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門港由舟山本島東南端及魯家峙、馬峙、小幹島所圍之海域組成。港區呈東西走向，狹長形。港之兩岸建有碼頭數十座，可泊漁、商船數千艘。

　　舟山市的普陀區，史屬定海，其區政府設在沈家門。沈家門地名來歷，有據可查出現於北宋末。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隨路允迪從定海（今鎮海）乘〈神舟〉出使高麗。就其國之山川、風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儀文、往來之道路，翌年撰就《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其中海道卷中記述定海（鎮海）至高勵麗（國都開城府）的海上航路。

　　圖經述：「〈神舟〉駛經虎頭山……招寶山……沈家門……梅岑……」其中對沈家門作如下描述：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地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巳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峰、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亙，尚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　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時，該地居民姓氏多家，尤以沈姓為多，故名〈沈家門〉。

　　據南宋寶慶《昌國縣志》記載，縣內設有津渡〈舟山渡〉（今定海街頭東岳宮山下）、〈竿纜渡〉（今干纜鎮）、〈金塘渡〉（金塘島）時，尚無〈沈家門渡〉之記載。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昌國州內已有概管戶和民戶4萬4千餘戶、共有12萬6千餘人。沈家門口聚居已多，稱之為嶴，為富都鄉中八十三嶴之一。州內增沈家門渡、冊子渡、泗洲塘渡。其中沈家門渡設立時間，當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成宗鐵穆爾時期，且以《昌國圖志》成書年份即大德元年（1279年）為下限。

　　元代，舟山渡作為官渡通航於慶元（今寧波）府與昌國州之間，沈家門渡則通航於昌國州城（今定海）及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六橫諸島間。沈家門嶴居民需赴慶元、定海（今鎮海）、先由沈家門渡口乘渡船或翻越山間小道至昌國州城街頭，再轉乘舟山渡船即可前往。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昌國州為縣。明太祖以東南控海之地，乏兵以守，恐致寇害，命設衛所及巡檢司隸縣。洪武十九年（1386年），征南將軍湯和經略海上，奏請廢縣，經王國祚面奏明太祖，力陳利害，准留舟山島547戶8805人，翌年廢昌國縣，昌國衛遷象山東門島。舟山島上留守中中、中左兩千戶所。自此，昌國之稱易為舟山（縣城亦稱所城），隸屬昌國衛（象山），後又改隸定海衛（鎮海）。洪武二十年，舟山所城南二里設舟山關，設螺頭等六隘，沈家門、西　、干覽等三寨和烽堠二十八處。

　　沿海諸島（山），為防寇須潮汐相通，以防陸莫先於防海之議。明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量其大小，給兵仗、火器，並調撥旗軍駕駛。據《中國海防史》載，明朝廷對浙江海上禦敵有所調整，主要是罷水寨海船守備（守備為總兵之下，駐守城哨，位次於游擊將軍），確立水軍近海巡哨之制度。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年），在浙江將各衛的兵船集中起來，在沈家門等處設立三水寨，以禦倭寇於海上。

　　憲副曹時中多次親臨沈家門水寨，且賦詩《又臨水寨》和《臨沈家門水寨》：

　　又臨水案
　揚旗秉銊上艨艟，帆掛鯨波破曉風。
　山勢極臨昌國迴，潮聲猶帶石門雄。
　三軍鼓銳惟聞令，諸將同心擬奏功。
　幸遇遠人賓服之，不煩天子顧留東。

　　臨沈家門水寨
　才微身老一書生，水寨春深坐訓兵。
　山到極邊看有色，潮回大海聽無聲。
　分屯裡堡三軍肅，巨艦雲旗五色輕。
　擊楫中流思共濟，敢於生死負皇明。

　　正統四年（1439年）和正統七年，倭寇入侵的得逞，引起明朝廷對海防之重視，遂採取一系列措施整飭海防。正統七年二月，海寧衛百戶羅賢提出，沿海每個衛所出船一隻，官軍百人，組成艦隊出海巡哨，以禦敵於海上。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忠和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陳暹擔心水軍 "假盤為由，出境謀利，反誘倭寇入境侵擾" ，未予採納。翌年八月，任總督備倭的李信提議：「永樂中，原於沈家門等處立了三水寨，合兵聚船，以備倭寇，海道一向寧息。正統二年（1437年）始掣散水寨，各守地方，自此海盜益多。恐海寧、臨山等衛，無港泊船，遇有儆急，拒敵良難，乞復舊為便」。要求恢復永樂年間海上禦敵之法，再重設沈家門等水寨。當時整飭浙江備倭事的戶都侍郎焦宏未予同意。此前，即正統七年二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忠和李信的前任總督倭陳暹提出：「觀海、定海、臨山、寧海（海寧）四衛，雖皆近海，然多漲沙，倭寇卒難登岸。惟定海所屬烈港、沈家門、黃溪港正衝要之所，主將四衛並所屬官軍沿船，各分其半，每三月一交代，俱赴烈（瀝）港停泊，往來於沈家門、黃溪港及本境海道巡哨。並其他衛所調哨官軍，每年俱正月中出海，七月中各還本衛所屯守，庶勞逸相均，防守不誤」。此建議被朝廷採納，浙江遂建立起各衛所水軍近海哨和觀海、定海、臨山、寧海四衛以部分兵力巡哨衝要海道之制度。浙江的防禦體制定總督備倭領導下的南北兩大防區之防守，和各衛分散進行海上巡哨相結合。海上防守除集中部分兵力外，基本由各衛分散進行，勢單力弱，遠不如福建所設的五水寨。

　　沈家門史為貢道，倭寇必經之路。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四月，日本第二期第三次十艘勘合貿易船經雙嶼港抵達普陀山，停泊蓮花洋後，明朝官府派出彩船百餘艘前去歡迎，環繞使船贈送淡水、酒、食糧等物，待使船駛進沈家門時，寧波府官員又乘坐畫舫50餘艘，吹角打鼓前往迎接，然後由寧波巡檢司派官船高引航經定海駛入寧波港……貢道所經，於入寇最邇。明世宗嘉靖乙卯（1555年）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據之，遂至東陲鼎沸。及徵兵七省，費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賊舟漂至沈家門，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令把總誘降53人，悉斬之。

　　明代張時徹，鄞縣人，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其《防海議》：「…今日之海防會哨，分於外海為第一重山，沈家門、馬墓（目）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倭夷之舟航勿與也；火器飈發，倭夷之短兵勿與也。折蛇豖之勢，而免內地震駭之虞」。言海防之重要，海防固，則內地固，從中亦見沈家門水師之重要。

　　為加強舟山防禦，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調山東濟寧游擊將車何汝賓（蘇州人）任舟山參將，翌年擢為寧紹副總兵，其對軍事頗有研究，有軍事著作《兵錄》傳世。何氏於天啟六年編修成《舟山志》， "示要，列兵防" ，為明代舟山唯一官修誌書。其山川目載，舟山有港十五：舟山關港、岑港、烈港、雙嶼港、馬墓（目）港、長峙港、長塗港、穿鼻港、沈家門港、白沙港、石牛港、嶴山港、青龍港、沍泥港、忝吞港。其中沈家門港： "總哨兵船駐此" 。又載沈家門寨：「原係水操之地，有軍防守，近背敗同（皆取回）。番船去來皆泊此。內有趙嶴、南嶴、蘆花嶴、大嶴，去寨三五里，向居民築牆大嶺，阻截總路。近徑由水路或聞道而入，累被劫掠，更須慎禦，庶克有濟」。沈家門山：「正兵哨駐此」。舟山正兵哨，配中軍把總一員，旗牌兼領哨一員，福船二艘、冬仔船一艘、鳥船二艘、沙船三艘、民唬船七艘、軍唬船二艘、劃船六艘，民捕舵兵425名、軍捕舵兵並貼協駕車90名。舟山水師所用之海舟，以鳥槽為首，與大福船同列一等。 "耐波濤，且禦火，能容百人，底尖上闊，艏昂艉高，樓三重，帆桅二" 。

　　沈家門地名，距今885年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始有記載。元朝大德《昌國州圖志》記有沈家門渡，渡口設立距今亦有711年歷史。既為渡口，已置有渡船，行駛一定航線，且有一定航班。實為沈家門民用港之雛形。若非朝代更迭，沈家門用港一定會朝正常方向發展。然元朝統治中國僅百年就宣告結束。

　　明朝廷因倭患與內亂，徒民廢縣，駐紮軍隊，沈家門港遂向軍港發展。明洪武二十年置沈家門寨（水寨），明永樂七年立沈家門等三水寨， "合兵聚船，以備倭寇，海道一向寧息" 。沈家門等三水寨對當時整個浙江的防倭之重大作用由此可見。至正統二年掣散水寨，歷時28年。這28年期間為沈家門軍港史上鼎盛時期。至明末正武定為港口，其仍為軍港。

　　綜觀沈家門港前朝古代史，歷經了沈家門渡～沈家門水寨～沈家門港漫長的348年發展之路。

（倪吾芳／舟山市）