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旅游诗词源远流长，它是中华诗词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说的古谣：“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是追记夏禹时代的情况。古代春行曰游，秋行曰豫。道家书有托名孔子记述的《洞庭童谣》“吴王出游观震湖”之歌。比较确切的是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中记载西王母对周穆王唱起了“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之歌咏。古人在征旅漫游，甚至在流放中作诗，不仅是寄情山水，而且还咏怀言志，采集这种诗可以洞察民情，了解民风。无论是《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是屈原的《涉江》、《哀郢》，莫不如此。诗歌真正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这种诗，因而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最真的诗”！

　　山水旅游诗，发端于春秋战国以前，汉魏六朝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初，枚乘虽写了《七发》，有“观涛”之作，但它毕竟还是一种赋体文章，不如乐府歌辞来得丰富多彩。魏武帝曹操写了《观沧海》，有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山水旅游诗才可说臻于成熟。但山水旅游诗派的确立，还要数南朝时的康乐公谢灵运了。谢康乐一生在王朝与世族的争斗中频遭颠踬，他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曾寻山陟岭，伐木开径，登庐山，入彭蠡，赴会稽，驰临海，游永嘉，到雁荡，所至之处辄为吟咏。他所写的山水旅游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十分注重作品的形象性，生动地描绘出自然界的真美，给人以清新幽雅的感觉。他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就是观景的佳作；《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亦是借景抒怀之杰作，他无愧被称为山水旅游诗派的一代宗师。他与田园隐逸派的陶渊明一样，主要的功绩在于：打破并取代了那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称霸文坛百年之久的“玄言诗”。这对推动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唐、宋两代及以后的作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宋时期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鼎盛年代，或是在战乱频生的动荡岁月，山水旅游诗词频见于登临览胜、征行羁旅、出仕宦游、被贬流放、吊古伤时之中。尽管每个作者的遭遇迥异，但有一点相同之处，都是得力于“江山之助”，才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其间诗歌发展的“流”，更广于“源”，已成为滔滔奔腾之势的一大流派。试看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谁不是“宦游人”，谁不是“旅行家”？他们都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旅游诗词，有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也有杜甫的“会当凌绝顶，壹览众山小”；有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也有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王安石的“登临送目”，也有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如是等等，不胜枚举。他们把写景、抒情甚至说理，融为一气，形成一幅幅灿烂的画面，成为诗群高峰。宋代的洪适曾说过：“登临自有江山助”，这话不无道理。我国到处有名山胜水，这大好河山，确实养育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养料。但反过来，好些秀丽山川，也正是凭诗人的名篇佳作，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如苏州的寒山寺，如没有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恐怕很难声名远播，这是典型的“物以诗名”。诗人多得益于“江山之助”而能为生许多好诗，江山又多得益于“诗人之助”，能独扬其名；可见江山与人文之间的相互影响、互补发展往往集中体现在山水旅游诗词的巨大作用之中。这就是优秀的山水旅游诗词所蕴藏着的一种社会价值。

　　在历代诗人的集子中保留了大量的山水旅游之作，可见山水纪游是一个永恒的诗题。当今，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已经逐渐发生变化。继旅游事业的蓬勃兴起，山水旅游诗词的需要也日益扩大。现在它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精神产品，还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旅游与文化资源的同时开发，有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效益。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开辟生机’与‘归根传统’的时代”，这话很有见地。山水旅游已由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而中华民族那种特有的传统文化－－山水旅游诗词，也势必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这一时代，成为社会高度文明的一种产物。

（张　岳／温岭市诗词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