上海當作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當時的淡水河畔，舟楫雲集、商旅熙攘，吸引了一大批勇於挑戰機遇、又講究細膩作風的人群。他們是台北最早的移民，也勾勒出城市性格的基本輪廓。

　　1949年，台灣又成為另一批新移民戰後餘生的棲遲之地。但顛沛動盪的命運，卻未曾澆熄人們追尋理想的熱情。

　　當年人們克難營生的手藝，像是小籠包、牛肉麵、豆漿燒餅，如今已融入台北人生活裡的共同記憶，甚至變成這座城市向國際行銷的美食名片。當台灣社會一步步走向開放，書店、小劇場、唱片行、排練場，散落在城市各處的文化據點也紛紛冒出枝芽。直到今天，那些曾為金馬影展廢寢忘食的文藝青年、在咖啡館辛勤筆耕的作家、在紫藤廬放言高論的異議份子、從校園裡走出來的民歌手…他們已經把台北栽成一片華人世界中最繁盛的文化森林。而整整一甲子過後，移民們的他鄉，也早就成了故鄉！

　　今天，城市之間的競合，已非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而是端看這個城市，能夠為世界提供什麼獨特的價值。當上海迎來世界博覽會時，來自台灣的團隊，擔當起台灣館和中國館創意設計的關鍵任務；當源自江南的崑曲，在台灣作家悉心改編後，重新注入年輕靈動的氣息；當整片長江三角洲，已成為台灣經貿產業鏈的重要基地…在這個時間點上，台灣也完全可以有自信地敞開大門，讓大江南北的人物與思想，在這裡匯流激盪、自在揮灑。

　　事實上，最能讓台北在華人世界中引以自豪的，不是簇新的高樓，而是讓民間力量健康成長的土壤。在台北，各種創作或研發，都不會被任何有形或無形的審查所囿限。這裡日漸多元的社會價值，和相對不那麼功利躁進的社會氛圍，恰足以讓來自各地的人們，都能找到一處安居自得的天地；讓每個人心中的夢想，都有和別人自由碰撞的機會。

　　在我們的城市裡，公民精神蓬勃發展，諸如環保、宗教志工、動物保護、社區營造等民間團體，也在各自關注的課題上，分進合擊、互為呼應。許多時候，他們還能以一種更具效率的方式，分擔公共服務的職能，豐富了民主參與的機制。

　　在韓市長來到台北的頭一晚，我就帶著他步出會議廳、走進夜市，親身體驗台灣民間旺盛的活力和熱情。在上海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和台北捷運上，我們市民的涵養更讓上海朋友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凡此種種，皆是我們在城市交流中，可以向對岸介紹和分享的生活方式。只要有這樣的抱負和襟懷，誰說台灣經驗不能作為啟發大陸變革的支點？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讓台北的開放自由與上海的市場規模互相輝映、彼此提攜，在東亞崛起、中華文明復甦的潮流中，共領風騷數十年。2010年五月一日，上海世博台北館開幕，我們啟航了！ 　　

（作者為台北市長／本文轉載自2010.05.01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