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謅湖州人文，拉雜寫來已湊合了八篇，先後犖犖大者列點了為湖州增光添彩，為書畫界開宗立派的名士大家，如三國時的曹不興；南朝的張僧繇、貝義淵；唐代的釋高閑；宋代燕文貴、錢選；元代的趙孟頫、管道昇、趙子雍、王蒙；明代的趙廉善、吳筠、王繼賢、張淵；清朝的沈宗騫、楊硯、郎葆長、吳溥、吳光熊、顧維、溫純、溫一貞等。暨近百年湖州書畫十大家的吳昌碩、王一亭、金城、沈尹默、諸聞韵、沈邁士、譚建丞、諸樂三、費新我及潘韵等，在書畫藝術史上立下雍容蕩駘的流風典範；教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名家高士，其後更逐代以年序略述了自西楚霸王項羽起，至三國朱然；晉代二王父子（羲之、獻之）；南朝沈約、吳均；北朝姚思廉；唐代顏真卿、錢起、張志和、陸羽、孟郊、杜牧；北宋張先、胡瑗、蘇軾；南宋葉夢得、范大成、姜夔、潘季馴；明朝、臧懋循、凌濛初；元代魏耕、胡渭、及清代沈銓、錢江等文才武功上均赫赫顯著的風流人物。

　　一代代的湖州人，就是浸 於儒雅的人文淵藪，與其相得益彰的水鄉錦繡所相蘊藉的氛圍中，其綿延千古、鼎盛昌化的流風遺韻、代代相傳的文脈，雖歷歷可尋，然終惜非拙才鈍筆所能述數於萬一。

　　費丹旭：（1801～1850）字子苕，號曉樓，別號環溪生、環渚等，烏程（今湖州）人，其父為書畫大師沈宗騫的弟子，擅山水。丹旭幼時耳濡目染，喜愛丹青，及長悠遊於浙閩奇山秀水間，與諸多書畫家往還。對山水、花卉、仕女無所不能，其所寫肖像更別具一格，尤於所繪仕女筆法之流暢、清麗、飄逸與眾不同，故有 "費派" 之譽。丹旭對所作《東軒吟社圖》中的廿餘位社員（畫中人物）在吟詠談笑雅敘時，均能抓住群像中各個性格特徵、體態表情，應物象形地一一描繪出精湛細膩、栩栩如生的不同表達，似能從畫中聽出歡笑聲，由圖中走出瀟灑身影，這是他所繪人物畫令人折服的高明之處。

　　子苕也能詩詞、工書法，因受家計之累，常流寓於蘇、杭、滬上諸藏書家為清客，以鬻字畫謀生。現存世之作品有《執扇倚秋圖》、《負米圖》、《果園感舊圖》等，並著有《依舊草堂遺稿》乙卷。

　　汪曰禎：（1812～1882）字剛木、號謝域、薪甫，烏程人，父延澤，字潤之，工詩，有令名．母趙棻，出名門，博通經史，剛木得力於慈母嚴教，博覽群書，學有根源，清咸豐二年（1832）中舉，旋補會稽（今紹興）教諭，其官俸之半，均用於刻書：有《荔墻叢刻》十六集行世，另並撰有《蓮漪草堂文鈔》《四聲切韻表補正》《玉鑒堂詩存》等。剛木精通醫理，著有《濕熱經緯評》醫書。又精史學、算術、天文、曆法、音韻學，並好填詞，長於推步鉤股之學，為解曆術糾紛，潛心研究歷卅年，編纂成《二十四史月日考》五十卷，《歷代長術》《甲子紀元表》及《古今推步諸術考》等。

　　對於桑梓事，曰禎尤為關注盡力，以三年時間，瀏覽二千餘冊史籍、方誌、雜說以至家集、譜牒等，而於咸豐八年冬纂修成南潯的第五本鎮誌四十卷，簡稱《汪誌》，後曾參與修《烏程縣誌》及《湖州府誌》，為方誌學界所推崇。另為恤察農桑蠶婦之苦，及倡導興蠶桑增產值，潛心撰寓《湖蠶述》四卷，以利教農蠶桑。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軍被逐出浙江後，曰楨向閩浙總督左宗棠上陳『善後條程』，左重其才有 "品端學邃，識儀超群" 之褒，委汪襄辦軍務，謝辭不就，但文墨不廢，耄而益勤，光緒八年卒，無嗣，享壽七十一歲。

　　張頌賢：（1817～1892）字竹齋，烏程人，祖籍徽州休寧，曾祖張振先，於康熙年間遷居南潯。鴉片戰爭（1842）後，上海辟為五口通商口岸，張氏在南潯、上海分設絲行、絲棧，全力經營輯里湖絲出口外洋，積財豐厚。太平天國作亂（浙江人稱之為「長毛造反」）之十餘年間（1851～1864）江浙沿海動亂頻仍，政治腐敗、鹽政失調、鹽業失控、公鹽無處買，私鹽亂哄抬，鹽民、鹽商、平民百姓同受其害。張頌賢以其經營絲業頭腦與手段，又挾其雄厚財力與豐沛政商人脈，出謀獻策，協調官商，整頓鹽市，本業也自絲綢逐漸轉營鹽業，調度鉅資，大量收購一般認為已失去官鹽 "統銷保障" 的中小盤鹽商，而紛紛拋售的 "引票" （清制、鹽以引為計價單位，已納稅者稱 "引鹽" ，政府計價配發鹽商運銷引鹽的票據，稱為 "引票" ）。當時張頌賢因資財雄厚，其所收購或申配到的引鹽權，除佔有浙西大部份外，還佔有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及太倉等富庶地區的大部份。不數載，白花花的食鹽，變成白花花的銀子，財源如滾雪球，張家遂富甲一方。後又經營與鹽有關，以鹽為主原料的醬業和腌臘業。同時也開始進軍通運業、房地產業及典當、錢莊、銀行等服務業與金融業，至光緒中，張頌賢已成為南潯巨富〈四象〉之一（江浙一帶人，將富甲一方的眾多南潯富商，以其財產之多寡，區分為象、牛、狗三等，凡積財白銀在百萬兩以上者為象），其實當時張頌賢已有十二隻象──紋銀一千兩百萬兩，其距富可敵國已不云遠矣！

　　俞　樾：（1821～1907）字蔭甫，晚號曲園居士，與唐代孟郊同為德清人，廿四歲中舉、卅歲進士及第，時內閣學士曾國藩賞識其才，覲見文宗授領鎮翰林院，國史館協編。咸豐五年秋出任河南學政，七年秋因以秋闈命題被指為「割裂經文」，遭御史曹澤參劾，革職為民。翌年春南歸居蘇州飲馬橋附近（筆者憶及抗日戰爭勝利後，家父有秋公自忠義救國軍解甲，在姑蘇重執戰前律師舊業，其時江蘇高等法院即在飲馬橋畔，執行世紀大公審──審判汪偽政府的行政院長陳公博、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等大漢奸，家父被主理該案的法界前輩石美瑜召為助理，此一榮譽任務應為後被劃入右派，遠遣川康，冤死異鄉的家父畢生榮耀之一。）

　　同治四年（1866）秋，主講蘇州雲間書院，兩年後太平軍陷姑蘇，攜眷出返故里，曾先後主講於湖州龍華書院、長興箬溪書院，及其故鄉德清之清溪書院。後經同榜進士，時任兩江總督李鴻章之推荐復返蘇州主講紫陽書院，並受邀主編《上海縣誌》，七年後受聘返浙，主管杭州浙江書局，精刻子書廿二種，海內稱為善本。晚年在杭州詁經精舍講學長達卅一年。蔭甫一生布衣素食，勤於治學，當年拜在曲園居士門下的濟濟多士如戴望、黃以周、朱一新、袁昶、吳昌碩及章太炎等，據翰林院修編《俞先生行狀》，號「俞樾執教時，兩浙知名人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其 "樸學之宗" 聲譽遠播扶桑，故有日本學者慕名渡海而來，在其門下受業。

　　曲園老人一生絳帳春風，除在各書院主講外，均勤於治學，在經、子、小學、宗法諸方面成就卓著，通古文假借，並分析其特殊文法與修辭。能詩詞（按：曲老填有《虞美人‧月湖》，描寫杭州西湖 "湖心亭" 夏季深夜月色滿湖的景色云「一輪乍透疏林缺，洗盡人間熱。湖心亭上倚欄桿，便覺瓊樓玉宇在塵寰。樹蔭滿地流萍藻，夜靜光愈皎，天心水面兩相摩，時有銀刀潑刺躍金波。」，以饗讀者）樾老也重視小說戲曲，強調其社會教化功能，暨隆污治化之重要。光緒十年（1882）因傷家國之巨變，有「三大憂論」，即〈中國之號將替〉〈孔子之道將廢〉及〈天地之道將終〉之三憂，可見出老人傷時憂國之苦心。

　　俞樾著作等身，其所著各書之總稱曰《春在堂全集》凡五百餘卷，留下甚多學術史、文學史方面令人高山仰止的珍貴資料，其中《古書疑義舉例》乃曲老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結晶，聞名於世。其他重要的有《群經評議》《諸子評議》《茶香室叢鈔》等，均博大精深，備受學者重視。

　　曲園居士於五十三歲時，始在姑蘇購地營建〈春在堂〉及〈曲園〉屋旁園內疊石鑿地，垂柳翠竹，鵝卵曲徑，均以曲見巧，是姑蘇眾園林中，貴而不富，極負文化氣息的一處，迄今仍開放，為識者喜憑弔賞覽之勝景。〈春在堂〉留有當年集清廷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於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所題〈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匾額。另蘇州楓橋寒山寺，用於示客的那方張繼的《楓橋夜泊》名詩的石碑，正是曲園老人的法書，而且拓印後，成為寒山寺最暢銷的 "文化創意產品" ，相信很多去過楓橋的讀者，都會買回此一墨寶珍藏。

　　劉　鏞：（1825～1889）字貫經，祖籍浙江上虞。康熙初，其遠祖尚賢公遷南潯，在泰安橋下開設小銅匠店營生。貫經發跡後，劉氏家廟神龕中，仍供奉一付小銅匠擔，以示不忘祖上創業維艱，也藉以教育後代子孫守成不易，飲水思源之古訓。

　　少年劉鏞跟隨諸父輩，幫人從事絲業交易，先在本鎮某綿綢店當學徒，因待遇太過微薄，又學不到買賣本事，稍長，乃轉到絲行當夥計，漸漸瞭解輯里絲品質誘人，銷路廣暢，利潤可觀等商業優勢，及見習到買辦、老闆們的經營之道，不旋踵盡得絲業經營奧秘。時適清廷鴉片戰爭失敗，中國在馬關條約之辱下，上海也被逼列為通商口岸，日寇及西歐洋人，在上海大肆收購湖絲，南潯、輯里一帶蠶絲出口激增。劉鏞抓準時機，與友人邢賡里合夥開設絲行，獲利甚豐。積夠資財後，獨資經營，且直接與外商交易，既可不受中間剝削，又可獨享厚利，乃在上海設劉貫記絲行，專做國際貿易；在南潯設劉振茂絲行，專責生絲收購，貨源不虞匱乏，外銷通路也暢，就國內絲商言，已是甚具規模，但出口貿易市場絲價貴賤起落，仍大多為洋商所操縱壟斷，風險管控非由自主，乃轉思仿傚同鄉前輩張頌賢做法，轉而經營風險可自行掌控，且利潤頗豐的民生必需物資──鹽業。到蘇北揚州開辦鹽場，成為經營淮鹽的大引商，與張家經營浙鹽有所區隔。自茲日進斗金，因鹽而富，遂擴大經營範圍與性質，在上海、青島、杭州、漢口、常熟等繁榮城市經營房地產，置莊園，購田地。同時亦跨足當舖、錢莊到投資銀行等金融業，擴大其經營版圖與增益其營利收入。辛勤而順遂地經之營之卅五年後，約至光緒中（1890年前後），劉鏞累積的財富已躍居南潯四象之首，達白銀兩千萬兩。刻正在兩岸放映，描寫晉商生財有道，發跡有方的《白銀帝國》看來浙商也是不遑多讓的。

（吳神農／本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